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十分丰富。就个体讲,有仁、义、礼、智、圣(信)、恕、忠、孝、悌等思想。比照元素论,古人开出过三德、五行、六德等德目。孔孟讲的是“圣”端;董仲舒改为“信”端。
仁:仁爱。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此外还有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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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核心是“博爱、厚生、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法治等德道思想‘’。它对于我们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支援以夯实、筑高舆论阵地,对于社会树立核心价值观以寻求长治久安良策,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化,对于我们建设保和太和、万国咸宁的和谐世界都有重大意义。
-儒家思想核心
孔子(前551~前479)
中国春秋后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名孔丘,字仲尼。鲁国人。
生平 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避内乱移居鲁国。父叔梁纥,母颜氏 。鲁襄公二十二年(前 551)生于鲁国陬邑( 今山东曲阜 )。鲁国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素有礼乐之邦之称 。至春秋末,礼乐仍保持完好。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孔子有深刻的影响。孔子幼时常以陈俎豆、设礼容为戏。早年丧父,家境中落,年轻时曾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30余岁时开始授徒讲学。鲁昭公二十六年( 前516),鲁国内乱,孔子不满季氏为首的三桓擅权 ,一度离鲁至齐 ,不久返回。开始整理诗、书、礼、乐,招收弟子日多,影响愈大。鲁定公九年(前501),出任中都宰,颇有政绩 。后升为司空和大司寇。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孔子相礼,鲁国兵礼并用,收回被齐国侵占的郓、灌及龟阴之田。定公十三年,孔子为维护公室,建议毁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三家都邑,季孙氏、叔孙氏的邱、费被毁后,孟孙氏以武力对抗,孔子计划失败。以后鲁国政局有变,孔子见理想难以实现,遂带领弟子离开鲁国 ,开始了周游列国的飘泊生涯 ,时孔子55岁。孔子14年中先后到过卫、陈、宋、蔡、楚等国,向各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均不见用 。鲁哀公十一年( 前484),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时年68岁。鲁哀公和季康子虽常向孔子问政,但终不起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画像
哲学思想 孔子所处春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思想中充满新与旧的矛盾,反映了大变动时代的精神风貌。
天命鬼神观 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视天为万有的主宰和人格神,认为天命主宰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治乱。他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同时他又否定周时盛行的占卜活动,提出“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 ,五谷生焉”,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记载孔子“不语怪 、力、乱、神”,并且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回避了关于人死后是否变鬼的问题。
《孔子杏坛讲学图》
仁与礼的学说 礼原为中国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春秋时“礼崩乐坏” ,礼已名存实亡 。孔子注重社会伦理问题,把礼看成是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区别华、夷的标志。他谴责破坏周礼的行为,对鲁国季氏窃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极为愤慨,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主张“正名”,试图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已经产生变化的社会现实,要求人们“克己复礼”。但是,在不违背周礼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孔子同意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周礼的具体内容有所损益。仁这一概念在春秋时已广泛使用,孔子赋予了它以新的涵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论语》记载:“樊迟问仁 ,子曰 :爱人。”孔子又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认为仁就是推己达人的忠恕之道。孔子仁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成为“圣人”和“仁人”的道德理想,认为“仁”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他重视道德修养,强调自身的努力,即“为仁由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提出了一系列修养方法,如反求诸己;一日三省等 。孔子的仁还包含着爱惜劳动者的思想 ,如仲弓问仁,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子张问仁,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 ,为仁矣。”此“五者”即“ 恭、宽、信、敏、惠”。孔子的“宽”、“惠”表现在统治方法上就是要行“ 德政 ”。所谓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在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宽刑罚而重教化。经济上惠民就是要使民“足食” ,《论语》记载孔子“所重 :民、食、丧、祭”,主张“因民所利而利之”。政治上宽民就是要反对“不教而杀”的苛政,孔子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理”,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民的道德观念,促使人民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为了行德政,孔子还提出了“举贤才”的政治主张 。《论语》记载仲弓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他认为还必须考虑到民意,“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主张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认为“过犹不及”。孔子主张恪守“中道”,如《 论语 》记载,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 ;主张“ 德刑并用 ”,“ 宽猛相济 ”;对学生,性格过于进取的加以遏制,对于谦退的加以鼓励。孔子反对过激的言行,但同时也反对不讲原则,“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乡愿”行为,称“乡愿,德之贼也”。
知识论 孔子就知识的来源和对知识的态度把人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虽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但他所强调的是后天学习,着眼于“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的中等人。孔子一生学而不厌,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他还讨论了学与思的关系,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触类旁通。孔子主张学以致用,他说:“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反对知而不行或“言而过其行”的人。
《孔子周游列国图》
逻辑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者,他提出了“正名”主张,虽然主要是为了实现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名分等级制度,但包含了逻辑证明的初步意识。孔子认为言有赖于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从正名的需要出发,孔子还强调推理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同类可以相推的原则。
美学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奠基人,孔子的美学思想也建立在他的仁学基础上,他认为要使“仁”的原则得到实现,就要唤起人们自觉行仁的要求。他力图发挥文艺的特殊社会作用,陶冶人们的伦理道德感情,把文艺作为唤起人们自觉行仁 ,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的重 要 手段 ,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力求使人们对行仁不但“知之”、“好之”而且“乐之”。在美与善的关系上,他主张“尽善”、“尽美”,认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和审美 境界是同一的 。孔子还要求“ 美 ”和文艺必须绝对服从“礼”,为维护礼服务。
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私人讲学的教育家。传说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他主张“有教无类”,学生中不少人出身低贱,许多过去无权受教育的平民子弟得以受教育。孔子把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作为教育的目的,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故而以“文行忠信”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排斥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教育。他注重道德培养,主张治学要先立人,提出了一整套以道德培养为核心的教育思想 ,提倡“ 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他注重言传身教,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要求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学中他讲究教育方法,注重启发 、诱导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注意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他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第一位教育家。
孔子墓(山东曲阜孔林)
历史地位 孔子的学说博大精深,虽具有一些传统的保守的思想因素,但其主流在当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所以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先秦显学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汉以前并未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汉代以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孔子的思想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受到重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以后,历代统治者进一步采取了神化孔子,提倡儒学的措施,巩固了孔子的至尊地位。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这种影响波及到东亚乃至全世界 。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的需要,片面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保守方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五四运动以后 ,孔子 思想 的保守性受到了进步思想家的批判。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学工作者,对孔子及其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评价,取得了很大成就。孔子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孔子弟子撰写的《论语》中,《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亦有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
贞观君臣论治(节选): 1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
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
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 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译:(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
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
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
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
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
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
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
2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
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
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
胄奏:“据法应流。
”上怒曰: “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
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译: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
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
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
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
”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
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 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
3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
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译: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
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
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
4二年春正月,上文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
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换鲧、驩兜不能蔽也。
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
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
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
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上曰:“善。”
译:贞观二个年春正月,唐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做才算明智?又怎样做才会昏庸? ”魏征回答说:“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会作出明智的决断;仅仅片面地听取单方面的意见,只能作出昏庸的判断。
从前尧畅听民意,所以三苗的恶行被他知晓。
舜广开四方视听,所以共工、鲧和驩这样的坏人无处隐藏。
秦二世毫不怀疑地信任赵高,给自己带来了在望夷宫被赵高杀害的悲剧。
梁武帝不加选择地听信朱异,结果让自己遭受在台城被活活饿死的屈辱。
隋炀帝片面相信虞世基,落得被部将缢杀在彭城阁的下场。
因此,如果君主广泛地听取和吸纳意见与建议,宠臣就不能蒙蔽(雍,堵塞;蔽,蒙蔽)君主,并且下面的信息也会畅通地到达君主。
” 唐太宗说:“说得对!”
5(三年夏四月)甲午,上始御太极殿,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
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
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 为,何必择才也。
” 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故是: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
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
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译: 贞观三年夏四月甲午,唐太宗御 驾到太极殿(始,曾经),对一侍大臣说:“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司,部门),对不妥的诏令都应该提出意见或建议。
近来只顺应我的意图,却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如果中书省和门下省只是负责传递文书,那么谁不能做呢?何必费心地选用人才呢?”房玄龄等人马上磕头谢罪。
从前的做法(惯例)是: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中书舍人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混杂地签署自己的名字,叫“五花判事”。
紧接着中书侍郎和中书令进行审查,此后给事中和黄门侍郎可以反驳和纠正中书省的意见。
唐太宗方才重申已有的制度,从此很少有破坏规定的事情出现。
6 乙丑,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
”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
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
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
朕则不然。
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
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译:(乙丑(初二),太宗问房玄龄、萧道:“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监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
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
”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
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虽伤身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 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
朕则不是这样。
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
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
7(六年冬十二月)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
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
用一小人则小人 矣。
”对曰:“然。
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
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译;贞观六年冬十二月,唐太宗对魏征说:“选拔官员,不能轻率和仓促。
任用一个君子,所有的君子都愿意前来,而如果任用一个小人,所有的小人都会蜂拥而至。
”魏征回答说:“确实是这样。
假如国家没有统一,那么就只看人才的才干,而不用权衡品行。
如果国家已经安定(丧,死亡;乱,战乱),那么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就不能使用。
”
8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
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
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
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
与其毒害于见(现)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
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谪所以伤之也。
臣谓宜赋以茅土,酬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
译: 贞观十三年春二月,唐太宗已经下诏书让宗室和一些大臣世袭刺史的职位,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代和现今情况不同,这样做恐怕不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因此上奏疏表示反对。
侍御史马周也上了奏疏,他认为:“尧、舜的父亲还有丹朱、商均那样的不孝子。
假如让小孩子继承职位,万一他们娇纵,老百姓就会受到他们的祸害国家就会遭受损失。
想要断绝他们的职位,他们长辈的功劳还在;想要保留他们的职位,他们的罪恶已经明显了。
与其祸害现世的广大百姓,不如不向有功 劳的大臣施恩,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
这样的话,原来关爱他们的行为,恰好成了伤害他们的行为。
臣下认为应该赏赐他们土地和人口,如果确实(必,确实)有才能,就根据能力(器,才能)的大小授予相应的官职,使得本人受到陛下的恩泽,子孙也享有优越的生活。
” 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不愿之国,上表固让,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戚忧虞,如置汤火。
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
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协事宜。
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
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宪,自取诛夷,更因延世之赏,致成剿绝之祸,良可哀愍。
愿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
”正碰上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意接受世袭职位,上表坚决推辞,表的内容是:“诏令发布以来,感到孤单凄凉,好像行走在春季的薄冰上;宗族(宗,宗族)和亲属(戚,亲戚)忧心忡忡(虞,忧患),如同被放置在火上的汤一样。
追忆往昔,只有三代实行分封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央的力量不能控制地方势力,所以因势利导,政令常常不是由中央王朝发出的。
两汉废除王侯,设置郡守。
消除(蠲,免除)了过去(曩,从前)的弊端,这非常恰当(协,和谐,融洽)。
现在因为我们的缘故又有变化,恐怕会扰乱圣唐的制度。
而且愚蠢不成器的后代,或者触犯国法,自取灭亡。
因为延续几代的赏赐,导致断绝的灾祸,实在是可怜悯的事情。
恳请能收回成命(涣,离散),恩赐子孙们性命。
”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
”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之子孙,共传永久。
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诏停世封刺史。
长孙无忌又通过儿媳长乐公主坚决向唐太宗请求,他还说:“我排除千难万阻为陛下效力,现在天下太平,为什么要被任命到外地?这和迁徙没有什么分别。
”唐太宗说:“天子把土地分封给有功的大臣,这是古今共同的做法。
目的是为了让你的后代辅佐我的子孙,共同把大唐永恒的基业传继下去。
但你们却表示不能接受,我怎么会强迫你们接受呢?”庚子日,唐太宗下诏停止世代封袭 刺史的制度。
9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呼”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
”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
”上曰:“诚然。”
译: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在兼任起居郎,我可以看看你记录的起居注吗?”褚遂良回答说:“史官(此指起居郎)笔录君主的言行,详细地(备,详细)记载君主的善与恶,大概君主因此不敢有不良的言行,还没听说过君主自己看阅起居注的先例。
”唐太宗说:“我有不妥的地方,你也要如实记载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本职工作是如实笔录陛下言行,不敢不记载不妥的地方。
”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天下人都会记载。
”唐太宗说:“确实是这样。
”
10 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文贞公魏征薨。
上思征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译:贞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郑国公魏征去世(诸侯之死称为“薨”)。
唐太宗常常思念他(不已,不停),他对近侍的大臣们说:“人们用铜制作镜子,可以用来端正仪容。
把历史当作镜子,可以明白人世的兴盛衰落的规律。
君主把臣下作为镜子,可以知晓自己的得和失。
”魏征离开人世(没,指死亡),我就少了一面镜子。
11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
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帅意以实言之。
”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
”上曰:“不然。
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
自古帝王各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
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
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
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呼?”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誉,盖谦谦之志耳。”
译:贞观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唐太宗御驾翠微殿,问近侍的大臣:“自古以来的帝王即使统一了中原,也不能使周边的少数民族归服。
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他们,我自己不清楚具体原因,大家敞开心扉尽情说说你们的看法吧!”大臣们都说:“陛下的功劳德行像天和地那样广大,我们无 法说清楚。
”唐太宗说:“你们的答案不正确(然,正确)。
我能做到这样的原因,只在五个方面。
自古以来,帝王纷纷忌妒比自己强的人,而我一旦发现别人的优点,就好像自己拥有这些优点(善,优点)一样高兴。
对优秀人才来说,他们的品德和才干往往不能兼备,我常常忽略他们的缺点,而使用他们的长处。
帝王(人主,帝王)在提拔任用贤才的时候,往往巴不得把他们揣在怀里;而退弃无能之辈的时候,恨不得把他们通通推到山沟里。
而我见到贤才就会敬重他们,遇到无能之辈就怜惜他们,两类人都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
君主们往往厌恶鲠直坦率的大臣,明里暗里地处死他们,没有哪朝哪代不是这样。
我登基以来,满朝都是鲠直坦率的大臣,从来没有贬退斥责(黜,贬退)过他们。
自古以来历代皇帝都看重华夏族,却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做到平等地爱护他们,所以各个周边民族都像依赖(依,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我(种落,族)。
这五个方面,就是我成就今天事业的原因。
唐太宗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曾经担任过史官,像我方才说的一番话,符合实际情况吗?”褚遂良回答说:“陛下博大宽广的德行记载不完(胜,尽),却单单对以上五个方面满意(与,赞许),陛下真的过于谦虚了。”
“儒”由孔子最早提出,泛指掌管教育和文化的职业,后来作为文化的通称。后人把孔子创立的,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学派称为“儒家”。综合儒家的教育思想,可概括为“以德为本,积极人世”。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曾入儒门,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赞同儒家的厚葬和久丧,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一、关于教育的作用儒家认为教育是一种统治手段,同时优于政治、法律,可以感化和征服人心,产生一种道德信念的力量,从而收到“德礼为治”的效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同时提出了“人性论”,虽然性本善和性本恶在这一时期没有达成共识,但儒家都一致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这就为“仁政”、“德治”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墨家从人性平等的立场出发去认识和阐述教育作用。墨翟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对社会,教育通过使天下人“知义”实现着社会的完善,即对人的教育是一种社会的兴利除弊;在人的发展上反对命定论,重视教育和环境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素丝说”。二、关于教育的目的儒家认为教育是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使其具有忠君和勇敢的品质,体现在教育上“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说明学习是做官的途径,并特别强调了“优”方能为“仕”,也就是说只有学习优异、德才兼备的贤才才能做官,反映了儒家惟才是举的思想并提出“举贤才”的主张,使得平民有了参政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官本位的教育模式,教育为政治服务为国家培养政治人才、各种官吏的候选人,这样又把教育同政治结合在了一起。而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兼士还必须“好学而博”,而且所学不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并且包括技术的掌握。总的说来,墨家所要培养的贤士或兼士,必须具有“兼爱”的精神,长于辩论,明辨是非,又是道术渊博,有益于世的人才。三、关于教育的对象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教育播向平民的人,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限,开辟了“学在四夷”的先河。儒家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们的性情原本是相近的,只是因为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人产生了不同。否定了人的等级差别,首先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孔子不仅提出了要求,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孔子的学生成份复杂,人数众多,来自社会各阶层,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说。而墨家代表着“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说明“农与工肆之人”是墨家的主要对象;但墨家所倡导的以“兼爱”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则说明墨家的教育对象又具有全社会性。四、关于教育内容先秦儒家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道德和文化知识两方面,其中以政治道德教育为重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行、忠、信”都属于道德范畴。“文”有一部分属于道德教育、一部分属于文化知识。由此可见,道德教育在整个儒家教育中居于首要地位,文化知识的基本任务在于为道德教育服务。儒家主要传授的教材是《诗》、《书》、《礼》、《乐》四种。而墨家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五、关于教学方法“学而知之”是儒家进行教学的主导思想,学是求知的途径,也是求知的唯一手段。从学开始,由学而思而行。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好学与实事求是也是儒家在进行教育时常用的教育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而墨家在教学上则表现出很大差异,关于知识的来源,墨家提出:“知:闻、说、亲。”这三种知识来源中, 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传闻”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法,即“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墨翟还特别重视“强说人”的积极教育态度,与儒家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恰成对比。六、关于道德教育在儒家的教育中,道德教育居首要地位。道德观念以文化知识为基础,道德教育主要通过知识传授来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首先是道德认识,要能分清善恶
墨子,名翟(dí)
① 兼爱非攻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② 天志明鬼
所谓天志就是天有意志,天爱民,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
③ 尚同尚贤
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④ 节用节葬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⑤ 非乐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
⑥ 非命
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认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
政治思想:
1、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2、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
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3、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扩展资料: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
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
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孔子
1 文言文翻译 魏徴
译文:
然而,别看魏征状貌不逾中人,却有胆有略,善回人主之意。魏征是一片赤胆忠心,况且总是言之在理,因而,大都是太宗皇帝“霁威”改容,瞿然向魏征赔不是:“吾已悔之。”
一次,魏征从外面回来,看到太宗皇帝车驾齐备,像是要出门,见到魏征,突然又下命令将车马驱回。魏征不解,问道:
“听人说陛下要驾幸南山,外面都己严装待命,却突然不去了,这是为什么?”
太宗皇帝笑着说:
“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
还有一次,太宗皇帝得到一只特别好的鹞鹰,非常喜欢,在朝廷上把它架在胳膊上,逗着它玩儿。正玩得高兴的时候,远远望见魏征走来,急忙把鹞鹰揣在怀里藏了起来。魏征奏起事来,没完没了,说个不停,太宗皇帝也不敢动。等魏征告辞后,急从怀中掏出鹞鹰,结果早给憋死了。
2 魏市人的文言文翻译后魏孝文帝时,皇室各个王子和达官贵戚很多人都服用铅汞等矿石丹药,而且都自称服用后身体发热。
也有自称服用石药发热的人并不富贵,当时有许多人厌恶这些人谎称自己是富贵身子。一次,有一个人躺在集市门前边的大道上,身体翻来覆去不停地转动,自称是服用石药后发热了,吸引许多人争相来看。
跟他同来的伙伴怪他假作富贵人,告诉他说:“我也身上发热了。”这个人问:“你什么时候服用的石药?”同伴回答说:“我昨天在市上买的米,米里头有石啊,吃了后现在就发热了。”
围观的人听了后,哄然大笑。从此,很少有人声称自己服石药发热了。
3 终于魏中书监 文言文翻译卢恺,字长仁,涿郡范阳人也。
父柔,终于魏中书监。恺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书记,颇解属文。
周齐王宪引为记室。其后袭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户。
从宪伐齐,恺说柏杜镇下之。迁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户。
染工上士王神欢者,尝以赂自进,冢宰宇文护擢为计部下大夫。恺谏曰:“古者登高能赋,可为大夫,求贤审官,理须详慎。
今神欢出自染工,更无殊异,徒以家富自通,遂与搢绅并列,实恐惟鹈之刺,闻之外境。”护竟寝其事。
建德中,增邑二百户。岁馀,转内史下大夫。
武帝在云阳宫,敕诸屯简老牛,欲以享士。恺进谏曰:“昔田子方赎老马,君子以为美谈。
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亏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转礼部大夫,为聘陈使副。先是,行人多从其国礼,及恺为使,一依本朝,陈人莫能屈。
四年秋,李穆攻拔轵关、柏崖二镇,命恺作露布,帝读之大悦,曰:“卢恺文章大进,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寻授襄州总管司录,转治中。
大象元年,征拜东京吏部大夫。开皇初,加上仪同三司,除尚书吏部侍郎,进爵为侯,仍摄尚书左丞。
每有敷奏,侃然正色,虽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恺有吏干,赐钱二十万,并赉杂彩三百匹,加散骑常侍。
八年,上亲考百僚,以恺为上。恺固让,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干,旧所闻悉。
今者上考,佥议攸同,当仁不让,何愧之有!皆在朕心,无劳饰让。”岁馀,拜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事。
会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不平,奏威阴事。恺坐与相连,上以恺属吏。
宪司奏恺曰:“房恭懿者,尉迟迥之党,不当仕进。威、恺二人曲相荐达,累转为海州刺史。
又吏部预选者甚多,恺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从父弟彻、肃二人,并以乡正征诣吏部。
彻文状后至而先任用,肃左足挛蹇,才用无算,恺以威故,授朝请郎。恺之朋党,事甚明白。”
上大怒曰:“恺敢将天官以为私惠!”恺免冠顿首曰:“皇太子将以通事舍人苏夔为舍人,夔即苏威之子,臣以夔未当迁,固启而止。臣若与威有私,岂当如此!”上曰:“苏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执,以徼身幸。
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奸臣之行也。”于是除名为百姓。
未几,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谮,遂及于此。
子义恭嗣。完全翻译不太容易,里面有涉及很多史事及人物,大概直译了一下,有两句我也不甚理解。
全文不敢一定准确,不过纯手打,将就着看,以下是译文:卢恺,字长仁,涿郡(地名)范阳(地名)人。其父名卢柔,曾为官至(魏)中书监。
卢恺为人甚孝又喜交友,英姿飒爽,懂一些书记工作,擅长写应用文。周齐王宪招他做了自己的书记员。
后来做了容城伯(爵位),采邑一千一百户。在随王宪伐齐的时候,卢恺说降了柏杜镇。
升官吏部大夫,增加了采邑七百户。做染色生意的王神欢,曾试图通过贿赂进入官场,冢宰(官名)宇文护准备提升他做计部下大夫(官名)。
卢恺进谏说:“古时候能登高做赋的人,可以做大夫(官名),访求贤人选用官员,需要详查和慎重。王神欢是染匠出身,没有特殊才能,只是因为家里殷富而贿赂官员就进身搢绅之列,恐怕会像鹈鹕皮囊里的刺一样露出来被人知道。”
宇文护就停办了此事。北周建德年间,增加了采邑二百户。
一年多后,做了内史下大夫。武帝在云阳宫,下令各地挑一些老牛,准备杀了慰劳百官臣工(士人)。
卢恺进谏说:“当初田子方赎老马(注:田子方见有人要杀老马吃,就用钱赎了它,以免其死),传为美谈。如果大家听了你的敕令,杀老牛慰劳士人,对施行仁政来说是个污点。”
武帝很赞赏卢恺说的话就听从了(不杀老牛)。后来卢恺做了礼部大夫,做了出使陈国的副使。
以前去陈国(访问)的人到了陈国都会遵守陈国的礼仪,到了卢恺出使陈国时,卢恺只依照本国(周)的礼仪,陈国的人不能使其屈服(遵从陈国礼仪)。建德四年秋季,李穆攻下了轵关、柏崖二镇,让卢恺写了捷报(露布,即在帛制的旗子上,书写文字,即捷报),武帝看了很高兴,说:“卢恺文章写得越来越好了,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不好意思,这半句我也没搞懂。
)
”很快授予他襄州总管司录(官名),后又改做治中(官名,类似州长秘书、助理类)。
大象元年(武帝后的皇帝的年号),征调卢恺做了东京吏部大夫。开皇初年(隋文帝年号),授卢恺等同于三司(三司,唐代之前最显赫的官位)待遇,授尚书省吏部侍郎职,进位为侯爵,仍兼任尚书左丞的职务。
每次向皇帝奏事时都刚直正色,不管皇帝高兴还是生气,都一样处之。皇帝称赞卢恺有才能,赐给钱二十万和彩帛三百匹,并赐散骑常侍(官名)职。
开皇八年,皇帝亲自考察百官,评卢恺为优异。卢恺坚决推让,不敢接受,高祖(隋文帝)说:“你在吏部勤于职守,以前就全都知道。
现在评你为优异,众人的意见相同,你应该当仁不让不必惭愧!你所做的我都知道,不必推辞!”一年后,授礼部尚书衔,同时兼管礼部尚书的事。恰逢国子博士(相当于翰林一类的称呼)何妥和右仆射(官名)苏威不和,何妥揭发了一些苏威(见不得人)的事。
卢恺因与(苏威)事相关,皇帝就把。
4 文言文袁焕传全文翻译译文 袁涣,字曜卿,陈郡扶乐人。
父亲叫袁滂,担任东汉司徒。郡守任命袁涣担任功曹之职,后来又举荐给公府,在官吏考核中获得较高的等级,授官谯县县令,未去上任。
刘备任豫州牧,推荐袁涣为秀才。后来袁涣避难于江淮之间,被袁术所任用。
袁术每次向袁涣咨询探问,袁涣总是正气凛然地论述自己的主张,袁术辩驳不过,但是仍然敬重他,不敢不对他以礼相待。不久,吕布在阜陵攻打术,袁涣随袁术一起迎战,于是又被吕布拘留。
吕布当初和刘备和睦亲近,后来有了矛盾。吕布想让袁涣写信去大骂羞辱刘备,袁涣认为不能这样做,吕布再三强迫他,都不答应。
吕布大怒,用刀剑来威胁袁涣说:“做这件事就能活,不做这件事就死。”袁涣脸色丝毫没有改变,笑着对吕布说:“我听说只有德行可以用来羞辱别人,没听说用污言秽语来羞辱别人的。
假使他本来就是个君子,将不会以将军你的话为耻辱,假如他实在是个小人,将用你的话回复你,那么受辱的是你而不是他。再说我先前侍奉刘将军,就像今天侍奉你一样,假如有一天我离开这里,再来痛骂将军,行吗?”吕布自感惭愧而作罢。
吕布被杀,袁涣得以回到太祖身边。 袁涣曾对太祖说“武器,是种凶器,万不得已才使用。
用高尚的品行来影响他人,用仁义的思想来感化他人,同时安抚那里的百姓,替他们扫除危害。这样,所以百姓才可以和他们同生死。
您洞明事理举世罕见,古人用来争得民众的方法,您已经勤勉地实行了;当今官府失去民众的弊政,您也已经引以为戒了,四海之内依靠您得以免于危亡的灾祸,然而百姓还不懂得仁义,希望您教导他们,那么真是天下的福分了。”太祖很欣赏地采纳了他的建议。
当时刚刚招募百姓去开垦荒地,百姓都不愿意,纷纷逃离。袁涣对太祖说:“百姓安于入土,不愿轻易迁移,千万不能突然让他们离开故土,顺着他们容易,违背他们困难,应该顺着他们的心意,愿意去垦荒的就让他们去,不愿意去的不可勉强。”
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百姓非常高兴。 (后来),袁涣升任梁相,治理政事崇尚教育引导,本着宽恕的原则思考后再去实行,外表温和而内心果断。
因为生病离开官任,百姓想念他。他前后得到的赐物很多,但他都分发给别人,家中没有什么积蓄,始终不问自己的家产,缺什么就从别人那里取用,不愿意做出清白的姿态,但当时的人都钦服他的清廉。
当时有传说刘备已死,群臣都拍手庆贺,袁涣因为自己曾经被刘备举荐为吏,独自不表庆贺。他为官几年后去世,太祖还为他流下了泪。
原文 袁涣字曜卿,陈郡扶乐人也。当时诸公子多越法度,而涣清静,举动必以礼。
郡命为功曹,郡中奸吏皆自引去。 吕布后辟公府,举高第,迁侍御史。
除谯令,不就。刘备之为豫州,举涣茂才。
后避地江、淮间,为袁术所命。术每有所咨访,涣常正议,术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礼也。
顷之,吕布击术於阜陵,涣往从之,遂复为布所拘留。布初与刘备和亲,后离隙。
布欲使涣作书詈辱备,涣不可,再三强之,不许。布大怒,以兵胁涣曰:“为之则生,不为则死。”
涣颜色不变,笑而应之曰:“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於彼。
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布惭而止。 布诛,涣得归太祖。
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
太祖从之,百姓大悦。迁为梁相。
涣每敕诸县:“务存鳏寡高年,表异孝子贞妇。常谈曰‘世治则礼详,世乱则礼简’,全在斟酌之间耳。
方今虽扰攘,难以礼化,然在吾所以为之。”为政崇教训,恕思而后行,外温柔而内能断。
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后徵为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
前后得赐甚多,皆散尽之,家无所储,终不问产业,乏则取之於人,不为皦察之行,然时人服其清。 曹操 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
涣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
太祖善其言。时有传刘备死者,群臣皆贺;涣以尝为备举吏,独不贺。
居官数年卒,太祖为之流涕,赐谷二千斛,一教“以太仓谷千斛赐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谷千斛与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仓谷者,官法也;以垣下谷者,亲旧也。”
又帝闻涣昔拒吕布之事,问涣从弟敏:“涣勇怯何如?”敏对曰:“涣貌似和柔,然其临大节,处危难,虽贲育不过也。”涣子侃,亦清粹间素,有父风,历位郡守尚书。
初,涣从弟霸,公恪有功干,魏初为大司农,及同郡何夔并知名于时。而霸子亮,夔子曾,与侃复齐声友善。
亮贞固有学行,疾何晏、邓风飏等,著论以讥切之,位至河南尹、尚书。霸弟徽,以儒素称。
遭天下乱,避难交州。司徒辟,不至。
徽弟敏,有武艺而好水功,官至河堤谒者。
5 游仲鸿文言文翻译及习题答案译文资料供参考: 游仲鸿(1138-1215),字子正,谥为忠,南充人。
1175年(孝宗淳熙二年)进士第,官犍为主簿,被总赋李昌图看中,荐给赵汝愚作制置司干办工事。赵汝愚也器重他,称他是"直谅多闻"之士。
赵汝愚回朝作相后,游仲鸿也被交章推荐入朝,官监登闻鼓院。赵汝愚受打击出朝后,游回川作过利州路转运判、提点刑狱。
可见,游仲鸿在京的官不到部长级,在地方上也只做到路一级的部门之官?quot;大拜"和"参知政事"之说,纯属子虚乌有。 游似(亦写侣)(?-1252),字景仁,号克斋,谥清献,赠少师。
他勤奋好学,师事刘光祖。1221年(宋宁宗嘉定十四年)中进士,官大理司直。
1239年(理宗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学士,签枢密院事,封南充县伯,同年八月拜参知政事。1245年(淳[礻右]五年)拜右丞相。
游似的官运超过乃父,从拜端明殿学士到拜右相封国公死,都一直在"宰执"的位置上。游似高官后定居今浙江德清县新市镇,那里曾有他的祠。
游氏父子的政绩。游仲鸿的官阶虽不及儿子的高,但他的胆识和办事气魄则远在儿子之上。
他在任制置司干办工事时,宜宾一带的董蛮部内侵到犍为,并俘获了一些宋人。宋准备派兵进击,游仲鸿自请单独前去处理。
他去问明衅端后,叫董部放还俘虏,宋即照付马价,一场干戈就这样化为玉帛。游仲鸿受降而归,从此名声大起,被成都帅杨辅调为幕僚。
他向杨辅提出,用将要淘汰的士兵去耕种。这样既安置了将要退役的士兵,减少人民的赋税,又利用了荒废的土地,真是"一石三鸟"。
绍熙四年入朝,正是韩 胃排斥理学、打击赵汝愚的时候。首相留正、理学家朱熹、谏官黄度都离开了朝廷。
游仲鸿愤然上疏道:"陛下宅忧之时,御批数出不由中书;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不以礼;谏官黄度之去,去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复去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谏官、讲官而能自为聪明者也。
愿极还熹,勿使小人得志,以养成祸乱"他敢于这样逆鳞犯颜,予头直指宁宗和韩 胃,确非常人所能为。 自"庆元党禁"起,他被列入党人受到打击,回川在宣抚司任职,又常忤宣抚副使吴曦。
吴曦叛时他已回到南充,宣抚司的幕官薛绂也来到南充,宣抚使程松也来南充,总赋刘崇之也到南充来。游仲鸿指着案上书有"开禧丁卯正月游某死"的册子向薛绂说:我已向家里人说好,"曦逼我死,即填其日"。
游仲鸿又向薛绂说:我已写信劝杨辅讨贼,杨辅不用我议。如程松肯用我议,我用积俸二万缗犒兵,护送他到成都。
结果,程松不顾而去。游仲鸿又遣子游似,将讨贼之义说刘崇之,崇之也不听。
这说明游仲鸿有过人的胆识,才有上述的主张与活动。如当时的游仲鸿有路以上地方大员的权位,那讨吴曦的大功,就不属于安丙和杨巨源了。
游似从中进士起,一直官运亨通,做到右相封国公,没有受过挫折。其间,除了跟理宗讲心学、论王道、劝其亲儒从谏、敬畏检身、节用致爱、选贤共理外,则没有什么特异的政绩可言。
但游似在朝期间,正是南宋中兴,理宗求治,确立理学地位时间。一些贤才及受党禁打击和影响人员多被引用到朝里来了,如范钟、真德秀、魏了翁、赵葵、余[王介]等,均是这个时期入朝和受职的。
所以游似被人称为朝中正士,被杨升庵评为南宋"蜀中四贤相"之一。 游氏父子开南充性理之端。
理学起于北宋,南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他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哲体学系。游仲鸿入朝,一面佐赵汝愚定策,一则"常从朱子讲学"。
游仲鸿因此接受了朱熹理学的思想观点,朱熹还称游仲鸿是蜀中奇士。当朱熹被斥出朝时,他上书反对,要求"极还"朱熹。
后来,把游仲鸿列入"伪学",受到打击。死后,刘光祖表其墓道日:"呜呼!庆元党人游公之墓。
" 游似的学术观点不但受其父和他老师刘光祖的影响,还受到理学功臣魏了翁的影响。魏在潼川(今三台)做官时,即邀游似去研究性理之学。
游似说:"嘉定十四载(1221),余方家居。公致之潼川郡斋,同诸友读易,偏考旧说,切磋究之。
"这年游似中进士,开始在朝为官。第二年魏了翁也被召入朝,他们关系更好,用游似的话说:"常过余语"。
他对魏"第在外而心服是寄不为外,在内而情意不亲不为内"的讲解是"击节称叹"(拍掌叫好)。可见,游似在理学上是以受魏了翁的影响为大。
所以游似同皇帝论理讲治时,就充分体现了以心为主的理学。游似在权兼礼部侍朗时上疏说:"欲尽事天之礼,当尽敬天之心,心存则政事必适其宜,言动必当其理,雨 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
"当游似官史部尚书入侍经幄、皇帝问治时,游似说:"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转坤,……一念有时间断,则无以挽回天下之大势。"游似的论述是紧紧抓着心、念不放,把它当成万能的东西,这既反映了他的理学思想,也反映了魏了翁的主观唯心的理学思想。
我们知道,魏了翁的理学思想来于李燔,李燔是朱熹的学生。朱熹-李燔-魏了翁-游似,这条线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嘉庆版《南充县志·外纪》说:"南充游忠公,常从朱文公(熹)讲学,深明性理,迄今县中颇得其传,盖自游氏父子云。"《杂识志》又说:"宋高宗南渡后,中原文献。
6 魏骥字仲房文言文翻译《明史·魏骥传》原文及翻译 明史 原文:魏骥,字仲房,萧山人。
永乐中,以进士副榜授松江训导。常夜分携茗粥劳诸生。
诸生感奋,多成就者。用师逵荐,迁太常博士。
宣德初,迁吏部考功员外郎,正统三年,召试行在吏部左侍郎,屡命巡视畿甸遗蝗,问民疾苦。八年改礼部,寻以老请致仕。
吏部尚书王直言骥未衰,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简。乃改南京吏部。
复以老辞,不允。十四年进尚书。
英宗北狩,骥率诸司条上时务,多施行。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
骥居官务大体。在太常,山川坛获双白兔,圻内生瑞麦,皆却不进。
在吏部,有进士未终制,求考功。同官将许之,骥持不可。
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纲者,恶逆当辟,或悯其少,欲缓之。骥曰:“此妇人之仁,天道不时,正此故也。”
狱决而雨。正统中,王振怙宠,凌公卿,独严重骥,呼“先生”。
景泰初,以请老至京师。大学士陈循,骥门生也,请间曰:“公虽位冢宰,然未尝立朝。
愿少待,事在循辈。”骥正色曰:“君为辅臣,当为天下进贤才,不得私一座主。”
退语人曰:“渠以朝廷事为一己事,安得善终。”竟致仕去。
骥端厚祗慎。顾劲直,好别白君子小人。
恒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忧国忧民,老而弥笃。
萧山故多水患,骥倡修螺山、毕公诸塘堰,捍江潮,兴湖利。乡人赖之。
居恒布衣粝食,不殖生产。事兄教谕骐,虽耄益恭。
时戴笠行田间。尝遇钱塘主簿,隶呵之。
答曰“萧山魏骥也”。主簿仓皇谢慰而去。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萧山,见致仕尚书臣魏骥里居,教子孙孝弟力田,增堤浚湖,捍御灾患。所行动应礼法,倡理学,勖后进。
虽在林野,有补治化,齿德有余。乞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
帝览奏嘉叹。遣行人存问,赐羊酒,命有司月给米三石。
使命未至而骥卒。赐祭葬如礼,谥文靖。
其子完以骥遗言诣阙辞葬,乞以其金振饥民。帝怃然曰:“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
许之。(节选自《明史·魏骥传》,有删改) 译文:魏骥,字子房,萧山人。
永乐年间,以进士副榜的身份授职松江训导。常在深夜携带茶粥慰劳诸生。
诸生感动而发奋,其中多有功成名就的人。因师逵的推荐,升任太常博士。
宣德初年,升任吏部考功员外郎。正统三年,召入试用行在所吏部左侍郎,多次奉命巡视京城郊区蝗虫灾情,询问民众的疾苦。
正统八年,改任礼部左侍郎,不久因年老而请求辞官退休。吏部尚书王直说魏骥没有衰老,若考虑到他年龄大,最好下令除去繁杂的工作而做简要的事情。
于是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他再次推托年老而辞官,但是朝廷不同意。
正统十四年升为尚书。英宗被俘北去,魏骥率领各司众官吏逐条上陈时弊,大多被施行。
景泰元年,年龄七十七,辞官退休。魏骥做官识大体。
任太常官时,山川坛抓获一对白兔,京畿内长瑞麦,他都拒绝进呈给朝廷。在吏部时,有一进士服丧期未满,就请求考核功绩授官。
同僚打算答应他,可是魏骥坚持不同意。司法官因天旱体恤受刑者,有个叫王纲的犯人,罪大恶极,应判处死罪,有人怜悯他年少,想要给他减刑。
魏骥说:“这是妇人之仁,天道不合时节,正是这个原因。”依法断案后,天就下雨了。
正统年间,王振依仗宠幸, 公卿,唯独尊重魏骥,称他为“先生”。景泰初年,魏骥因请求退休养老到达京城。
大学士陈循,是魏骥的学生,找机会避开众人对魏骥说:“您虽位居冢宰,然而不曾在京城中央作官。请您稍稍等待,可叫朝廷为您加官封爵,这事儿包在我陈循等人身上。”
魏骥正色道:“你身为辅佐之臣,应当为天下推举贤才,不能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偏私我。”魏骥后来对人说:“他把朝廷的事作为自己的事,这样怎么会有好结果呢?”最终辞官退休归家。
魏骥端正厚道刚劲正直,善于识别君子小人,常说:“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在家闲居也忧国忧民,此情到老而更加纯厚。
萧山原来多水灾,魏骥倡议修筑螺山、毕公等塘堰,拦截江潮,兴修水利。乡里人依赖它获利。
居家一直布衣粗食,不置产业。事奉作教谕的兄长魏骐,虽年长而更加恭敬。
经常戴斗笠行走于田间。曾遇到钱塘的主簿,仆隶呵斥他,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是萧山的魏骥”。
那主簿仓皇谢罪慰问而离去。成化七年,御史梁昉说:“臣最初任职萧山,看到退休尚书臣魏骥的乡下住宅,教育子孙尊崇孝悌,致力农耕,增筑堤坝,挖掘湖泊,抵御灾害。
所做的事符合礼法,提倡理学,勉励后进。魏骥虽身处山野,但对治理和教化有益处,年龄大,德行高。
请求陛下下令给主管部门,参照前代旧例实施对魏骥的表彰。”皇帝阅览奏折而嘉叹赞赏,派遣使者前往慰问,踢给羊和酒,命令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米三石。
但使者和命令还没到达魏骥就去世了。按照礼制赐予祭品,谥号文靖。
他的儿子魏完因魏骥的遗言赴朝堂推辞葬礼,乞求用礼金救济饥民。皇帝叹息说:“魏骥临终的遗言还害怕劳民伤财,可谓忠诚的大臣啊!”答应了魏完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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