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群贤传23：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传

闵子骞，姓闵，名损，字子骞，尊称闵子。小孔子15岁，尊师重孝，反对铺张，无意入仕。

这一天，风和日丽，师徒相聚，其乐融融。侍奉在孔子身边，闵子骞毕恭毕敬，但又不失正直。按《论语》，闵子侍侧，訚訚如也。（11·13）

闵子骞，很孝顺，有口皆碑。连孔子都说，爹妈夸闵子骞好，兄弟夸闵子骞好，人人都没有异议。按《论语》，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11·5）

据《二十四孝·芦衣顺母》记载，闵子骞，早年丧母，父亲又娶了一个女子，生了两个弟弟。后母对亲儿子很偏爱，对闵子骞却非常不好。常常把他当作佣人使唤，呼来唤去。好东西都留给亲儿子，给闵子骞的都是最差的。冬天来了，后母用上好的棉絮，给亲儿子做了棉衣，给闵子骞的衣服里面用的是不保暖的芦花。闵子骞却还是对父母孝顺有加，没有怨恨。

有一天，父亲让闵子骞一起推车出去办事。他的衣服单薄无法御寒，浑身冻得打颤。父亲查看以后，知道后母刻薄，心中大怒，立即回家要赶走后母。闵子骞此时不但没有倾诉以前后母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还为后母求情。他说，母亲在，您只有一个儿子受点冷；若是母亲不在，您三个儿子都得受寒冷的苦了。后母听了非常感动，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和惭愧。此后，她对闵子骞也如亲儿子一样对待。

一直以来，闵子骞都反对铺张浪费。听说鲁国在翻新名叫“长府”的国库，他就讲，照原来的不可以吗？为何要翻新？因此，孔子评价道，这个人平常不开口，一开口肯定客观中肯。按《论语》，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11·14）

闵子骞，要德行有德行，要能力有能力。在冉有极力推荐下，季氏任命闵子骞为费宰（季氏封地费邑的行政长官）。闵子骞觉得世道不清，不想做官。他对来人说，好好替我辞掉吧！若是再来找我的话，那我一定会跑到汶水之北去了。汶，指汶水，即今天山东的大汶河。水以阳为北，凡言某水上者，皆谓水北。汶上，暗指齐国之地。按《论语》，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6·9）

后世，入选孔门十哲、二十四孝。

冉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他得了恶疾，据说是癞，也就是麻风病。孔子去看他，他不想让孔子看到丑处。孔子就从窗外，拉着他的手，伤心地说，没命啦！这（么好的）人竟有这病！这（么好的）人竟有这病！大家都眼泪啪嗒啪嗒的。按《论语》，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牗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6·10）

冉伯牛，有德行，后入选孔门十哲。

仲弓，姓冉，名雍，字仲弓。出身低贱，笃于仁德，曾为季氏宰。

仲弓出身低贱，为人自卑。孔子因材施教，经常鼓励他说，耕牛及耕牛的后代，不配做祭品。若长着赤色的毛、整齐的角，不想用它做祭品，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原来，周朝以赤色为贵，祭祀时也用赤色的牲畜。按《论语》，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6·6）

在孔子的鼓励下，仲弓认真学习，并形成自己的判断力。仲弓曾经问过孔子，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答道，他简单得好。仲弓进而辩解，若存心严肃认真，而以简单行之，（抓大体，不繁琐，）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若存心简单，又以简单行之，不是太简单吗？孔子点头道，你这话很正确。按《论语》，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6·2）

不过，仲弓还是最重仁德。他问孔子，仁是什么？孔子道，出门（工作）好像去接待贵宾，役使百姓好像去承当大祭典，（都得严肃认真，小心谨慎。）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就不强加给别人。在工作岗位上，不对工作有怨恨；就是不在工作岗位上，也没有怨恨。仲弓非常认可，说，我很笨，可是我照做。按《论语》，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12·2）

仲弓还挺聪明的，学仁，得仁。也就是为人处世上，接近仁。可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说仲弓，仁则仁矣，口才却不行。孔子道，何必要口才呢？强嘴利舌地同人家辩驳，常常被人讨厌。冉雍未必有仁，但为何要口才呢？按《论语》，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5·5）

知（弟）子莫若夫（子）。仲弓既认真又聪明，孔子经常称他可以做官。古时候，人们就知道坐北朝南的方向最好。因此，这个方向的位置最为尊贵，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当他作为长官出现的时候，总是南面而坐的。现在，大家挑选房子，也最爱坐北朝南，南北通透，冬暖夏凉。按《论语》，子曰：“雍也可使南面。”（6·1）

在孔子极力推荐下，恰冉有家里有事辞职，仲弓就出任季氏宰。出发前的那个晚上，按老规矩，仲弓来到夫子面前，向他请教如何管理政事。夫子知无不言，向他列举一二三。一是自己带头，二是不计小过，三是选拔人才。仲弓不懂得如何识才善用。夫子告诉他，选拔你所知道的就好了；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他吗？仲弓觉得有道理。按《论语》，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13·2）

工作一阶段，仲弓看不惯季氏，季氏也看不惯他。刚好冉有家事已处理完毕，仲弓就辞职不干

仲弓有德行，后入选孔门十哲。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扩展资料

孔子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

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爱护学生，学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融洽，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

翻译：

范睢得王稽之助来到秦国，他献书昭王说：“臣听说明君主政，有战功的必然得到奖赏，有能力的一定授予官职；功劳大的俸禄多，战功多的爵位高，能治理民众的官位高。没有才能的不会让他任职，有能力的不会被埋没。

假如大王认为臣说得在理，就请大王依计试行之，臣自信能有益于治道。如果明知其利而不行其道，那臣即使久留于秦也枉自无用。谚语道：‘一般的君王行功论赏，总以好恶而施，而英明的君主却不是这样，总是赏有功而罚有罪。’

现在，我的胸膛挡不住杀人用的垫板，我的腰板抵不住利斧，我怎敢拿毫无把握的计策上献给大王呢？臣虽鄙贱不足以闻，大王又难道会认为举荐臣的人（指王稽）胆敢欺诈大王吗？

臣听说周之砥卮、宋之结绿、魏之悬黎、楚之和璞，都是为璞所遮的美玉，最初玉工都不能辩别，历经波折最终成为天下名器。既然这样，那么圣王所遗弃的人难道就不能使国家富强吗？臣听说善于治家的，在国内招致人才；善于治国的，更到诸侯国中寻觅良臣。

正因为天下有明君贤主，各诸侯国才不可能专有贤士。究其原因，在于昏庸的诸侯们空有眼珠，不能识才，而任人才流动。正如良医能预测生死一样，明主能够洞察事情的成败，有利则为，有害则不为，疑惑不定则尝试而为之。这是尧、禹、汤等圣主也无法改变的通则。

至关重要的言语，臣不敢写在这里；而一些肤浅的话语又不值一说。臣内心惴惴不安，也许是臣的愚味无知，使言语不符合大王心意？还是由于推荐臣的人出身鄙贱，大王认定他们的话不足相信？

如果不是这些原因，那么我的意思是，希望大王能稍微腾出一点游览观赏的余暇，我将当面进言。”这封自荐的奏书献上后，秦王十分高兴，向王稽表示了荐举贤才的谢意，再派车马去召请范睢。

原文：

范子因王稽入秦，献书昭王曰：“臣闻明主莅正，有功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当其职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则行而益利其道；若将弗行，则久留臣无为也。

语曰：‘人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刑必断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乎？虽以臣为贱而轻辱臣，独不重任臣者，后无反复于王前耶？

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为其凋荣也。

良医知病人之死生，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尧、舜、禹、汤复生，弗能改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

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阖于王心耶！抑其言臣者，将贱而不足听耶！非若是也，则臣之志，愿少赐游观之间，望见足下而入之。”书上，秦王说之，因谢王稽，使人持车召之。

此文出自战国时期·刘向《战国策·秦策三》

写作背景：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书中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

根据战国时期的史料编订，反映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情况和社会面貌。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

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史记》有九十卷的史料直接取自于《战国策》的史料。但《战国策》许多记载并不可靠，司马迁在《苏秦传》后曰“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作者简介：

刘向（前77年—前6年），字子政，原名更生，世称刘中垒，世居汉代楚国彭城，仕于京师长安，祖籍沛郡丰邑（今属江苏徐州），出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去世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邦异母弟刘交的后代，刘歆之父。

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初即位，以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任宗正，后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免为庶人。

建始元年（前32年）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阳朔二年（前23年）任中垒校尉，致终，典校工作由其子刘歆续成。

刘向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榖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

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山海经》系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

刘向、刘歆父子在当时经学独尊的情况下，大力倡导研究诸子之学，对削弱官方学术思想的统治、解放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墨子，名翟（dí）

① 兼爱非攻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② 天志明鬼

所谓天志就是天有意志，天爱民，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

③ 尚同尚贤

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④ 节用节葬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⑤ 非乐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

⑥ 非命

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认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

“儒”由孔子最早提出，泛指掌管教育和文化的职业，后来作为文化的通称。后人把孔子创立的，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学派称为“儒家”。综合儒家的教育思想，可概括为“以德为本，积极人世”。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曾入儒门，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赞同儒家的厚葬和久丧,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两派的阶级立场显然不同。孔丘旨在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墨翟则反映正在上升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两派形成对立面。由于儒墨两家立场不同，社会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驰。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则主张“兼爱”；儒家信“命”，墨家则“非命”；儒家鄙视生产劳动，墨家则强调“不赖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礼”，墨家则俭约节用；儒家严义利之辨，墨家则主张“义，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墨家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如此等等。因此，这两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各有特点。一、关于教育的作用儒家认为教育是一种统治手段，同时优于政治、法律，可以感化和征服人心，产生一种道德信念的力量，从而收到“德礼为治”的效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同时提出了“人性论”，虽然性本善和性本恶在这一时期没有达成共识，但儒家都一致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这就为“仁政”、“德治”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墨家从人性平等的立场出发去认识和阐述教育作用。墨翟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对社会，教育通过使天下人“知义”实现着社会的完善，即对人的教育是一种社会的兴利除弊；在人的发展上反对命定论，重视教育和环境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素丝说”。二、关于教育的目的儒家认为教育是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使其具有忠君和勇敢的品质，体现在教育上“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说明学习是做官的途径，并特别强调了“优”方能为“仕”，也就是说只有学习优异、德才兼备的贤才才能做官，反映了儒家惟才是举的思想并提出“举贤才”的主张，使得平民有了参政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官本位的教育模式，教育为政治服务为国家培养政治人才、各种官吏的候选人，这样又把教育同政治结合在了一起。而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兼士还必须“好学而博”，而且所学不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并且包括技术的掌握。总的说来,墨家所要培养的贤士或兼士，必须具有“兼爱”的精神，长于辩论，明辨是非，又是道术渊博，有益于世的人才。三、关于教育的对象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教育播向平民的人，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限，开辟了“学在四夷”的先河。儒家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们的性情原本是相近的，只是因为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人产生了不同。否定了人的等级差别，首先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孔子不仅提出了要求，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孔子的学生成份复杂，人数众多，来自社会各阶层，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说。而墨家代表着“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说明“农与工肆之人”是墨家的主要对象；但墨家所倡导的以“兼爱”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则说明墨家的教育对象又具有全社会性。四、关于教育内容先秦儒家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道德和文化知识两方面，其中以政治道德教育为重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行、忠、信”都属于道德范畴。“文”有一部分属于道德教育、一部分属于文化知识。由此可见，道德教育在整个儒家教育中居于首要地位，文化知识的基本任务在于为道德教育服务。儒家主要传授的教材是《诗》、《书》、《礼》、《乐》四种。而墨家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五、关于教学方法“学而知之”是儒家进行教学的主导思想，学是求知的途径，也是求知的唯一手段。从学开始，由学而思而行。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好学与实事求是也是儒家在进行教育时常用的教育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而墨家在教学上则表现出很大差异，关于知识的来源，墨家提出：“知：闻、说、亲。”这三种知识来源中， 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传闻”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法，即“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墨翟还特别重视“强说人”的积极教育态度，与儒家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恰成对比。六、关于道德教育在儒家的教育中，道德教育居首要地位。道德观念以文化知识为基础，道德教育主要通过知识传授来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首先是道德认识，要能分清善恶

古代科举制等级排名由低到高是这样的：秀才-举人-贡士-进士-探花-榜眼-状元。

古代科举是非常之难的。好不夸张的说，在古代考中举人的概率比我们现在考上985，211的概率还要低。在古代，也没有什么高铁、飞机什么交通工具，全靠自己两条腿，一走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路上餐风饮露就不提了，你可能还得提前出发，一般会试都是秋天，年初就得出发了。例如倩女幽魂中的宁采臣就是赶考的秀才之一。

一、秀才

1、要想在科举考试中举，首先要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那就是秀才。可考个秀才要先过三关，分别是县试、府试和院试。

2、考试由知县主持，一般都是在二月份，连考五场。第一场为正场，考四书文二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题目、诗、文写法皆有一定格式，全卷不得多于七百字。

第二场为招覆，考四书文一篇，性理论或孝经论一篇，默写《圣谕广训》约百字，不得误写添改。

第三场称再覆，考四书文或经文一篇，律赋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写前场「圣谕广训」首二句。

第四五场考连覆：经文、诗赋、经文，姘文。

3、在第一场考试会刷下去百分之二十，通过县试后的考生有资格参加府试，府试在管辖本县的府进行，由知府主持。参加府试，试期多在四月，考试科目分帖经、杂文、策论三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共录五十人，分甲、乙两等，前十名为甲等。

4、通常在这场会刷下去近一半的考生。接下来就是院试，院试就是最后考秀才的考试，院考由学政主持。学政由皇帝钦派翰林充任，其品级是三品，院试的结果下来才是最终的秀才。根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记载，平均每个县三年才能出十几个秀才。

二、举人

要成为举人，秀才需要通过乡试考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由各省在京的主考官主持，考生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主要为时事政治、经史百家和八股文等，考中者称为举人。

乡试是定期举行的，考试的地方叫贡院。除非贡院国家发生重大事件，一般考试时间不会变动。所以不需要预先发放通知，到时全国考生自动做好应试的准备。若遇朝廷寿诞、登基等庆典活动，还会临时加科称做恩科。主持考试的正副主考官由中央委派并由当地的政府官员组成临时机构进行主持活动。考试共分三场，每场考三日，三场都需要提前一天进入考场，考试后一日出场，这也是精神和体力的考验。

考棚又是一间一间的，作为专供考生在贡院内，答卷和吃饭、住宿的，科举考试是考生每人一个单间。贡院里的搜查很严，考生进入贡院时，要进行严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夹带"。当考生进入考棚后，就要锁门。考生们参加考试期间，"吃喝拉撒睡"皆在"号房"内，不许出来，直到考试结束。

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

三、贡士

成为举人后，由省衙提供物资以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会试通常安排在第二年的三月。

会试也考三场：第一场考生写四篇有关历史题材的文章——三篇阐述和一篇评论；第二场四篇考经义的文章和一首五言律诗；第三场则写一篇政治论文——策论。会试结果三天后即公布，中考者被授予贡士头街，并获一个半月后参加殿试的资格。

四、进士

成为贡士以后有资格参加殿试，科就没那么容易考了，除了考“帖经”之外，还要考“时务策”和“杂文”。“时务策”考的是你对国家问题的分析能力，要求你能够指点江山；“杂文”则考诗赋，要求考生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具备优秀的文学才能。比起偏重“死记硬背”的明经科，进士科对考生综合素质的要求显然更高，也考得更灵活，难度自然也就大很多了。进士科考试真的可以说很难，落榜的人也一抓一大把。比如如杜甫，写诗都写到了“诗圣”级别，照样考不上。因此，进士及第，在当时也被称为“登龙门”。殿试在四月份举行，是紧随在会试之后考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后成为进士。需要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不需要考试，直接授封官职。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五、探花、榜眼、状元

殿试分三甲（三等）录取。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探花。

总之，在那个时代的学子们都把科举考试作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科举得中，金榜题名，这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正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