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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研究》、《对企业需求的时间体系分析》、《风险负担理论文集》、《组织的限制》。此外，还有《最优投资政策》等约100多篇论文，刊载于各种学术刊物上。阿罗与希克斯因在一般均衡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一同被授予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社会选择理论。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一书，是肯尼思·阿罗最主要的、最著名的成就。阿罗运用当时经济学家们尚未熟悉的符号逻辑的记号体系，对政治学中一个从未被经济学家和很少被政治学家提出的问题求解，独立地创造了社会选择的规范理论，研究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不可能性定理”的阐述，他提供了现代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础。

阿罗认为，人们根据偏好决定效用，又根据效用决定个人的选择。由于效用不具有人际间的直接可比性，所以要通过某种统一的尺度来进行间接衡量。在社会成员个人偏好的次序已知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程序，把各种个人偏好次序归纳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然后才能从中确定什么才是最优的社会位置。

阿罗指出，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社会福利函数，它能作出有助于社会选择的明确的社会排序，那么这个函数必须同时满足5个相互独立的条件：广泛性、一致性、独立性、非强加性、非独裁性。他证明了，只有同时满足上述5个条件，才能使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达到协调一致。阿罗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要构造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是极端困难的。阿罗利用集合论的工具，严密地证明了这一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他表明，导致这种不可能性的本质原因在于条件1—5之间存在着互相矛盾，因此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一致。破碎的地基上当然不能建立起坚实的社会福利函数大厦。

阿罗在严密的数理逻辑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了一个尖锐的社会性结论：如果消费者的价值观能由相当广泛的个体排序表示出来的话，那么公民主权学说和集体理性学说就是相互矛盾的。阿罗认为，投票僵局不仅会在以多数规则为基础的制度下发生，而且还会在除独裁制度以外的任一种可设想的制度下发生。因此，在逻辑上是不可能把个人的选择累加或间接地通过政党和国会议员来操纵“制度”，即便是把所有的备择方案限于两个备选对象。这样，寻找合理的社会选择机制的努力就似乎陷入了困境。

为了解释造成这种困境的内在机理，阿罗转而对个人偏好的出发点———个人主义进行了考察。他的研究表明：构造一个社会福利函数的困难来源于由个人主义假设所带来的差异社会态度。因而，社会福利判断的可能性，依赖于个体对备选社会状态的态度之异同性。既然个体判别如此千差万别，社会福利的判断与选择不易统一也就是当然的事了。

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打破了一些被人们认为是真理的观点。该定理表明了：“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选择方式不能满足前述的“阿罗5条件”。因此，民主并不足以保证达到“公共意志”，它最大的积极之处是防止了“最坏”情况的发生。此外，“不可能性定理”还表明，以货币作为投票工具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作出符合社会公意的合理选择。因此，它的天然合理性是有限度的。

一般均衡理论。阿罗完成了《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之后，就与杰拉德·德布鲁通力合作，重新进行标准的一般均衡“存在性证明”。通过使用新的数学技巧，阿罗和德布鲁发现：完全竞争条件下多元市场均衡的存在要求有所有货物和劳务的期货市场，即要有我们能在其中今天付款明天提货或者今天提货而保证明天付款的市场。

阿罗创造性的一般均衡成果表明，在所有商品和服务中，在“超前市场”需要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存在着一个竞争的多元市场均衡。设计者只考虑今天的市场或“定点”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商品和服务或保险是在现期的出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交易的。超前市场是我们今天能为未来获得的货物付款，或今天接受货物答应明天付款的那些市场。

阿罗的创造性证明对没有给予完全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实际重要性引起怀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罗后来对一般均衡理论在实际市场中的作用问题进行研究。1971年，阿罗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合著的《一般竞争分析》，完成了这一任务。

阿罗进一步研究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如何处理市场不稳定和风险问题，使之达到“一般均衡”。他提出的关于“风险”和“不稳定”的新理论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对企业决策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