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秀才、举人、进士相当于现代的什么学历？

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论地位的话，秀才相当于高考考上大学的，举人感觉就是大学毕业后考了硕士，并且考了公务员的，进士可就是博士级别了，进国家大学当老师，培养新一代人才，或者进入国家重要机关，当国家***。

秀才由地方科举考试选出，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秀才资格，秀才拥有诸多的特权，比如见着官不下跪，受审不用刑，不用服徭役等等。在古代社会里，能够当上秀才，就已经在地方上是个人物了，因为在身份上他们已经与普通的“民”有了本质性差别。儒林外史里的匡秀才，原本家境贫困，但是中了秀才后，他的老师竟愿意将自己外甥女嫁给他。说明秀才很有地位的。相当于现在农村考出一个大学生一样，大家就对你刮目相看。

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举人一个县能产生一个举人，已经算是教化有方了，是可以算做地方官的政绩的。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也是一个贫困家庭出了一个举人的故事，一旦成为了举人，全家人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也相当于如今的公务员呀，可以吃铁饭碗了呀，从范进中举的疯狂劲可以看出考上举人，人的地位也得以提升一个等级。

在古代中了进士，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大概率注定了你这辈子的结局是实权省部级到副国级干部，如果成绩好的话（一甲或者二甲前几名），基本可以确定出阁拜相，实权国级干部了。

刘墉（宰相刘罗锅）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 太原府知府、 江宁府知府、 内阁学士、 体仁阁大学士等职，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 

古代秀才、举人、进士不能拿现代的学历来衡量，若非要来衡量的话，从秀才、举人、进士的地位和官位来说至少都是相当于现在本科以上学历。就个人能力，官位逐渐上升。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先生所写。

金庸:生于1924年3月10日，原名查良镛，祖籍浙江省海宁市。他是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金庸是他的笔名，当年金庸先生和梁羽生订下武侠小说之约时，曾想过笔名的问题。后来决定把自己名字的镛字一分为二，成为金庸，这就成了他的笔名。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最初连载于1957-1959年的《香港商报》，后收录在《金庸作品集》中，和后来的《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一并被称为“射雕三部曲”。

故事背景:以宁宗庆元五年至成吉思汗逝世这段历史为背景，反映了南宋抵抗金国与蒙古两大强敌的斗争，充满爱国的民族主义情愫。

故事严厉痛斥了南宋权相秦桧、史弥远之流私通外敌，祸国殃民的罪行，赞扬了岳飞抗金保江山的高风亮节。《射雕英雄传》第一回的文字就浸透着一种悲愤的激情，为全书奠定了基调。“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是人家”。

《射雕英雄传》是一部武侠小说，但它与一般的武侠小说不同，它有着其他小说不具备的历史真实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小说开头是写一位说书人在临安牛家村说一段叶三姐节烈记的故事，引起了杨铁心，郭天啸，曲三等人的不同反应，从而把北方人民的苦难生活情景与南方君臣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奢靡生活情景两相对照。引得人既愤懑又担心。小说这样开头，既交代了一个极为鲜明的时代背景，又制造了一种令人愤懑忧思的历史氛围。爱国之心，丧国之耻，乱世之痛，英雄之思充斥着整部小说。

这也使得这部小说格外的沉重深刻，意义非凡。

作品集:除此之外，金庸先生还有很多著作:《书剑恩仇录》、《碧血剑》、《连城诀》、《雪山飞狐》、《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等等。

成就:金庸先生于1998年获得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

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9年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同年获得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陆道培院士对中国血液病学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创了中国异基因骨髓移植事业的先河，促进了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在国际上进行了首例异基因骨髓移植治愈无丙种球蛋白血症；率先在临床上证实第三者细胞有利于HLA配型不全相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发现了硫化砷在急性白血病的治疗作用。已发表360余篇/部论著，包括主编《白血病治疗学》等4部专著，参与编写19部著作。2002年当选亚洲血液学会（AHA)副主席，并被国际血液学会（ISH)推举为第11届国际血液学会（ISH-APD)2007年大会主席。

鉴于陆道培院士对中国血液病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除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等多项重大奖励外，还荣获何梁何利奖和陈嘉庚奖。他在开展（HLA）单倍型（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带头作用与贡献，已获2006年中华医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排名第一）与2007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仅此一项，排名第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血液学会主任委员。

北京市道培医院医学总监。

世界著名的血液病和造血干细胞移植权威。

首先在亚洲成功开展同基因骨髓移植并创建了迄今常用的采骨髓技术。

首先在国内成功植活异基因骨髓。

首先在国内成功完成ABO主要血型不相合的骨髓移植。

首先证明硫化砷对某些白血病疗效卓著。

首先在国内指导建立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

首先应用某些新的免疫治疗方法治疗急性白血病，并取得显著疗效。

在国内首先发现三种遗传性血液疾患。

首先报告紫草及提取物对血管性紫癫与静脉炎有显著疗效。

目前他所领导的血液病研究所已完成各类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数千例，居全国首位，患者长期存活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首先在亚洲成功开展同基因骨髓移植并建立了迄今常用的采骨髓技术

◆ 首先在国内成功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 首先在国内成功完成ABO主要血型不相合的骨髓移植

◆ 在国际上进行首例异基因骨髓移植治愈先天性无丙种球蛋白血症

◆ 首先报道胎盘免疫球蛋白有治疗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作用

◆ 首先证实大蒜中有抗巨细胞病毒成分，并首先用于防治移植后间质性肺炎

◆ 率先（80年代后期）在临床上证实第三者细胞有利于HLA配型不相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 首先制定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GIAC方案并取得国际上领先的成绩

◆ 提出GIAC四要素方案，并领导其团队使配型不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长期存活率接近配型相同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 目前他所领导的团队已完成各类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千余例，居全国首位，患者长期生存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首先在国内成功并系统开展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 首先在国内成功开展非血缘脐带血移植

◆ 积极倡导成立中华骨髓库并建立了最初的志愿者登记

◆ 首先在国内指导建立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

◆ 首先报告紫草及提取物对血管性/过敏性紫癜与静脉炎有卓著疗效

◆ 提出凝血酶元活动度的特殊计算公式，其准确度仍居国际第一

◆ 首先在中国发现三种遗传性血液病，包括遗传性低凝血酶元血症

◆ 首先从细胞遗传学角度提供再生障碍性贫血是造血干细胞本身缺陷的证据

◆ 首先在中国开展白血病的免疫治疗，包括临床CIK治疗等疗效卓著

◆ 首先在国际上开展自体和植入体内的天然杀伤细胞的大容量培养增殖并用于白血病人和移植后复发并合并肝炎的回输，并首先在临床成功应用。

在1952年院校调整中，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清华数学系和浙大数学系被砍，举国建设北大和复旦，其他重点高校的数学专业规模都很小，造成了这两所学校现如今在中国数学界的绝对垄断地位。

据统计，中国现有活着的数学院士24个，基本可以划分成北大、复旦和中科院三派。

北大帮由张恭庆领衔，校内有姜伯驹、文兰、田刚、王诗宬等人，中科院数学所的丁伟岳、刘应明、杨乐均毕业于北大，与北大数学系渊源深厚，相互呼应，基本是一伙的；

复旦派谷超豪、洪家兴、胡和生、郭柏灵，加上中科院毕业于复旦的石钟慈，一共是5人。

中科院：丁夏畦、李邦河、林群、陆启铿、马志明、万哲先、王元、严加安、吴文俊、周毓麟。

杂派：陈木法（北师大）、王梓坤（北师大）、彭实戈（山东大学）、夏道行（美国）。

中科院看上去人很多，但是因为毕业于不同院校，又在中科院数学所的几次改革中相互算计，以至于彼此缺乏信任，所以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在院士选举过程中各怀鬼胎，往往被北大和复旦利用。其中，吴文俊、周毓麟、王元等人年事已高，功成名就，基本不参与世事纷争。马志明后来投靠了北大，林群因为院所合并一事与众人闹翻，剩下的几个年纪都大了，也不抱团，也不掌控重要的学术资源。

夏道行早已隐居美国，连院士选举都懒得回来参加，

除去被剥夺选举权的资深院士吴文俊和周毓麟，以及隐居海外的夏道行，中国数学界真正有投票权的院士只有21个，其中北大帮占了8个，1/3强，而且都是年轻的少壮派，比如原中国数学会会长张恭庆，不仅把小舅子文兰弄成了院士，还隔代指定文兰为接班人，让其顺利的当上了现任会长，带领北大帮把持了中国大部分的数学资源；复旦派谷超豪名气很大，但是手下的几个人水平有限，特别是把他老婆胡和生也弄成院士，让很多人笑话，加上远离北京，不具备掌控数学各类资源的权力，所以复旦派虽然人数多达5人，但是影响力跟北大比相距甚远。中科院就跟不用说了，被北大和复旦各个击破，几届都没有人当选，很能说明问题。

院士选举每两年进行一次，每次一般是选2个数学院士，近几届院士竞选基本由北大和复旦说了算。

比如2001年，北大把在美国当教授的田刚进行包装，冒充北大全职教授竞选院士，结果被复旦识破，说这样的海外兼职复旦多得很，北大仗着人多势众，恐吓复旦，扬言如果复旦对田刚进行阻扰，北大就不给复旦的候选人投票，复旦一看与其争得鱼死网破，不如都捞点好处，于是两校相互妥协，最后北大的田刚和复旦的郭柏灵双双当选。田刚也成为中国科学院自成立以来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全职回国的海外院士，他的这个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虽然事后北大利用院士章程为田刚当选一事进行自我辩护，但是院士增选细则中却明确规定海外学者要想当上正式院士必须重点考虑其对国家的贡献，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非全职回国的学者按惯例是不能参加正式院士选举的，只能参加具有象征意义的外籍院士的选举。（北大在田刚身上尝到甜头后，对其经验进行依法炮制，在03年和05年两次推举非全职回国的佘振苏参选院士，但是北大在物理界不如数学界那样一

手遮天，所以这两次都没有得逞。）

转眼到了2003年，北大数学系一举推出了两个候选人，其中的张继平呼声甚高，因为北大选票多，所以两人都进入了第三轮，这次复旦也派出了搞偏微分方程的洪家兴，南开在陈省身先生的支持下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张伟平，此人得过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是国内中青年数学家中最优秀的学者，论文质量在国内首屈一指，加上有复旦毕业的背景，所以一开始志在必得，没想到北大仗着票数多，公开发飚，表示复旦系最多只能上一个，复旦派最经不住恐吓，只得全力支持谷超豪的学生洪家兴，而放弃了对张伟平的支持，陈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他老人家只是外籍院士，没有投票权，虽然没有能力让某人当上院士，但是享有崇高威望，让某人当不上院士的影响力还是有的，于是张伟平和张继平pk的结果是两人都没上成，反而是北师大搞概率论的陈木法捡了个漏，概率论方向多年没有出院士，所以这个结果大家也只好认了。

2005年，陈省身先生去世，虽然冒出个丘成桐，但是丝毫不影响北大继续把持中国数学界的各项资源，王诗宬的当选几乎毫无悬念，这一届的最大看点是南京大学的程崇庆是否能上，丘成桐认为除了张伟平，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中青年数学家只有两个，那就是中山大学的朱熹平和南京大学的程崇庆，不过很不幸，程崇庆搞的东西跟北大的文兰是一个东西——微分动力系统，后者自然不希望国内再多一个动力院士，于是虽然程崇庆水平很高，但是缺少了北大的支持，最终仍然与院士失之交臂。空出的一个名额被山大的彭实戈占了，此人为何当选？内幕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与北大的关系绝对不错。

对2007年的院士选举做个初步预测，南开方面，陈先生已然仙逝，加上03年跟北大结下了梁子，张伟平这辈子恐怕也没有机会当上院士，除非得了fields奖，想必张伟平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05年连名都没报，07年就更不会了，否则岂非自取其辱？北大方面肯定会继续派张继平出马，没有南开横插一杠，张继平的当选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悬念。而复旦在05年没有任何斩获，07年肯定会全力出击，可以预计，07年的两个名额势必会被这两个学校继续瓜分。

正如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国内某重点高校数学教授时提到的，中国数学有过很辉煌的历史，当年的华罗庚，苏步青，还有陈省身，不仅自己做出了世界一流的成果，而且人格高尚，为中国数学的发展指明了一些方向，带出一些好学生，这么多年了，没有像他们这样有威望的人来带着中国的数学往前走。现在的中国数学界被一群品格低下的人所控制，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数学也不行，所以也打压有能力的学者，通过掌控中国的奖金和基金，扩充自己的势力，这二十年中国数学没有大的发展，原因就是这样。钱是投入越来越多，但是效果反而不如以前。北大心里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一到利益关口，就以利益为重。而且他们现在完全掌控着数学领域的院士选举，院士选举是重头戏，很多年轻人为了当院士，就低三下四，可以说是忍气吞声，包括做学问等，完全是人格都变了。

王大珩生于1915年2月，祖藉江苏省吴县。他的父亲王应伟是一位气象天文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先后在北京观象台和青岛观象台工作，1964年去世。王大珩在北京和青岛读中学时，常去观象台跟随其父观测气象和天文，对使用科学仪器产生很大兴趣。他父亲感叹当时国内尚不能制造精密仪器，曾研制风力计成功。少年时代，这些科学的熏陶，对王大珩后来去国外研究应用光学与光学玻璃，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光学事业与仪器制造事业不无影响。 王大珩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1941年转入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W．E．S．特纳（Turner）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光学玻璃的研究。1942年受聘于伯明翰昌司（Chance）玻璃公司，专攻光学玻璃研究，直至1948年回国。

王大珩在英国学习期间，发表了第一篇光学研究论文，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像差对最佳像点位置和质量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用优化理论导致以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论点。该文所阐述的一些思想，至今仍是大孔径小像差光学系统（如显微镜物镜）设计中像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多次被国内外有关著作引用。日本学者对王大珩青年时代的这篇论文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某一专著中全文摘录。

王大珩在英学习和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从事玻璃研究，亦是一种机遇。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光学仪器在战争中的应用，受到交战各国的重视，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是保密的。王大珩所在的昌司玻璃公司，是世界上极少数也是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厂家之一，他在此所做出的许多研究结果都没有公开发表。他是英国最早研究稀土光学玻璃的两人之一，曾获得专利。他因多项研究成果，获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这些成果后来应用到国内，至今仍被用于许多光学玻璃实验室和工厂的基本测量仪器。 1948年王大珩回国，先后经由上海、香港、朝鲜，到达解放不久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制仪器解决了当年开课当年为全年级学生（600余人）开设大学普通物理实验课程，显示了他的创业能力。

1951年，中国科学院邀聘王大珩去北京筹建仪器研制机构。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成立。后来于1956年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在他的领导下，该所逐步发展为我国应用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的重要科研基地，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光学科技骨干。1958年，长春光机所研制的高精光学仪器以“八大件”而闻名全国科技界。它们是：一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谱仪；地形测量用多臂航摄投影仪；光电测距仪；高温金相显微镜以及系列有色光学玻璃。 从60年代开始，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攻方向。先后在红外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与空间侦察摄影、空间光学测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60年代初，国家提出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经纬仪的任务。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由王大珩领导的攻关组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从此，有关的新建研究机构除具备研究力量和设备外，还都具备相当强的工程技术和加工力量，如上海光机所，西安光机所，成都光电所，上海技术物理所以及安徽光机所。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平稳跟踪、定位、标定、校正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1979年，由于在我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作的贡献，王大珩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在发展我国空间技术方面，1965年王大珩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的方案探讨。1967年前后，他在长春光机所组织的空间对地摄影技术组，移植到七机部（现航天总公司），成为该部对地摄影技术的骨干力量。

1975年，王大珩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推动了我国遥感工作的迅速发展。随后，王大珩领导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当时他兼任分院院长）在长春地区组织进行了一次综合性航空遥感试验。这次试验无论在理论上、方法上还是在应用研究上，都获得了有实际意义的成果，使长春成为我国以地理所和光机所为主干力量的遥感科研基地之一。 1983年，王大珩从长春转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兼任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主任，后任名誉主任。1986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且在该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科院，王大珩组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使我国成为拥有该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1989年，他又与王淦昌等几位核专家向国家提出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且取得一批成果。

1980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激光会议，王大珩任中方主席。他著文论述了我国激光技术的进展，并担任会议论文集的主编。这次会议导致国际学者开始注意中国激光科研的进展。1985年在《光学学报》上，1987年在厦门召开的我国第三次国际激光会议上，又相继做了“我国激光科技新进展”的报告。

早在王大珩留英期间，曾随当时国际色度学权威之一W．D．莱特（Wright）教授学习色度学，并在色差阈值研究中充当观测者。回国后他一直关注我国色度学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诸问题。1973年广播事业局在长春和西安举办了彩色电视学习班，王大珩为此编写了《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一书，向全国几十个单位近百人讲授了色度学原理，指导设计了彩色电视摄像机中的分色光谱曲线和分色棱镜，解决了当时彩色电视中的彩色复现问题，为我国彩电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9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批准了色度学方面的基础性应用课题，在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司的赞助下，成立了颜色标准委员会，由王大珩任主任委员。经过4年多的努力，终于制成了我国国家级的颜色标准样册。其间还为我国国旗制订了法定颜色标准。

王大珩还是我国计量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50年代，国家计量局初建，他被聘为技术顾问直至现在。当时他在长春仪器馆，指导开设了光度、温度、长度、电学等计量基准研究课题，多次代表国家计量局出国考察。后来成立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长春光机所前期计量研究工作，成为计量院有关工作的基础。特别在光度计量方面，一直得到他的关注和指导。1956年国家制订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时，王大珩是发展国家计量科研项目的主要编写者。1977年，我国参加国际米制公约组织，王大珩作为中国代表，每年参加国际计量大会和计量委员会。在1979年的大会上，他当选为国际计量委员会委员，并连任三届，至1992年因年迈告退。1978年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副理事长，1983年当选为理事长，1989年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

经王大珩倡议，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物理系及电子科学系、成都测试研究院和航天总公司计量所等单位于1994年成立联合实验室。这是一种打破部门界线，集中力量从事高水平科研的举措，得到国际计量局局长T．J．奎恩（Quinn）博士的赞许。王大珩被推举为该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现工作正在开展中。 在光学仪器领域，建国初期，他和龚祖同先生共同建议在大学设光学仪器专业，1952年最早在浙江大学成立了光学仪器系。1958年，他又倡导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光学专业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他兼任院长，亲自制定专业系的设置。除光学仪器专业外，还分设了光学材料、技术物理、电工及电子技术及精密机械等专业系，从而在光学技术上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他还亲自讲授普通物理、近代物理等基础课程。该校的创建，甚得当时国防科技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聂荣臻元帅，他亲自指示从其他学校调拨学生转系到该校学习。“文化大革命”后，该校划归军工部门，成为兵器部门主要高等院校之一，该校至今已培养毕业生万余人。

1978年，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兼任校长。

王大珩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员，注重学术思想的启发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曾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学术上受到过他教益的人，遍及全国，许多人成为当今光学界知名的学术带头人，有些已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大珩是全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1955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学部时，他被选为第该一批学部委员（院士）之一。1956年国家制订科技12年发展规划，他是仪器仪表组的主笔。他曾任国家科委仪表和光学专家组组长，主持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他倡导成立中国光学学会并任第一、二、三届理事长；他创办《光学学报》，并任第一届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我国光学科学技术的若干进展》的论文，文中回顾了建国卅年来我国光学科技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今后发展中需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关于加强光学和应用光学的基础研究，改革管理体制等观点，至令还有指导意义。

王大珩历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名誉理事长。在国内召开的历次激光会议、国际遥感会议、国际高速摄影和光子学等会议上，他都曾担任主席。1991年他又当选为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Fellow）。

1986年3月，王大珩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三位科学家联名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出关于发展我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建议很快就得到批准，发展成为“863计划”，对我国科技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1992年4月，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处于同等学术地位。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工程界因此甚受鼓舞，这对进一步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有深远的影响。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王大珩被中国科学院推荐并当选为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之一，任第一届主席团成员。

1995年初，年届八旬的王大珩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第一届技术科学优秀奖。 新华网北京7月29日电　“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光学科学家、教育家王大珩同志，因病于2011年7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王大珩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王大珩1915年2月26日出生，祖籍江苏吴县。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78年加入中国***。1949年至1951年任大连大学教授、应用物理系主任。1951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2年以来历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长春分院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科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等职。

王大珩是中国***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朱光潜

出生年月：1897-1986年

籍贯：安徽桐城

学历：香港大学文科教育系，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

朱光潜(1897-1986)美学家。安徽桐城人。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教育系。193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3年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教务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代院长，中国美学学会第一届会长，民盟第三至五届中央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毕生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在西方美学思想和中西方文化研究方面造诣较深。著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译有〔德〕黑格尔《美学》等。著作：《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译作：〔德〕黑格尔《美学》等

朱光亚简历

1924年12月生，湖北武汉人，1956年4月加入中国***，1950年4月参加工作，1970年6月入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博士，研究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1年至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1942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1945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年至1950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并获博士学位。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至1953年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1953年至1955年任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1955年至1957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研究室副主任。1957年至1959年任二机部四0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室副主任、研究员。1959年至1964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1964年至1970年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委副主任。1982年至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至1991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1991年任中国科协主席，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党委常委。1994年3月补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院长，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执行主席、院士、党组书记。1995年至1999年1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5年5月任北京理工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1995年10月起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1996年5月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曾参与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和研制，后又相继组织实施了核电站筹建（如秦山核电站）、核燃料的生产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计划，并参与了“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还参与了“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8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曾获何梁何利基金1996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我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