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部队和解放军陆军哪个更累？

1、从管理上来说，武警是地方部队，管理趋近地方化，加上多警种多头领导政出多门，虽遵照解放军条例但并没有认真严格执行，管理随意性或违纪现象相对多，可能与地方性质有关吧。解放军作为军队就不同了全国高度统一性，管理更趋于严明，尤其是陆军干部出大门都很难，更不用说兵了，到这样部队体验几年，肯这会影响你的人生观的。

2、从苦累方面来说，陆军最为堪。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的，驻军远离城市多是较偏远地区，山沟生活，野外训练多，工作生活艰苦不言而喻的。当然我这个是相对而说，海军，空军，武警也有辛苦的。

3、解放军陆军和武警都是国家的守备力量，一般人可能认为陆军比较正规点，在开国初期我国武警都是由野战军就地改编而来，这种武警的战斗力极强，在1962中印冲突当中，在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中将的指挥下，边防武警将印度自吹自擂的正规军打得找不到边。但是陆军和武警的训练都是样的，由于武警可以分为边防、内卫、消防武警，顾名思义边防内卫武警相对武警当中是最锻炼人的，在和平时期下，解放军陆军的出勤怎能和常年守备在第一线的内卫和边防武警相比，所以在和平时期还是武警练人（前提不是消防），当然了，如果在战争时期，当然解放军陆军是明摆着锻炼人了。

中国***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进军西藏的老战士、军事教育记录片的开拓者、军旅诗人、原西藏军区副政委、西藏军区党委常委、副军职离休干部夏川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8月25日13时4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夏川，原名卢镇华，又名卢向晨，曾用名白炎，1918年7月出生，河北平山县人。1932年考入河北省立正定中学，1935年考入北平新闻专科学校，1936年5月参加了中国***成立的革命队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8月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工作，改名夏川。9月到延安抗大学习，12月编入抗大—分校，1939年1月参加中国***。1940年调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历任宣传股长，随军记者团主任，宣传科副科长、科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旅、师政治部主任，军宣传部长。1950年2月奉调二野五兵团十八军任政治部宣传部长，执行进军西藏任务。1952年西藏军区成立后任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1955年8月调任总政八一**制片厂副厂长，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26年后，1981年再次奉调进藏，任西藏军区副政委、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文联名誉主席。1983年离休，为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西藏文联名誉委员。

　　1988年8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夏川少年时代就很喜欢进步文艺，特别是新诗。在上高小时，他曾在天津《益世报》小朋友周刊上发表过习作，受到老师的赞扬。上初中时，在天津《大公报》小公园副刊发表过散文《骄阳下的人们》，受到学校的奖励。中学时就开始阅读进步书籍，16岁时发表了第一首歌颂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新诗《挑水夫》。17岁在北平上新闻专科学校时就积极参加北平学联的秘密活动，参加了北平进步青年的文艺活动，成为当时平津诗歌运动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刊物《诗歌杂志》同仁中的热心成员。1935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北平的—二·九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一二·九运动以后便参加了由中国***成立的革命队伍一—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因组织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同学参加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讨伐冀东伪政府的—二·—二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被学校开除。

　　1937年，夏川到山西太原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国民师范的军政训练班第九连学习，后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三大队七中队。参军后，夏川积极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他编写了《决死队队歌》，还以笔名白炎写了《武装保卫山西》歌词。这首气势磅礴的战斗歌曲，曾经响彻整个华北战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和青少年的抗日热情。2005年又被选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歌曲作品在北京演出。经历过当年抗战生活的老年人，几乎都唱过或听过这首歌曲。著名剧作家陆柱国在为《夏雨集》写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说：“我和夏川同志相处三十多个年头，其中大半时间是直接在他的领导之下工作，竟然不知道我在儿童时代最爱唱的这首歌词，原来是出自他的笔下。”

　　1938年9月，夏川冲破国民党的百般刁难、盘查，顺利地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并在抗日军政大学五大队报到，唱起了“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抗大校歌，1938年12月22日，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同志在甘泉召开动员大会，宣布中央决定要成立抗大一分校挺进敌后，并说明了建立分校的目的和意义。夏川和战友随即进军延长，于25日正式成立抗大一分校，1939年1月东渡黄河，1月21日到达晋东南，2月23日举行抗大一分校第一期开学典礼，开始了正规的学习生活。5月份，分校政治部调夏川任宣传科长，后到文工团担任支部书记，从此，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一边战斗，一边写作。在文工团他写了《文工团团歌》，在抗大一分校他写了《学习歌》他写的《把鬼子赶出鸭绿江边》（久鸣曲）这首歌，也曾经鼓舞过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投入了抗日队伍，和《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一起成为当时学唱最为广泛的抗日歌曲代表作。1940年夏川奉调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做部队的政治工作。1941年纵队政治部成立了随军记者团，夏川担任了随军记者团主任，后又历任宣传股、科、部的正副领导，旅、师政治部主任，军宣传部长。他在这个期间写的诗歌和报道《血战苏村》、《沙区劫后》等，热情地讴歌了八路军那些宁死不屈，顽强奋战，前仆后继的英雄战土，控诉了日本强盗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解放区文学史册上留下了永放光芒的篇章。

　　1950年2月，在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任宣传部长的夏川遇到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张国华希望夏川到十八军来，进军西藏。当时，夏川32岁，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十几年的战争生活，备尝艰辛，历经险阻，刚刚进入贵阳，有了一个可以过上安定生活的机会。但是夏川却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立刻答应张国华军长的邀请，调十八军任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执行进军西藏任务，体现了***员的本色。正由于这种革命军人所具有的忠诚和责任感、使命感，使他无论在艰苦卓绝的进军途中，还是在到达拉萨之后开展复杂、细致的统战工作，都作出了突出成绩，得到上级和广大指战员的赞许。进藏路上，他和战友们一起爬雪山趟冰河，为了能和沿途的藏族人民交流，他带头学习藏语，吃糌粑，喝酥油茶。昌都战役时，他率军工作组与五十二师参谋长李明、副政委阴法唐一起带154团执行穿插任务，参加了北线千里大迂回的作战，很好地达成了作战预期目的。1952年西藏军区成立后任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在统战和宣传工作中，他不但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也和许多上层爱国人士交了朋友。1954年他带领一个小分队执行总政下达的**拍摄任务，克服高原反应，上到六千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麓，把五星红旗第一次插到喜玛拉雅山上。

　　1955年8月调京任八一**制片厂副厂长，协助厂长分管全厂各片种的创作。 1958年5月八一厂实行分片和管理后，夏川主要负责组建并领导军教片室和科教片室全面工作。1960年春，遵照总政指示，将科教片人员与设备顺利移交中央文化部新建的北京科影厂后，又负责领导八一厂纪录片的全面工作，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文革”后恢复职务及分管八一厂军教片、纪录片的工作。在他领导的各种影片的创作拍摄过程中，他虚心学习，认真摸索，很快成了**创作的内行，特别在他主管军教片、纪录片的创作、拍摄中，成绩突出。他组织选题的军教片《奇袭武陵桥》、《越海捕俘》、《丛林战》、《步兵打坦克》对推动部队军事训练和全面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特别是他提议并主抓的生动体现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思想的民兵传统教育片《地雷战》（1962摄制）、《地道战》（1965摄制）等影片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十年久映不衰，家喻户晓，成为中国**的经典。他组织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将军当兵》、《英雄战胜北大荒》、《向毛主席汇报》、《伟大的战士—雷锋》、《绿色的原野》、《军垦战歌》等都真实反映了军队的面貌，激励了部队的士气，展现了感人肺腑的军民鱼水情。他还亲自给纪录片《硬骨头六连》和《我们都是神枪手》写歌词，并为厂内外的故事片写了很多影评文章，发表于各大报刊，是八一厂写影评最多的一位厂领导。

　　夏川调到北京工作后，他那一颗心却并没有离开西藏，凡是有关西藏的任何一条新闻、一部作品，他都极为关注。当他离开西藏已经26年之后的1981年，已进入62岁花甲之年的时候，却怀着异乎常人的勇气和热情重返西藏，“愿在边卡度余年”，决心要把他的毕生精力献给西藏人民。

　　第二次进藏任军区副政委期间，他兼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仍主抓全区军内外的宣传、文化工作。他多次下部队，深入基层，到边防哨所……他曾经两次到海拔5300公尺的高山哨所查果拉，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去看望鼓舞了那些“立足雪山，放眼天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英雄战土，并为他们写下了赞颂的诗文。

　　在他的组织、主持下，西藏筹备成立了文联，他任西藏文联名誉主席；召开了西藏首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创办了《西藏歌舞》杂志，出版了《藏族作者小说专辑》，并亲为作序；举办了五省区藏族文学座谈会；为推动西藏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3年9月，65岁的夏川从西藏军区副政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回到首都北京。他是一个心情开朗而且具有高度热情的人，更没有忘掉姚雪垠、魏传统等挚友们的叮咛：“耐得寂寞耐得寒，不忧身残忧志残。春光总是年年好，挥笔走龙洒江天。”寂寞正好尽情地燃烧，冷清自有哲思的欢畅，他心里升起的是“放尽余热”，再做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

　　1984年4月，他为《新文学史料》撰写了《（诗歌杂志）和（海风诗歌小品）》的文章之后，接到战争年代冀鲁豫军区老领导赵健民的约请，全身心地投入了编写《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的任务。并且又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成立了文艺组，负责组织编写《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执著地让自己的晚年在文苑中尽情放射出光和热。

　　多年来，他和战友们一起对一个一个的选题进行反反复复的研究，有时还要跑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从那堆积如山的书报中查阅资料，经常每天伏案六七个小时，对自己负责编审的书稿一词一句地斟酌和做必要的修改。他的书房，成了一个编辑部。

　　为了赶时间完成编撰计划，夏川有时比在职还忙、还紧张。1987年，他已年近古稀，去贵州商谈落实一本丛书的出版事宜时，突发心肌梗塞，经医院紧急抢救，才度过一劫，愈后仍坚持继续工作。他经常因心绞痛发作而住院。亲属和战友们都劝说他：“你已是一个年老体弱的人，过去该干的事都干了，千万不要再当‘拼命三郎’了！”但是乐观精神和责任心仍然支撑着他做完了一件又一件事。对于编辑出版计划内的事，他做起来就放不下，甚至把病房当成了工作室。在组织编辑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的时候，有一次，夏川因病住在解放军总医院治疗，还时刻想着编写和出版方面的事情。在二十多天住院的日子里，他写给编辑和作者的信件就有三四十封之多。

　　夏川特别赞赏老战友马冰山在重访冀鲁豫战地时写的一首诗：“平原百战八春秋，壮压倭奴肯叩头。迟死吾侪天有意，老人惟爱不闲牛。”并以此自勉。他对亲友说：“拼命三郎我是不会当的，就当一头离而不休的‘不闲牛’吧。”

　　离休以后，夏川在文苑辛勤耕耘，成绩斐然。他参与编辑出版的书籍有《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一二·九诗选》等达1 8本之多，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或史料价值。在此期间，他还整理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夏雨集》、《战地草》、《雪域放歌》。

　　他经常关注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所思所想，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老家平山县发起扶贫助学活动时，他一人就负责了十个孩子的学费并和十个儿童及其家长建立了书信联系，经常寄去孩子们需要的书籍。他还时常怀念抗战时期山东的老房东。在编写《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期间，特地抽时间专程去寻访看望。

　　夏川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受批判，被揪斗，但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坚信党和人民群众，无论逆境顺境，始终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入党、军队和人民的事业，为党和军队的文化宣传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