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李烈军是什么人物？

李烈钧的父亲李骏兴参加过太平天国太平军。事败后回乡，耕种自给，常向他讲述太平天国起义经过和在帝国主义与满清军队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历史。李母杨氏，知书史，经常教他学习古文。烈钧自幼学文习武，爱好击剑，尤喜书法。稍长、广交游、豪放不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武宁新任知县王浚道上任后，勒索乡民缴纳历年旧欠田赋，全县民众怨声载道，烈钧激于义愤，聚众密议驱王。某日，乘王回衙时，率众蜂拥而上，打护兵，砸官轿，回衙后，王立即调兵遣将，捉拿肇事者，引起全县民众愤怒，群起声援，终于将王知县赶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烈钧以身材魁梧、性格爽直，被武宁彭县令录取选送江西武备学堂，成为吴介璋得意门生，后又以学术两科兼优于光绪三十年由学堂选送北京应试。合格后由北京练兵处选赴日本学习陆军，先入士官十二联队实习一年，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第六期学习一年。在日留学期间，他与黄兴等共同组织了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攘白团”。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孙中山抵东京，由黄兴等介绍李烈钧与孙中山初次会见，在东京富士见楼神田俱乐部，直接听到孙中山的关于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长篇讲演，对革命倾服之念油然而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经张断、王侃介绍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李烈钧自日本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因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被下令逮捕，幸得曾任江西武备学堂总办汪瑞闿暗通消息，及资助路费，逃至上海。通过冯国璋与云贵总督李经义等人介绍，于宣统元年（1909年）春到昆明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兼兵备提调。不久，接任陆军小学总办（校长），曾暗中协助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在学堂和军队中宣传反清，进行革命活动。

1911年秋，李烈钧奉命北上，参观清政府在天津马厂举行的秋操。途经武汉时，方知武昌起义已经三天。到达北京后，第六统制吴禄贞邀集数十人设宴欢迎李烈钧，到会者均支持武昌起义。在分配工作时，任命李烈钧为起义军重炮队司令。10月17日，烈钧接江西同志电促返赣。他考虑到江西混成协已有革命基础，便即离开北京，经天津、上海，于10月26日到达九江。

武昌起义胜利后，九江亦于1911年10月23日在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等人策动下，兵不血刃地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李烈钧回到九江，军政分府总参谋长蒋群真诚相让，李烈钧无法推辞，遂于三国名将周瑜的衙署设总参谋长办公处，正式就职。是时，南昌尚未光复，江西巡抚冯汝癸效忠清室，指使马献廷假意投诚，暗探九江都督分府活动情况。一日，马潜入总参谋长办公处，偷阅文件，被李发觉，交付军法处会审，查出密信及其他罪证，立即判处马献廷死刑，清除了一大隐患。随即部署占领长江要塞金鸡坡炮台和马当炮台，调走炮台司令徐公度，将长江防线拦腰截断，阻住了清海军由武汉顺水东驶上海的十一艘军舰和两艘鱼雷艇，经晓以利害，清海军随即宣布起义。事后，李烈钧被推为海陆军总司令，九江革命势力因之大振。

1911年11月，李烈钧应安徽革命党胡万泰等人之请，派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赴皖支援光复安庆，不意士兵军纪败坏，掠夺洗劫，李烈钧闻讯大怒，亲率步兵一营，兵舰两艘，赶赴安庆调处，将团长关押，为首肇事者正法，掠夺财物悉数归还，迅速安定人心，恢复市面，各界开盛大欢迎会，推李烈钧担任安徽都督。

李烈钧任安徽都督不久，冯国璋派重兵进攻武昌，黎元洪一日五次急电，向李烈钧求援，李立即下令海陆军集合，并将皖督大印，交付胡万泰，率舰西上，抵武昌，迅即部署海陆两军，控制武昌事要地。黎元洪任命李烈钧为五省联军总司令，使冯国璋不敢越过长江，武昌得以转危为安。1912年1月，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向孙中山电控马毓宝，并请改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李烈钧回赣于1912年3月19日就任江西都督。李烈钧主赣期间，大力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改革：整编部队，裁减旧军，改编新军，提高军队战斗力。同时接办军事学校，大力培养军事干部；改组都督府，裁部设司，精减人员，选贤任能，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开办银行，整顿税收，设榷运，活跃地方经济；取缔帮会，肃清匪患，维护地方治安；选拔人才，资送留学，培养军政、经济、科技术人才；限期修通南浔铁路，计划续修南落铁路，修筑河堤，发展交通，繁荣经济。经过整顿后，使江西为军事、政治、经济巩固的省份。 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之前，袁世凯派人暗杀南京临时政府农林总长宋教仁，接着又向五国银行签定了二亿五千万元的善后借款，准备扑灭革命势力。5月5日李烈钧与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签订大借款，并公开指出袁世凯为剌杀宋教仁的罪犯。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政府都督职务。江西省政府议会，请李烈钧起义，李不同意。他说：“中央免除吾职，吾即起义，是反也，非义举也，袁世凯违法，重袭帝制，以民意伐之，吾赴听命。”六月中旬，由九江赴上海，临行，嘱省议员杨赓笙速回其故乡湖口县作发难准备，并说：“湖口地形险峻，襟外江而带内湖，为兵家必争之地，故亟宜作起义之策源地。”

李烈钧至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等筹商反袁事宜。在孙中山主持的讨袁会义上，烈钧被公推为讨袁总司令。七月，烈钧由上海回至湖口，省议会又一致推举烈钧为江西讨袁总司令，七月十二日在湖口成立讨袁司令部，李就任总司令，随即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通电全国，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接着，湘、鄂、皖、苏、闽和上海、重庆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即派李纯率军企图进入江西，在瑞昌、德安间与讨袁军展开激战。李烈钧令林虎等，据险阻击，初战告捷。但因兵力悬殊，援军不续，七月二十五日，湖口被袁军攻陷。李烈钧退守南昌，继而转移丰城。八月底，驻守临江，与袁军激战数日，毙敌数百。后因袁军大集，败局已成，乃退离江西，“二次革命”遂告失败。 1915年初，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五月九日，又公然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卖国家主权，激起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烈钧亦非常气愤，认识到不能离开革命组织，毅然按照孙中山的规定办理手续，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1915年12月初，孙中山电催烈钧回国，进行反袁武装斗争。遂与在南洋的革命党人商量，从新加坡至海防，转河内，往老开，准备潜入云南，策动西南地区军阀唐继尧讨袁。可是，当时唐继尧虽秘密筹备讨袁，但仍在犹豫之中，烈钧等在河口等候多日，毫无动静，乃作破釜沉舟之计，电促唐继尧说：“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送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唐接电后，权衡得失，决心讨袁。即派其弟继虞迎烈钧到昆明。随后蔡锷也逃脱袁世凯的监视，抵达昆明，共商讨袁事宜。决定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捍卫共和国体制为宗旨。组织“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进军两广；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坐镇云南。12月6日，李与唐、蔡共同揭起护国讨袁大旗，通电各省，宣布云南独立，发表讨袁宣言，历数袁世凯二十条罪状，拉开了讨袁护国的序幕。12月7日，李烈钧率第二军向滇桂边境进发。

1916年2月，在广西百色，击溃袁布独立。李烈钧部顺得进入广西。5月经南宁沿江直下广东肇庆，然后沿粤江北上。6月初，攻打韶关，龙济光部闻炮声逃走。因而群众中有“李烈钧三炮定韶关”之美谈。6月6日，袁世凯当了63天皇帝后，于绝望中死去，继任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护国战争结束。 1917年，冯国璋、段祺瑞控制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妄想以武力统治中国，建立独裁统治。孙中山采取坚决斗争措施，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号召护法。于1917年8月25日至9月1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联系滇、桂、粤各省，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李烈钧亦从上海南旋，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率军转战于广东韶关、南雄等地。1918年4月10日桂系军阀利用政学系操纵国会，改组军政府。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于27日离开广州赴上海。因此前方战争，渐时收束，第一次护法失败，8月，陈炯明之“援闽”粤军，从漳州誓师回粤，攻克广州，赶走桂系军阀，孙中山于11月再回广州，重组军政府，继续进行护法斗争。李烈钧于1920年3月率所属滇军与桂军在广东继续战斗。至1921年7月，率部进入广西，击溃桂系沈鸿英部，占据桂林。12月迎孙中山至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集合粤、滇、黔、赣各军拟假道湖南北伐，因陈炯明从中作梗，遂改道江西。1922年5月，烈钧率赣军由韶关分途北进，经南雄，出大余，月余之间，前锋已达江西吉安，有直下南昌之势。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上“永丰”舰避难，电令烈钧回师平乱。烈钧在粤相边境受阻，仅带数名随从经湘转赴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1923年1月，滇桂联军击败陈炯明。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再建大元帅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烈钧回广州仍任参谋总长。此后，李烈钧再未掌握军队，只协助孙中山从事军事计划和参谋指挥工作。

1924年，李烈钧参加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期间，孙中山下令筹办“黄埔军校”，烈钧竭力推荐蒋介石任该校校长，并说：“校长一席，非蒋莫属”。在孙中山赴沪期间，李烈钧曾一度代行大元帅职务。同年11月，李烈钧随孙中山经日本至天津，会晤张作霖。

1925年1月，李烈钧在上海忽闻孙中山在北京病危，又急抵北京，随侍孙中山。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参与主持丧事，并亲拟挽联：“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 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入江西，11月攻占南昌。国民政府电召李烈钧，任命他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宁汉分裂后。武汉政府又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遂赴南京任职。同年八月，北洋军阀孙传芳，率数万之众，突然在南京东面的栖霞山、龙潭一带偷渡长江，准备进攻南京。这时蒋介石已在何应钦、李宗仁胁迫和汪精卫的反对下通电下野，由军事委员会继统诸军。李烈钧坐镇南京，主动负担起指挥联络的重任，指挥部队，打败孙军，使南京政府得以站稳脚跟。

1927年9月，国民党宁、汉、沪在一致赞同清党反共的基础上取得统一，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三方各派六人参加，李烈钧是宁方代表之一。曾经企图挽救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老部下赖世璜的命，但白崇禧、李宗仁、马晓军坚决要处死他，未遂。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李烈钧仅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虚名，未再担任实职，遂离开南京，到上海养病。11月上旬，李烈钧回武宁探家，筹建东大路（武宁至涂家埠）、西大路（武宁至修水），因沿修江北上，通称修江路，为江西公路之滥觞。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李烈钧于久病之余，扶病进京，共赴国难。后来，因患高血压症，返回武宁。在家乡，他抱病到中山堂与协和中学讲演，鼓励青年锻炼体魄，吸收新知，备为国用。12月，还坚持到武汉会见蒋介石，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由于战局的发展，他迁居昆明，后又迁居到陪都重庆，一直养病。

1946年2月20日，李烈钧因高血压心肌梗塞病在重庆逝世，终年64岁。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曾亲往吊唁。国民政府下令给予国葬，灵柩运送回武宁县，初葬箬溪镇、修江边上的看书台。1962年因修建柘林水库迁葬于武宁县城近郊飞凤山。后李夫人逝世，1980年11月，李烈钧夫妇合葬于武宁县烈士陵园左侧半山腰。

武昌起义，又称辛亥首义、武汉首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1]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辛亥革命。武汉辛亥革命军政府旧址现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名称

武昌起义

地点

武汉武昌

时间

1911年10月10日

参战方

清军，革命党人

结果

革命党人获胜

快速

导航

起因经过结果影响历史遗迹纪念活动评价

背景

思想条件

19世纪末，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创办新式学校。随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1909年，地方科举考试停止以后，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亦正是教育方式的这一根本性转变，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造就了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宝贵人才。

共18张

武昌起义

社会条件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2]

共8张

武昌起义世纪回眸

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2]

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面秘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2]

起因

保路运动亦称“铁路风潮”。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十万计。清政府下令镇压。[3]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1911年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4]

经过

前夕策动

清朝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武昌起义一呼百应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1911年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炮队事件后，清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当局召集官长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

1911年9月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临时决定

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秘密泄露。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星夜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5]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5]

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5]

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同盟会员何贯中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5]

结果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夜、1911年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3]

影响

引领革命

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封建帝制。[6]

初创法治

武昌起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商议，认为仅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尚需有一个根本法类型的法规。众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爱研习法律，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7]

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

因而他为鄂军政府草拟的约法（定名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条。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8]

《鄂州约法》对这三方面职权均有明确的划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取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胜利并维护既得的成果。[9]

开启共和

武昌起义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10]

武昌起义即狭义的辛亥革命，同时又是广义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后期腐败的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前后的系列事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

保罗·冯·兴登堡（1847年—1934年），德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军事家 。生于东普鲁士波兹南市，参加过普奥战争、萨多瓦战役和普法战争历任排长、近卫团营长，1896年晋升将军．历任参谋长、师长和第四军军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东线第八集团军司令，夺取了东普鲁士战役的胜利，同年晋升元帅，任东线司令，1916年任德军总参谋长，负责德军东西两线的战略指挥。1925年当选魏玛（德意志）共和国总统 。1933年1月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1934年8月2日在东普鲁士的诺伊代克去世。著有《兴登堡回忆录》。 19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国战火连绵不断。在欧洲，当撒丁王国联合法国对奥地利进行战争时，战火一度燃烧到普鲁士国境的附近。兴登堡像军事学校的其他学生一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他们暂时还没有大显身手的机会，只能在课堂上沙盘旁演习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几次重大战役。担任讲课的都是经验丰富的教师，兴登堡因此学到不少军事知识。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这位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年轻少尉军官，率领一个排跟随部队开往波西米亚，参加丁7月3日的萨多瓦战役。 3个月后，他随军胜利归来，第一次通过柏林凯旋门。后来他所在的部队第三步兵近卫团移防汉诺威，兴登堡在汉诺威度过了3年。

当他在40多年后退役时，选择了这座城市作为永久居住地。1870年8月，普法战争爆发。兴登堡作为第三步兵近卫团一营营长的副官参战。不久，该团团长在战斗中负伤，一营营长代理团长之职，兴登堡也跟着晋升一级。“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国。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兴登堡作为部队的一名代表，参加了在凡尔赛宫镜厅举行的典礼，这是他毕生引以为荣的一件大事。同年6月，他再次通过柏林凯旋门。这时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第三次得胜归来，但这一心愿他至死也未能实现。1872年，他由中尉擢升为上尉。翌年到柏林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陆军参谋总部工作，他的上司毛奇和史里芬对他十分赏识，以后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1903年当上第四军军长。这时他犯了一个错误，1908年的陆军大演习中，他由于一时好胜，击败了德皇指挥的、与其对阵的军队，由此深感升迁已无指望，1911年他64岁那一年退伍。

退伍后，兴登堡在汉诺威市过着悠闲而刻板单调的生活，偶尔出门旅行或打猎，难得读一些书，他感兴趣的作品主要是一些帝王将相的传记和军事沦文，其中也特别推崇史里芬的《坎尼之战》一书，认为他发展了两千多年前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杰出军事思想 。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提供了借口。7月底、8月初，欧洲列强先后进入战争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战争爆发时，兴登堡正在波美拉尼亚他女婿的田庄做客。他立即返回汉诺威，途经柏林时曾到总参谋部要求任命他统率第五军(他过去所属的第三步兵近卫团就在这个军里)，但当时第五军军长一职已由皇太子担任，因此未能立即决定他的任命。8月上旬，德国西线捷报频传，最初的军事行动都是按照史里芬计划进行的，大部队避开法国筑垒地带，经比利时和卢森堡攻入法国，向沿海地区推进，然后再南下包抄巴黎。这些日子里，兴登堡在汉诺威坐立不安，8月12日上书参谋部再次请求任用。10天后总参谋部通知他8月23日凌晨到汉诺威火车站等候前来接送他的专车。

这段时间，德国报纸上刊登来自西线的胜利消息，关于东线的报道却少得可怜，原因是战事在那里进行得不很顺利。在东普鲁士统率第8集团军的普里特维茨将军的任务是保卫德国东部地区，等待西线战胜法国后主力部队前来增援。俄国方面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日林斯基将军统率的两个集团军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德军，但装备很差，士气不高，彼此配合很差，行进的速度很慢，双方稍有接触，普里特维茨就慌慌张张地下令后撤，并向最高统师部告急，声称维斯瓦河以西地区也难以守住。于是总参谋长小毛奇决定从西线抽调兵力，并撤换了普里特维茨和他的参谋长瓦德西。鲁登道夫由于他在列日一战中的突出表现而被选择接替瓦德西任第8集团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野心勃勃，锋芒逼人，需要挑选一个善于同他相处的人担任主将，以便他放手去干。这样，便选中了秉性随和而善于处事的兴登堡。

1914年8月23日凌晨，被吹捧为“珠联璧合的一对统帅”第一次在汉诺威车站相见了。8月25日下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到达第8集团军军部所在地马林堡。在这之前，第8集团军的参谋马克斯·霍夫曼中校就已拟订好围歼俄军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计划细节，只等新的司令官批准，兴登堡没有做丝毫改动就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8月28日，部队已经出发，负责具体实施的参谋长鲁登道夫突然为巨大的压力所压倒，跑到兴登堡驻地要求改变作战计划，但兴登堡冷静而坚定的命令照原计划执行，就继续去睡觉去了。第2天萨姆索诺夫身陷重围；8月31日全军覆没，史称“坦能堡战役”。后来，当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闹翻了以后，为了突出自己，鲁登道夫忘记了他在执行计划时的反复，厚颜无耻的自吹自己是坦能堡的实际计划者和决策者，当然，这与德军传统上司令官下决心和参谋长执行的分工不符，也不是实情，他忘了还有一个霍夫曼在，霍夫曼也和鲁登道夫闹翻了，他写了一本《坦能堡战役的真相》，说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一样，在和他见面之前都丝毫不知这个计划。

坦能堡之战两周后，德军又在东线取得了马祖里湖战役的胜利，俄军被逐出东普鲁士并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然而德军在西线并不顺利，由于德军在马恩河之战中败北，毛奇被免职。为了抵消它的影响，报纸在毛奇被免职的1914年9月14日晚上都以整版的篇幅宣传“坦能堡的胜利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夜之间成为赫赫有名的“英明统帅”。全国掀起了“兴登堡热”，柏林率先修建了兴登堡纪念埤，许多街道广场以兴登堡命名，许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市场上出现了种种以兴登堡命名的商品。

在以后四年中，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变得难分难解，兴登堡后来把他们的关系说成像一对夫妻一样恩爱，鲁登道夫在霍夫曼和其他人的协助下，制定出各种作战计划，然后把这些计划呈交给他的司令，按鲁登道夫的话说，总司令总是欣然接受。兴登堡的沉着使他能够克制住容易冲动的鲁登道夫，一位传记作家说：“从来没看见兴登堡发过脾气，也从来没见鲁登道夫笑过。”毫无疑问，他们两人的合作的很好，在战争进行时，他们变成了德国的实际统治者。

兴登堡不能够继续在东普鲁士大捷的基础上越过那累夫河下游向前推进，因为奥匈部队已经在加利西亚战役惨败，德军不得不被调去增援。以后，波兰南部的德军向维斯瓦河推进，奥地利人向桑河推进，俄军从华沙发动反攻，此后，便展开了一场大混战，在作战中，兴登堡重新调配了力量，把军队布置到从波兹南到托恩的阵地上，然后向罗兹进逼，1914年12月6日，他的军队占领了罗兹城，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歼灭俄军，俄军撤到布族蜡河和劳卡河以东。

这时，兴登堡已经被提升为元帅，并被任命为东线所有德军的总司令，由于西线德军出师无功，而阵地战实际已经开始进行，所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大声疾呼，要求大量增援，以便和援军一起乘胜追击俄军，但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这是已经接替小毛奇担任总参谋长，他拒绝增援东线，因为他认定必须在西线取得胜利，兴登堡转而利用私人关系向德皇威廉二世呼吁，德皇不得不在他的总参谋长和他最有名、最成功的将军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妥协的结果是，最高统帅部同意在东线发起进攻，但只限于原有的军队；奥匈军队从南线进击，希望通过大包抄方式包围俄军。兴登堡于1915年2月7日在马祖里湖地区发动进攻，但他不能渡过那累夫河到达比亚威斯托克。

法金汉的东线战役开始于1915年5月2日的对戈尔利采的突破，但从维斯瓦河上游伸展到库尔兰的兴登堡的部队却只能按兵不动，只有少数局部的进攻，俄军逐步后撤，但他们的实力却未受损伤，兴登堡认为，德奥两国的胜利取决于消灭俄国的巨大力量，因此提出一个超坦能堡计划，也就是通过侧翼迂回的包围，向科夫诺河维尔纳进攻，在华沙以东切断俄军退路。另一方面，法金汉认为只要进行一场目的有限的战役，不让俄军接近，从而使他丧失进攻能力就够了，也要为西线负责的总参谋长不肯从法国抽出实现兴登堡计划所必须的部队。在德皇支持下，法金汉批驳了沿那累夫河下游全面推进，和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以及奥军的南线进攻相配合的巨大战略。所以，法金汉和兴登堡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冷淡。

起初，法金汉的计划似乎执行的颇为顺利，因为俄军先后在1915年8月5日从华沙，1915年8月17日从科夫诺，1915年8月18日从诺沃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撤军。然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爵指挥下的俄军逃脱了被歼灭的命运。所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再次为他们的作战方案力争，他们提议在普里佩特沼泽地区包围俄军中心，但遭到法金汉再次拒绝。9月，法金汉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计划，但并没有给兴登堡必要的兵力，于是，维尔纳的进攻逐渐停止。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兴登堡庆祝了他参见普鲁士军队50周年纪念。

从1915年秋季起，法金汉把俄国战场看成只是次要的，1916年2月，在凡尔登发起了巨大的进攻，希望一举消灭法国。兴登堡尽管提出尖锐抗议，仍然不得不让东线的大批部队抽调到西线，而他所做的只能是1916年3月在维尔纳击退俄军北方面军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发动的进攻而已。6月和7月，俄军在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指挥下，发动夏季攻势，突破了奥匈军的阵线，使同盟国遭到严重打击。兴登堡不得不担任从里加到加利西亚全部东线的指挥任务，把总司令设在布列斯特。他尽力稳固了新战线，恢复了秩序。同时，法金汉对凡尔登的进攻显然已经失败，英法联军正在向索姆河挺进，8月27日，罗马尼亚又向同盟国宣战。最后这一事件决定了法金汉的命运 。 1916年8月，兴登堡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由于兴登堡的声誉过人，他的任命暂时恢复了德军的士气。这时建立最高统帅部，兴登堡以德皇的名义指挥全军，他的副手鲁登道夫在他的放纵下越来越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代表军队与政府和议会交涉，坚持1916年11月成立波兰王国，坚持1917年1月进行无限制潜艇战，鲁登道夫制定了“兴登堡计划”，控制全国的经济活动，剥夺了工人在战前争取到的某些权利，加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镇压和剥削。他们还变本加厉地干预政治，由于德皇和国会放弃了权利与责任，他们俩实际上变成了德国命运至高无上的支配者。

兴登堡视察西线后，第一次感到从军事观点看来这一战线的危险，所以，向凡尔登的进攻停止了，1917年3月，德军的战线稍稍向东撤退，从阿蜡斯通过圣康斯坦到安纳河畔的谷地重建防线，这一战线的正式名称叫“西格弗里特防线”，但在历史上统称兴登堡防线。协约国由尼维尔组织的进攻未能奏效，在1917年的剩余时间内，德军一直没有受到严重挫折。因为在帕斯兴德尔的挺进中，英军的损失比德军还大。

由于感到地位的稳固性，1917年7月，兴登堡以辞职相威胁，使得皇帝免去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首相职务。在他看来，这位首相几乎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想让伯恩哈德·冯·比洛侯爵或者海军司令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当首相，而皇帝则对这两人不感兴趣，提拔了原战时给养局局长、副国务秘书格奥尔格·米夏埃尔博士为帝国宰相，以试图满足最高统帅部军官们寻找“强人”的渴望。新首相很快拒绝了德国国会在7月19日通过的一项和平决议，国会要求在双方斗没有附带条件或损失赔偿的情况下议和。自此以后，最高统治部便独断专行，它拒绝发布有关恢复比利时独立的宣言，拒绝教皇本笃十五世关于和谈的建议，它一意孤行的实行他对待俄军局势的政策。

俄国二月革命后，鲁登道夫瞒着兴登堡，设法让住在瑞士布尔什维克鼓动家列宁通过德国，列宁在4月份回到彼得格勒，立即发起了和平运动，俄军的士气迅速瓦解，虽然陆军部长克伦斯基设法恢复了士气，还能在7月份发动克伦斯基攻势，但俄军的战斗精神肯定已经崩溃，俄国十月革命后，便立即提出休战，协约国接受了这一提议，在和谈过程中，兴登堡主张在普鲁士前线建立一条保护地带，马克斯·霍夫曼（这时他已经升为东线参谋长）虽然一贯完全同意他的上级的决定，这次却反对把更多的波兰人划进德国境内。兴登堡向德皇控告霍夫曼越权，德皇终于决定向兴登堡靠拢，兴登堡提出苛刻的条件，并以重新开战迫使苏俄接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从俄国获得301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600万人口，随后又迫使罗马尼亚签订了一项苛刻的补充条约。然而，还有一项最艰巨的任务有待兴登堡去完成，那就是在美军插手前击败英法，主攻方向指向英国，指向英国的联络线。1918年，在兴登堡的支持下，鲁登道夫先后发动了索姆河攻势（3月）、利斯河攻势（4月）、埃纳河攻势（5月）、努瓦永-蒙迪迪埃攻势（6月）、香槟-马恩河攻势（7月）。这些攻势往往都获得了初期的成功，但是由于后劲不足最后都遭到遏制。当年7月，协约国军开始反攻，在马恩河和亚眠之战中大败德军，9月28日，协约国突破“兴登堡防线”，德国最高统帅部终于不得不要求进行停战谈判。鲁登道夫哀叹，“部队精神萎靡，被俘人数之高，说明我方战线已极单薄，后备减少了，部队都过度疲乏。这场战争已不能胜利了。并要求立即进行停战，兴登堡转而主张采取防御战争，开始苦心经营著名的齐格飞防线。10月，德军的军事形势比人民所预料的要好一些，24日，他通电谴责了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条件，命令全军做最后的决战，这个通电引起了新任帝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强烈抗议，事情处理的结果出人意料，发出通电的兴登堡因为巨大威望什么事没有，早已丧失斗志的鲁登道夫却被解除了一切职务，代之以兴登堡推荐的威廉·格勒纳将军。这些努力无法挽回德国的失败，德意志帝国已经风雨飘摇了。

此时，德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已经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1918年11月3日，基尔海军爆发起义。到1918年11月8日，革命红旗飘扬在许多城市的上空。军队内部也有不少士兵倾向革命。德皇突然离开柏林，迁到巴斯的总司令部，首相劝德皇退位，传给他的孙子，但德皇不肯，希望亲自统帅军队镇压革命，兴登堡通过参谋长直告德皇，说部队不会服从他，威廉二世于是提出不当皇帝，但仍然当普鲁士国王，仍无人做答。民族自由党议会党团主席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说，出于面子上的考虑，保留兴登堡比挽救威廉二世更为重要。1918年11月9日，柏林爆发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被推举为总理，在这种形势下，兴登堡不得不劝说威廉二世退位，前往荷兰，并且加上一句，“陛下，要不是这种局势该多好。”威廉二世因为自己的流亡而永远怀恨兴登堡。

兴登堡虽被协约国列为第二号战犯，却一直没离开德国，也没离开军队。他对他的部队说：“弟兄们，我能替你们和协约国把条件讲到什么地步，诚然毫无把握，但是我总要尽到我的心力，替你们弄到我所能弄到的最好条件……”。1918年11月10日，他的副手威廉·格勒纳与政府签订协议，对抗布尔什维克和拥护政府，兴登堡留任总参谋长，当军队从莱茵河返回之际，但见军情飘扬，部署严明，和国内造反的军队迥然不同。1919年6月，总理艾伯特询问抵制凡尔赛条约的可能，兴登堡顾左右而言它，不表示意见，格勒纳将军硬着头皮说抵制无效，不得不签订和约。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德国最高统帅部被迫解散，这位72岁的老人解甲归田，再次回到了他在汉诺威的庄园，受敬仰的程度并不因为下野而稍减。这位过去一直标榜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职业军人，却一反常态，越来越多地在一些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支持右派的活动。当时凡尔赛和约谴责威廉二世悍然违反国际道德和神圣的条约，要追究他的责任，兴登堡向同盟国提出，愿意代替皇帝出现在法庭上，听由他们处置，但并未得到答复。以后，他在手写的《生平片段》中，宣布德军实际上并没有战败，而是被革命出卖了，因而创造了“背后一刀”的神话 。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们的背叛，十一月革命的关键问题一苏维埃政权还是国民议会一是以有利于德国资产阶级的结局获得解决的。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这次选举显示出旧势力的复辟。2月11日艾伯特当选为总统，魏玛共和国建立。1925年2月，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病死。原定于该年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提前举行。在3月29日的第一次选举中，7个候选人没有一人获得绝对多数。为了赢得选举，提尔皮茨亲自到汉诺威兴登堡的隐居地劝他出来竞选总统。在4月26日的第二次选举中，兴登堡以1460多万选票(占全部选民人数约37%)当选为总统。

兴登堡的当选表明，德国最高的军政大权落到右翼手中。但他的政策令原先的支持者大感失望，他依照惯例推举推举前任总理威廉·马克思，并支持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和法国和解的政策，依照宪法就任总司令以控制军队，解除独立的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的职务，不顾民族主义分子的苛责，签署了有关德国赔偿的杨格计划。

他是一个君主派，但并没有使得霍亨索伦王朝复辟 。虽然在1926年，德国政府不顾广大人民的抗议，决定把威廉二世和被废的德国贵族们的财产全部归还他们，并赔偿他们因革命而遭到的损失。5月5日，兴登堡发布总统令，指示各驻外公使馆和领事馆除悬挂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国旗外，还要悬挂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

1927年80大寿之际，获得德国政府赠送的位于东普鲁士纽迪克因经济能力一直无法赎回的祖产，从此过着东普鲁士地主生活，并与当地贵族往来。兴登堡得到庄园后，转赠给他儿子奥斯卡，以便节省一笔遗产税。后来，希特勒当了总理，普鲁士政府又加赠给兴登堡5千英亩土地。

1929年秋，德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人数剧增，成千上万农户破产。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内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的影响迅速增长，资产阶级已经无法用议会制来统治。1930年3月上台的海因里希·布吕宁政府，标志着由议会制过渡到独裁制。布鲁宁十分尊敬兴登堡总统，而对国会愈加轻视。他利用“紧急法令”绕开国会来处理国家事务。如果国会拒绝政府提出的法案，他便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让兴登堡签字生效。这种紧急法令1930年颁发 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这使得兴登堡的权利超过了皇帝，成为独裁者。兴登堡在任职期间积极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公开支持保皇组织，还曾任军国主义组织“钢盔队”的名誉会长。

与此同时，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抬头，在国会的席位急剧增加。1931年11月初，兴登堡会见了希特勒。兴登堡对这位“波希米亚下士”没有任何好感，事后对亲信说：“他最多只能当个邮政部长。” 由于当时议会内所有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中央党的民主党派为了防止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而一起支持兴登堡，因此兴登堡得以在1932年再次委任布吕宁为总理。 1932年春天兴登堡7年任期届满，老总统本愿退休，但由于纳粹党徒们的嘲弄与讽刺，已经年届八旬的兴登堡决定再次出山，他再度被提名为候选人。纳粹党提名希特勒为候选人。***的候选人是台尔曼。在第一轮选举中，兴登堡有496%的选票，希特勒有30%的选票，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4月10日举行第二轮选举，兴登堡以53%压过希特勒的368%当选。然而，数周后，老战友格勒纳为施莱谢尔阴谋所陷害，被迫辞去部长职务。

在这次选举的过程中，希特勒深知自己在民众中的威望逊于兴登堡，便提出了“尊敬兴登堡，投票希特勒”的口号，企图借兴登堡之势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结果希特勒落选，但却给兴登堡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兴登堡连任总统后，置广大民众反对于不顾，准备起用希特勒，并对劝其警惕希特勒的人说：“我应该把盗猎者变成守林人。”

1932年兴登堡已臻85岁。由于他年迈力衰，心身不济，兴登堡越来越依靠他自己的一小批右翼的朋友和战友的顾问了。这些人中包括他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他的庄园的邻居、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中将和弗朗茨·冯·帕彭。这些人劝他解雇布吕宁而提名帕彭为总理，因为他们希望帕彭的政策更偏右。这个计划失败后这些人考虑过通过政变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施莱谢尔拒绝提供军队进行政变，因此这个计划也被放弃了。后提议由弗兰茨·冯·巴本组织“贵族内阁”，而巴本与法西斯势力有密切的联系。为了履行其“驯服纳粹党的奇迹”企图延请纳粹党员入阁。

老总统完全被巴本的魅力折服，故特别尊重其职权，但巴本并未能驯服纳粹党。狂妄的希特勒根本不买兴登堡的帐。希特勒在大选中看到他的法西斯组织有一定实力，故而断然拒绝兴登堡要他与巴本共同组阁的要求，明目张胆地说：“作为德国最大的政党领导，我，要负责的是包括一切方面在内的整个权力。” 希特勒不仅蔑视巴本，同时还对12月继承巴本的施莱谢尔持敌对态度，坚持他自己组阁，而兴登堡则嫌希特勒跋扈而不同意。他见希特勒有可能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不禁恼怒，立即转变180°，公开声明：“出于对祖国的义务和良心，我无权把整个政府的权力只交给一心想独揽大权的纳粹运动。”

1932年11月一批工业家和银行家向兴登堡提出请愿书，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但在1932年12月2日，兴登堡罢免了与法西斯势力有密切联系的巴本总理，让施莱谢尔组阁，这一手直接威胁到希特勒的全面夺权的计划，因为当时法西斯势力毕竟羽翼未丰，而且施莱谢尔有一个分裂纳粹党的计划。于是，希特勒一方面找巴本“赔罪”，另一方面，请出德国垄断财团的头面人物向兴登堡提出请愿书，为其从中通融。本来就是右翼代表的兴登堡见希特勒已“回心转意”，愿与自己合作了，遂又萌生了利用这个“守林人”的念头。 巴本则与希特勒达成组阁协议，1933年1月30日，当施莱谢尔因得不到议会的支持垮台时，兴登堡随即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恐怖专政。

1933年2月1日，在希特勒政府授意之下，兴登堡宣布解散国会，并定于3月5日重新举行选举。2月27日，纳粹分子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然后嫁祸于***人。2月28日，根据希特勒政府的建议，兴登堡颁布紧急法令，废除了魏玛宪法中有关人身、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的一切条款。

兴登堡的健康和智力已经长时间很差了，因此1934年长刀之夜时他毫无恢复和保证国家法制的能力。但对希特勒做出了警告，使他结束血腥屠杀。当希特勒到他的庄园上去看望他时，躺在病床上的兴登堡把希特勒当作德国皇帝，称之为“陛下”。按其遗愿，兴登堡应该简单的葬在他的庄园上，但希特勒将他葬在他过去战胜俄罗斯的战场上，并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兴登堡死后对希特勒来说最后一个他成为独裁者的障碍被消除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为了防止他和他夫人的棺材被苏联军队破坏，德国陆军将它们转移到马尔堡。它们至今放在那里的伊丽莎白教堂北钟楼的祈祷阁中。经教会首领决定它们今天不再被用灯光照亮。

保罗·冯·兴登堡是柏林、代特莫尔特、路德维希堡、明斯特、法兰克福、汉堡、卡塞尔、卡尔斯鲁厄、科布伦茨、吕贝克、纽伦堡、波茨坦、哥塔和茨维考的名誉公民。

推举的都督是黎元洪。

武昌起义是指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湖北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辛亥革命。武汉辛亥革命军政府旧址现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