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放21响礼炮

放21响礼炮是炮礼的一种，常用于表示庆祝或悼念等特殊场合。具体为什么放21响礼炮，可能因地域、背景和传统习俗而异。比如，在中国，放21响礼炮的习俗源于北魏时期，据说每次朝廷举行盛典时都要放21响礼炮，以示庆祝。而在现代，21响礼炮也常用于国庆、重要节日、重大活动或纪念逝者等场合，以表达对国家、人民和逝者的敬意和祝福。

主要是看锻炼的动作，重量的选择还是要选择自己适合的。在锻炼时双手握住曲杆杠铃的适当位置，不要过宽，和肩部的距离同样。然后身体保持好正确的站姿，肘部在锻炼中不要乱动。在锻炼时动作离心后要尽量慢些，不要过快的放下，保持正确的锻炼节奏，才可以给肌肉带来最大的刺激感受度。

礼炮，是举行隆重典礼或欢迎贵宾表示敬礼时所放的炮。鸣放礼炮传达的是一种敬意。也有电子礼炮出现，用于民间庆典活动，结婚迎接新娘等，由于电子礼炮耐用、环保、可循环使用，也可以产生真实礼炮的爆炸声、光效果等优势，是普遍被人们接受。

凡欢迎外国元首，鸣礼炮21响， 欢迎外国政府首脑，则鸣放19响。 

相关信息：

国庆庆典礼炮鸣放的规格要求非常高，将按照高质量、有创新的要求，鸣放礼炮60响，28门礼炮同时鸣放为1响，56门礼炮交替鸣放60响，鸣放过程将根据国旗护卫队的行进时间进行，每响间隔4秒33，鸣放时间4分20秒左右。

在外交场合中，迎送国家元首时鸣放21响礼炮，政府首脑鸣放19响，副首脑鸣放17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君主获得子嗣时也要鸣礼炮表示庆祝，通常是王子鸣101响礼炮，公主鸣21响。俄罗斯帝国例外，皇子鸣放300响礼炮，公主（女大公）鸣放101响。

1、国宾礼炮

（1）国庆庆典礼炮鸣放的规格要求非常高，将按照高质量、有创新的要求，鸣放礼炮60响，28门礼炮同时鸣放为1响，56门礼炮交替鸣放60响，鸣放过程将根据国旗护卫队的行进时间进行，每响间隔4秒33，鸣放时间4分20秒左右。

（2）在外交场合中，迎送国家元首时鸣放21响礼炮，政府首脑鸣放19响，副首脑鸣放17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君主获得子嗣时也要鸣礼炮表示庆祝，通常是王子鸣101响礼炮，公主鸣21响。俄罗斯帝国例外，皇子鸣放300响礼炮，公主（女大公）鸣放101响。

（3）此外，许多国家在君主加冕、总统宣誓就职、元首诞辰和去世、或举行盛大国事庆祝活动时，也有鸣放礼炮的习惯，比如美国总统就职和去世时各鸣礼炮21响，英国君主诞辰时在伦敦的伦敦塔内鸣礼炮62响（21响向君主致意、21响向伦敦市致意、另外20响是因为该塔属于王宫和军事堡垒），其他地方鸣炮41响。

2、海军礼炮

在海军交往场合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享受21响礼炮，海军元帅享受19响礼炮礼遇，海军上将或同级官员享受17响礼炮，海军中将15响，海军少将13响，海军准将11响。

扩展资料

汽油礼炮

技术指标主体钢架和钢板组成,电路部分有手控部分和遥控组成，单气路组成（主要采用汽油和氧气混合，电子打火发出鸣响）。

混合气体礼炮

技术指标主体钢架和钢板组成,电路部分有手控部分和遥控组成,双气路组成（主要采用氧气和液化气混合，电子打火发出鸣响）。

电子礼炮

技术指标圆住体外型胶体组成,电路部分主要是采用，分离式炸响头，触发电击针，升压电路组成,高压在电极之间穿透空气放电，同时产生电火花和声音，高压放电的同时产生大量的负离子有助净化空气。

鞭炮声礼炮

技术指标摇控操作，微电脑控制。无火药无汽油，是新型的绿色环保产品。鞭炮声礼炮的响声为每秒钟12响，单次的放响的时间长达70分种以上，并具有特别防水功能。

-礼炮

54门礼炮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指参加政协会议的54个单位，或曰45个单位加特邀人士的9个方面(或小单位)，它象征的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此外，当时的礼炮总共数量应该是有108门，两边各放54门，一边填装，一边发射，以便连续鸣放。

　有关54门礼炮代表54个民族的说法是错误的。下面所附的资料，一是来自《档案大观》，二是来自曾亲自参与建国来民族识别的施联朱教授，可以证明在1954年，我国识别出来的少数民族仅有38个，到1964年方才又识别出15个新的少数民族，之后由于文革的原因，民族识别的工作停滞，直到1979年基诺族被识别为第55个少数民族。由这一过程可以下一结论，在开国大典前后，中国并无54个民族之说，凡是与54个少数民族的说法皆是错误的。

　附：

施联朱，1920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市。

1950年，考入首都燕京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开始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先后参加政务院调查组，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土默特旗县并存”的问题；参加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

　　40多年来，施联朱共编写和主编了20多部专著，其中《中国的民族识别》1996年获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旧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说不清楚。第一次人口普查，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

　　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世人皆知。但是，很多人却并不知道，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解放初的40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长期、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甄别而最终认定下来的。那么，民族识别的缘由是什么？其过程又如何？这是各国学者和广大读者所瞩目的问题。为此，本刊记者特此专访了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曾经专门从事过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的施联朱教授。

　　据施联朱教授介绍，早在1950年——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民族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时，那时就已初步涉及到民族识别问题，因为一些长期深受民族压迫、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己民族成份的少数民族，在这时纷纷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成份。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260多个。要落实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诸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落实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帮助发展民族经济、开办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文化等，就需要把民族识别作为首要解决的民族工作任务之一尽快提上了议程。对于这些众多的待识别族体，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对于少数民族，还要进一步弄清他们是单一的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

　　自5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组织大批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待识别族体的族称、族源、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社会历史等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研究，并在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其民族成份和族称。大体上，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经过了四个阶段。

　　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族称要由各民族人民自己确定，这是他们的权利。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4年，是民族识别的发端阶段。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浙江、福建等省调查研究畲民族别问题，认定畲民既不是汉族，也不是“瑶族的一支”，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同年，在中央民委领导下，由中央民族学院派出了达斡尔族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内蒙古达斡尔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确认达斡尔人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而非蒙古族。在新疆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对新中国建立前强加于俄罗斯人带有侮蔑性的称呼“归化族”，正名为俄罗斯族；把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认定的、从南疆迁至伊犁的“塔兰其”族，定名为维吾尔族；1954年把“索伦族”改为达斡尔族。

　　在这一阶段，经过识别和归并，从400多个民族名称中，初步确认了38个少数民族的族称。其中除已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等民族外，新确认的族称有：壮、布依、侗、白、哈萨克、哈尼、傣、黎、傈僳、佤、高山、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

　　第二阶段，从1954年到1964年，是民族识别的高潮阶段。

　　1954年，中央民委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小组。在云南260多个民族名称中，只有少数属于识别其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问题，而大量的则是属于民族支系的归并，确定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其他民族的一部分的问题。其中工作量较大的是对彝族和壮族支系的归并。1954年在云南操彝语、并拥有各自不同的他称或自称的族体约300万人，分为数十种支系。从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语法结构以及经济生活、社会文化诸如火把节、族长制、同姓不婚、火葬遗址、祖先灵台、巫术、多神崇拜等方面看，他称或自称的“土家”、“倮”、“水田”、“支里”、“子彝”、“黎明”、“莨莪”、“他谷”、“纳查”、“大得”、“他鲁”、“水彝”、“咪哩”、“密岔”、“罗武”、“阿车”、“山苏”、“车苏”等数十种族体，都基本相同或相近于彝族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因而被确定为彝族的支系，而不是单一的少数民族。把文山地区的“侬人”、“沙人”、“天保”、“黑衣”、“隆安”、“土佬”等不同称呼的族体，则归属于壮族支系；把“糯比”、“梭比”、“卡都”、“碧约”、“拉乌”等归属于哈尼族支系；把居住在洱源的自称“白夥”的“土家”人归属于白族支系；把“黑浦”(“摆彝”)归并入傣族支系。总之，把云南260多个不同族称的族体，归并为22个。

　新中国建立前，贵州就有100多个民族名称。1950年中央派遣民族访问团到贵州工作时，省内各地报来的民族名称共有80多个。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这80多个族体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其中大部分初步划分了归属，但有20多个尚未最后认定，如“穿青”、“南京”、“喇叭”(湖广)、“黎族”(里民)、“六甲”、“(兜)”、“东家”、“西家”、“绕家”、“蔡家、“龙家、“莫家”、“木佬”、“睤睟”等。民族识别调查组还到安顺、毕节等地区进行“穿青”人的民族成份识别调查研究。

1956年经过调查研究，国家又正式公布了仡佬族的名称。同年，中央民委派出湖南土家族识别调查小组，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1964年，对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183个民族名称，又经过识别调查研究，新确认了15个少数民族，将74种不同名称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之中，还有几十种在识别过程中自动撤销原登记的民族名称。至此，已填报的族体的识别工作得到了基本解决，还存在的有待于识别的族体已为数不多了。

　　第三阶段，从1965年到1978年，是民族识别受到干扰的阶段。

　1965年确认了珞巴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珞巴族居住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洛瑜地区。“珞巴”是藏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南方人”；其内部有“博嘎尔”、“崩尼”、“崩如”、“宁波”、“邦波”、“德根”等不同自称或他称。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种独立语言，无文字；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具有与周围的藏族不相同的民族特点，因而珞巴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省从1965年起，先后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进行了一年多的民族成份调查研究工作，主要对“革兜”、“东家”、“木佬”、“三锹”等人们共同体进行初步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识别工作和其他民族工作一样，被迫停止了十多年。

　　许多少数民族“返本归原”，成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

　　第四阶段，从1978年到1990年，是民族识别的恢复阶段。

　　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万余人的基诺族居住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攸乐山，自称“基诺”，古称“攸乐”。此地家喻户晓地流传着基诺、汉、傣、哈尼(另说还有布朗)同出于一个大葫芦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基诺同汉、傣、哈尼等民族在远古时代的密切关系。语言属藏缅语族，语法结构接近彝语支、缅语支，都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自己的特点。如：村寨中有寨老(“卓巴"、老火头)、寨母(“卓色”、“老菩萨、大斋)等古老氏族长老，保留了对偶婚和群婚残余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有共耕习惯等，因而认定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贵州自1981年起，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工作。将7千余人的“绕家”、4·1万人的“东家”和3·7万人的“南龙”(其中包括1万多人的“龙家”，他们自认为白族)归并于苗族；将3万余人的“睤睟”归并于毛南族；有60多万人的“穿青”，仍维持原来族属识别的意见，划归汉族。在湖南省西南部，有一部分汉人，因长期与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一起，受少数民族的影响，有一些特征发生了变化，如“哇乡人”、“本地人”和“梧州瑶人”，他们要求承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经过识别调查研究，确认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一部分。

　　1985年，有人认为新疆阿勒泰的一部分蒙古人是“图瓦人”，经过调查研究，他们不具备单一民族的条件，而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还识别了涉及20个县市、50多个乡镇的10个少数民族，共10万人。

　有些族体在划归某一少数民族之后，也出现过重新提出要求作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情况，如云南的“苦聪人”和“摩梭人”。经过重新识别调查，仍维持原来的意见，“苦聪人”为拉祜族的支系，“摩梭人”为纳西族的支系。

　有些少数民族的族称，是汉族或其他民族对该民族的他称，有的甚至带有侮辱性质。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对广大群众提出更改族称或更改族称译写所用汉字的，都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作了更改。如1963年4月改“佧佤族”为佤族，1965年10月改“癎亻童族”为壮族，1985年9月改“崩龙族”为德昂族，1986年6月改“毛难族”为毛南族。

　自1982年以来，全国提出要求恢复和更改民族成份的有500万人，已恢复和更改的有260万人。其中主要是居住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满族；湖南、湖北、贵州、四川四省边界地区的土家族；湖南、贵州两省的苗族和侗族；贵州、云南两省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

　　截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止，正式确认中国有56个民族。

附2：

开国大典54门礼炮代表什么？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随着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天安门广场上，军乐队高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的惊雷，将开国大典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人们不禁要问：按照国际惯例，重大典礼上最高的礼仪是鸣礼炮21响。为什么新中国开国大典要鸣28响？！54门礼炮又代表什么？！有的外国记者猜测28响代表的是28位开国元勋，有人认为是毛泽东(繁体字)名字的笔画，有人联想到易经、爱情……。但中国人却比较一致地认为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有人写文章说，毛泽东在政协会上说要放28响，未做任何解释，就让在大典筹委会工作的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起草个说明，唐也不问，就写了代表中国***诞生28年，毛泽东看后立即签上了名字。人们也基本认同了这一说法。

　至于为什么用54门礼炮？！由于当时并没有对外解释其代表意义，引起各方面的种种猜测，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54门礼炮代表当时已知的中国54个民族，果真如此，当时确定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时为什么只选了13个少数民族的23位代表呢？实际情况是，建国初期人们包括筹备会的领导们并不太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民族。直到1953年7月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能列出名称的少数民族也只有51个，加上汉族是52个。可见开国时用“54”代表已知的中国54个民族之说不能成立。

　也有人认为“54”代表当时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各个单位，但数来数去，只数出45个单位和特邀民主人土，似乎无法自圆其说。

　带着疑问，我们查阅了有关资料，原来，礼炮仪式起源于中世纪的法国，一次在奥格斯堡欢迎凯旋归来的皇帝时，决定鸣放礼炮100响，但在鸣放时数错了，鸣了10l响，以后101响就成了盛大庆典的传统。在外交礼仪中鸣放礼炮源自英国。17～18世纪，英国是“日不落”的头号殖民帝国，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每当英国军舰驶过别国炮台或港口时，都要求对方鸣炮向它致敬，以示对它尊重和屈服，英舰只鸣炮7响，却要求对方鸣炮21响。随着殖民地一个个走向独立解放，英舰也改鸣21响，以示平等。现在一般欢迎外国元首鸣放礼炮21响，欢迎外国首脑鸣放礼炮19响，欢迎外国副首脑放礼炮17响。

　再看当时的有关报道和档案资料。首先发现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鸣放礼炮时曾出现过49响和54响。1949年7月7日在北平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大会上鸣放礼炮49响。7乘7等于49，在这个特定场合，49响明显代表的就是“七七”抗战。同年9月21日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时鸣放礼炮54响，象征意义与这次会议的组成形式有关，下文将作详解。如追溯得远一点，1929年6月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曾鸣放礼炮101响。说明历史上鸣放礼炮也是不拘一格。

　198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收藏开国大典礼炮时，曾专门访问过原开国大典受阅炮兵总指挥兼礼炮队总指挥、华北特种兵副总参谋长赵大满(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负责礼炮队组建训练的华北特种兵作战科副科长韩怀志(后任兵器工业部副部长)等同志，了解当时的情况。赵大满同志回忆说：“为何放28响？毛主席告诉唐永健同志，28响代表了革命28年”。韩怀志同志告诉我们，开国大典当天上午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同志来检查礼炮队的准备工作时，曾这样激励他们说：“54门炮代表政协各大小民主党派，28响是代表中国***28年，意义非常重大……”

　　由此可知，开国大典时鸣礼炮28响代表中国***领导中国人民革命28年，这是毛主席定下来，并向唐永健作了明确解释的；54门礼炮代表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54个单位。这些情况，当时的有关领导应该都知道，只是未公开解释过，以致后来有所误传。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人们尚不大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如果清楚，不可能只推选出13个少数民族的代表。直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956年正式公布)时，能列出名称的少数民族只有51个；1960年后经过民族识别，又确认了普米族和门巴族；1965年识别确认了珞巴族，这是中国人口最少的单一民族，只有2000余人；1979年6月又正式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至此，基本确定了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的框架。有人说开国大典时已知中国有54个民族，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还有人提出，参加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只有45个单位加特别邀请人士，何来54个单位？提出问题的人恰恰不明白参加人民政协的代表首先划分为五大类，大类下有若干单位，即(甲)党派代表共十四单位、(乙)区域代表共九单位、(丙)军队代表共六单位、(丁)团体代表共十六单位、(戊)特别邀请人士。可见特别邀请人士是作为第五大类代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位出席会议的。从当时公布的75名特邀代表的名单和照片的排列看，明显分成了9个单位但难以冠以单位名称(有的特邀代表发言中称为9个小单位或方面)。即：1、首席代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两位老资格中共人士共3人；2、教育界科学界知名人士15人；3、以前各历史时期知名人士13人；4、老解放区民主人士6人；5、国内和平努力人士，包括原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及已解散党派中的民主人士13人；6、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0人；7、戏剧艺术家4人；8、新疆代表团3人；9、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8人。特别邀请人士在会上的各项活动也是按9个单位安排的。45加9恰好等于54。会议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时，更是明确宣布“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如下的按单位次序排列的名单”，数下来正好54个单位，包括特邀人士的9个单位。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人民政协会议开幕式鸣放礼炮54响和开国大典的54门礼炮齐鸣代表的都是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54个单位，或曰45个单位加特邀人士的9个方面(或小单位)。它象征的是中国人民空前的大团结。

　　1、本次国庆70周年庆祝大会共设有礼炮56门，象征着56个民族，56门礼炮摆放在正阳门前，每边设有28门。共鸣放了70响礼炮。

　2、我国的国家级庆典活动鸣放礼炮时，一般都是28响，这是寓意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中间28年的艰难辉煌历程。在国庆35、40、45周年庆典时，都鸣放了礼炮28响。

　3、而在国庆50、60周年庆典时，则分别鸣放了50响、60响。2015年的“93阅兵”当天，则鸣放了70响礼炮，这是此前历次庆典及纪念活动鸣放礼炮最多的一次，当时的70响也寓意自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至今的70周年。

1943年8月，朱可夫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运用大纵深防御体系，挫败了德军的“堡垒计划”，并“转守为攻”，开始了战略性反攻。由于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进攻意大利，德国不得不面临着两线作战的窘境，在苏德战场上全面走向防御态势。

完全掌握主动权的苏军，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就是解放全苏联。然而，随着德军一路颓势，苏联统帅插手军事的毛病，再次显现。好在苏军占据着绝对优势，实力越来越雄厚，所谓的“瑕不掩瑜”，朱可夫也只能是无奈地执行。

苏军实力不断加强，苏联统帅决定连续攻击，战略意义更大。

如果说苏联能够取得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不得不说英、美两国的军事援助。按照美国《租借法案》的内容，大批美式坦克、汽车、火炮等装备运抵苏联，甚至是整套的工业生产线，不仅增强了苏军的战斗力，而且加快了苏军武器的研发。

库尔斯克会战中，德军的重装备是打坏一辆少一辆，而苏军坦克往往是打坏一辆，增加三辆。这样的装备补充，换做是谁，都能轻易获得胜利，这也就解释了苏军虽然获胜，但伤亡惨重的原因。也就是说，苏军更看重结果，损失大小不重要。

眼下的大好形势，对于苏联统帅来说，是希望尽快将德军赶出国境，解放更多的领土和遭受德军蹂躏的国民。当然，政治影响也是他更多考虑的一面，英、美两国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就是希望“二虎相争”，他要证明的就是苏联越打越强。

朱可夫自然也明白统帅的想法，但他更倾向于如何更多的、更快捷地将德军的有生力量消灭在本土，为以后攻克柏林创造条件。两人的想法不在“一条线上”，分歧是迟早的。果不其然，朱可夫的提议遭到了统帅的反对，但他无可奈何。

在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决定下，朱可夫协调两个方面军，开始向第聂伯河的德军发起进攻。士气正旺的苏军，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许多部队找来木排、小船等，甚至在晚上强渡第聂伯河，德军防线很快被突破，苏军大踏步地向前推进。

到了年底，朱可夫率领的乌克兰1、2方面军，对节节抵抗的德军“穷追猛打”，并解放了基辅，以及一个个大、小城市。在入冬前将德军的中路和南路集团，击退了300多公里暂停了下来，利用冬季的空档期进行休整，积蓄能量。

让对手想不到的是，朱可夫“反其道而行之”，解放乌克兰全境。

1944年初，苏军统帅部决定从列宁格勒到克里木的广阔战线上，展开全线反攻。朱可夫负责协调的乌克兰1、2方面军，大胆穿插、分割、包围了当面的德军，并发出了最后通牒，但遭到拒绝，随即发起了总攻，仅一周10万德军被消灭。

为了挽救被围的部队，德国统帅部抽调了15个师前来解围，在他们看来，这么一支重兵集团，足以打开包围圈，解救自己的部队。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当面的苏军多达39个师，还占据着空中优势，营救部队不仅被赶回出发地，而且再也不能动弹。

3月的苏联冰雪融化、道路泥泞，根本不适合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机动展开，苏军的进攻会暂停一段时间。德军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休战期”，增派兵力、巩固防御。他们认为，只有稳定乌克兰的局面，才能更好地配合其他防线的防守。

然而，朱可夫决定利用对手的错误判断，“反其道而行之”，命令部队继续进攻。尽管有诸多困难，但士气高涨的苏军，硬是在沼泽地里铺出一条条进攻路线，快速向德军纵深挺进。经过短暂的较量，乌克兰地区的德军大多束手就擒。

朱可夫的快速动作，致使战地记者也跟不上他的前进速度。按照苏联的传统，每逢攻占一座重要的城市，莫斯科都会鸣放12至20响礼炮。那段时间，首都城内天天放礼炮，新闻广播里也不再播发详细内容，只说：“解放了240个地方”。

短短一个月，朱可夫展示了其高超的指挥水平，解放了乌克兰全境，他再一次荣获“胜利勋章”。要知道，这枚勋章是苏维埃设立的最高奖章，获得的人很少，只有包括苏联统帅在内的3人获得过两次，而朱可夫是获得“胜利勋章”的第一人。

可是，朱可夫还是和以往一样，哪里有麻烦，他就去哪里。

1944月4月，朱可夫的第一方面军已经推进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边境。他奉命回到苏军最高统帅部，商量夏季攻势的方案，面对胜利在望的局面，与会人员都显得十分轻松。更让人提气的是，盟军计划6月份在诺曼底登陆。

这可是加速德国灭亡的好消息，他们已“回天乏术”了。朱可夫将目光放在了白俄罗斯，在那里的德军重兵集团，到了“该收拾”的时候了，这就是“巴格拉季昂战役”。苏联统帅表示同意，并由他负责指挥，但依然监管乌克兰第一方面军。

朱可夫负责指挥白俄罗斯方面军，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形成合围之势。但让他深感意外的是，面对这样的危险态势，德军不仅不撤退，反而加强了反攻力度。这可是歼灭其主力的最佳机会，朱可夫怎能放过，最终10万德军被歼灭，并解放了明斯克。

朱可夫的部队，马不停蹄地向波兰的维斯瓦河挺进。但他敏锐地感到东普鲁士地区，还有一股德军的重兵集团，应该予以消灭。他提议从110万人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里，抽调部分兵力攻占东普鲁士，但遭到了苏联统帅的拒绝。

这样的结果，让朱可夫很担心，在他看来，东普鲁士的德军不除，会成为苏军向柏林进攻的最大隐患。为此，他再次建言，给路过此地三个方面军增派兵力，并设计了进攻路线和具体战术，希望能顺带除掉这个隐患，但再一次遭到拒绝。

事后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正是没有及时的进攻东普鲁士，给对手留出了加强戒备的时间，致使在后来的战役中，苏军损失惨重。朱可夫对最高统帅多次插手军事的战法颇有微词，但“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是“喜怒无常”的人。

随着苏军的胜利追击，最高统帅插手战斗行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似乎向世人表明，他也拥有高超的战术水平。好在此时的德军已成“惊弓之鸟”、士气低落，让这样的“乱指挥”没有形成太大的“恶果”，朱可夫也就没再坚持。

同时，盟军登陆法国，在太平洋战场重创日本，减轻了苏军的压力，消除了对德、日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借此良机，苏军连续发动了10次战役（在苏联史上被称之为“十次打击”），解放了苏联全境，并将战火引向了东欧和德国本土。

俗话说得好，“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尤其是上下级，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虽不能说其是“卸磨杀驴”，但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威，武断行事，只怕是落不了什么好口碑，苏联统帅就是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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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朱可夫传》、《回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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