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有哪些过人之处，才会一路从协统直到最后的大总统？

武昌起义，是由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为什么却选择黎元洪当领袖？黎元洪不是立宪派，而应该视为与立宪派、前清官僚合流，对内逐步掌控湖北实权，对外跪舔袁世凯的整个湖北反动势力代表。

日武昌起义第二天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虽然尊黎元洪为都督，然而黎元洪此时只是革命党枪顶着脑袋的一个傀儡而已。然而到了1913年底黎元洪被袁世凯招入北京软禁以段祺瑞取而代之之前，黎元洪附和袁世凯反对孙、肆意镇压屠杀湖北革命党人，已经俨然是湖北的实际掌控者了。

这之后更是利用自己在民初的资源，从一个清末协统一跃为民国大总统试图与北洋的实力人物段祺瑞分庭抗礼。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辛亥革命被反动派篡夺的一个缩影，湖北革命党在湖北的革命果实被耍弄权术的旧官僚黎元洪篡夺了。因而常有人把湖北革命党在湖北的失败，归结为当时推举***时任用了黎元洪。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南北战和后，双方建立了北洋主导的南北联合政府，这之后北洋逐渐专权独裁，逼迫南方二次革命，然而北洋却将其击败从而彻底建立起北洋实际统治的反动政府。湖北革命党人的情况正是这一过程中反动势力对革命派篡夺在湖北省的体现，因为涉及民初各方之关系，这里面的道道比较复杂，绝不是一个用不用黎元洪能讲明白的。

首先，武昌革命党人临时推举黎元洪是不是完全的失策？并不是的，因为第一，这时的黎元洪确实是没有实权的傀儡，李翊东等革命党人威胁黎元洪在告示上签字，不签就“开枪打死”。军政府会议时，黎元洪常常“瑟缩不语”，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不仅不是他起草，甚至连签名都直接由革命党代笔。

谁要是说这个时候的黎元洪会大肆屠杀湖北革命党，那是不现实的。黎元洪毫无疑问是被革命党拿捏在手里的傀儡，而不是什么革命党只知道造反不敢任事的原因。

第二，把黎元洪挟制为傀儡有没有好处呢？有的，出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部原因是武昌起义前的偶然因素导致***集体被清廷斩首（蒋翊武出逃、孙武炸伤、刘公藏匿汉口、刘尧澄就义），而起义的重要人物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并非文学社共进会高级***。

另一方面，同盟会一系宋教仁黄兴或听信错误情报，或低估武昌起义的急迫姗姗来迟，新军只好临时拥立了在湖北新军中较有威望地位仅次统制张彪的协统黎元洪。外部原因是因为起义伊始，形势极不稳定，许多士兵官员立场摇摆不定，还没确定是加入革命还是忠于清朝。

要知道占领全城的10月11日，依然有旗兵反扑攻打谘议局，黎元洪逃至蛇山的事情。这个时候选一个士兵和旧官吏都熟悉的人物，就有利于迅速稳定人心拉拢中立派。而借助黎元洪旧官僚的名声和身份以及汤化龙谘议局对各省发电报的线路，就能迅速把武昌起义的消息电告全国使各省响应武昌不至于迅速被镇压。

张謇武昌起义晚离开汉口在轮船上看到起义火光，在经过安庆安徽巡抚朱家宝处就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这无疑有利于各省迅速响应避免武昌独木难支失败。因而从内从外，推举黎元洪都有一定的道理，况且此时黎元洪确实被革命党抓在手里。

其次，既然黎元洪一开始是个傀儡，那他是怎么篡夺湖北革命果实的呢？黎元洪的掌权是在政治斗争中利用权谋逐步进行的，不是一朝一夕之果。黎元洪能翻身上位和革命党的内部分歧以及黎元洪的权谋有关，其中根本原因是革命党的内部分歧。

湖北革命党自起义前就有渊源不同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之分，由于文学社较多的四十二标调至汉阳汉口，共进会同人在武昌军政府中职位相较文学社较多，而文学社詹大悲在汉口成立军政分府分庭抗礼。共进会文学社逐渐由当初携手的战友变为争权夺利的对手，这是一对矛盾。

文学社共进会等湖北革命团体组成的湖北革命党人，虽然尊孙中山为共主，但是却并不视孙中山为令出必行的权威。因为湖北革命党的活动长江革命本身就是违背孙中山两广革命战略的产物，共进会更是孙中山第三次起义高潮失败后分立的产物，他们的经营都是自力更生，并不依赖孙中山以及海外华侨的经费。

而他们的起义也是自力更生并不是孙中山指挥的结果。故湖北革命党与同盟会革命党又有分歧。这种分歧在黄兴错认居正为湖北革命党负责人（事实上武昌起义后方才到武昌），以及黄兴指挥阳夏战争失败，并且转赴南京指导光复后彻底显现。

湖北革命党对孙黄一系的同盟会越来越不满。这是第二对矛盾。武昌起义后原定中央政府为湖北军政府，各省均派代表赴鄂。然而随着冯国璋部北洋军在阳夏战争中挫败湘鄂民军，汉阳汉口丢失，武昌朝不保夕，加之12月2日南京光复，东南半壁易帜，各方为在假设武昌丢失的情况下继续革命，遂于南京组建临时政府。而南京临时政府的人选并没有照顾到湖北革命党人，选用的几个湖北人还不是首义功勋。彻底引发了湖北革命党的不满，于是湖北军政府势力与南京临时政府势力又是一对矛盾。

这几种矛盾主导下，湖北革命党人拥立黎元洪与南京孙中山、北京袁世凯分庭抗礼，而其中共进会孙武和黎元洪代表的旧势力联手排挤文学社。

如果湖北革命党人乃至全国资产阶级革命党铁板一块，有自己的基本盘，坚实的党支部，能做到如臂使指，而不因为实力不济而要和立宪派、北洋军阀、前清势力妥协，那么黎元洪再有权谋又能奈何呢？革命党直接消灭阻碍资产阶级共和的势力，又需要纠结什么和袁世凯和谈不和谈呢？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出于内外原因，1894年以来的努力没能建立起这样的势力，导致辛亥革命时陷入妥协和谈的被动，于南北和谈后又在各省被逐渐排挤篡夺，那也就不足为怪了。

具体到湖北而言，在革命派和北洋军阀决裂发动二次革命的1913年以前，湖北作为新旧势力矛盾表现尖锐的一个表现，在1912就已经出现新旧斗争的“二次革命”了。1912年2月黄申芗领导的群英会和文学社同志等势力发动起义反对共进会孙武，黎元洪借此机会罢免孙武的军务部长之职掌握军权，并在之后以“叛乱”名义清洗文学社。7月文学社祝制六等不堪黎元洪专制镇压，发动起义，孙武明里支持，暗中却告密，导致起义失败被血洗。

而共进会中与孙武意见相左的张振武，也对黎元洪极为不满，指出“革命非数次不成”。黎元洪为除掉他骗至北京，再发电报上陈所谓张振武罪证，和袁世凯互通声气，以袁世凯之手在北京处决张振武。

1912年底，即将首义纪念日时，革命党又发动南湖马队暴动，然而黎元洪此时已经势力深厚，而革命党准备却仓促无力，被黎元洪迅速镇压格杀勿论，“死者当在千人以上”。至此，黎元洪确立其在湖北实质统治。这之后的革命党计划起义、运动，均被黎元洪以特务独裁手段镇压。1913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不顾国会擅自通过善后大借款。南北彻底决裂。革命党二次革命，黎元洪跪舔袁世凯屠杀党人，派军攻江西。

再到1915洪宪帝制，袁世凯授“首义元勋”孙武新朝爵禄，孙武欣然拥护，文学社胡瑛成为鼓吹洪宪帝制的筹安六君子之一，文学社领袖蒋翊武讨袁被杀害，蔡济民起义失败后出走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最后牺牲。当初掌握实权的革命党人要么变成点缀反动派势力的挂饰，要么被驱赶出湖北继续斗争从而牺牲。湖北革命的果实彻底被黎元洪篡夺。

黎元洪的权谋方面来看，革命党既然以黎元洪拉拢中立势力与旧势力，那就不可避免的使前清官僚、立宪派与黎元洪沆瀣一气。起义初他们和黎元洪秘密联络打算里应外合“反正”镇压革命，被李翊东发觉并扼杀。起义后黎元洪招贤纳士为名，在军政府中任用自己的势力与立宪派人员，虽遭革命党反对并改组，然而黎元洪挑拨离间，利用革命党人的分歧拉一派打一派，再从中代之自己的势力，逐渐从傀儡成为拥有实权。

黎元洪借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在湖北军政内部拉拢孙武反文学社，又借文学社之手驱逐孙武并清洗文学社。通过实力不足时地挑拨离间阴奉阳违左右逢源，到逐渐得势后的血腥镇压暴力专制，黎元洪利用革命党人内部不和成功取而代之，并利用湖北革命党数代牺牲的成果作为政治资源跻身近代史不可忽视的政治人物，实属湖北革命党之不争与不幸。

第一，武昌起义的突发性提供了机会。

　　武昌起义原计划定在10月6号，但就在这一天，突然发生南湖炮队事件，结果全盘计划打乱。由于事出仓猝，大家毫无精神准备，对情况会怎样演变，心中无数。“欲举兵，恐失败；欲勿举，将为清吏所乘，计不定”。炮队事件惊动了清方，一时武昌全城戒严，局势非常险恶。于是，革命党人开会决定改期在10月9日晚12时，以南湖炮响为号。但又在起义前夕，突然发生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造成更加严重后果，起义计划泄密，许多革命党人被捕，武昌起义的活动顿时失去指挥全局的枢纽，起义计划再次流产。后革命党人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领导下，决定在10月10日下午3时晚操队伍集合时发难，但想不到工程营官长忽然把当天晚操活动取消，计划第三次落空，只得把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以枪声为准。可是还未到7点时，由于清军排长与革命党人金兆龙的偶发争吵，引发枪声，起义号角终于吹响，武昌起义全面爆发。透过武昌起义的全过程，不难理解，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突发性。因为突发性，一时群龙无首，重要***等，如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其他许多革命党人如蓝天蔚、吴禄贞等也远在北方。因为突发性，黄兴、宋教仁、潭人凤等对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一直迟迟不来。因为突发性，许多新军战士不明真相。武昌枪声已响，熊秉坤“鸣警笛集合，惟人声嘈杂，应者甚少”。熊率队出营，“回顾左右，最多不过四十名兵耳。其余仍在营内吆喝，然颇助吾辈之声势也”。突发性，导致有资望的革命党人的空缺性，这就为黎提供了机会。

　　第二，革命党人受唯“资望论”错误观念的影响。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革命形势仍然紧迫。谁来做革命都督，依然悬而未决。真的革命党人中无人才？事实上，当时蒋翊武、蔡国桢、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是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领导。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中许多人也都在武昌，并且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为什么不推选他们呢？究其原因是“刘公也好，孙武也好，蒋翊武也好，尽管在起义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但论威望和能力都还不足以使大众心折，难以领袖群伦”。如蒋翊武当时在新军中只是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的一个兵士。又“现在军队里的同志，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足以资号召”。错误的理论导向，使革命党人认为：推黎出来，便于号召天下。

　　第三，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

　　幼稚、软弱和不成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突出特点，这是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因为这一先天性不足，注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即使革命暂时成功，但最后的结局不是夭折就是被人窃取，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透过武昌起义的前后过程，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在很多方面暴露。比如起义前夕的准备，为了筹款不择手段：“邹永成准备用药麻醉婶母后夺取她的金饰，居正、焦达峰等到蕲州达城庙准备**贴金菩萨。”武昌起义当夜，“熊秉坤领导工程八营发难后，到楚望台军械库已觉得难以指挥全军，只得推出一个同情革命的队官吴兆麟来当临时总指挥”。等等。正是这一致命弱点，导致在武昌起义中出现许多问题：①武昌起义过程中，许多革命党人革命目标不明确。如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彭楚藩被捕，武昌知府审问时，他回答：“我只晓得以排满流血为宗旨”。又如湖北军政府建立时，对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争议，蒋翊武如是解释：“我们只要能推翻清朝，何惜给黎一个都督名义”。②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武昌起义后，“里边的首脑人物，像孙武、刘公、季雨霖、蒋翊武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谁来实行统一指挥呢？会上，在刘公、孙武、居正、蒋翊武等人中推选，他们都竭力谦让，不肯担任”。③革命党内部矛盾重重。起义前和过程中不少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但武昌起义成功后，“蒋翊武、刘公、孙武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创造了机会”。

　　第四，黎元洪的个人品性。

　　黎元洪，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对军中的知识分子也较优待。“为人有谨厚之称，以视张彪之不学无术，刻扣自肥，相去远矣，故独能得兵士欢心”。“1909年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同情，并与标统曾广大等拟提倡军界集股办法”。为此，革命党人认为：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①黎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望；②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人，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③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

　　黎元洪之所以能出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各种因素促成的。虽其暴露出革命党人的许多不足或存在问题，但从当时的情景看，推选黎为都督，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至少对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安定了人心，使革命形势得以向全国发展。

自然是黎元洪。他半推半就当了这个都督，这一点，历史课本里说过了，很多人都知道。不过，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表现的具体细节，在课本中不可能呈现多少。

黎元洪对武昌起义的贡献很不打的小，因为革命军是在起义成功占领全城之后才找到他的。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那些有职位有身份有名望的人才能镇得住场子，而当时的武昌城，官儿最大名气最响的也就是黎元洪了——第21混成协协统，相当于现在的旅长，他的上司、第8镇统制（相当于师长）张彪已经跑路了。

黎元洪当上都督后，他要求回家拿东西，革命军担心他跑了，派出12名军士“保护”。黎元洪的小心思小算盘，当时就被身边的革命军看穿，如陈磊对身边的人说：“黎是故意做状，如革命失败，他便可求清廷原谅；如革命成功。”稍后，他干脆直接对黎元洪把话说开了：“你的辫子尚未剪去，你身为都督该作一个模范，先去剪辫子以示决心，听说你到咨议局茶饭不进，今有一言奉告，现在是民国了，你尽忠民国便是开国元勋，若尽忠清室，就该早点死节，二者必居其一，如今这么装模作样，实在令人不解。今天做都督的人很多，不一定非你不可，望三思之。”黎元洪心思被揭破，好尴尬，只能同意剪辫子先。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的表现令人不解，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革命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成功了。但在当时，绝大多数像黎元洪那样的旧官僚甚至革命派自己，对起义能否取得最后成功并无多大信心——毕竟之前已经失败十几次。如果起义被镇压，革命失败，作为湖北“叛军”的头儿，必然被追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黎元洪坐在家里，一群革命党人冲进来，乌泱泱地大声叫喊。虽然身经百战，但看见这样的阵势黎元洪还是有些慌乱，不知所措间，终于弄清这群革命党人的目的竟然是要推举自己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又惊又喜，差一点笑出声来，但又忌惮清廷，只好憋着。

在袁世凯之前，黎元洪成为剽窃革命成果的第一人。

黎元洪出身北洋水师，当了十二年的海军，甲午海战后，所在军舰搁浅，跳船逃跑躲过一劫。之后便离开海军。

两江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和南京兴练新军，大搞洋务运动，期望“师夷长技以自强”，31岁黎元洪投奔而来。

有北洋水师学堂的文凭，又有海军经验，为人也算谦虚诚恳，张之洞甚是喜爱，立马委以重任。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黎元洪大胆改革，兴练新军，而且是水陆并进，不到十年，黎元掌管了长江舰队和湖北陆军，成为湖北军界的头号人物。

1906年，清廷举行秋操（演习），黎元洪带领的湖北新军表现优异，力拔头筹，黎元洪一跃成为清军中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

与此同时，他还在武汉开设“武高等学堂”，为湖北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军事近代化所需的人才。

到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已经是湖北的三号人物，是湖北军方的一号任务。

但，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在全国范围内，还不算什么人物。

湖北新军里面革命党人很多，一向“爱兵如子”的黎元洪不是不知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前，黎元洪预感到事情不妙，早早地就把手下重要人物都以开会的名义“保护”起来。

面对拥戴自己的官兵，黎元洪内心是喜悦的，他肯定想起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但他没有赵匡胤的实力和自信。因为知道自己实力不济，所以才会有所顾忌。

“不接受湖北军政府都督一职，革命党人不会善罢甘休；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要求，对这些起义的官兵适当加以约束，即便日后失败，也不至于有太大的罪责。里里外外想过一遍，接受大都督是一笔赢面很大，基本不会亏的生意。”

于是，黎元洪“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革命党的拥戴。与此同时，他做了几手安排：

而黎元洪能被革命党人推举，也是有原因的：

没有人能知道武昌起义的枪声意味着什么，当然黎元洪也没想到后果。

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终于被这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袁世凯力劝满清皇族退位，清军和革命党军握手言和，辛亥革命以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方式和平解决。由此2000多年的专制帝制结束了，从此走向共和。

就这样，黎元洪成为武昌起义的第一功臣，袁世凯说“公本首义，凯受其成”，甚至说他“推翻清室，功在国家”。孙中山也说他是“首义的第一伟人”，不仅在国内，全世界的各大报纸，都在争相报道黎元洪，并都给予最高的评价。

武昌起义领袖，就光这一下，就捞足了资本，把革命党人的革命成果全部收入囊中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这是妥协的产物，基本上被三股势力把控：

袁世凯实力最强，最终从孙中山手里接过大总统的职位，而黎元洪也想觊觎大位，但实力和名望都还差了一些，只好屈居副总统了。

袁世凯和孙中山互相都没有信任度，而黄兴和宋教仁对袁世凯更是极度不信任，认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黄、宋二人和孙中山也不对付，路线之争颇为激烈。

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就周旋在这几股力量之间，左右逢源，经常用些“驱虎吞狼”之计，一会支持同盟会，一会又支持袁世凯。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极力举荐袁世凯，称“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南北议和能快速达成，国人都能享受共和带来的好处。袁世凯居功至伟，为什么不能选他呢？”

于是联袁反孙，在湖北大力捕杀革命党人。

1913年，在袁世凯的谋划和黎元洪的鼓吹下，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而黎元洪依旧是副总统。

1915年，袁世凯称帝，第一道“圣旨”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自然是看见了大势，坚辞不受，更看清袁世凯的行为不会有好结果。

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看见全国风起云涌的“护国运动”，只好取消帝制，不久就因尿毒症死去。

在袁世凯去世的第二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他就任大总统有三个原因：

又一次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次如愿以偿，登上大位。但拥护他上台有绝对实力的段祺瑞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黎元洪忍无可忍，便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这恰给张勋提供了借口。

张勋从徐州率领5000辫子兵进京，拥立溥仪复辟，黎元洪受惊躲进日本公使馆。段祺瑞从天津进京，剿灭张勋，居功至伟。至此，黎元洪也就没办法再当大总统了，退隐天津，开启了“实业救国”的生涯。

黎元洪能当上副总统，并当上大总统，有投机成分，但也确实是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

黎元洪下海经商，五年时间内颇有成绩，他说“对于政治业已心灰意冷，以后将在实业界力求活动”。

在这五年间，各国都被各路军阀分地占领，接任黎元洪的徐世昌，实在受不了各路军阀的夹击，主动辞职。

各路人马都觊觎大总统的宝座，但又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又有人想起了黎元洪。

于是，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

就这样，黎元洪又回来当上了大总统，第三次黄袍加身。

这个时候的黎元洪倒是想做些事情，但虽有大总统之名，却无大总统之实，一年不到就让黎元洪心力交瘁，无以为继，远赴日本，离开了这个是非和伤心之地。

傀儡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一生投机，什么都得到了，却好似什么都没有得到。

黎元洪确实可以算作运气好的人，他能在那么多关键的 历史 时刻中被关注，并被“委以重任”也足以说明他的实力。这是他的成就。

在 历史 大潮中，黎元洪更像是一片飘在浪头上的树叶，虽然显眼，但却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是他的悲哀。

纵观黎元洪一生，他在那个 历史 时期，能耐不大，也因此危害很小，这算是他留给 历史 的正向价值吧。

坚持共和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元洪坚持反对，终不为所动。自1915年8月6日以后，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允许。

　　 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了，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得远一些。袁世凯终于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以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令发布后，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恳即日就封。在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数日，政事堂送公文至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黎阅时，黎元洪大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世凯又下令劝黎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袁还打算加黎“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已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落个骂名。黎元洪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坚决不做这个并不光彩的王爷。

　　　　在此前两年，人们就看出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劝黎反袁。黎元洪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袁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在袁世凯称帝时，黎元洪坚定遵守与国民政府的约言。

　　　　黎元洪与袁世凯是儿女姻亲，向例年节均有馈赠。就在袁氏称帝这年，袁送黎之礼品用红帖书 “赏武义亲王”，黎怒而拒收。第二天，袁自称“姻愚弟”，黎才收了。

　　　　纵观黎元洪一生，身不由己当了几回傀儡。但这一回真的硬梆起来。人称“黎泥菩萨”、“好好先生”的黎元洪，在反对袁世凯称帝、拒受册封诸事上是那么坚决，可见其于大处绝不糊涂的一面。

　　

　　

　　　　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非戏剧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还是能够解开黎元洪身上的许多谜团。

　　

　　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出任军政府都督，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一个旧军人，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倾向共和，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

　　

　　以次纪念 辛亥革命95周年,排满共和大英雄黎元洪万岁！！！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黎元洪藏身在朋友家中。革命党人因为领袖皆不在武昌，强迫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后，先后推选黎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假定副元帅、大元帅。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黎被选为临时副总统。

和别的政治人物不同，黎元洪虽三任副总统，二任大总统，但位尊而权不重，名高而实不符，人不微而言轻。平生牵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本人却毫无光彩。反对袁世凯称帝，拒绝王封，是他一生中仅有一个闪光点，为他赢得了较高的威望。其后护国军拥戴他，护法力量争取他，他也与护国护法运动相呼应，对袁世凯的垮台，北洋军阀的分裂，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辛亥革命首义取得取成功，照理说应该推选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新政权的首领，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却拉出一个与革命毫无渊源，且一直视革命为大敌的旧军官黎元洪来作为军政 府的都督。关于此事之巅末，外间传说不一，至今几成疑案。特别是关于革命党人把他从床下拖出来推上都督宝座的故事，一直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黎元洪因此而有了“床下都督”的雅号。有的革命党人回忆说，武昌起义爆发后，黎元洪及其他的湖北军政要员员纷纷躲藏逃路，省城很快被革命军控制。当时，黎元洪躲在姨太太黎本危的床底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一营的排长萧燮增知道。萧带班长虞长庚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他们用手枪逼首黎元洪来到省咨议局（即今阅马元红楼），将其关押在楼以上兵守卫。黎当时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像个木菩萨。有的人持另一种说法：武昌起事后，黎元洪更换便衣，由执事官王安澜带领，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当革命军闻讯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又从帐后钻入床下。革命军马荣将子弹上膛，命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从床下爬出来，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席位。以上两种传说，反映了黎元洪被胁迫参加革命 的事实。 就在武昌起事的第二天早晨，革命军在黄土坡找到了黎元洪，当即将他带到楚望台，接着又拥至资议局，让他出任都督。但黎元洪执意不肯接受。他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这时，革命军将预先拟好的安民告示拿出来要黎元洪签字，黎元洪像怕被蛇咬一般，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黎元洪这种消极抗拒的态度激怒了周围的革命党人，他们气愤地骂道，“黎元洪不识抬举，是满清的忠实走狗”，“干脆给他个枪子儿吃算了”。在场的李翊东也大怒，他举枪对着黎元洪吼道：“你本是满清奴才，当杀！我们不杀你，举你做都督，你还不愿意。你甘心做清朝奴才，我枪毙你，另选都督。”说着就要扣动板机，吓得黎元洪面无人色，出了一身冷汗。此后几天，黎元洪一直是不思米食，缄默不语，他抱定主意既不再做清朝官事吏，亦不宜担任革命军职务。直到10月13日黎元洪仍不肯就任都督，革命军只好将他软禁在军政府。他整天愁容满面，心思重重，，心想，这下可完了，朝廷把我当叛徒，党人把我当囚徒，妻妾儿女，不得见面，如有手枪在身，莫如饮弹自尽，一致了之。由此可见，当时黎元洪消极抗拒的决心之大。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汉口、汉阳的先后光复，以武昌为中心的革命大有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黎元洪看到武汉三镇已归民军掌握，于是，他的态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的首要标志就是剪掉长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