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王朝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它存在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历十四世、十七王，共约近500年。它统治的中心区域在现在的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一带。 夏朝建立者大禹，是治水安民的历史英雄人物。传说他因为成功治理了常年泛滥成灾的黄河而得到部族人民的拥护，并最终建立了夏朝。夏代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所替代，中国从此进入奴隶制社会。 夏王朝的开国君王——禹

</SPAN> 可是，大禹渐渐地老了。大禹死后，众人推举皋陶接任首领。但不久皋陶就病死了，于是大家又推举当年治水有功的伯益。伯益效法当年大禹让贤的办法，假意让位给禹的儿子启。殊料启一点都没有客气，堂而皇之登上王位。伯益很是生气，于是率兵前来攻打启，结果被启轻而易举击败。 启的继位，破坏了“禅让”制，引起其他部落首领反对，但最终都被启一个一个地镇压下去。通过部落战争，启不但保住了王位，而且巩固了他的统治。王国扩大，各地部落首领纷纷臣服，启成了名副其实的君王。部落联盟时期的推举制度，被启彻底废除，取而代之的则是王族世袭罔替。

</SPAN> 夏王——启 启还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委派自己的亲信到九个州去担当“牧”的重任。启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设置了管理王国的各种机构，并且开始征收赋税。在启王朝时，青铜工艺非常发达。据《春秋左氏传》说，夏朝初年，夏王启划天下为九州，州设州牧，夏王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这九只早已遗失的大鼎，比后来商王祭其母所制造的、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司母戊方鼎铸造更精美。在考古上迄今为止，于河南伊河与洛河交汇处二里头，发掘出的古迹证明，它是夏王朝的一座都城遗址。 商武时期的出土文物司母戊方鼎

</SPAN> 夏朝末年，王室政治混乱，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最后一位国王夏桀，即位后不思改革，骄奢*逸，挥霍无度。他整天与自己喜欢的妃子妹喜饮酒作乐，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顾，大臣谁向他提出谏言，他就杀掉谁。因此，诸侯国纷纷背叛。这时候，诸侯国之一的商乘机伐桀，并最终战胜夏桀的军队，桀出逃后死于南巢，夏王朝从此灭亡。由夏启开创的父死子继的世袭制王朝，历史上称为夏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不过，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大多将夏代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禹至履癸（桀），共十四世、十七王，前后经过了四百余年。　

　　历史没有假设，多尔衮不死，也未必能当皇帝。

　　公元1655年，是为大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长庚评价多尔衮说：“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十二年正月。)当时，正值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际，这番话对多尔衮来说，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时，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还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国大地上，已经接近最后大决战的前夜。致使皇太极身后的权力继承变得格外敏感而关系重大。倘若处置不当，为争夺皇位而发生内斗的话，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本来，按照推举制原则，就能力、威望、地位与实力而言，多尔衮最应该被推举为最高权力继承人。偏偏此时的情形已经与努尔哈赤死后大不相同。经过皇太极十七年经营，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当年的后金。从人性的层面考察，当年，当所有大小贝勒在代善的带领下，拥戴皇太极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体匍匐在他脚下三跪九叩首时，这一切改变就已经行进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之中了。

　　此刻，在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观念上，大清政权已经深深地汉化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国的缩微版。为此，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两黄旗大臣，坚定主张必须由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他们之中有八个人，聚集到三官庙盟誓，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还有人指名拥戴豪格。这就使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夭折的三个之外，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传六，诸王五。)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在王公贝勒中几乎绝无仅有。

　　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情谊。豪格对多尔衮好像也并不服气，或许和他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这其中，很是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特别的关照。豪格曾经三次被降职和罚款处分，有一次是因为和岳托两个人在一起发牢骚，泄漏了皇太极的谈话机密，被皇太极抓住；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治那个马屁精的罪，结果，被父亲皇太极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役，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三次被处罚之后，他和多尔衮一样，又凭借战功或出色表现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尔衮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为皇位继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经成为多尔衮不得不顾忌的力量。

　　另外一个因素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两黄旗的八位重臣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史书记载说，两黄旗八大臣的中坚人物、精兵护军首领“图尔格等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遂调动三个牛录的精兵，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致使形势变得剑拔弩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衮离开三官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情感性因素充分发酵、膨胀到爆炸的临界点时，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时，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机。多尔衮一生之中吊诡之处甚多。但在此时，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当多尔衮已经成为摄政王时，曾经对满清亲贵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昔日太宗死时，没有确立继承者，诸王、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说，我就要自刎，誓死不从，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多尔衮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清算多尔衮时，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多尔衮的哥哥英王阿济格、弟弟豫王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确曾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承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而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事实上，精明强干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实力对比：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衮，两黄旗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衮。而豪格虽然号称和硕贝勒，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却只有七个牛录，尚不足半个旗，加上誓死拥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有两红旗拥戴的代善态度暧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承，被皇太极从莽古尔泰兄弟手中夺来的正蓝旗情况不明，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衮商量。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势禁，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尔衮若欲令智昏，强行继位，势必遭到激烈反弹。其后果无法预料。很有可能像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一样，经过反复自相残杀之后，飞快地烟消云散在那广阔无边的山野大漠之中。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五天，在大清帝国后继皇帝的推举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局。应该说，上述情形是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这个结局则是上述情形的逻辑后果——会议在今日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诸王大臣们列坐于大殿的东西两门房。会议一开始，两黄旗八大臣中的索尼与鳌拜便率先提出，应立皇子继位。多尔衮厉声叱责他们没有资格先说话，勒令他们退出会场。

　　随后，英王阿济格与豫王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即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死前，可能至少在口头上确曾有过遗诏。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反驳多铎的同时，顺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的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满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游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辛，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参、情况简报或间谍收集的情报。他曾经参加了皇太极的丧礼，上述事迹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馆录》一书卷六“沈阳状启”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定当时推举福临的人是济尔哈朗，而不是多尔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信口一说。

　　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推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贝勒们盟誓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强迫我们盟誓，我心里实在不服，不过是表面顺从，主人年纪太小，我觉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权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焚告上天。(《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癸未。)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开始出来活动，试图推翻既成事实。这两个人一个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一个是萨哈廉的儿子即代善的孙子阿达礼。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已经对天盟誓，但小皇帝福临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时，动员大家推翻成议，拥戴多尔衮。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竟然是代善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违反誓约，最后，二人被毫不容情地处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历史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特别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清史稿》列传三十六，索尼。)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中国，自从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开始，最高统治者就称皇帝，皇帝不仅是中华帝国的统治者，还是中华文明圈内的“天下共主”。国王是皇帝给其羁糜统治下的藩属国君主封的头衔，比如琉球国王、朝鲜国王等，而藩属国也是可能被并入中华帝国，接受皇帝直接统治的，比如大理国、吴越国等。

在欧洲也有皇帝和国王，但与中国的皇帝和国王没有文化和制度意义上的关联，这两个称号是翻译时人为对应的产物。

“国王”(King)是指世袭专制的君主，而“皇帝”(Empror)在拉丁文中最早是“军事统帅”的意思，往往由推举或选举产生，并不是世袭的。所以欧洲的国王更像中国的皇帝，而欧洲的有些皇帝，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中国春秋时期的霸主。

与中国一样，欧洲一开始没有皇帝，只有国王，著名的国王有特洛伊战争中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雅典国王忒修斯、在温泉关率300勇士打败波斯大军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等等。

阿伽门农

直到公元前27年1月，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屋大维把共和国改组成帝国。他被罗马元老院授予“大元帅”称号和“奥古斯都”(意为至尊、神圣)尊号，以后，屋大维又获得了大祭司长这一最高宗教职务，并获得“祖国之父”的最高荣誉称号。从此，屋大维集政治、军事、宗教等大权于一身，成为罗马的最高独裁者，他自称“元首”，开创了元首政制的独裁统治形式，屋大维被认为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两千年后希特勒自称元首的历史渊源就来自于此。

屋大维

此后，欧洲形成了一种传统，哪个国家能得到罗马帝国的皇冠，哪个国家的君主才可能称皇帝，否则只能称国王。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皇帝只有得到传国玉玺才能被承认是正统的皇帝。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变成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皇冠也从一顶变成了两顶，两国君主都称罗马皇帝。

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不到一百年就被蛮族所灭，日耳曼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得到了西罗马帝国的皇冠。然而得到皇冠并不意味着能成为合法的罗马皇帝，因为此时教会势力强大，国王必须得到教皇的承认和支持才能成为皇帝，否则其帝位就没有合法性。

罗马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后，于公元325年主持制定了《西尼亚信经》，基督徒确立了正统教义，获得了传教的自由;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正式确立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逐渐强大起来的教会，不仅控制了人们的心灵，还干预世俗事务，一个国家的君主如果没有得到教会的支持和认可，就背离了君权神授的原则，其正统地位不会被承认，他的反对者可以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将其推翻。

公元751年，亚平宁半岛上强大的伦巴第王国进逼教皇所在的罗马，其保护者东罗马帝国当时正忙于对付阿拉伯人的袭扰，自身难保，自然也无暇保卫他们。教皇撒迦利亚无奈之下，便请求邻近的蛮族提供帮助。当时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矮子丕平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他想篡夺王位，但苦于无法得到教会的承认，教皇的求助正中他的下怀，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做了一笔交易。

得到罗马教皇的明确支持之后，丕平于公元751年11月，正式宣布废黜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建立了加洛林王朝，丕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国王。继任教皇斯德望二世还亲自到高卢授予丕平罗马贵族头衔，从此，法兰克王国不再是蛮族建立的国家，而是在名义上继承了罗马帝国。

丕平为报答教皇的支持，把他打败伦巴第人后夺到的意大利中部一部分土地，包括罗马周围地区，送给罗马教皇，史称“”，从此开创了延续一千多年的教皇国。

丕平献土

公元800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访问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为其加冕，正式封他为“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从此欧洲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皇帝。也是从那时开始，欧洲君主必须经由教皇主持的加冕仪式后，才能获得正统合法地位。而后教皇又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等40份文件，编成《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将神权凌驾于君权之上，在教皇权力巅峰时期，他可以任命或废除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可以在整个欧洲随意征税，欧洲各国统治集团的世俗事务都要受到罗马教皇的干预。

查理曼大帝去世后，法兰克王国于公元843年分裂为西、中、东三个王国，经过一番争夺，罗马皇冠落到了东法兰克王国手中，后来东法兰克王国改名为德意志王国。这一时期，意大利王国想要干预罗马教皇国，教皇再次寻找盟友来对抗意大利王国，而他选中了德意志王国。

双方结盟之后的公元952年，德意志王国国王奥托一世攻占了意大利王国。十年后，奥托一世由教皇若望十二世加冕为“罗马皇帝与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由此建立。奥托大帝就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奥托大帝

相较于短命的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的国祚就长得多，延续了一千多年，更替了12个朝代，期间东罗马帝冠没有落到任何国家，始终由东罗马君主垄断。

神圣罗马帝国诞生后，长时间占有了西罗马帝国的帝冠，从那时到公元1453年，欧洲就只有神圣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君主是皇帝，其余国家的君主都是国王。

公元1453年，欧洲发生巨变，来自东方的的奥斯曼帝国灭掉了东罗马帝国，将君士坦丁堡改为伊斯坦布尔，末代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死于乱军中，罗马皇帝称号的传承中断了。

可是罗马皇冠随着东罗马末代公主索菲娅·巴列奥略嫁给了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俄罗斯得到了皇冠。从此俄罗斯以东罗马继承人自居，自称“第三罗马”，以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城”。于是，夺回君士坦丁堡成了俄罗斯天然的神圣使命，后来俄罗斯一次次发起俄土战争，缘由就在于此。但由于当时俄罗斯地处偏远，实力也远不能和欧洲主要国家相比，所以没有公开称帝。从那时到1721年，欧洲只有神圣罗马帝国一顶皇冠。

王位世袭制的主要特点是王位在一家一姓中传承，这是私有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进步。王位世袭制体现了权力的不可转移，后来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

发展演变过程

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标志着中国氏族社会基本瓦解，奴隶制社会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随着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机构体制也随之建立起来。

西周实行王位世袭制，此制度是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周王为天下的大宗，其嫡长子为宗子，是王位继承者，称世子；庶子为小宗，周王封其为诸侯，或留在中央为卿、大夫。诸侯、卿大夫或士，各为本支的大宗，其嫡长子为职禄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再分封。此小宗又为本支的大宗。如此推演无穷。周王被视为天之元子，受天之命以君临人间，所以称“天子”。这是“君权神授”观念，而自此这种王位世袭制度就逐步完善起来。

王位世袭，体现了权位的不可转移，后来成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该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

王位世袭制开始的时间

夏朝开始的。

夏启剿灭有扈氏后，为废除传统的部落禅让制，巩固王权，确立王位世袭，而在都城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召集各地方国首领，举行的一场盛大的献祭神灵的活动。同时这也是一次重要的方国盟会。这次盟会确立了夏启“共主”地位，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局面。

王位世袭制的形成，政治权力由“传贤”演化为“传子”，“家天下”的制度由此开始，宗族关系从此成为基本的政治关系。

《礼记》中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其大意是：往古的“大同”时代，“天下为公”；现在的“小康时代”，则是“天下为家”。这说明了从“天下为公”到“家天下”的大致演化过程。

王位世袭制是国家王位由一个家族世代承袭的制度。是继“禅让制”(民主推举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出现的一种政治制度。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逐渐演化成国王的特权。

17世纪中期依靠作为岛国的先天优势，英国紧随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成为欧洲的海洋强国，大批英国人因吃到航海贸易的红利一跃成为富裕的新贵族。

而出于进一步贸易扩张的需要，新贵族们开始希望议会在处理国家大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即约束王权，而这遭到了时任国王查理一世反感。

查理一世承接了前任詹姆士一世“君权神授”的思想，大肆宣扬“国王理应拥有无限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下令关闭了议会，将新贵族干涉国家大事的合法机关堵死。

但议会的新贵族们并未就此屈服，1640年查理一世为了给军队筹集军费，重开议会跟新贵族要钱，新贵族们抓住机会进行了反击。

他们拿着一封叫《大抗议书》的文件找到查理一世，要钱不是问题，但你要签了这个，承诺限制王权，取消国王的专卖权，议会可以监督国王和大臣的活动。

对于新贵族们赤赤裸裸的抢权，查理一世组建了“王军”进攻议会，议会则以克伦威尔为首领组建“议会军”抵抗，并成功将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

此后英国进入共和国时期，但是英国的“混乱”并未结束，原本因反抗查理一世而铁板一块的议会分成了倒皇派和保皇派，由传统贵族转型而来的新贵族组成保皇派，认为他们反抗的是查理一世的“暴政”，而非整个王权，因而应该继续立新国王。

而完全是白手起家的新贵族则组成倒皇派强势的认为议会应该就此取缔国王，立新国王等同于给英国加个寄生虫。

因而由于这“该不该有国王”的问题倒皇派和保皇派打的不可开交，期间克伦威尔一度趁机用武力建立了军政府，军政府以议会的名义肆意压榨百姓。

而也正因这军政府的出现，英国老百姓意识到议会独大并非完美制度，因而保皇派开始取得对倒皇派的优势，并于1660年推举出了新国王查理二世。

但让保皇派尴尬的是，当查理二世上位后第一时间就是清算议会，将那些参与干掉查理一世的议员统统抓捕问刑，这样的清算工作一直到了1685年詹姆士二世继位还在持续。

1688年，由于实在受不了詹姆士二世不但要“集权”，还要让天主教进入英国传播，取缔新教在英国的主导地位。议会再次发动“光荣革命”，罢免詹姆士二世，让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来英国，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

再后来议会的保皇派和倒皇派，出于不再重演查理二世清算的悲剧，决定通过《权利法案》各让一步的妥协，根据法案内容国王和议会都保留，荣誉归国王，权力给议会。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君主立宪制”，封建专制到民主不再是必须血流成河，可以是国王用权力换取荣华富贵，对此英国作家达尔有过这样的感叹“民主依赖妥协”。

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世袭制”就是古代皇帝下台后，将皇帝的九五之尊转给自己的儿子。世袭制就是名号、爵位以及财产等按照血统关系世代传承，这种传承主要有“家长”的传承，诸侯国的传承。

影响：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标志着中国氏族社会基本瓦解，以及奴隶制社会的确立。随着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机构体制也随之建立起来。极端的极权与专制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权夺利。

王位世袭制的实质：体现了权位的不可转移，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

扩展资料

王位世袭制是国家王位由一个家族世代承袭的制度。是继“禅让制”(民主推举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出现的一种政治制度。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威逐渐演化成国王的特权。这一演化的客观基础是私有制和阶级逐渐形成。

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遗产继承制的出现;阶级产生，导致国家及其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国王的产生，我国实现这一演化的是禹的儿子启。禹任部落联盟首领时，已把政权集于一人之手，按血缘划分居民开始向按地域划分居民转变，同时有了部落军事首领和公职人员世袭的大量存在。

以此为基础，禹死后，其子启在新兴奴隶主贵族的推拥下，破坏了禅让制，继承了禹的职位，并用暴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直至清代，王位由家族成员世代承袭制度一直是我国古代社会基本的王位继承方式。

参考资料：

-王位世袭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