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字成语门头

1 门头四字成语有哪些

五福临门 [ wǔ fú lín mén ] 五福含意：第一福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

有人简称为寿富康德善。释义 五福临门中的五福源至《书经·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是古代中国人民关于幸福观的五条标准。然而由于避讳，东汉桓谭于《新论·辨惑第十三》中把“考终命”更改，把五福改为：“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

五福相对于六极，即“凶短折、疾、忧、贫、恶、弱”。 积善之家 [ jī shàn zhī jiā] 积德行善之家，恩泽及于子孙出 处 《周易·坤·文言》 金玉满堂 [ jīn yù mǎn táng ] 解释：堂：高大的厅堂。

金玉财宝满堂。形容财富极多。

也形容学识丰富。 出自：《老子》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示例：纵~，田连阡陌，不愿也。 ◎明·李贽《剪灯余话·凤尾草记》 语法：偏正式；作谓语、宾语；形容财产很多出 处 《老子》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下》：“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刘惔）可谓金玉满堂。’” 例 句 那位大财主虽然~，可是儿子不成器，偌大家业，不过十年便挥霍得一干二净了。

安居乐业 [ ān jū lè yè ] 安：安定；乐：喜爱，愉快；业：职业。 指安定愉快地生活和劳动。

出 处 《后汉书·仲长统传》：“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 例 句 我就不相信，这些小精灵会不爱我们祖国的海岛，会不愿在这里~。

阖家欢乐 [ hé jiā huān lè ] 同合家欢乐。全家都很快乐 阖家欢乐是一个汉语词汇，读音为hé jiā huān lè，同合家欢乐。

阖与合可以通用，“合家欢乐”多用于一般通信，“阖家欢乐”则多用于正式场合。 这是古代汉语的异体字。

阖家欢乐表示全家都很快乐。

2 门头四字成语有哪些

五福临门 [ wǔ fú lín mén ]

五福含意：第一福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有人简称为寿富康德善。

释义

五福临门中的五福源至《书经·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是古代中国人民关于幸福观的五条标准。然而由于避讳，东汉桓谭于《新论·辨惑第十三》中把“考终命”更改，把五福改为：“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五福相对于六极，即“凶短折、疾、忧、贫、恶、弱”。

积善之家 [ jī shàn zhī jiā]

积德行善之家，恩泽及于子孙

出 处 《周易·坤·文言》

金玉满堂 [ jīn yù mǎn táng ]

解释：堂：高大的厅堂。金玉财宝满堂。形容财富极多。也形容学识丰富。

出自：《老子》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示例：纵~，田连阡陌，不愿也。

◎明·李贽《剪灯余话·凤尾草记》

语法：偏正式；作谓语、宾语；形容财产很多

出 处

《老子》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下》：“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刘惔）可谓金玉满堂。’”

例 句

那位大财主虽然~，可是儿子不成器，偌大家业，不过十年便挥霍得一干二净了。

安居乐业 [ ān jū lè yè ]

安：安定；乐：喜爱，愉快；业：职业。 指安定愉快地生活和劳动。

出 处

《后汉书·仲长统传》：“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

例 句 我就不相信，这些小精灵会不爱我们祖国的海岛，会不愿在这里~。

阖家欢乐 [ hé jiā huān lè ]

同合家欢乐。全家都很快乐

阖家欢乐是一个汉语词汇，读音为hé jiā huān lè，同合家欢乐。阖与合可以通用，“合家欢乐”多用于一般通信，“阖家欢乐”则多用于正式场合。 这是古代汉语的异体字。阖家欢乐表示全家都很快乐。

3 门楼吉祥四字成语

在线成语词典->； 在线查询东来紫气的意思，拼音是什么，在成语词典中的解释：

成语： 东来紫气 拼音： dōng lái zǐ qì 解释： 传说老子过函谷关之前，关尹喜见有紫气从东而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旧时比喻吉祥的征兆。同“紫气东来”。

成语： 吉隆之喜

拼音： jí lóng zhī xǐ 解释： 吉祥盛大的喜事。

在线成语词典->； 在线查询祥云瑞气的意思，拼音是什么，在成语词典中的解释：

成语： 祥云瑞气

拼音： xiáng yún ruì qì 解释： 旧时认为天上彩色的云气为吉祥的征兆，故称祥云瑞气。亦作“祥云瑞彩”。

4 用以用在“门头匾”的四字成语有哪些

用以用在“门头匾”的四字成语有：财源广进 万古长青 福星高照 万事如意 财源广进 吉星高照 恭喜发财 成语： 福星高照 拼音： fú xīng gāo zhào 解释： 形容人很幸运，有福气。

出处： 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39回：“保管你这一瞧，就抵得个福星高照。” 举例造句： 我想一定是福星高照，否则没有这么顺利的。

拼音代码： fxgz 近义词： 洪福齐天、福如东海 反义词： 生不逢时、祸不单行 歇后语： 灯谜： 最有福的人 用法： 作谓语、定语；形容人很幸运，有福气 造句： （1） 直捣黄龙君莫懈，福星高照古神州。 （2） 福气多多！十全十美！万福重叠福星高照！祝你新年快乐！ （3） 夏至到了艳阳天，福星高照没有边；夏至到了花儿红，卿卿我爱情美；夏至到了泉水甜，清清凉凉润心间；夏至到了送祝福，祝你健康平安又如意！ （4） 吴玉章诗：“直捣黄龙君莫解，福星高照古神州。”

（5） 近来吉祥止止，好事不断，真是福星高照。

（6） 迎接除夕，惊喜无限；福星高照，福满家园；禄星进门，加爵升官；寿星贺春，寿比南山；喜神报喜，好运无限；携手众仙，共迎新年；祝你新春，吉祥美满！ （7） 今天六月六日，收到此条短信，开门六福降临：福星高照，福缘深厚，福禄双全，福如东海，福纳百祥，福气冲天！六福连连送给你，好运天天溜溜溜！ （8） 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定会福星高照，遇难呈祥。 （9） 遇到这么危险的事，他竟然能化险为夷，真是福星高照。

（10） 雨水浇，百花俏，又是一年春来到；快乐伞，好运蓑，福星高照好事多；江河涨，洒渔网，捞得喜“雨”伴身旁。祝你雨水快乐！ （11） 必须承认，他福星高照，在通往荣华的道路上一帆风顺。

（12） 春节到龙吟啸，福星高照随你绕。喜事多烦恼少，男更英俊女更俏。

好运来祸事消，心想事成步步高。办事顺品位高，全家健康乐逍遥。

（13） 妇女节到送祝福，愿你福气不间断。福星高照幸福路，前程远大万 。

福至心灵如意绕，好运连连事事顺。福寿康宁吉祥伴，快意人生尽享受。

（14） 出门贵人助你发财，在家貔貅帮你发财，紫气东来你定发财，福星高照你必发达。因为今日守财神兽貔貅生日，见者生财，转发聚财。

（15） 八一到了，我代表军队扫瞄你：第一枪，愿你美事多多喜洋洋；第二枪，愿你福星高照万事祥；第三枪，愿你富贵无疆财源广。第四枪，愿你幸福无比永安康。

5 求大门朝东的门头四字吉祥语

大门朝东的门头四字吉祥语如下：

1云岚福气

2舒华布实

3日月澄晖

4华堂聚和

5时和景泰

6竹苞松茂

7万事如意

8福寿即来

9五谷丰登

10四季呈祥

11向阳门第

12纳福迎祥

13国泰民安

14风调雨顺

15欣欣向荣

16时和岁好

17年年大发

18岁岁有余

19万象皆春

20四季平安

21东风解冻

22春日载阳

23春盈四海

24梅开五福

25百业兴旺

26五谷丰登

27春和景丽

公文的炼意与炼辞

——读《文心雕龙·熔裁》札记

公文的写作与其他文学创作一样，包含了个人（秘书）抽象思维活动与具体操作的全过程。它既不完全同于古人说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那种富有高度想象的精神活动，也不是单纯的抄抄写写的书吏性的工作，而是从立意到用辞遣句都有一定规范的行为。或者说是作者在写作时关于思想的提炼，文字剪裁的行为。刘勰在《文心雕龙·熔裁》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虽然他只是就一般写作而言，但对公文写作也是适用的。

一

写文章的人，大都有这样的体会：“思绪初发，辞采苦难”，开始动笔的时候，总不免心里所想的、所要写的（公文还包括那些具体的事例），通通都涌上心头。“辞采苦难”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在“思绪初发”之时，更多的是全盘的思考。思考什么呢？这就是刘勰所担心的“意或偏长”，“辞或繁杂”，或者说“一意两出”，“同辞重出”。写文章当然会遇到很多问题，意与辞无疑最重要，也是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的。《熔裁》中举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事例：‘‘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疣，实侈于形。”骈句与附句均出自庄子《骈拇篇》，指的是脚的大拇指与二指相连，合成一指，手的大拇指旁另生一指，即常讲的六指。赘是多余的肉，疣即小瘤。以上均属一个人身上多余的东西。“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足以证明文章中的重意与重辞没有存在的必要，非加以熔裁不可。熔，镕的俗字，即通过火熔金。用在写作方面，是比喻思想的提炼，意的提炼。裁即剪裁，包含了篇章结构的规划，字、词、语、句的处置，即通常所说的炼辞。一篇公文，无论是总结还是请示，从开始到最后完成。实际上也就是对撰写人完美的立意充分进行熔裁，最终得到的结果。刘勰说：“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辞谓之裁”，就是要使文章的中心内容得体，而不必要的辞句删削得干干净净。通过熔裁，达到“荒不生”，“纲领昭畅”。

二

究竟怎样来进行熔裁呢？怎样达到炼意与炼辞的效果呢？《文心雕龙》提出的办法是分两个步骤，首先是“熔”，然后再“裁”，而在熔之前还必须经过三道程序，这就是刘勰在创作理论方面极具特色的“三准”法。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为使次序明确，这段文字借用了《左传》“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为终”句来标明一、二、三。

情，通常指作家的思想感情，情性或者性情，“设情以位体”中的“情”，其范围大体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对其重要性，刘勰用“情者文之经”来加以肯定。“设”者，筹划、布置，而“位”则有安排的意思。作者动笔写作的时候，思绪总是比较复杂的，所谓“神思方远，万途竟萌”，“思绪初发，辞采苦难”。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心非权衡，势必轻重”。人的思绪活跃，但对作品内容的取舍，先后的安排，辞句的运用不可能象秤一样的准确，因此，有必要很好的予以考虑。

关于体，刘勰有时用来说明文章的风格，有时是指文章的体裁。他在《体性》中说的“数穷八体”，”八体屡迁”，包括典雅、精约、显附等均属风格范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附会》）中的“体”则是指作品的体裁、体制。不过，他并没有把两者看作是互不联系的概念。曹丕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刘勰继承并发展了曹的论点，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符檄书移，则楷示于明断”，把风格与体裁相提并论。公文的撰写，体裁与风格，前者似乎更重要，所以需要“设情以位体”。一开始对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内容进行处理，考虑行文方向，上行、下行、平行，并且根据这一方向选用与之相一致的文种。行文方向准确，才能避免文种不符。请示与指示，报告与请示，通告与通知，受文对象均有明确的区别。思想内容的处理，文种的斟酌．就一篇公文来讲，的确需要刻意熔炼。宋人倪思说：“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明朝的陈洪谟也说：“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气以贯之，辞以饰之。”这些都是作者经验之谈。在设情、位体的基础上，刘勰用其他二准加以补充，使之更具体，也更具操作性。

三准的第二步是“酌事取类”。刘勰讲的“事”，有多方面的内涵，包括典故、事例、素材以及一些古语。“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是用自己的语言构思为文的同时，借用典故、事实来解释难懂的意义，援引古语来印证充实文中的论点。如果说在一般文体的作品中，事类十分重要，那么在公文中尤其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强调以情动人，为了表现“情”，可以调动各种写作手法深入地刻划，而公文是因事而作，是为了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发布法令、法规，请示与答复问题，报告情况，交流经验，离不开事实与材料，而且还必须按制文单位的意图与要求及受文的对象，来选用事实与材料。并保证其准确性。《文心雕龙》说：“事义为骨髓”，“理得事而明”，都是反复强调、说明这一道理。

写作中怎样来用“事”呢？有两点是很关键的。第一，准确地选择“事类”。撰写公文时，可能有大量的事例、材料、数据都摆在桌上，这并不等于全部能溶入文中，秘书必须按照公文的意图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精心地挑选，决不能信手拈来。要如刘勰所说的“取事贵约”，最终达到“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的效果。

第二，“事类”的准确性。由于公文是代机关、单位立言，关系大局，必须经得起客观的检验。“事”是基础与依据，不仅容不得虚构，任何夸张与掩饰都是忌讳的，不能“文不逮意”，而一定要“意能称物”。对于这一点，刘勰很重视，在《文心雕龙》各篇中反复地提到。《铭箴》说：“其取事也，必核以辨”，《议对》说：“事以明核为美”，《宗经》中提到经典作品在基本方面的六个特点，第三点就是事例真实而不虚妄，所谓“事信而不诞”。公文中引用的事例、数据、名言必须一一加以认真地核实，以保证其真实性。古代关于用“事”不当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甚至出现在一些大文人的笔下。曹植《报孔璋书》中“昔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也引用了这一典故，“奏肉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实际上听葛天之歌，唱与和才三人。苏东坡的《二疏赞》说：“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据校核，二疏去位时，三人俱健在。宋人洪迈就此委婉地批评了这位大诗人，“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不使差忒，乃可传信”，“方二疏去时，三人固无恙，是尚足传信乎？”

准确地选择“事”与“事”的准确性是相辅相成的，在公文写作中缺一不可。

“撮辞以举要”是三准的第三步。“撮”有摄取、聚集之义，补以“举要”，其范围不仅指文辞的琢磨还包括扼要辞汇的运用。文辞是文章的基础，刘勰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面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一篇出色的文章，离不开清越，超卓的文辞。在公文写作中，这方面尤为重要，由于篇幅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象小说与其他议论文章可以任情描写与发挥，文辞的选用，既需精练，又要精确。在《文心雕龙》专门讨论应用文写作的《书记》篇中，“随事立体，资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这段话极好地说明了“撮辞”“举要”的作用。

从“三准”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刘勰对写作前期的准备工作是有相当认识的，三者的发展步骤也是井然有序的，主体思想的确立，素材的安排，文辞的挑选，互为联系，不可缺一。这种积极的思维活动正是熔的中心、炼意的中心。

“三准”的工作全部告妥以后，随即开始正式的写作，所以，刘勰紧接着说：“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这句话中“然后”两字很重要，清楚表明了美丽的形式与真实内容的配合，思想感情本来面貌的表现只有在“三准”已定的前提下才能展开活动。没有“三准”就没有文章的出现，没有充分的炼意，也就写不出好文章。

三

文章写成以后，严肃的作者无一例外地要对作品进行仔细的研讨，在“三准”的基础上，仔细推敲，斟酌删改。这就是实行刘勰所提出的裁法，或者说是炼辞。虽然有的人写文章，可以一挥而就，但是未必都是浑然天成，妙手佳作，即使是李白、王勃那样的天才，他们的诗文，同样有疏漏之处。在这方面，公文的具体要求完全不同于文学作品，它不但要准确、明确、生动、鲜明，还必须简洁、精炼，因此，炼辞这一环节，可以说是秘书人员的基本功。那么，怎样来对文章施行裁法呢？裁的标准是什么？刘勰在《熔裁》篇中说：“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此处疏与密是对称的，疏是松懈、疏漏；密是严密、缜密。公文是要受社会严格检验的。诠释政策，调整关系，上报情况，下达指示，一字之差，关系大局。民间有句俗语，“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极为形象地说明了公文的用词遣句必须是慎之又慎，裁法的运用也显得更为重要。

对于刘勰裁法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削”、“减”两字上那是不全面的。《熔裁》中特别提到了与此有关的繁与略的问题。“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这里讲的繁与略，不仅仅是指字数的多少，文句的长短，从他对西河文人谢艾、王济的评论来看，已经把它提升到文章风格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并且认为与作者的个性、才能和气质有关。风格不是单纯天生的，先天的因素与后天的影响，都能促使作者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能够苦学而成。所以《体性》中说：“八体屡近，功以学成”，八体是指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即刘氏所总括的八种创作风格。经过他这一联系、点化，平日里枯燥而劳神费力的文学剪裁工作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这里要注意的是，刘勰所讲的文章的繁与略与文章的长与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他说过“义典则弘，文约则美”，并不是说文章越短越好，或者越长越臭，而是由作者个人的才性而形成的风格。文章的繁略是有客观标准的，“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彩，不倍领袖”，不能因为欣赏它美丽的色彩，加大衣领与衣袖。如果文辞是“繁而不可删”、“略而不可益”，那就是“练熔裁而晓繁略”了。按照他的想法，写文章要达到“字去而意留”，“辞殊而意显”，可以“一章删成二句”。也可以“两句敷为一章”。

在这方面，我国古代公文中正反两类例证不少。明朝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朱元璋的奏折，长近2万字，读到l万6千5百字，还不知所云。而汉高祖刘邦的《入关告谕》，不过一百几十字，面对当时双雄争霸，胜负不测，社会混乱，百姓观望的局面，极好地发挥了稳定形势，安定民心的效果，为西汉王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代公文中象茹太素那样的上行文已经少见，这是公文写作的一种进步，同时，也要归功于社会对公文的重视与期望，归功于国家不断地提倡改革文风。为了把公文写好，《熔裁》的理论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般地说，无论文章或公文都应先具有三性，即毛泽东所讲的“准确、鲜明、生动”。准确属于概念的判断与推理，名言和材料的引证与核实，基本上是练意。鲜明、生动关系到文章的字、词、章、句，当然也关系到文章的繁与略、长与短，是需要裁法来解决的问题。

写好一篇公文，达到如刘勰所说的“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的标准，文字的剪裁是关键，除了通晓公文写作的要领，熟习公文写作的规律外，临笔前与成文后至少有以下几点应特别注意：1、不用疑难怪字。公文有特定对象，决定、决议，布告、通知，直接面向群众，一定要让大家看得懂，看得顺，文中夹入一二个疑难字，势必影响阅读与理解，最终影响其发布的效果。梁朝文人沈约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刘勰在《练字》篇讲得更为精辟，“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某些时髦字，未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的，也不宜进入公文。2、少用装饰辞。鲁迅在《作文秘密》一文中说写文章要“有真意，去装饰，少造作，勿卖弄”，公文应该是实话实说，一是一，二是二，过多的形容词与装饰语，未必能增加文采，反而不利于对事理的说明，甚至冲淡原意，降低其应有的透明度，失去公文的权威性。这也是关系到文风的一个问题。为文应该力求质朴，避免靡丽艳、雕绘词藻。两千年前教育家孔子就提倡写文章“辞达而已矣”，宋人司马光对此解释说：“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辞宏制也”。文章不难于华而难于质，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3、慎用长句。文章是由句子组成的，包括长句与短句，但是，不同的文体在句式选择上是有区别的。科学论文为了论证、剖析，往往较多使用复句、多重包孕的长句，公文要求明快、易读、易懂、易记，短句更能发挥作用。慎用长句，并非一律排斥，而是要如明人王世贞说的：“长短节奏，各极其致”。

对于练辞的重要性，古今的文人都是极为注意的，也有不少精要的论述。《纬文琐语》说：“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子不可有冗字，亦不可有龃龉处”，怎样从文中把“冗”字删掉呢？鲁迅先生说过，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答北斗杂志社问》）前人的这些经验之谈，可以说是深得刘氏裁法要诀的。

《熔裁》是《文心雕龙》50篇中的l篇，是刘勰文字理论的一个部分。讨论熔裁时，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还要看到他有关写作的一系列论述，在不同的篇章中，刘勰分别阐述了文章的立意、布局、修辞、章句、练字、论证、说理等问题，并且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对作者的品德修养与写作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分析。他认为写文章不能只讲华丽的外表而不顾实际的内心，因此，要注意加强思想锻炼，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提高写作的素质。具体到写文章，他认为必须多读、多看、多写、多积累知识与生活，“积学以储室，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意思就是通过平时学习，掌握知识，存贮材料，观察事物，了解事物的情态，以此来培养运用语言的技巧。概括起来就是要处理好才与学的关系。对于才与学，尽管刘勰经常提到才是一种天资，但他更加强调学的重要。他说：“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反复地说明学的重要性。炼辞与炼意是写作的基本手段之一。写一般文章与写公文是一样的道理，不能单靠一点小聪明，或者象赌博那样碰运气，必须刻苦学习，熟悉写作方法，才能写得出“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的好文章。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按照《序志》所提示，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原道》至《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二是《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论文叙笔”；三是《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为“割情析采”。这只是刘勰对全书主要轮廓的说明，其具体安排还有以下情况：第一、二部分之交的《辨骚》，既有列入“枢纽”的必要，又与《明诗》以下“论文叙笔”各篇有相同的性质。“论文叙笔”的二十篇（加《辨骚》为二十一篇），一般称为“文体论”，其中又分“文”与“笔”两个部分：由《辨骚》到《哀吊》的九篇属“论文”，由《史传》至《书记》的十篇为“叙笔”，间于这两类之中的《杂文》和《谐隐》两篇，则兼属“文”、“笔”两类。“割情析采”的二十四篇，又可分为创作论和批评论两个部分：《神思》至《总术》的十九篇是创作论，《才略》、《知音》、《程器》三篇为批评论。创作论与批评论之间的《时序》、《物色》两篇，也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的性质。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序言。根据《文心雕龙》的这种结构体系，下面拟从“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创作论、批评论四个方面分别介绍。

　　首先讲“文之枢纽”，重点探讨《文心雕龙》全书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

　　（一）

　　“枢纽”不等于总论，这是首先要明确的。关于《辨骚》篇属上属下的长期争论，主要就是混淆了“枢纽”和总论的性质。所谓总论，应该是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或者是建立其全部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从这个理解来看，不仅《辨骚》，《正纬》也同样不具备总论的性质。所谓“枢纽”，也是关系全书的关键问题，不首先解决，就将影响和不利下面的论述。如《正纬》，因为儒家经典在东汉时期被纬书搅混了，不首先“正纬”，就会影响到在全书中贯彻“宗经”的基本观点。所以，“正纬”不过是为“宗经”扫清道路，并未提出什么总论性的论点。《辨骚》论骚体，实为“论文叙笔”之首。刘勰之所以把《辨骚》篇列为“文之枢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论文叙笔”共二十一篇，在全书中所占分量是很大的；而全书的理论结构，又是在这二十一篇的基础上，来总结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刘勰是首先分别探讨各种文体的实际创作经验，再由此提炼出一些理论问题来。因此，整个“论文叙笔”部分，都是为后半部打基础。这样，可以说“论文叙笔”的二十一篇，都具有论文之“枢纽”的性质。但不可能把二十一篇全部列入“文之枢纽”中去。把“论文叙笔”的第一篇《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也正表明刘勰对整个“论文叙笔”部分的重视。二、《楚辞》是儒家经典之后出现最早的作品，即所谓“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并且《楚辞》又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楚辞》在儒家经典与后世文学作品之间，具有“枢纽”的作用。

　　由此可见，《正纬》和《辨骚》虽列入“文之枢纽”，但并不是《文心雕龙》的总论。属于总论的，只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其中《征圣》和《宗经》，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向儒家圣人的著作学习。因此，刘勰的总论，只提出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

　　“原道”的基本观点，上面已经谈到了。这里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刘勰提出“自然之道”的意图和“征圣”、“宗经”的关系如何？《原道》的最后一段已讲到这个问题：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原道》的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刘勰的《原道》，完全着眼在文上。”73这个意见是不错的，论者正看到了刘勰写《原道》篇的真正意图。如前所述，“自然之道”作为刘勰论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指万事万物必有其自然之美的规律，这是刘勰论证一切作品应有一定文采的理论根据。他不仅认为文采“与天地并生”，甚至断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可见，文章应该有文采，在刘勰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刘勰论文而首标“原道第一”，其用意就在于此。他虽然崇拜儒家圣人，却认为圣人也必须本于“自然之道”，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说，从伏牺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里的“神理”亦即“道心”，就是“自然之道”，圣人只有本于“自然之道”，研究“自然之道”，才能写成文章，完成教化作用。圣人的著作其所以能鼓动天下，刘勰认为，就因为他们的著作“乃道之文也”。这就表明，必须要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其著作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而圣人的作用，只在于能掌握“自然之道”，能很好地发挥“自然之道”的作用，所以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是“自然之道”和圣人的关系。

　　对“道”和“圣”的关系，上述理解是“自然之道”和儒家圣人（主要指周、孔）的关系。最近出现一种新的理解是：“道（佛道）沿圣（孔子）以垂文（儒家之经），圣（孔子）因文（儒家之经）而明道（佛道）。”74“道”不等于“佛道”，前已略及。这种“道圣”关系的新说，主要基于对“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的如下新解：

　　“玄圣”（佛）创《佛经》之典，孔子述“玄圣”所创之佛典为儒家之六经，故孔子之所述为“训”。

　　此说的关键在于对“玄圣”的解释，论者“肯定”是“指佛言而无疑”，实则大有可疑。其说主要根据有三：一、宗炳的《答何衡阳书》、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说的“玄圣”是指“佛”；二、《庄子》、《后汉书》、班固、何承天等虽用到“玄圣”，但“注家皆不得其确解”；三、刘勰之前的宗炳、孙绰，刘勰之后唐初的法琳，均以“玄圣”专指佛，处于其间的刘勰也是佛徒，不能不也是指佛75。这些理由是很难成其为理由的。宗、孙之文，“玄圣”指“佛”是不错的，却无法证明刘勰所说的“玄圣”也指“佛”。道理很简单，“玄圣”二字与“佛”也好“儒”也好，都没有必然联系，各家都可用以指自家的远古之圣。仅以刘勰一家来看：《史传》篇的“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不是佛而是孔；甚至同一篇《原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岂能说使“仁孝”焕发光彩的“玄圣”是“佛”？上二例只能指孔，而“玄圣创典”的“玄圣”却并非指孔，但也不指“佛”（详下）。同一人，同一篇的“玄圣”尚各有所指，怎能据宗、孙的“玄圣”判定刘勰的“玄圣”必同指一物？前面说过，佛入东土之后，为了宣传效果，往往借用儒、道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怎能把宗、孙等借用道家与儒家早已运用的“玄圣”一词，来反证儒道的概念源于佛家呢？

　　《庄子·天道》和班固《典引》都用过“玄圣”，论者却以为“注家皆不得其确解”。纵使不得确解，也不能证明“玄圣”即“佛”，何况并非未得确解？成玄英注《庄子》的“玄圣、素王”为“老君、尼父是也”，“玄圣”指“老君”，“素王”指“尼父”，这怎是“泛指”，怎么不确呢？至于班固《典引》等文中的“玄圣”二字，说“均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那就不知何据了。李善注《典引》：“玄圣，孔子也”76；李贤注《后汉书》中所录《典引》：“玄圣，谓孔丘也。《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77这都是很明确的。

　　第三条理由就无待细辨了，论者自己所列《上白鸠颂》的作者何承天、《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是孙绰之后、与宗炳同时、略早于刘勰的人，范晔在《王充（等）传论》中说的“玄圣御世”，是无法解为不“御世”的“佛”的，何承天则是宋初著名的反佛者，岂能颂佛为“玄圣”？“能不能说偏偏处于中间的刘勰”不用“玄圣”指“佛”，也就很清楚了。

　　“玄圣创典”一句的“玄圣”所指何圣，要从刘勰的具体用意来定。他的原话本来讲得很明确：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

　　如把这几句中的“玄圣”解为“佛”，上二句又作何解释呢？要是不割断上二句，则只能理解为“玄圣”指“风姓”，“素王”指“孔氏”，这就能顺理成章，勿劳旁搜博证。要求旁证，也应于《原道》本篇求之：

　　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

　　这四句不正是上四句最好的注脚吗？“风姓”即伏牺。相传伏牺画八卦，演而为《易》，孔子作《十翼》以解释，这就是“翼其终”了，“述训”正指孔子的“翼其终”，“创典”则是伏牺的“画其始”了。所以，“玄圣创典”不是佛主创典，而是伏牺创典。如此，孔子要“述训”的，也就不是什么“《佛经》之典”，“圣”与“道”的关系，就不是儒家之圣和佛家之道的关系了。

　　（二）

　　至于“原道”和“宗经”两种基本观点的关系，这还须首先弄清“征圣”、“宗经”的观点之后才能说明。

　　《征圣》主要讲征验圣人之文，值得后人学习，即所谓“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宗经》则强调儒家经典的伟大，是“文章奥府”、“群言之祖”，因此，建言修辞，必须宗经。其中许多对儒家著作的吹捧，大都是言过其实的，什么“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完全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儒家经书是“衔华而佩实”的典范等等，除《诗经》中的部分优秀作品外，大多数儒经都是不堪其誉的。

　　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刘勰为什么要强调“征圣”、“宗经”，他的用意何在。《通变》中说：“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个用意，《宗经》中也明确讲到了：“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刘勰就是针对楚汉以后日益艳侈的文风，而大喊大叫“征圣”、“宗经”，企图以此达于“正末归本”的目的。从这一方面来看，“征圣”、“宗经”的观点虽有它的局限，但也是未可厚非的。

　　刘勰从文学要有益于封建治道的思想出发，企图使文学作品对端正君臣之道以及在整个军国大事中发挥作用，在当时就必然要反对“离本弥甚”的浮华文风，而强调“正末归本”。“离本”的原因是“去圣久远”，文学创作“鲜克宗经”，则“归本”的途径，他认为就是“征圣”、“宗经”。对于挽救当时“讹滥”的创作倾向，刘勰从当时的思想武库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也就只有儒家经典了。佛道思想在齐梁时期无论怎样盛行，它既没有提出文学创作方面的什么理论主张，也没有儒家思想那种“根柢盘深，枝叶峻茂”的雄厚基础，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只有儒家思想，才过问世俗，才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只有儒家经典，才更有利于为封建治道服务。正如前引孙绰所说：“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范泰和谢灵运也有这种说法：“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78佛经是用“普度众生”、解救人类灵魂之类为“指南”来动人的，至于“济俗为治”，处理世俗政教，怎样统治人民，一般佛徒就无意过问，而认为理所当然是儒家的事了。这也说明，《征圣》、《宗经》中虽然极力吹捧儒经，对于笃信佛学的刘勰并不矛盾。

　　更值得注意的，是《征圣》、《宗经》的具体内容。刘勰论文，当然不仅仅是打儒家的旗号，他写《文心雕龙》时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决定了他确是以浓厚的儒家思想来评论文学的。但刘勰毕竟是一个文论家，而不是传道士；《文心雕龙》也毕竟是一部文学评论，而不是“敷赞圣旨”的五经论。所以，即使在《文心雕龙》中最集中、最着力推崇儒家圣人及其著作的《征圣》、《宗经》中，并没有鼓吹孔孟之道的具体主张。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刘勰对忠孝仁义之类也有一些由衷的肯定和宣扬。如《程器》篇肯定“屈贾之忠贞”，“黄香之淳孝”；《指瑕》篇说“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诸子》篇评商鞅、韩非的著作“弃仁废孝，轘药之祸，非虚至也”等等。这说明，儒道思想在刘勰的文学评论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种思想使他形成一定的偏见，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点。但这个方面并不是《文心雕龙》的主要任务，刘勰既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从维护儒家观点出发，也没有把文学作品视为孔孟之道的工具而主张“文以载道”。

　　举一个具体例子来看。战国初墨家学说盛行的时候，“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以至到了“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79的严重程度，孔、墨两家发生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这场与孔、墨两家存亡攸关的重要斗争，刘勰是不会不知道的。他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如何呢？《奏启》篇曾有所议论：

　　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柯讥墨，比诸禽兽。……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

　　对于“世人为文”以善骂为能的现象，刘勰是极为反感的。他主张“辟礼门”、“标义路”，定规矩，对有违“礼门”、“义路”的文章，就要砍他的手，断他的足！这就严然是一副凶象毕露的卫道者的面孔了。“礼门”、“义路”出自《孟子》80，礼、义之教，也正是儒家的主要教义，这似乎很能说明刘勰对儒家的态度了。但从他所举“躁言丑句”的具体例子，联系当年儒墨之战的具体背景来看，刘勰的用意就值得研究了。那种“复似善骂”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门“亚圣”孟轲和墨翟的破口大骂。墨翟骂儒家是猪，孟轲骂墨翟是禽兽。刘勰呢？认为这些都是“吹毛取瑕”，都是“躁言丑句”，一概加以批判。他不仅没有在这场关系儒家命运的大战中站在儒家立场指责墨家，也不仅是认为两家都不该大骂，且用《孟子》的话来批评孟子。很难认为这是刘勰立论的疏忽，误以《孟子》批判了孟子；更难说这是刘勰对孟子的有意嘲讽。刘勰的这段论述，只能证明他是从论文出发，不是从宗派出发；他反对的是“为文”中的破口大骂，关心的是文之利弊，而不是儒家宗派。

　　《征圣》、《宗经》两篇所论，和上述刘勰对儒家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两篇对儒家著作虽然作竭力的吹捧，也全都是从写作的角度着眼的。刘勰所强调的，主要是儒家圣人的著作值得学习。如说圣人之文“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或“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等，都是讲圣人的文章在写作上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堪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这一思想讲得最集中的，是《宗经》篇提出的“六义”：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

　　这就是刘勰所论学习儒家经典的全部价值，也是他主张“征圣”、“宗经”的全部目的。学习儒家经典来写作，他认为就有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六大好处，这就是他要归的“本”。“六义”的提出，其针对性也很明确，就是当时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诡、杂、诞、回（邪）、芜、*，这就是刘勰要正的“末”。所以，刘勰“征圣”、“宗经”的主张，主要就是企图纠正当时文学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倾向，使之“正末归本”。

　　（三）

　　明确了“征圣”、“宗经”的基本观点，我们就可进而探讨它与“原道”的观点有何关系了。“原道”是注重自然文采而反对过分的雕饰，主要属于形式方面，《原道》中对内容方面还没有提出什么主张，这就不能构成全面的文学观点。要挽救当时“饰羽尚画，文绣鞶帨”（《序志》）的创作趋向，只以“原道”的主张，也是无能为力的。“征圣”、“宗经”主要是针对当时“将遂讹滥”的文风，为了“正末归本”而提出的，重点是强调“情深”、“风清”、“事信”等内容方面，而反对“诡、杂、诞、回、芜、*”等弊病。对一般文章的写作，以“征圣”、“宗经”为指导思想是可以的；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来看，只强调内容的纯正、反对形式的*丽，对文学艺术的特点没有正面的主张，对必不可少的文采没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则《文心雕龙》就将循着“征圣”、“宗经”的观点写成一部“五经通论”，而不可能成为一部文学理论。这就是刘勰论文要首标“原道”，而又强调“征圣”、“宗经”的原因，也是他的总论只有这两个基本观点的说明。“原道”和“宗经”的结合，就构成《文心雕龙》完整的基本观点。

　　“原道”和“宗经”实际上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提出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基本文学观点。虽然“道心惟微”，自然之道是十分深微奥妙的，但“圣谟卓绝”，因此，可以“因文而明道”。而儒家经典其所以值得后人学习，刘勰认为主要就是它体现了自然之道。这样说，显然是为其论文找理论根据。儒家的周孔之文，未必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者；儒家的经典，也未必有刘勰所说的那些典范意义，这都是很明显的。我们要看到的是，除了在当时突出强调“征圣”、“宗经”有一定的必要性外，刘勰这样讲，如果不是仅仅借助儒家的旗号，至少是反映了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或者是被刘勰所美化了的儒家经典，在他看来真是如此；或者是他以为在当时要提出较有力量的、全面的文学观点，必须强调这两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主要是后一种意义，也就是以“原道”和“宗经”相结合所表达的刘勰对文学艺术的基本主张。因为他在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并以此贯彻于《文心雕龙》全书。我们从这里就可清楚地看到：刘勰首先树立本于自然之道而能“衔华佩实”的儒家经典这个标，不过是为他自己的文学观点服务。“衔华而佩实”，是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总论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所以他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要有充实的内容和巧丽的形式相结合，这就是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这就是刘勰评论文学的最高准则。

　　这一基本观点，是贯彻于《文心雕龙》全书的。在“论文叙笔”部分，论骚体中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评诗歌，则强调“舒文载实”（《明诗》）；论辞赋，就主张“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诠赋》）；对“情采芳芬”（《颂赞》）、“华实相胜”（《章表》）、“志高而文伟”（《书记》）、“揽华而食实”（《诸子》）的作品，予以肯定和提倡；对“或文丽而义睽，或理粹而辞驳”（《杂文》）、“有实无华”（《书记》）、“华不足而实有余”（《封禅》）的作品则给以批评。

　　至于创作论和批评论部分，刘勰用“割情析采”四字来概括其总的内容，更说明他是有意着眼于华和实、情和采两个方面的配合来建立其文学理论体系的。创作论部分，如结合“体”和“性”（《体性》）、“风”和“骨”（《风骨》）、“情”和“采”（《情采》）、“熔”和“裁”（《熔裁》）等进行论述，这些篇题都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命名的。刘勰认为：“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指瑕》）又说：“万趣会文，不离情辞。”（《熔裁》）“情”与“义”指内容方面，“字”与“辞”指形式方面，作品不外由这两个方面组成，创作的具体任务，也就是如何“舒华布实”，怎样安排好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所以，刘勰在《情采》篇把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称为“立文之本源”。创作论中虽然讲修辞技巧的较多，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运用种种表现手段服务于内容来论述的。如讲对偶，要求“必使理圆事密”（《丽辞》）；论比喻，主张“以切至为贵”（《比兴》）；论夸张，要求“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夸饰》）等。

　　文学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志然后通过文辞形式表达出来；文学批评与此相反，是通过形式进而考察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刘勰就根据这一原理建立了他的文学批评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知音》）因此，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基本途径，就是“沿波讨源”，即从作品所用的体裁、文辞等形式方面，进而考察作品的内容，以及这些形式能否很好地表达内容。这和刘勰论创作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仍然是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个基本点出发，要求作品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有完美的表现形式。因此，刘勰的作家论，也是肯定在创作上“文质相称”、“华实相扶”（《才略》）的才能，而不满于“有文无质”（《程器》）、“理不胜辞”（《才略》）的作者。

　　以上情形，不仅说明“原道”和“宗经”相结合的基本观点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的；同时也说明，“衔华佩实”是刘勰全部理论体系的主干。《文心雕龙》全书，就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又以此观点用于“论文叙笔”，更以“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其创作论和批评论。这就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概貌，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拼音是：tóng，cí，zhòng ，jù，wén，zhī，yóu，zhuì，yě。

文心雕龙熔裁篇原文：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肬，实侈于形。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肬赘也。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适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字删而意缺，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　　

文心雕龙熔裁赏析：　　

全篇分三部分：1、讲“熔裁”的含义和在文学创作中的必要性。2、讲“熔”和“裁”的准则和方法。熔是熔意，对此提出了三条准则；裁是裁辞，要求作品中没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字。3、讲前人在“熔裁”方面的正反面经验，进一步说明熔裁的必要。

刘勰针对写作中经常出现的内容繁杂、主题不鲜明和文辞芜乱的情况，提出了“熔”和“裁”的办法。“熔”的主要任务是“规范本体”，即解决内容和主题的集中统一问题；“裁”的主要任务是“剪截浮词”，即解决文辞运用的繁略得当问题。二者各有侧重，但又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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