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铁哥们？他是怎么交下他们的呢？

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1907AD)，关外几个中年将领马龙潭(五十岁)、吴俊升(四十四岁)、冯德麟(三十九岁)、张景惠(三十六岁)、汤玉麟(三十六岁，据说小张景惠不到一个月)、孙烈臣(三十五岁)、张作霖(三十二岁)、张作相(二十八岁)八人在一次剿匪大捷之后以年龄为序，在洮南关帝庙中结拜为兄弟。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这几个人生似乎也就不过尔尔的中年武夫会在日后叱咤风云，创造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这兄弟八人都是倾盖之交，或因情义或因利益相互羁绊在一起。中间虽有翻脸了甚至拔刀相向，比如冯德麟曾经率部与张作霖开战；为了打到王永江，汤玉麟张景惠曾向张作霖持械示威。但归根结底，这几个人还都因为张作霖的出现而走到了一起，也因为张作霖的死去而絮散萍飘，各有宿命。所有在后人看来，这几位风云豪杰的盛衰荣辱，似乎只是张作霖这个天才在那个乱世带来的一片云霞。

电视剧《少帅》中的洮南八兄弟。

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AD)，张作霖麾下的保险队和张景惠的自卫团合并开始，张作霖进入了自己事业的上升期。之后又因同乡关系，张作霖的保险队得到了当地总巡长冯麟阁（又名德麟，奉天海城人)的支持，得到了官方执照，从此成为正是的地方团练，而不仅仅只是佣兵团——或者是镖局。

在此期间，张作霖陆续结识日后辅佐他组建奉军老派兄弟们，先是出身草莽的汤玉麟（奉天义县人，早年落草）和张作相 （奉天锦州人，早年落草，他经常被误以为是张作霖的亲兄弟)，之后是孙烈臣(奉天黑山人，曾为盛京将军府侍卫，之后派去辅助张作霖剿匪)、吴俊升(奉天昌图人，捕快出身，时任骑兵营哨官，是张作霖的同事)，以及马龙潭(山东德州庆云人，没落贵族出身，为世袭五品云骑尉)。

张作霖墓，最终还是由和他相遇最早，也是争议最大的四哥张景惠修筑。

张作霖及其“老兄弟”是《三国演义》、《说唐传》这些英雄传奇培育的产物，觉得真正的英雄好汉应该像中世纪的那些英雄一样快意恩仇，也就是心甘情愿为“忠义”的价值观而牺牲。

虽然这种观点在今日的东方社会也应该属于正常的价值观，而在清末民初的官场之上，张作霖和他兄弟们的价值观却遭到了挑战。因为在当时从军校出身的军人们比如像蓝天蔚、吴禄贞这些人，对张作霖这些行伍出身的将领们是很鄙视的。而针锋相对，在这些草莽英雄的眼中蓝天蔚、吴禄贞这类人将抽象的政治原则(比如国家意识、民族主义之类)置于具体的个人情义之上，也是不可理喻，甚至是忘恩负义。

一笔虎，北洋时武将们都喜欢露一手。

辛亥军兴，新军诸将推举蓝天蔚为关东都督。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不肯正面撄其怒焰，于是成立东三省保安会前来敷衍。而所谓保安会既可以解释为独立之后的预备省议会；也可以解释为镇压叛乱保境安民的临时机构。赵尔巽一面搪塞住革命势力，一面密召张作霖南下勤王。张作霖进驻省城后，迅速镇压或驱逐了刚刚露头的革命党人，从此掌控半个奉天。民国成立，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二十七师师长，授中将军衔。袁世凯称帝时由于张作霖表态积极，于是受封为盛京将军。在袁世凯去世时，张作霖已经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和三哥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二人共同管理奉天。后来张勋发动复辟，冯德麟入关响应，不久一败涂地。此后便由张作霖一人完全控制奉天。民国八年，吉林督军孟恩远在宽城子事件中处理不善，招致倭人出兵干涉。大总统徐世昌十分不满，令张作霖等人讨伐并据有其地，由此张作霖等人完全控制了关东三省。

1928年7月3日，年仅29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那么，在张学良接班的问题上，张作霖起了怎样的作用？他如何在自己突然出现意外的情况下保证了张学良接班的顺利进行？

给张学良网罗一个团队

一个人想成就大业，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得有人帮忙。这些帮忙的人，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团队，只有有了自己的团队，创业才成为可能。张作霖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团队。

张作霖起家靠的是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干拜把子兄弟，这些人成了张氏团队的早期人员，也是核心人员。在这个“保险队团队”的努力下，靠着几把土铳，从穷乡僻壤来到奉天这个大都市，又从奉天走向北京，走向全国，开创了威震民国的奉系，张作霖是其中的天然领袖。

可张学良呢？那可说是纯正的富二代，含着金钥匙长大。说张学良是公子哥，也没什么不妥。当别人还在学怎么骑马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私人飞机。要让这样的人去接班，难度不是一点点，可张作霖做到了！

张作霖明白，自己活着，大家还尊你张学良是大公子，可真等我故去了，人家会怎么待你呢！要想顺利接班，首要条件是接班人必须有自己的团队。这一点，古今中外的例子俯拾即是。李世民能顶着“杀兄弑父”的罪名顺利成为一代英主，关键是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等天策府十八学士的鼎力支持；曹丕之所以能在曹操死后成功逼迫汉献帝禅让，靠的还是曹丕跟着父亲曹操南征北战培植的亲信华歆等人。自小熟知三国、隋唐演义的张作霖怎能不明白其中的诀窍。

怎样才能让张学良拥有自己的团队呢？

有枪便是草头王。要让张学良接班，就得让他掌握军权，要掌握军权就得当兵。可真要把张学良派去当个大头兵，却是不大可能的，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先例可循，你见过历史上哪个太子、阿哥从小兵干起？还不是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亲王、郡王了。这种事，只有在西方的王室贵族中才有能，比如，英国的哈里王子就被派去阿富汗打仗。

在中国人看来，让子孙从大头兵干起总不是那么一回事。直接派去当高级军官，也不是没有先例。但在奉军那种讲究资历的地方，保险队的老人们是不会买张学良账的，结果是树立不起威信，和没去一个样。最好的办法是进军校，军校毕业后再出来当军官。一来，军校可以使张学良接受初步的军事教育，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二来，为将来奉军的改头换面做准备。当时的奉军匪气十足，官兵虽然枪法准，但军队作战毕竟不是打家劫舍。拿破仑曾说过:“两个马木留克兵可以对付三个法国兵，但是一百名法国骑兵就不怕一百名马木留克兵，而一千名法国骑兵则能击溃一千五百名马木留克兵。 ”军队作战讲究的是组织性、纪律性，而且军事技术的进步，导致军事组织结构日益复杂。让一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去和那些德国、日本教官训练出来的军队打仗，那不是找死吗？所以，张作霖让张学良入军校也算是为将来奉系军队的壮大、发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做准备。

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为培养奉系集团的军事人才而专门设立的军事学校。入校的主要是奉军的下级军官。张学良曾自夸说，自己一进讲武堂就考了个第一。有些人认为这还不是沾了张作霖儿子的光。其实不然，当时讲武堂招收的都是奉军连排级军官，虽然挑的都是能识文断字的，但数学，物理学对这些人来说不啻于天书。而张学良自小文化基础比较好，能考第一确实不是因为他是东北王的大公子。

军校毕业后，张作霖并没有急着让张学良去当什么高官，而是“回锅”去当讲武堂的监督。本来讲武堂的最高***是张作霖，日常事务由教育长负责。但为了能让张学良参与到讲武堂的日常事务管理中，张作霖计上心来，特设了监督一职交给张学良。

自从有了张学良这个监督，讲武堂的事情基本上是张学良管。这样，从职务上来说，张学良与老师们是上下属关系，与学生就是师生情谊。我们常说黄埔军校是国共双方将领的摇篮，而东北讲武堂又何尝不是奉军军官的摇篮呢？张学良长期掌管东北讲武堂，对讲武堂的师生人品、才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是一个领袖人物成长的开始，也是一个接班人建立自己接班团队的基础。这一切全都在张作霖的计划之中。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果如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随着奉军的不断扩军，大量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被充实到奉军各级部队当中去。而在人事方面，张作霖又放手让张学良做主，所以像日后比较著名的东北军将领如黄显声、许庚扬、牛元峰，甚至开国上将吕正操、万毅都与张学良有师生情谊。而当时在讲武堂任教官的郭松龄、何柱国等人也恰是在此时与张学良建立了特殊的友情。

这样，张学良就以东北讲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团队。

让张学良打出威信来

如果认为张作霖仅仅让儿子当个东北讲武堂的监督就能确保日后能够接班的话，那就太小看张作霖了。老谋深算的张作霖明白，在部队中立威的关键是能打仗、会打仗、打胜仗。一个娃娃兵，没上过战场，别人是不会服你的。

于是，在儿子还没毕业时，张作霖就从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中挑选了一个团的士兵，配属骑兵、炮兵、机关枪各一连，工兵、辎重各一排，组成一个超强的加强团让张学良率领去剿匪。剿灭几个土匪需要这么强的兵力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叫杀鸡用牛刀，保证只胜不败。张作霖的目的有二:一来给张学良树立打仗的自信心，这个自信心太重要了，你总不能让一个人刚从军校毕业就去打败仗吧？万一打败了，弄不好，张学良一辈子不敢上战场，那张作霖的精心培养不是全白费了吗？二来呢，在奉军中立威，要让奉军将士知道，虎父无犬子，我张作霖的儿子也是凭本事走到这一步的。

张学良果然不负父望，剿匪马到成功。张作霖的把兄弟、时任吉林督军的孙烈臣极为识趣地公开通电:张学良在吉林剿匪指挥得当，作战勇敢，敬请提升为卫队旅旅长。张作霖推辞了几次后，就顺水推舟任命儿子为卫队旅旅长。张学良当上旅长后，所遗团长一职就交给了军校教官郭松龄。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把自己人推荐上来任职，也是打造自己班底的开始。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奉军一溃千里。张作霖眼看局面无法收拾，马上派人让张学良丢下部队赶快跑。要是连儿子都给吴佩孚抓了去，丢人现眼不说，接班人大计可就全玩完了！可没想到，张学良在郭松龄的协助下，张弛有度，打得有板有眼，最后还是在儿子的保护下才压住阵脚。这一下，奉军的老帅们真正的刮目相看了，再也不敢小瞧这个公子哥了。但这种令人刮目相看还是有保留的。为什么？虽然打了胜仗,可谁都明白，这其中郭松龄起了很大作用，你张学良到底有没有两把刷子还不一定呢。但在不久发生的郭松龄反奉事件中，张学良的出色表现则让所有人都闭了嘴。

郭松龄举起反奉大旗后，一路势如破竹杀向奉天。张作霖被打得没了招，把前线的一切事务全权交给张学良处理。张学良先是组织部队抵抗，成功地把郭松龄部队阻挡在巨流河一线，然后以情感联系瓦解郭部。因为郭部的军官大多由张学良提拔，张学良在前线一喊话，这些军官大部分自动放下武器。事后，张学良又力主对这些军官既往不咎，一概重新留用。这一手极其漂亮，虽然张作霖装模作样地大骂一通，声称要对参与反奉的官兵追究责任，但他心里也明白，真追究起来，奉军还打不打仗？所以当张学良提出所有军官一律留用的主张后，张作霖也就同意了。他知道:好人让儿子做了，这些人出于感恩，将来对张学良会更加忠心！

在这件事中，张作霖及奉系的老派看到了张学良的指挥作战能力和在军队中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此再也不敢小瞧张学良。张学良自己也说:“我真正在东北军中树立威信是在郭松龄反奉后。”从此，张学良开始独当一面，张作霖也对张学良完全放权。

后来奉军和北伐军对抗，张作霖把所属军队编成七个方面军，其中嫡系三、四方面军完全由张学良指挥。虽然最后奉军吃了败仗，退入关内，但作为主力的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并无多大损失。在政治上，张作霖也开始让张学良适度参与。比如，张作霖退出北平，就把与蒋介石和谈的重任交给了张学良。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历练，张学良在奉系乃至全国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虽死恩威还在

有自己的团队，有资历、有能力，但这并不成为能够接班的必然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是各方派系的支持，特别是实力派的支持。

任何一个军政集团都不是铁板一块，大多分成形形色色的派系，奉系集团也不例外。在1928年，奉系大约可以分为老派和新派。老派中又可以分为以张作相、汤玉麟为首的一派和张海鹏、王永江、于芷山一派。前者跟着张作霖起家于八角台保险队，后者主要是张作霖在一次次高升的过程中加入的。虽然其中很多人也和张作霖结拜了兄弟，但毕竟属于外来者。新派主要是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陆大和东北讲武堂的土派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洋派。土派早期以郭松龄为首，郭死后以张学良为首，洋派的首领是杨宇霆。

历史上为了争夺最高权力，统治集团各派别争得你死我活导致分崩离析的比比皆是，为何奉系集团内部各派别却能达成妥协，一致支持张学良呢？那得从各个派系的具体情况分析。

先说杨宇霆为首的洋派。杨宇霆加入奉系后深得张作霖信任，历次奉军出关作战，杨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的角色，全权策划奉军的战斗。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杨的手下，聚集了一批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他们人数虽少，但却担任奉军的关键职务，力量不可小视。但在郭松龄反奉中，杨宇霆为了一己私怨，怂恿张作霖枪毙了郭松龄，得罪了奉军中一大批军官，这些人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杨力量。所以在争夺最高权力斗争中最先被PK掉的就是杨宇霆。

再来看老派，其主要势力范围是地方行政，说白一点就是有钱。其中又以张作相等人最为重要，他们长期担任吉林、黑龙江等省的督军，势力盘根错节。按理来说，张作相是最有可能接张作霖的班。张作相长期追随张作霖，对张作霖忠心耿耿，而且一直担任奉系二把手的角色，让张作相接班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事实上，事情也果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1928年6月2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发表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保安司令，张学良为奉天省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不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职，并建议张学良担任“此一重要职务”。

张作相为什么自己不愿意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呢？首先，张学良子承父业继承“大统”乃当时天经地义之事；其次，张作相对张作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想“乘人之危”夺权；再次，新派和老派矛盾深重，如果处理不慎，容易引发内讧。洋派和土派虽然有矛盾，但在对付老派的态度上却是目标一致。老派在历次奉军出关中搂钱、占地盘，新派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却和自己没什么关系，这也是郭松龄反奉的原因之一。张作相虽然得到老派的支持，但并不容易全盘掌控奉系，弄不好满盘皆输。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相分头说服老派们支持张学良子承父业，以维护奉系团结。其他老派人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关内是蒋介石的北伐军，身边是狼子野心的关东军，局势危如累卵。凭自己手中那点兵力，如果处理不好，弄不好再来一次“郭松龄反奉”，大家都一起玩完。所以，他们也同意了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928年7月3日，夏日的阳光明媚，沈阳邮局的发报员向全国的邮局发出了一份“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电报。与此同时，在沈阳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一张同样内容的布告。落款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张学良。

奉天的精英们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们有了新的***，一盘散沙的奉系又成了铁板一块。关东军司令部里那些虎视眈眈的军官们则恨得咬牙跺脚，本以为张作霖一死，东北肯定会因为抢班夺权出现大乱，没想到，张学良竟然异常顺利地接了班。

　　吴佩孚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孙传芳

　　孙传芳(1885-1935) 字馨远，山东历城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21 年8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兼第二师师长，成为直系军阀的干将。1923年1月任福建军务督理 。1924年江浙战争中，出兵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善后督理。1925年奉浙战争中打 败奉军，占据沪、苏、皖一带，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1926年11月在江 西战场为北伐军击溃，投靠张作霖，与奉系直鲁联军张宗昌部联合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又 失苏皖地盘，8月反攻南京，在龙潭兵败。1928年逃往沈阳，后避往大连、天津。1925年11 月被施剑翘为报父仇击毙。

　　张作霖

　　张作霖（1875319——192864），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

　　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为人放猪，12岁时去私塾偷听，被塾师杨景镇发现后允其免费读书。14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相马。

　　1894年因为父报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武昌起义后，张作霖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成为奉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