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的陵墓雕刻形象以什么见多

南朝石刻圆雕，在南京、丹阳一带。已发现的有宋武帝初宁陵、齐明帝兴安陵、梁文帝建陵、梁武帝修陵、梁简文帝庄陵、陈武帝万安陵、陈文帝永宁陵及梁王室萧宏、萧秀、萧恢、萧憺、萧景、萧绩、萧正立、萧映的墓，另有十二座失名。墓上雕刻通常六件三种：帝陵石兽一对、神道柱一对、石碑一对，王公墓石狮一对、神道柱一对、石碑一对。帝陵前石兽形类石狮而生角、翼，独角者称“ 麒麟 ”，双角者称“天禄”，均是传说中的灵异瑞兽。王公墓前石兽，形同狮子而多双翼。均用整块巨石雕成，多仰首，垂身，有的则蹲伏，继承东汉传统造型，但形体硕大，气势恢宏。神道石柱下为双螭座，中为刻瓦楞纹的柱身，上 端石额一方刻文， 柱顶一仰莲形圆盖，盖上伫立一头与墓前石兽相同的小兽，整体凝重，盖有特色。

南朝石兽 就其形式来说，是承袭汉代石兽雕刻的。尤可注意的是，它的渊源可上溯到古代波斯的雕刻。这种形式虽然后代不再有，但由于利用整体石材，以洗炼的手法表现雄伟的气势，显然影响着唐代陵墓前的石狮形式的创造。

中国古代雕塑前后几千年发展从秦汉形成发展时期到魏晋的成熟期，隋唐鼎盛时期，再到宋元明清停滞和衰落期。艺术风格不断包容外来文化，民族化，世俗化。

　　中国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风格。唐代在经历了战争和动荡以后，在一次得到统一和安定，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历史时期，也带动雕塑艺术的发展出现转折和发展高峰。雕塑在隋朝和初唐进入转折阶段，在融汇了西域艺术之后到了盛唐时期雕塑艺术发展进入新的高峰，制作了许多不朽佳作。这一时期设有专门的机构，可以集合全中国的人力，物力来建设石窟，庙堂，陵墓等大型工程,在这些工程中，雕塑当然就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唐代因社会风气开放，人们思想活跃，精神相对开放，雕塑艺术因此十分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及外来文化的大量传入。政治长期稳定，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间的文化艺术频繁交流，相互融合，使唐代雕塑艺术风格能够在不失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其他民族丰富优秀的经验，不断的丰富自己。雕塑艺术的发展由此而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雕塑的门类发展有了陵墓雕刻、随葬俑群、宗教造像等，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是后来各个时期未能企及的。现就唐代雕塑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包容性细谈如下:

　　1 唐代雕塑艺术的民族化的过程

　　唐代初期刚刚结束了战争局面，雕塑艺术在风格上既有南北朝的延续，又结合了新的因素，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雕塑艺术开始民族化。例如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代献陵石犀体形庞大，两眼看着前方，四肢粗壮有力，整体造型单纯简洁明快。有明显的中国写意的风格，又在细节上雕刻有鳞片以表现粗糙厚硬的皮肤做出犀牛皮肤的质感。具有整理综合前朝以来雕塑的特点，又在细节上加以修饰是中国自己的风格特点，受写意风格影响，反映了初唐大型石雕在过渡期的风格。盛唐雕塑雕塑风格更加民族化。主要因为盛唐时代的文化发展昌盛，政治，经济发展到最高峰在这种环境下雕塑艺术出现了“曹吴二体，学者所宗，雕塑铸像，亦本曹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1）等说法。意思就是说吴道子和曹仲达在雕塑上的成就，也是后人无可比拟得。据说这时期汴州相国寺排云阁的文殊，维摩菩萨就是吴道子所塑。《松高僧传·慧云侍》称“天宝四载造大阁，号排云……文殊，维摩是王府友吴子装塑。”（2）

　　而中国佛教造像的形式与内容早期大有以印度人的形象出现的，魏晋南北朝以前中国在佛教造像上几乎没有自己的东西，是以印度人的形像作为佛教造像。自己的雕塑造像都趋于写意，如西汉茂陵外的马踏匈奴，卧虎，卧牛，人抱熊……都是大写意的手法做的，不适合用在佛像上。在佛像雕塑创作上没有中国本土的东西都是照搬印度人的形象。中国佛教雕塑风格最早来自印度笈多造像的薄衣贴体风格，自从北齐画家曹仲达在不改变外来佛教基本面貌的前提下，将外国人的形象改造成中国人的样子开始，这种雕塑风格逐步代替了外国人形象的雕塑。到了唐代，又由于社会风气开放，雕塑艺术因此十分富以想象力和创造性，工匠们把这种表现方式用在雕塑的制作上。雕塑在融入外国的风格后就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曹衣出水”。

　　唐代佛教雕塑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发展起来，在开元四十年出现了玄宗赐《御注金刚般若经》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海州各以廊下定形胜寺观，改以开元为额……天宝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元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3）可见当时佛教雕塑的兴旺。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唐代佛教雕塑艺术对外来式样更加民族化。新传入的佛像图本总能很快被融入本土的造像中去。

　　再加上在武则天的提倡下，大部分的人相信佛教，相信开窟造像是积功德是百姓们做的“福田”，种善因得善果死后就会有好的结果。所以许多人出资请人建寺开凿造像，在石窟雕塑中也可以开凿自己的形象与佛像一起出现。有的出资供养人单独做出供养人像置于佛像旁边。皇室或贵戚的供养人像一般都以列队出行式的礼佛场面出现。

　　唐代敦煌莫高窟是佛教雕塑规模最大的地方，据说盛唐时莫高窟开凿数量多达1000余窟。现在我们到莫高窟可以看到的唐代雕塑也占所有雕塑的三分之一。我们从敦煌飞天的发展其实也可以看出唐代雕塑艺术的越来越民族化。比如敦煌北魏飞天形体玲珑，在石窟上空势如飞鹤，但线条粗犷愚钝。而到了隋朝，飞天基本上都是头戴宝冠，上半身半裸，身上披彩带，虽然飞天的肤色，已经由红变黑，但可以看出姿态多样，绕窟飞翔最典型的是天女散花型。到了唐代飞天已经了将外来艺术形式巧妙的融如自己民族的风格，形成自己艺术上独特的风格，飞天飞绕在洞窟周围犹如在天空飞翔，有的脚踏祥云，如同从天而将；也继承隋朝天女散花式样，手托花盘，将花瓣洒落天空。她们的衣裙朝一个方向有动感，显得那么轻盈、美丽动人。与前代相比风格更加民族化从而推动雕塑艺术的民族化的风格发展。

　　2 唐代佛教雕塑艺术的世俗化

　　佛教雕塑艺术的世俗化指雕塑所表现的宗教性的东西减弱，而艺术性的东西加强。在大家把佛教人物作为可以救助自己的神以后，发现神的形象离普通人太远了，为了拉近佛教与普通人的距离，使大家觉得菩萨就在大家身边并使佛教的形象更加的亲切便将神的形象拟人化，这样创作出来的雕塑形象本身似曾相识。在佛教雕塑中以神的美好幻想来表现人间的生活，也就形成了这一时期佛教造像写实的制作方法。这样使雕塑更符合人们的愿望，使普通人更容易接受佛教中的“神”。例如莫高窟第432窟是北魏的彩塑，做的是一佛二肋侍菩萨这种佛教雕塑基本模式。佛为坐式，而肋侍菩萨为立式。从图2彩塑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融合,图中佛坐在中间内穿僧衣，但外面却套以汉式的对襟大袍。在左右各有一肋侍菩萨立于旁边,左右两个肋侍菩萨都头戴宝冠，面部表情丰满，头后面的壁画有火焰纹背光，其整体动态成明显的S形，上身半裸披着彩带，含笑俯视众生，表情生动。左肋侍披巾披肩，右肋侍披巾相交于腹前，披巾是青绿前叠晕染。这一造像没有了早期佛教造像的苦涩，而有的是如同生活在尘世生活一般的宁静祥和。这种将菩萨造像拟人化的制作方式开始打破宗教禁锢的气氛。世俗化的造像使参拜者更容易接受宗教的观念。

　　到了唐代由于统治阶级依附佛教控制百姓思想，与佛教形成了长期的凝固的同盟关系。因此，佛教雕塑世俗化也是从那时兴旺的，“武后之世，在政治方面，为害之烈，人所共知;然在美术方面，则提倡不遗余力，于佛像雕刻,尤极热心。出内努以建寺塔，且造像供养焉。就初唐遗物观之，唐代造像多在武周。其中精品甚多”（4）龙门石窟现今最大的一个窟得菩萨造像据说就是按武则天的原貌铸造的。从这起佛教雕塑世俗化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情感，也可以是佛像创作的材料。

　　梁思成说过菩萨造像“日常生活精形殪已渐渐侵入宗教观念之中，于是美术，其先完全受宗教之驱使者，亦与俗世发生较密之接触。故道宣于其《感通录》论造像梵相，谓自唐以来佛像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儿，而宫娃乃以菩萨自夸也。”（5）

　　唐代敦煌石窟所塑造得菩萨造像，基本上依据当时以胖为美的典型形象例如盛唐－中唐莫高窟194窟菩萨就是以女性形象出现，对于衣饰的刻画与描绘也符合女性的身份样式。而且身体修长，裙带飘逸，衣摺样式自然下垂，与腰部彩绘相衬，充分表露出整个体躯的形象美。这一雕塑姿体挺秀，丰满，面部表情生动，而且造型比例准确,姿态非常生动,轮廓曲线富于变化。感觉是富有才能的唐代雕塑家将菩萨雕塑的栩栩如生来表达人世间的美的典型。体现出当时流行的“以胖为美”的风格，佛教雕塑的主流风格趋于世俗化，到中唐以后佛教艺术明显走向世俗化，雕塑从题材到样式更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要与宗教禁锢人们思想的意愿渐渐不同，在风格上表现为雕塑的神的气质削弱更接近与普通人的形象及服饰越来越琐细化，很多雕塑作品直接就是雕刻普通人的形象出现。

　　与北魏的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相比，唐代的佛教造像更加注重人物雕塑的生动性和人物的性格，在制作处理佛教群雕人物关系时，把握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唐代敦煌的第45窟就是以群雕人物出现的，佛祖与弟子伽叶，阿难，两菩萨两护法七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的变化。佛坐正中，佛祖的两个弟子一老一少，一个汉族人的形象，一个印度人的形象，站在佛的左右，尽管都表露出忠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不同。旁边两菩萨含笑俯视，上半身裸露披巾披肩，两护法力像，四肢肌肉发达感觉凶狠，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将心中的神拟人化的表现也是世俗化的特点。

　　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也说“玄宗之世为中国美术史之黄金时代。开元间，玄宗励精图治，国泰民安，史称盛世。帝对于诗画音乐尤有兴趣，长安遂成艺术中心，梨园音乐，首帝创始。唐代美术最精作品诒皆此期作品，李林之诗，龟年之乐，道子之画，惠子之塑，皆开元天宝间之作品也。”（6）

　　他所指的“惠子”就是杨惠之。据说他参与制作了长安，洛阳两地很多雕塑。还总结过雕塑经验，写成《塑决》一书，但最后失传，后人誉他为“塑圣”。千手观音就是他的首创，手拿许多法器救助百姓的神以女人形象出现，使人们更加容易接受佛教的教诲，更加相信佛教的善意。

　　到了晚唐时期，虽然政权分裂。但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风格更加世俗化，更加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这样一直延续。

　　3 唐代雕塑艺术的巨大的包容性

　　唐代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唐代的外交空前的繁荣，唐王朝同世界各国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其规模、层次和力度都堪称中国古代之最，把外国文化融入中国自己的风格，大唐文化也因此而显示其强烈的包容性，对此在雕塑上尤为明显。

　　唐代的唐三彩俑人雕塑可说是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的典型，达到了中国古代写实人物雕塑艺术的高峰。这与当时的丧葬风密不可分。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最早对陵墓制造的等级，随葬品的摆放顺序与主人的身份划分有明确规定的时代。大批贵族、大臣、王室人员死后，厚葬成风，人佣动物佣成为陪葬的最主要物品这种风俗影响到百姓 。唐三彩釉色主要就以褐黄、 土红、翠绿、为主。夹杂白、蓝、红、淡青和黑等色彩。造型精致，釉色斑澜，其所反映人物动物的生气勃勃的形象，为古代雕塑艺术的珍品。因此，唐三彩俑塑在我国雕塑艺术史上是非常的重要的。

　　唐三彩雕塑中对人物，动物的造型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唐三彩表现各种动态的骆驼、牛、马、羊等等动物和仕女、普通百姓甚至胡人，雕塑者了解掌握动物人物的结构比例，赋予创作的雕塑作品更高的精神气质。在丝绸之路开放以前骆驼是西域的交通工具，中国没有骆驼这种动物，而骆驼在唐代在对外交流中是主要的运载工具。因此骆驼这种外来物与马一起成了唐三彩中经常出现的动物，而且将骆驼形象做的形神兼备。

　　自从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中亚西亚诸国的人，纷纷来到中国。在古代的诗文中，我们常常能看到“胡儿”，“胡姬”一类的字眼。“依椅将军势，调笑洒家胡”（7）据说，从北魏开始洛阳的胡人就有万家之多。唐代全国各地都有胡商。安禄山就是胡人大将。李白有写到“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8）诗中对胡姬美貌的描绘，非常的生动传神。而唐人眼中胡人的形象是脸方、大眼、高鼻、厚厚的胡子、戴高帽。在唐代的雕塑中，就有许多胡人为对象创作的作品。著名的有《骆驼载乐佣》、《持杖老人佣》、《黑人佣》、《胡人头像》等都是做的胡人形象。例如唐代青瓷·《胡人头像》

　　是这类雕塑作品中形象最为生动传神的。头像中的胡人脸呈方形，头带高帽，帽上有花纹，双眼深陷，眼瞪的很大，鼻子也是经过夸张处理的，大而且高。鼻左右是两端向上翘起的胡子，胡子用细浅刻画。下颌胡须浓密，而且呈卷曲状，与嘴一起，整个头像造型夸张，但又有严格的写实手法。将西方的写实，细节，融入中国的雕塑作品中，融以自己的元素，从而体现唐代雕塑艺术的包容性。

在古埃及的文化里，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就是艺术。古埃及人留下的丰富艺术作品，有雕刻、浮雕和绘画等。这些艺术作品主要保存在陵墓和神庙里，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反映了古埃及人的来世信仰观念。古埃及的艺术在史前时代略有端倪，到第3王朝时（约公元前2686—前2613年），艺术的基本法则已确定，可分为古王国（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2181年）、中王国（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040—前1768年）和新王国（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本文就古埃及历史各发展阶段的雕刻艺术及其主要特征做一阐述。

一、古王国的雕刻

古埃及的艺术正是为了永恒的来世，为了死者的生命继续存在而创作，有着严格的程序和造型法则。在雕刻艺术方面，古埃及人遵循“正面律”法则，人物雕像的头部和躯干都必须保持垂直，其面部、双肩和胸部必须是正面展示。古埃及人的雕像不但要面貌与真人相似，而且要有与人物身份、社会地位适应的特殊标准。根据人物身体不同部分和性别差异，雕像被涂以不同的颜色。早在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埃及就有了雕刻，供作雕刻的材料有石头、骨头、象牙以及粘土等；进入法老时代后，以石头为主要原料，另外还有金属和木材等等。

古王国时期的雕刻以古拙、形象逼真为特点。凡法老的肖像造成正面、呆板、端庄而呈静止状态，体现出神圣、凛然不可侵犯，这类雕像多以闪长岩和玄武岩制作而成。法老立像呈跨步姿势，一脚在前，一只手握着权杖或双手紧贴于身体两侧；坐像则表现为双手放在膝头或双肩交迭胸前，两眼直视前方，脸部冷漠，毫不流露任何感情。例如，在吉萨第4王朝（约公元前2613—前2498年）法老哈夫拉金字塔附属的祭庙中，发现了一批哈夫拉雕像，其中一尊较为完整，表现哈夫拉端坐于宝座之上，双手放在膝上，两眼平视，目空一切，头后面有鹰神荷鲁斯，正张开双翼保护着法老。[1]这座雕像是用一整块闪长岩雕刻而成，朴实无华，被认为是古王国时期雕像的最高典范。到了法老孟考拉统治时期，雕刻愈益精致，栩栩如生。以《孟考拉和王后像》为例，这尊双人雕像呈现法老夫妻并肩而立的姿态：孟考拉的双臂垂直贴着大腿，手握成拳状，唯大拇指明显可见；王后站在他的身旁，用一条胳臂亲切地揽着他的腰。[2]《孟考拉和王后像》技法娴熟，既保持了法老的威仪，又真实生动地表现出男女体态的不同之美。

古王国时期的雕像通常着以接近人体皮肤的颜色：男子身体涂以棕红色，女子涂以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第4王朝初年拉霍太普王子及其妻诺弗尔特公主雕像。[3]这两尊雕像着色技术高超，王子是棕红色的肤色，浓黑的头发；公主则是娇嫩的淡黄肤色，身着白色薄纱长衣，颈部装饰着美丽的项链，她那圆而丰满的面庞周围是丛丛秀丽的黑发，透明玉石镶嵌的眼珠更使雕像栩栩如生。据说当年参加发掘的工人打开墓室后，发现这两尊雕像目光炯炯，竟吓得惊慌地逃出墓室。

由于古王国时期西奈半岛所产生的铜矿逐渐得到广泛的开采，此时的艺术家已经能够制作铜像。如第6王朝（约公元前2345—前2181年）培比一世的铜像，不是浇铸，而是用铜片在一木制模型上打制而成的。

古王国时期贵族官员和贫民百姓的雕像，一般比法老的雕像要小得多，虽不如法老威严，却更富有表现力，其中最出色的代表是《村长像》和《书吏像》。《村长像》是一尊木雕立像，其主人公卡珀乃是第5王朝（约公元前2498—前2345年）的官吏，并非一村之长。雕像颇具个性，圆头阔顶，身体矮胖结实，肥胖的面额上长着一个不大的鼻子，微微向前翘起的嘴唇，双眼镶有晶莹的带色石粒，显得精力充沛，盛气凌人。[4]他手持一根木杖，一副粗壮贵族的派头，形象塑造的极为真实、生动。1860年在萨卡拉发掘现场的工人们，发现这尊木雕像酷似他们所熟悉的一位村长，都不约而同地惊讶地喊到：“这不是咱们的村长吗？”于是，卡珀雕像就以“村长像”这个名字叫开了，沿用至今。《书吏像》是一尊石灰石彩色雕像，表现书吏盘腿端坐，一手持书板，一手握着芦笔，凝神倾听上司的指示，随时准备记录的勤勉形象，他的脸上露出小心谨慎和专心致志的精神。[5]雕刻家抓住了书吏身材特点，表现了因长年累月伏案书写而变得松弛下垂的腹部肌肉和纤细颀长的手指，创作了一件写实手法很好的雕刻作品。

古王国的陵墓中曾发现大量奴仆俑像，虽然质地低劣，但其艺术性并不因之减色。这类雕像不受礼仪拘束，表现得更加自由，题材范围很广，有牛耕、船驶、织布、酿酒和烤制面包等等。例如《烤面包者像》，表现烤面包者聚精会神地正在揉面，他那弯着上半身以及他紧靠着揉面钵的情形，十分真实，自然生动，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6]

二、中王国的雕刻

中王国时期的雕刻艺术活动远不如古王国那样广泛普及，现今发现的雕刻艺术品寥寥无几。从现存为数不多的雕刻作品来看，一方面是承袭古王国的传统模式，形象枯燥刻板，毫无生气；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摆脱俗套的佳作，表明此时的艺术家力求创新，把所雕刻人物的内心感受传达出来，尤其是法老雕像的制作，颇具新意。艺术家们在塑造法老形象时，不再把他当作一尊神像去刻画，而是把他塑造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模样。

第12王朝（约公元前1991—前1786年）的《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头像》是这一时期埃及雕刻中卓越的范例，代表着中王国时期雕刻作品所表现的创新特征。这尊头像是用灰色花岗岩雕成的，表现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微锁眉头，眼光沉思，面部略显不安，流露出他内心忧虑的情绪，而紧闭的双唇、脸部的骨骼和肌肉的线条则又表现出他那冷酷、坚强的性格和意志力量。[7]头像上呈现的自大和忧虑神情取代了先前古王国雕像上的那种自信、威严的表情。类似的创新作品，有《阿美涅姆赫特三世雕像》。[8]这是一尊质地软的石灰石坐像，艺术家对雕像面部进行了精雕细刻，沉陷的眼窝，宽阔的鼻梁和突出的下巴，若有所思的神态，构成了阿美涅姆赫特三世这一人物的特征。这样的雕刻作品不仅显示了中王国时期雕刻艺术家精湛的石刻技巧，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于人物性格的直觉。

中王国时期雕刻艺术的创新风格，还表现在贵族墓主陪葬的木雕俑像上。这种做法始于古王国的末期，贵族墓地随葬品中出现的木雕群俑像，表现士兵、农民、工匠、家庭仆役职业性的群体活动和劳动场面，到中王国时期才见普遍。这些木雕虽然制作粗糙，但动作逼真，丝毫不受传统制作的约束，充分反映了当时埃及人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如中王国初期，发现于阿西尤特一个将军墓中的《行进中的士兵群像》木雕，表现40名士兵威风凛凛，持矛执盾，成四列纵队，浩浩荡荡，向前挺进的情景。[9]从戴尔·巴哈里的梅克特拉陵墓中出土的《奉献家畜》木雕群像，属于第11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33—前1991年）的作品，展现古代埃及一年一度清查牲畜数量的场面。[10]这里人物众多，人畜各有其位，异常热闹，使人如有身临其境之感。

单个木雕的人物形象，艺术水准极高，如少女着色木雕《搬贡品者》便是一例。[11]少女的姿态与古王国末期的仆役俑像大同小异，但刻画得更为细致。少女头上顶着一个盛满东西的筐篮，左手扶之，右手握着一只斑鸠，身着紧身长衣向前行走。她体形优美，线条自然流畅，长衣上的花纹细密，为研究当时埃及的纺织业生产提供了珍贵资料。这些木雕像，全身均先涂以白色，然后加以彩饰，形成中王国时期雕刻艺术品的一种独特风格。

中王国时期的雕刻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表现形式却是多种多样。如第12王朝出现的箱形雕像《管理员荷特普坐像》便是一例。[12]整座雕像呈箱形立方体，两侧和背面均为立方体的一个面，头部从箱形立方体上部雕出；身体部分雕法奇特，在雕出手足正面部分后，采用抽象表现手法，隐约露出一些肌肉线条，实实虚虚，形成奇妙的对比。此外还有象牙《侏儒舞俑》和《彩陶河马》。[13]前者表现侏儒舞俑被固定于绕有细线的小转盘上，操作拉线带动转盘旋转，这些侏儒就开始起舞，且面目表情随之变化，令人叫绝。《彩陶河马》为青釉陶塑作品，河马的臃肿躯体上绘有水生花朵、草叶，寓意河马栖息于河塘。这些精巧的雕刻，堪称中王国时期地方性的艺术佳作。

三、新王国的雕刻

新王国时期，随着埃及帝国的建立，财富不断增长，文学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给雕刻带来了新变化。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0年）初年，雕刻作品富丽精致，艺术手法趋于成熟，一向以端庄、威严、呆板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法老雕像，这时换上了优雅、柔和、精致的风格。有许多新王国法老的雕像，表现出当时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如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普三世的雕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法老之像，从神圣端庄的理想主义境界里解放出来，赋予人间的优美品性，这种变化是后来出现的阿玛尔那雕刻艺术的前奏。

新王国初期法老雕像的艺术风格可以从图特摩斯三世的一尊片岩雕像上反映出来。这位能征善战的法老被艺术家用有力的线条塑造成一个英俊少年形象，脸部露出隐隐约约的安详微笑。发现于底比斯阿蒙神庙的《阿蒙霍特普三世头像》，[14]呈现出这位法老的细长脸面，杏仁形的双眼，柔软的嘴唇和笔直的鼻梁，完全是一副和蔼敦厚的普通人的面孔。

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期间，埃及的艺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埃赫那吞（即阿蒙霍特普四世）提倡描写现实，反对传统模式，他给艺术家们以充分的自由，允许他们打破陈规，根据真实生活从事艺术创作。由于埃赫那吞改革时期的文物主要见于日后成为废墟的阿玛尔那，历史上称之为“阿玛尔那艺术”。这种创新的艺术风格称为“阿玛尔那风格”。阿玛尔那艺术中最值得注意之处是描绘这位法老及其家庭的方法，它屏弃了旧时的清规戒律，把他们描绘为真实的人。在雕像的创作方面，打破古王国时期平滞呆板的手法，朝着接近于生动活泼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在阿玛尔那最著名的雕刻家图特摩斯的工作室遗址上，曾发现大批埃赫那吞、涅菲尔提提王后和他们女儿的全身像和半身雕像。这些雕像真实地再现了各自的面貌和体形特征。埃赫那吞呈现出一副疲劳而带神经质的面孔，长脸、大头、细脖颈。艺术家们还毫无顾忌地刻画了这位法老大腹便便的真相，这种变化是法老雕像的一次新突破。王后涅菲尔提提面目俊秀，安详端庄；小公主则个个表现为天真娇媚，无拘无束，再也不是像从前那样把王室成员按固定的雍容华贵的模式刻画。在图特摩斯工作室遗址上，还发现了一尊涅菲尔提提王后的彩色半身雕像，[15]这就是世界艺术史上脍炙人口的《涅菲尔提提胸像》。胸像出土时面孔十分清晰：浓黑的眉毛，深红的双唇，淡**的皮肤，清秀细致。头上的王冠和胸前项链色彩鲜艳，光泽如新，细长的脖颈和清瘦的脸颊逼真地反映了涅菲尔提提本人的个性特征。整座胸像透出一股异乎寻常的艺术感染力，不愧为世界雕刻艺术的杰作。现在，一般艺术史著作都举《涅菲尔提提胸像》为阿玛尔那艺术的最佳作品。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失败后，埃及艺术又逐渐回到了旧有的传统，但阿玛尔那艺术的影响仍持续甚久，从埃赫那吞的继承者图坦卡蒙到第19王朝（约公元前1320—前1200年）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依然闪烁着阿玛尔那艺术的光辉。在图坦卡蒙秘密墓室出土的丰富随葬品中，有一尊无臂无腿的《图坦卡蒙着色木雕像》，[16]呈现出一副英俊青年的面孔：大而亮的杏核眼，柔软丰满的嘴唇，黑曜石镶嵌的眼珠，活灵活现，充满青春朝气，清楚地表明了这位法老青年时代风华正茂的形象。

第19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热衷于为自己大树雕像，从神庙里真人大小的雕像到阿布辛拜勒大庙前倚山而立的巨石坐像都体现了这位法老的嗜好。其中最能体现出阿玛尔那艺术风格的，莫过于立在卡尔纳克神庙里的一尊拉美西斯二世坐像。[17]这尊坐像比例均称，面部表情自然祥和，毫无法老众多其他雕像的那种盛气凌人的姿态，完全是一副写实风格的艺术作品。新王国以后，雕刻艺术屏弃了阿玛尔那的写实风格，变成了一种对古老艺术的模仿，晚期的雕像制作，更是一味仿制古王国艺术的倾向。

四、古埃及雕刻艺术的主要特征

古代埃及的雕刻艺术举世闻名，3000年间始终保持着它的主要特征。

古埃及人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宗教充斥于古埃及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信仰是古埃及艺术的基础，支配了古埃及艺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作为古埃及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埃及雕刻与宗教密不可分。从埃及考古提供的材料来看，古埃及大部分王朝的雕像都放置在寺庙和坟墓中。神庙中的神像和祭庙中的法老雕像，是供人们瞻仰和崇拜的。坟墓中发现的雕像，酷似死者（即墓主）生前的形象，大部分面对着一堵墙壁的开口处，是为了方便死者的灵魂返回他的躯体（即死者的木乃伊），死而复生。一旦木乃伊腐烂或遭到损坏，置于墓室的雕像在接受“启口”仪式后就能获得生命，所以有“替身雕像”之称。[18]新王国时期，埃及神庙的塔门（建于神庙入口两旁对称的石造斜壁巨塔）前都竖立着一对或几对巨大法老雕像，增加了宗教崇拜的视觉感官。这些雕像使寺庙和坟墓作为祭祀场所永远保持着一股神圣之感，其宗教性是显而易见的。

古埃及雕刻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的程式化造型。如前所述，法老的雕像，总是保持固定的姿势：不是坐着，双手放在膝头，就是站着，一只脚伸向前面，双手下垂，或是两臂弯曲，交叉在胸前。这种庄重的姿势目的在于显示法老的威严。如果书吏的雕像，就呈现为盘腿坐着的样子，膝间放有一卷纸草纸文卷。这些姿势在古埃及的整部雕刻史上再三重复，没有变化。从古埃及王朝时代之始，由此确定的一套人像程序作为官定模式而用于一切艺术作品。所以，埃及的雕刻中的人像的特别面貌，令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而且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深刻的。这一艺术风格一旦形成便流行于整个法老时代，历时3000年而不衰。

尽管古埃及雕像按照正面律塑造，然而人物的容貌却十分写实。特别是在新王国第18王朝时期，雕刻虽然遵循古典的准则，但表现得比较自由。雕像轻快而优雅，细节十分精确。法老埃赫那吞在位时期，艺术上出现的阿玛尓那风格，允许雕刻家有完全表达方式的自由，用朴实的写实手法刻画法老和王室成员的雕像。古埃及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如仆从和劳工的雕像，则不受程式约束，呈现他们从事各种工作的状态，刻画得比较自由，姿态随意，接近于生活中的形象。这种写实的表现手法，是古埃及雕刻艺术的第三个重要特征。

保存下来的古埃及雕像作品中，人像的数量最多，而人像最重要的特色是绝少变化。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第一，古埃及雕刻艺术的创作目的主要是宗教性的，宗教的本质就是墨守传统。由于受宗教思想意识支配，严格服从上层社会的审美观点和需要，雕刻家墨守成规，追求一种永恒的雕刻风格。第二，古埃及雕刻是为法老政权服务的，法老自始便是雕刻艺术的头号服务对象，也是艺术至高无上的赞颂目标。用雕像装点陵墓和庙宇都是按照法老的命令进行的。[19]法老时代的埃及是一个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家，法老握有行政、司法、财政等一切大权，并以神自居，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所有的埃及臣民都被视为他的奴仆。雕刻家奉命为人神一体的法老雕刻石像，使法老的灵魂长存于世，力求表现的就是法老的精神。雕刻家以工匠的身份替法老工作，不得自由行事，只能按规格去办，不能创新。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种艺术观念，永远不求变化，永远不想背离传统。雕刻家所遵循的准则是从古王国时期发展出来的，雕刻的基本格调在那个时期已经确定下来了。结果，埃及雕刻艺术纵然在细节上有所改变，使它可划分成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几个发展阶段，它表面上看起来仍是千篇一律的。

发端于史前的埃及雕刻艺术，自古王国时期确定其基本法则后，经过中王国时期的发展，到新王国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从新王国末期开始，逐渐趋于衰落。后期埃及艺术一度在仿古的基础上复兴（第26王朝时期，约公元前664—前525年），但这一时期的雕刻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是对古王国作品的模仿，缺乏创新，已经没有什么成就可言了。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使地中海两岸不同的文明相互融合，出现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5—前30年）的希腊化埃及艺术风格。罗马帝国统治埃及时代（公元前30—公元642年），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渗入，具有悠久传统的埃及艺术并未因此泯灭，古老的埃及艺术仍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影响着希腊、罗马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