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办学读后感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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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庚办学读后感

　　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要找到华人或者华人后裔，今天都已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他们天生就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不管走到哪里，几乎都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然而，这又是一群念旧的人，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特质使他们有别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与国籍无关

　　世界是平的。

　　弗里德曼这句浪漫的话，恰当地描述了这个现实的世界。今天，无论你行走在哪一块大陆上，都能很容易地在自己身边发现与自己迥然不同的族裔。人口的流动，很早就在全球发生着。

　　与其他族群的移民不同，华人在移居海外之后，即使经过了很多代，都很难抛弃与故土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战中，德裔美国人艾森豪威尔率领盟军，与德国作战，并最终打败了德国；奥运会上，“举重神童”苏莱曼诺尔古在加盟土耳其后，力压自己出生国保加利亚的参赛选手，先后为土耳其夺得3块奥运金牌。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指责，因为在许多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看来，为你的国籍所在国服务，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同样的情况，却很难出现在移民海外的华裔身上，即使偶尔发生，也会立即招致所有华人——无论身在中国还是外国——众口一词的责难。

　　只要你的血管里还流着华人的血，你就永远隶属于中国，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做出不利于中国的事情，而且，当中国遇到危难时，你就应该毫不犹豫地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牺牲生命。这样一种观念，一直在历史中传承，一直传承到了海外。

　　关键时刻显身手

　　1895年2月12日，游历海外多年的孙中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随后，他遍游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法国、比利时以及南洋各国，所到之处，广泛接触当地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向他们宣传革命，并募集革命所需经费。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后，革命党人最终推翻了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

　　事实上，在这次革命的背后，处处有着海外华侨的身影：以卖豆芽为生的越南华侨小贩黄景南曾把自己辛苦积攒的数千元全部捐献出来，支持孙中山在粤、桂、滇等省发动起义；吉隆坡华侨、裁缝工人李晚，为了回国参加广州起义，卖掉了自己的脚踏车作盘缠，战斗打响以后，他扛举起义大旗，冲锋在前，壮烈捐躯，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据统计，著名的黄花岗烈士中，就有二十九位是海外华侨；辛亥革命中，光复厦门、泉州之役，不但经费来自华侨，主要组织者和大部分***也是来自国外的华侨……

　　1901年，17岁的陈嘉庚从福建老家来到新加坡，帮助父亲经营米店。到1925年时，他已经成为了享誉东南亚的“橡胶大王”、富可敌国的大企业家。

　　抗战的烽火燃起后，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率先把南洋各地的1000余万华侨组织起来，并被选为总会主席。从此，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为祖国的抗战募捐上，仅1939年，他就募集抗战军费18亿元！

　　我们不仅应该记住陈嘉庚这位卓越的华侨领袖，还要记住那些一样为抗战做出奉献的无数普通人：印尼华侨马细旦，腿部残疾，常年以手代步，他把行乞的钱款交给当地华侨慈善会，寄给祖国；缅甸华侨叶秋莲女士将自己的首饰、家产全部拍卖，得到3万元，悉数捐给祖国，以致于后来无以为生，出家为尼，有人问及此事，她掷地有声地对人说：“只要祖国战胜，自己饿死也无妨”；泰国华侨黄俊卿临终之际，吩咐家人丧事从简，把办丧事的1万元钱献给祖国……

　　在这种力量支配下，海外华人的身影也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经济腾飞的舞台上。

　　2001年9月19日，在中国内地首次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动情地说：“迄今为止，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大多数的项目和资金来自华商……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你们的创业精神已经载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史册！”

　　“近几年，投资和外贸是拉动国内经济的两架马车，海外华商企业对国内的外贸出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应该说是促进国内出口的主力军。”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中国对外贸易》英文版主编石净这样对记者说，“与此同时，由于华商投资企业不少是中小企业，而且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业，因此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工作机会。无疑，海外华商企业对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作用很大”。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比较了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后，也认为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外华人华侨的积极参与，俄罗斯就缺乏这样一批“海外俄商”。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瑟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改革的最大贡献，不仅是投资，而且教会了他们的同胞运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不需要理由

　　这种心理，已经很难用笼统的“爱国”两个字来形容，按照国际法的标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早已是其他国家的公民。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祖国，一个从文化上哺育他们的祖国，一个从历史中赋予他们荣耀的祖国。

　　这些现象，也很难被信奉“利益至上”的那部分人所理解，就算做义工，捐献财富，承担投资风险，这些做法还可以被硬性解释为谋取更大、更远的利益，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利益比生命本身更大呢？

　　这样的行为，更不符合现代宪政思想，他们所挚爱的这个国家，未必有一部值得他们为之宣誓的宪法，不一定有一张货真价实的选票给他们，他们甚至在这个国家连一片立身之地也不可得……

　　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们关切这个国家，与这个国家患难与共。

　　因为，几千年来“家国一体”的儒家教育，已经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统一了“国”与“家”的概念。就像爱自己的父母不需要理由一样，爱自己的祖国同样不需要理由。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历史就这样告诉每一个中国人：爱国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命题。

　　就像上帝对基督教徒是神圣的一样，中国，就是无数华人膜拜的对象和力量的源泉。有这样一种力量在历史中传承，当这个国家遭遇危难时，五洲四海，四面八方总会及时伸出无数只援助的手。

　　这些手，都来自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龙的传人。

一位海外华侨的故事

　 2009年年初，美国华裔女中医齐爱华可谓衣锦还乡，天气还在风寒料峭中，可她的心是火热的，她把在美国行医的高兴事、成功的经验带回了祖国。“我在纽约开了中医诊所，因为名气大、声誉好，所以很多侨团都拉我赞助，这样我就成了十几个侨团的理事。”齐爱华说，由于美国的医药费很贵，很多中国人包括各个阶层的华人难以支付，她在自己的诊所给他们看病，用的是他们在美国罕见的中医，而且价格极其低廉。齐爱华不仅用中药，而且用中医的疗法：针灸、推拿和按摩。这些疗法不仅治病而且防病，缓解了人们的亚健康症状。侨团华人登门拜访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引来了美国人。

　 尽管如此，中医在美国是很难发展的，发展到“纽约健康医院”的规模已是难上加难。齐爱华遵纪守法，受到美国工商界的好评。她在医院规定，病人就医，只收信用卡和支票，不收现金，不会出现税务不明的问题；对病人就医来者不拒，病人没钱照样治病，这在美国的医院是少见的。尤其是患有肝病的病人。

　　研究和治疗肝病是齐爱华毕生的追求。早在1972年，她刚刚3个月的女儿在一次化验中查出了B型肝炎，并且核心抗体及e抗原呈阳性。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作为医生，她十分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开始搜集整理每个处方，实验每个单位药，用她的中医学问，为自己的宝贝女儿研究治疗办法，3年就这样过去了，1975年5月的一天，像往常一样，她带孩子去拿化验报告结果。“天哪！”看到上面的结果她忍不住喊出声来。肝功能正常，B型肝炎表面抗原转阴。从此她有了肝病治疗的“真经”，并带上它去了美国。

　　1991年以前，美国医疗保障机构对肝病的预防和治疗还缺乏足够的重视。齐爱华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精力，用于中医在肝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在美国开了先例，并且多次受到美国政府、联合国和中国领事馆的赞许和表彰。

　　1992年，齐爱华研制出治疗肝病的新中药，该药经美国FDA备案，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毒性试验，符合美国药理标准，为她在美国生产中药奠定了依据。鉴于此，美国共和党亚裔总部邀请她担任副主席。齐爱华有以下头衔：世界著名肝病专家、美国纽约健康医院院长、美国共和党亚裔总党部副主席、美国病毒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美东针灸医生联合会理事、美国赫博瑞有限公司副总裁、美国爱华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辛苦下南洋挣基业报效祖国

1875年，王兆松出生于文昌清澜镇义门村一个贫困渔民家庭，他的父亲是老渔民，成天泡在海水里，家贫如洗。为了寻找一条活路，年仅13岁时王兆松挥泪辞别父母兄长，在乡邻的携领下搭帆船到南洋自食其力。他先是在马来西亚以捞虾为业，后又当过冰块推销员，他根据不同渔船的需求，主动用舢板把冰块运到渔船上，用自己的勤劳和诚实换取了珍贵的信誉。稍有积累，便及时买了辆汽车，在推销冰块之外，又经营起冰鱼运销业，由于推销成绩突出，被英国商人的一个公司委任为总代理。在此基础上，王兆松逐步开拓涉足其他项目，除了投资经营房产、种植橡胶、开采锡矿外，还投资经营酒店、戏院等服务行业。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兆松已成为琼籍华侨中的知名企业家。

　　王兆松的成就和为人，深得乡亲以及当地上层人士的信赖和敬重，被推举为吉隆坡琼州会馆总理等职，1930年，他被马来西亚雪兰峨州政府委任为华人参事局员和太平局绅，是年王兆松55岁。

　　对于故乡的公益事业，王兆松一直非常热忱。1936年，王兆松等人发起成立琼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旨在开发琼崖垦殖、矿业、渔、盐等业。他带领众乡邻在万宁置地8000亩，种橡胶400多亩。抗日战争期间，王兆松率琼崖华侨积极捐资，支持琼崖抗日战争。时任琼崖自卫独立队总队长的冯白驹曾亲笔给王兆松致函两封，赞扬爱国华侨“热诚义举，无任感佩”。

　　海南很多医院、学校都有王兆松的捐献。1926年筹建海口海南医院时，他捐助大洋1000元，被聘为名誉董事；还3次为琼海中学（海南中学的前身）捐款，独资为文昌中学捐建图书馆，即兆松楼；文昌清澜南岛小学、会文冠南小学等，也都有王兆松所捐的教学楼。这些教学楼目前都保持着原来的骑楼风貌，仍在使用。

　　富了，不忘记穷人，这一美德在王兆松身上充分体现出来。1956年王兆松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病故。他的名字一直铭刻在侨乡人民的心中，他的爱国情怀，在他的子孙中代代相传。

　　从1934年起，王兆松每年从国外汇款为文昌家乡修路，还在通往家乡的公路上建起5座木桥。后来因为汇款麻烦，王兆松在文昌买下3间铺面房，以房租支付维修费。又在海口买下2栋楼房（今新华北路“长安旅店”和得胜沙51号），托人代理，租金全数用于公路维修和解决乡亲困难，不足部分再从国外汇款。

1955年，王兆松在吉隆坡病逝，终年80岁。

陈嘉庚

陈嘉庚早在1910年就参加同盟会，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他一再反对日寇侵略，筹款救灾抵制日货，导致工厂被焚，亦在所不惜。“七七”抗日军兴，他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首先把南洋各属1000余万华侨组织起来，他被选为总会主席，华侨领袖地位从此确立。陈嘉庚的最大贡献是募集巨款援助祖国的抗战。就1939年来看，他募集的抗战军费为国币18亿元，华侨汇祖国之款11亿元中捐款约占10%。南侨总会抗战义捐约国币5亿元，主要是依靠群众用各种方式劝募。1940年他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视察各战区。访问延安时，所见所闻，综合观感，认定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表示衷心拥护。1942年，日寇攻占新加坡，他被迫避难印尼，在这期间，陈嘉庚作了自称“俚句”以明志的述志诗，有四句这样写道：“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故”。他搞到一小包“氰化钾”藏在怀里，随时准备以身殉国，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1945年日寇投降，他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同年11月8日，重庆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给他高度评价，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成为历史性的评价；周恩来及王若飞的祝词：“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尽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传诵于海外。

　　今天是10月10日，1938年的今天，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选为总会主席。南侨总会是抗战期间三千九百四十多个华侨团体中的一个,是抗日战争时期人数最多,成绩非常突出的救国侨团。

　　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的支援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就已开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等地华侨踊跃捐献财物，支援第19路军抗战。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后，各地华侨尤其是华侨学生纷纷集会通电，对国内学生抗日示威运动，甚表同情，誓为后盾。

　　1936年9月20日，英、法、德、荷、瑞士等国的华侨代表和各国来宾共四百五十多人在法国巴黎召开大会，一致议决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这是海外最早自觉成立的洲际性华侨抗日团体，也是欧洲华侨抗日救国大团结的标志，成为海外华侨团结抗日的表率。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该会发表宣言，号召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

　　1943年9月，美国旧金山的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与纽约、芝加哥等地的侨团联合成立旅美华侨救国会，成为美洲最大的抗日侨团。

　　各个华侨团体成立后，发动华侨以多种形式支援祖国抗战。在14年抗战中，约有四百万华侨为祖国抗战捐过款，占华侨总人数的一半，捐款总数为法币十三亿多元。新四军第2支队敌工干事陈子谷，把折合法币20万元的遗产和从泰国募捐来的棉衣费6万法币，全部捐给新四军。这笔款相当于国民政府拨给新四军的两个月军饷。

　　各地华侨还以踊跃购买公债、进行侨汇、回国投资，捐献飞机、汽车、衣物、药品，回国参加抗战等多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其中，有三千多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抗战，有三百多名美国华侨空勤人员，一百多名菲律宾飞行员回国参加抗战，陈瑞钿、黄泮扬都是华侨飞行员中著名的空中“虎将”战斗英雄，不少归侨青年为效命祖国，血洒疆场。

2004年7月，香港特区政府为了表彰一批杰出人士在各个领域对香港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给他们颁发了奖章奖状。在这次发布的授勋嘉奖名单中，就有王赐豪医生的名字。香港特区政府在为他授勋时所致的嘉许辞为：“王医生热心参与香港慈善活动及小区服务，贡献良多，尤其是担任保良局主席期间，成绩斐然，现获颁授铜紫荆星章。”

王赐豪医生担任保良局主席的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风暴席卷中华大地，香港首当其冲。SARS疫情在当年4月进入高峰期，保良局的换届选举也是在4月，王赐豪医生就是在这次换届时被推选为主席。上任伊始，他便要肩负起带领保良局同寅向社会筹募善款并带领保良局抵抗SARS疫情的重任。

其时，SARS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公众的大恐慌，香港社会同样是谈“非”变色，人心惶惶。光是消除SARS带给人们的心理阴影已是一个大难题，在此种情势下，还要让人们解囊捐款，谈何容易！愈到关键时刻，愈能考验一个人的胆识、能力和信念。王赐豪医生面对这样的困难，却未曾有过丝毫怯意或颓丧之语，而是带领全体同寅负重奋进，迎难而上。那段时间，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募捐筹款工作中，几乎无暇顾及同珍集团的公司事务。此时，历来崇尚济世利众、慈善为怀的父亲告诉他：“你全力做好保良局的工作，生意上的事情我多花点时间料理。”父亲的支持让王赐豪医生获得更大的信心和动力。

在王赐豪医生的率领之下，保良局在2003年的筹款工作方面非但没有因为SARS病毒的肆虐而受到负面影响，反而逆势而上，超额完成，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筹款总额达到了破纪录的一亿五千多万港元，这个数字即使到今天2006年也不一定能超过。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叹服的大手笔。

“父亲在我们很小时就已经教育我们，一个人不应只着眼于个人利益，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就应回馈社会、关爱他人。同时他自己在这方面也一直是身体力行。” 受父亲的影响，王赐豪医生虽然生长在富贵之家，但自小就充满了同情和仁爱之心。他的哥哥也曾担任香港另一个大型民间慈善团体东华三院的副主席，王氏家族的慈善仁爱之风可谓薪火相传。

王赐豪医生说，自己属于幸福的一群，人生道路平坦无垠，看到别人的孩子经历坎坷，在逆境中奋斗生存，就觉得自己能帮助他人多少，就应该帮多少。所以自少年时起，他就热心公益活动，如为慈善团体卖旗募捐，探访老人等，一直到上大学都没间断过。

1995年，他加入到香港最著名的慈善团体之一保良局效力。对于在保良局做的每一件事，王赐豪医生有很大的满足感。他说，最乐意看到一班人在一起，为同一个慈善项目努力，而项目建成后能够一年一年持续不断地为市民服务下去。王赐豪医生在保良局的耕耘博得了热心社会公益的美名，他还担任九龙乐善堂主席、博爱医院、仁爱堂副主席、香港广东社团专业人士委员会主任、香港青联等职，总是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机会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热心服务社群。

九龙乐善堂亦是香港六大慈善团体之一，服务范围涉及医疗、教育、老人福利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王赐豪医生自任九龙乐善堂主席之职以来，一直坚持低调务实的作风，尽心履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令会务工作不断发展。

爱国爱港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王赐豪医生始终热爱香港，不忘自己是香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他对于有关香港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祉的各种社会公众事务总是积极参与，乐此不疲，可说是竭诚尽智，有目共睹。

他担任的社会公职还包括：社会福利谘询委员会委员、携手扶弱基金谘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广东社团总会荣誉会长、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专业人士委员会主任、新界总商会副会长、香港西区妇女福利会永远名誉会长、屯门医院管治委员会委员（2003-2006）、中华慈善总会荣誉顾问、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全国青年联会委员、香港青年联会副主席等。

2006年8月底，王赐豪先生参加了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讨班，获益匪浅。入读清华大学这所中国的顶尖学府几乎是每个中国学子都梦寐以求的，王赐豪先生坦言，自己此次能够参加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讨班学习，不仅圆了少年时代的“清华梦”，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国政治经济研究课程以及参观拜访和交流座谈等各种活动，全方位地提升了他对祖国国情的认识。学习结束后，王赐豪先生将他参加研讨班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饱满的热情、畅达的文笔诉诸笔端，撰写了一篇题为《圆清华梦·识中国情》，畅言自己的收获与感慨。2006年9月1日，香港《文汇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这篇文章当中，王赐豪先生谈到：“作为一名香港专业人士，我过去从香港得到的信息去认识和了解祖国，往往流于片面和肤浅。我能参加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讨班学习，补上认识中国政治经济这一课，全方位地提升了对国情的认识。认识中国政治经济，能帮助香港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更深入地了解国情、港情，明白本身的社会地位、责任与使命。”

对于香港的前景，王赐豪医生始终充满信心。他说，很高兴看到新的国家***实事求是，中央对香港那么支持，将CEPA这份礼物很快赠给香港，而且礼物之厚简直超出了一个特区应份享有的。就看香港政府及社会能否快点配合，动作起来。香港与珠江三角洲联手发展，抓住机遇，经济再起飞是绝对没问题的。

在祖国内地，王仲铭、王赐豪父子饮水思源，他们认为今天在香港的发展离不开祖国的支持，因此用做生意获得的资财，在能力范围之内，多做公益事业。

三国时代“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有一句名言：“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意思是说：怀念故土是人之常情，怎么会因为贫穷或者发达而不同呢？这句名言在王仲铭、王赐豪两父子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多年来，事业日渐发达的王氏父子时刻牵挂着他们的祖籍地－－广东东莞。为造福桑梓，王仲铭先生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便已开始回乡投资，积极致力家乡东莞的建设，捐修了石排镇公路，投资了水泥厂，援建东莞理工学院，还开办了好几间学校。家乡人铭记王仲铭的贡献，推选他为第八届东莞市政协副主席。而王赐豪医生也被推举为东莞市政协委员、常委、广东省政协委员，1994年还被授予东莞市荣誉市民称号。

作为东莞同乡总会常务副主席、东莞王氏宗亲会会长、澳门东莞同乡会名誉会长，王赐豪医生亦尽心敦睦乡情乡谊，团结东莞同乡及宗亲，努力推动家乡各项事业的发展。

立志保良

受父亲的影响，生长在富贵人家的王赐豪自小就充满了同情和仁爱之心。王赐豪说，自己属于幸福的一群，人生道路平铺直叙。

大学毕业后，当医生治病救人，圆了自己的一桩心愿，但相比父辈兄长的仁义之举，认为自己应当有更多贡献。1995年，他加入到香港最著名的慈善团体之一香港保良局中出力。

香港保良局成立于1878年，是香港最老牌的慈善团体，一直以来，热心公益，济贫扶弱。其中一个招牌项目就是儿童院和安老院。而推动教育则是最大的成就，开办的学校超过一百多间，学生达四万九千多。

进入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慈善团体服务，费钱费力更要费心。1996年，王赐豪就任保良局总理，之后做副主席兼生产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边筹钱，一边谈租约，找校长，几经努力，他建成了保良局第一间英文幼儿园。王赐豪在慈善事业上更上层楼，成为2004－2005年度保良局主席。

保良局衔接政府教育方向，开办有政府直接资助学校，一条龙私立学校，以及为新移民新设立的学校。建成地区教育网络，拥有一批名校，如庄启程预科书院等就很受学生家长欢迎。王赐豪上任主席后，构思修建有副学士学位课程的社区学院，很受社会期待。

王赐豪说，担任保良局主席后，个人在保良局的时间达四分之三，在自己公司的时间就不到四分之一。为纪念保良局成立125周年，他忙着两件事，装修拥有120个安老床位的安老院；另一个就是增修扩建六间学校，总投资达两个亿。

对于在保良局做的每一件事，王赐豪有很大的满足感。他说自己41岁，将来从主席位置退下来后，还会继续为保良局做贡献。 “一日为保良，终身为保良”，自己不会放弃为慈善事业出力这一优良传统。

王赐豪在保良局的耕耘博得了热心社会公益的美名，他被社会各界推为九龙乐善堂主席、仁爱堂的副主席，以及博爱医院的副主席、顾问。并被聘为中华慈善总会的荣誉顾问。

赞助维港贺岁烟花汇演

2010年， 大年初二晚，维港将一如既往举行大型烟花汇演。烟花汇演由同珍酱油罐头有限公司及东莞同乡总会联合赞助300多万元倾力制作，以“万彩光华耀维港”为题，烟花数量多达30多吨共23888枚，其中鸣放的不乏以迎接虎年和上海世博会等多款应节、应景的烟花。当中最特别之处，是以同珍酱油缩写的“TC”图案作开幕设计，花火爆发后的馀辉有如一颗颗提炼酱油的“黄豆”般徐徐落下，寓意黄金遍地。

身为东莞同乡总会主席，王赐豪怀□爱港念乡的精神，于今个农历新年以其公司及乡会的名义首次赞助烟花汇演，冀藉此与众同乐。他说：“其实我们一早已有意赞助烟花，今次终于有机会，会内同乡都感到很光荣。以前烟花、米粉、荔 枝、腊肠都是东莞的名产，由东莞同乡赞助烟花汇演，可谓有更深层的意义。”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王赐豪直言，不能“一本通书读到老”，要利用自身的优势，顺应潮流发展。他表示，东莞同乡总会未来将会进一步团结会友，凝聚会友力量，加强对基层同乡的服务，“以往我们已落区20多次赠医施药，未来将重点放在地区工作；与此同时，将与会内多位工商界人士携手合作，希望利用总会作为香港与内地沟通的平台，多带会友回到家乡投资考察。虽然不能一下子见到成效，但长远来说，这是必须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