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业的名义行骗案例

以创业的名义行骗案例

　虽然相隔千里、素不相识，山西太原的马艳飞和湖北武汉的郑禹，却种下同样的种子、获得同样的果实：现在，这两名大学生都因涉嫌巨额诈骗失去人身自由。

　他们一度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马艳飞是山西工商学院的明星学生、创业能手，享受专车和专职司机，动辄做“六位数”的生意。郑禹在他所在的武汉传媒学院(原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以出手阔绰著称。

　他们的财富来源，几乎一模一样。

　太原市龙城刑警队侦办马艳飞案的民警许宁介绍，2015年3月至次年1月，马艳飞以刷业绩、代购等理由，诱骗大学生在分期贷款网站为其购买手机，称由其还清贷款并付给好处费，在全省各大院校进行诈骗，案件共涉及593名学生、948部手机。以立案时尚未还清的本金计算，涉案金额达4534万余元。手机被低价出售套现，而还款的承诺则大都落空。

　几乎在同一时间，2015年4月至9月间，郑禹以相同的方式在武汉传媒学院、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实施诈骗。

　2016年7月，郑禹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判决中涉及受害者29人共34部手机，涉案金额22万余元。

　一些受害者相信，他的犯罪事实未能得到彻查。受害者提供的一份登记表显示，此案可能涉及两百多人。

　这一数字暂时无法核实。据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实际涉案人数确实远超29人。

　这两个年轻人“掘金”的步伐，跟上了网络贷款平台在校园里扩张的节奏。过去3年里，互联网金融在中国成为热点。市场规模不断膨胀，利用网贷平台诈骗的案件也开始出现。

　2016年3月，河南大学生郑德幸利用同学的身份信息，在网贷平台上套取60余万元参与赌博，输光后跳楼自杀。同年9月，长春破获的一起诈取大学生身份信息、利用网贷平台套现的案件，上百名大学生被发展为“黑中介”，涉案人员遍及12个省份。近3年来，类似案件不胜枚举。

　犯罪者付出了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也为信赖他们的朋友，带来了长久的痛苦。

　受害者至今承受着巨额债务和五花八门的催债手段。还有更多懵懂无知的年轻人仍在跳入这片没有规则、只有欲望与欺骗的黑暗丛林。

　链条

　马艳飞用不到一年时间就搭建了财富体系。“马艳飞是分期公司刷单的老板”，传言往往需经三至四层介绍人之口，才能到达最底层的受害者耳中。

　山西工商学院大四学生赵云龙(化名)距离金字塔顶已相当近，和马艳飞间只隔一人。

　2015年4月，他的舍友聂某在寝室里说，认识了一位有钱人，叫马艳飞，做着很多项生意，可以带大家赚钱。

　赚钱的一种方式，是用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码等信息，在分期消费平台上购买手机。手机交给马艳飞，他会偿还全部贷款，并给予一定的好处费。

　聂某以兄弟情面哀求舍友，并一再希望介绍更多人一起“赚钱”。大部分舍友接受了，赵云龙一口气在8家平台为马艳飞分期购买了苹果手机。

　骗局起步非常完美。舍友中有的介绍本校同学，有的寻找太原其他高校的朋友，还有人通过老乡延伸到山西运城、忻州的高校。跨城市的骗局从这间宿舍蔓延开来。

　与此同时，900多公里以外的武汉，“人人分期”的校园代理郑禹，也忙着搭建依附于分期平台的“创业”团队。

　他的商业模式是，从“人人分期”平台上，利用学生身份分期购买苹果手机，转卖给手机店，供社会上的消费者分期购买。

　韩晓(化名)是武汉传媒学院学生，也是郑禹团队中最核心的成员。据她介绍，团队的核心成员有10人。

　郑禹邀请她加入时，将利润来源说得清清楚楚：学生分期购买手机的月息约为50元至70元，但是“社会上的人”分期购买同样的手机，每月要交178元。他们赚的正是这100多元的差价。

　钱让这两个年轻人的计划滚雪球式壮大。

　赵云龙承认，办一部手机，马艳飞给他600元好处费，他把其中300元分给两位下线，每位下线再抽出点钱，分给最底层的学生。许宁警官说，大部分学生都受此利诱。

　类似手法在校园分期网贷诈骗中屡见不鲜。长春那起涉及12个省份的重大诈骗案中，学生每获取朋友的身份信息完成一单贷款，就能拿到500～1000元的奖励，特别“优秀”的介绍人甚至得到轿车。

　“这就像是传销模式进了大学!”许宁直言。

　和传销相似，校园分期诈骗极度看重“人头”。马艳飞案中的绝大多数介绍人，都是从最底层被发展起来，再以此为核心，开展新一轮几何扩张。

　郑禹案的一名受害者记得，韩晓那时见到朋友就会提到这事。有的学生一再推脱，甚至刻意躲着韩晓。但是到最后，他们抵不住“人情绑架”。

　信任和友情展现了力量。武汉铁路职院的一名学生还记得，加入之前心慌得不行。可看到小小的签单场地挤满了熟人，怀疑立刻就消失了。

　很多底层学生一分钱好处都没拿到。他们免费帮拉人头，出于朋友间的“仗义”。

　包装自己也是增强信任的重要一环。比马艳飞低了两个年级的夏英凯(化名)对马的印象很好，“每天早出晚归，黑黑瘦瘦的，看着就老实”。

　夏英凯曾听学校创业孵化园区的指导老师对马艳飞说，“好好干，将来我们多推荐些学生去你公司实习”。

　马艳飞还曾派“专职司机”将夏英凯载到所谓的公司考察。司机不停夸赞“马老板年轻有为”，“还给我交五险一金”。

　“公司”开在一间公寓里，坐着七八名员工，一人一台电脑。营业执照显示，马艳飞名下的山西正鑫坤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30日，注册资本300万元，经营范围从电子产品到日用百货、洗涤用品共16种。

　执照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打消学生的疑虑。

　许宁说，目前的侦查结果显示，马艳飞手下所有介绍人都被其蒙蔽了。

　发财梦破灭时，赵云龙名下有两万多元分期欠款，还帮下线垫了7000多元。窟窿是他之后一年打工才填上的。

　推手

　许多受害学生怀疑，网贷平台的部分员工可能参与诈骗，或知情不报。

　2015年6月，夏英凯在“分期乐”“爱学贷”(现更名为“爱又米”)“人人分期”三家平台以自己的身份，为马艳飞购买手机。

　他说，除了确认学生身份信息、购买商品种类以及家庭电话外，签合同不需要太多审核。唯一跟财务挂钩的生活费选项，“填每月1万(元)也没人查”。

　“分期乐”公关部人士辩称，学生们收取了马艳飞的好处费，很可能在“是否自愿购买”等关键问题上欺瞒签单人员。这和警方得到的马艳飞口供吻合，“会提前告诉学生怎么应付”。

　夏英凯说，为马艳飞购买手机后，自己被其发展成“爱学贷”的签单员。他发现，在分期平台的“大区经理”“校园经理”“校园代理”“签单员”这一业务体系里，马艳飞也比自己资历更老。

　许宁证实，马艳飞曾担任“人人分期”的校园代理。“人人分期”可以和线下实体手机店合作，马艳飞便利用身份，和彼时认识的某手机店老板合伙套现，省去了倒卖手机的步骤。这也使得“人人分期”成为马艳飞诈骗案中受害大学生人数最多的平台。

　“爱学贷”官方工作人员也确证，马艳飞曾被该公司聘为“爱创人”，即校园代理级别。

　夏英凯感觉，和每签一单只能拿到72元钱的自己相比，马艳飞地位超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马艳飞和“爱学贷”太原地区的某城市经理关系熟稔，经常在朋友圈发布和后者的合影或聊天截图，还屡次在同学面前与其通话，讨论“今天能出几单”。

　和夏英凯同时成为签单员的另一位同学坚信，马艳飞真有门路。正常情况下，签单员每天能做一两单苹果手机就“很夸张”，可马艳飞往往把十几个同学叫到一间教室，集体签合同。“一个签单员在短时间内做十几台苹果手机，绝对异常。”

　事后，马艳飞不止一次地在他们面前炫耀：“你们只管签单，风控我都让经理压着了。”

　在受害学生们看来，这种环境大大推进了诈骗活动的进展，更让他们增强了“自信”。

　“爱学贷”公司给出了几乎截然不同的说法。其工作人员表示，学生们反映的该城市经理不但没有问题，还在案发后积极协助警察调查，为公司善后。目前因业绩优秀，已升职为省区经理。

　“爱学贷”回应称，该经理的确曾招募马艳飞作为校园代理。但于2015年2月就发现其行为不端，及时开除。至于当时的校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被马艳飞利用，但基本是马艳飞利用个人人脉，与部分校园代理和签单员达成的交易，“平台也是此事的受害者”。

　“马艳飞案，校园贷平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范立夫认为，校园贷款平台有信息披露义务，除向学生提示潜在风险，还必须对借款学生的资格条件、还款能力、借款用途、在其他机构的贷款信息、第二还款人或担保人还款能力等信息进行严格审查。

　武汉的情况如出一辙。在短期集中销售大量手机后，为了应对“人人分期”公司可能的电话调查，一名白姓工作人员也曾教韩晓一定要回答“买手机是为了自己使用”。韩晓与夏英凯一样，没经历过什么“严格审核”。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徐敏证实了郑禹系“人人分期”校园代理的身份。起初，郑禹还使用“优分期”和“人人分期”两个平台套货。但韩晓介绍，由于“优分期审核比较麻烦”，他们转而全部使用能快速完成审核、下单的“人人分期”。“整个下单过程不超过10分钟。”

　在其他地区，利用漏洞的大有人在。据报道，2015年10月起不到5个月时间，内蒙古女孩张一丹就利用类似的手段，在内蒙、辽宁两省诈骗1200余名学生上千万元。她在审讯中表示，快速扩张的首要诀窍，就是“挖掘各大分期平台的授信经理做自己的中介”。

　2016年4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银监会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其中强调，要对“借款人资格审查失职失当等行为加强监管和风险提示”。

　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多地监管部门随后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校园网贷市场，并列出多项负面清单。

　同年8月，银监会对校园网贷整治再次提出五字方针“停、移、整、教、引”，其中“停”针对暴利催收等违法违规行为，“移”指违法违规行为要移交相应部门，“整”是对校园“网贷”业务进行整改，“教”和“引”则涉及大学生教育。

　“趣分期”官方表示，从2016年开始，已不再经营大学生市场。短短数月，活跃在校园内的线下地推团队大量消失。

　坍塌

　在此之前，马艳飞和郑禹还是过上了一段“好日子”。

　许宁透露，除了少部分用于消费，马艳飞的大部分资金，都放进了股票市场和民间借贷领域。2015年股市暴跌，才导致他骗局的资金链“意外”断裂。

　和苦心经营着整个体系的马艳飞相比，郑禹明明有着更靠谱的“商业模式”，却把自己弄成了整个链条上最不稳定的因子。

　他抽的烟从三四十元一包的利群变成了百元的“1916黄鹤楼”，“成袋成袋地买”，代步工具也从摩托车变成了改装后价值几十万元的丰田锐志。

　铂金链子，最新款的手机，价值数千元的手表，让郑禹的好朋友最印象深刻的是，“别人分烟论根，他一盒一盒分”。百元一包的黄鹤楼，常常被郑禹随手扔进朋友的怀里。

　“那一阵子，他和他身边的一些人都不把钱当成钱了。”郑禹团队的一名成员说。

　没有人知道，郑禹的底气来自于低价变卖手机。也没人能说清，他是何时放弃了正经的“创业”，选择了一条险径。

　事后调查发现，郑禹以单价5000多元、低于市场价的价位卖出了未开封的苹果手机，但这部手机的“成本”高达七八千元。根据还款期数的不同，“人人分期”会从中收取累计几百至上千元不等的服务费。这意味着做得越多，欠得越多。

　多位与郑禹认识的受害者说，郑禹对朋友“非常大方”。有人反映，郑禹送过改装摩托车给朋友。当事情败露后，找上了郑禹家门的受害者惊讶地发现，他家的房子老而破败，他与他们想象中的“阔少”形象相去甚远。

　2015年暑假来临时，郑禹已经无力偿还新一期款项了。在韩晓等人的追问下，他终于承认，自己将手机一次性低价卖了。听到这话的韩晓，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武汉的骗局已然破产，太原马艳飞案的端倪才刚出现。

　2015年10月，很多学生开始发现，一向还款很及时的马艳飞出现了超期滞纳金。

　11月，情况更加严重。马艳飞找到赵云龙等人，称自己“资金链紧张”，希望大家能借他点钱，或者帮他给下线先垫上。

　虽然马艳飞还是一脸轻松，可赵云龙当场就蒙了。

　付款不再及时给金字塔带来了结构性的崩塌。恐慌、愤怒、猜疑从下而上传输，压力汇集到了金字塔的上层。

　一名级别比赵云龙还要高的介绍人在社交平台上记录了当时的绝望：“假如有一天我出事了，记住，我是被逼死的。”

　夏英凯成了最后一批知晓情况的人。12月的最后几天，他身上已经不剩1分钱，还背上了好几张借条，所有钱都被拿来垫付下线同学们的`分期款了。

　他唯一能做的，是每天给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马艳飞打100多个电话，跑遍整个太原找寻他的踪影，天黑了蹲在马路牙子上大哭一场，想想“怎么和父母断绝关系，不让他们背上债务”。

　12月31日，马艳飞的行踪被发现。人们将他堵在了公司。在这里，他最后一次发挥了“职业素养”。追债者揪着他的衣领，他也笑眯眯的，示意大家不要着急。人们蜂拥而上，让他写借条、立字据。他统统答应。

　韩晓等人也是在武汉市的一家公司里找到了郑禹。“他那时像受了惊的小老鼠，在发抖。”至此，马艳飞与郑禹的命运走到了同一方向，均被警方拘留。

　金字塔坍塌了。留下一地的债务。

　韩晓曾经最亲密的朋友已与她反目。夏英凯也受到昔日好友的威胁。有人旁敲侧击，说本校的另外一名介绍人已经被下线们打断了三根肋骨。

　今年开春，一位断交许久的朋友在微信里发来信息，让夏英凯还钱，说“当初是被你强迫买的”。

　夏英凯急了，对方还说有证据。质问有什么证据，对面又嘲讽，“心里有鬼吧，急什么急”

　“你是不是把我逼死就好了!”

　对面回了一句：“对啊，人死债销。你死了这事儿就结了，真便宜你。”

　过了半分钟，对方把这句话撤回了。

　狼藉

　无论在太原还是武汉，很多受害学生都觉得，“没人管我们了”。

　赵云龙一度想等案子判决，再考虑赔偿的事。可“趣分期”当时每天50元的滞纳金让他怕了。

　金融搜索平台融360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大学生消费分期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4月，78%的大学生分期购物平台分期费率含混不清，48%的逾期费率模糊。在明确逾期费率的平台中，58%的滞纳金达日息1%。

　“高额的滞纳金根本不合理。”范立夫教授直言，校园贷平台违规收取滞纳金、手续费，使学生面对数额巨大的欠款。此时，单纯对征信的考量可能已无法激起学生的还款欲望，为了规避自身风险，校园贷平台就可能祭出违规甚至暴力催收的手段。

　2016年春夏两季，在山西工商学院，打着“趣分期”旗号的催债人员拿着学生照片堵在宿舍楼的门口，和过往同学一一确认，“你认不认识照片里的人”

　“趣分期”对此表示，这并非该公司工作人员。接到用户投诉被骗电话，该公司会让用户提供立案证明，一经核实，会第一时间将用户添加至白名单，停止一切催收。

　夏英凯收到过发件人为“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通告函”，称因“涉嫌诈骗分期乐公司贷款”，要求他于2017年3月9日前往“北京市人民法院”(北京并无此法院——记者注)出庭，如不到场，将“当庭宣判三至五年有期徒刑”，并列入“全国A级通缉令”。

　“分期乐”公司对记者强调，不会向用户发出不合乎法律规范的律师函。

　4月10日晚间，“分期乐”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通报，即日起，将暂停对马艳飞案所有涉案大学生的一切催收手段。随着案件进展，不排除对这部分受害学生进行逾期费减免。

　“爱学贷”也表示，马艳飞案的涉案学生，只要主动申请、说明情况，公司将采取费率减免，只收本金的还款方式。“爱学贷”工作人员持有的态度是，在本案中，受骗大学生缺乏法律意识、保护意识，“爱学贷”的平台、人脉也确实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正规公司，“爱学贷”愿与学生在互相理解的情形下解决问题。

　截至发稿，太原马艳飞案和武汉郑禹案牵涉人数最多的“人人分期”表示：“我们拒绝接受此类采访。”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魏艳丽长期处理此类案件。她感到，迄今唯一专门规范网贷的由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网信办制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距离真正落地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由她代理的相关案件，在向银监会、金融管理局投诉时会没有回应，去公安机关报案时，公安机关判定这属于民事纠纷，不予立案。拿不到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又无法在检察院立案。

　在武汉，原价6788元的手机滚动成了3万多元的债务，催款电话也让很多受害学生感到不安。他们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是法院判决书上那29位受害者中的一员。

　派出所曾以“做笔录做晚了”等各种原因解释他们的疑问，但很多受害者表示，自己多次到派出所要求做笔录，常常一等就是一下午。即便做了笔录，名单上也没有自己的名字。

　太原的许宁警官亲身感受了此类案件的繁杂。为了查清马艳飞案，他所在的龙城刑警队先后两次向市检察院和省高检申请延长侦查。在160多天的时间里，仅马艳飞，许宁就审讯了30多次。最终，纸质和电子版案卷合计200多册，往检察院运送需要3辆车。复杂的案情也使得马艳飞案至今未能开庭。

　今年3月30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宣布成立网络借贷专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制定网络借贷自律管理规则、经营细则和行业标准，开展自律管理及检查，维护市场秩序等多项工作。

　范立夫担忧地表示，校园贷领域已陷入两难境地。一些平台退出，另一方面，不合规的平台仍然存在，乱象依旧频发，行业被“妖魔化”。

　他认为，校园贷作为普惠金融的一部分，能满足即期支付能力不足学生的消费需求。如果平台能够按照监管政策合规经营，那么校园贷并非完全是负面的。

　一位互联网金融从业者认为，此类事件通常是：学生里的品行恶劣者来骗贷，而许多学生贪图小利，信用意识淡薄，被同学诱骗贷款。在处理中，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以同情代替道理，由企业买单，那信用社会、契约精神无从谈起。校园需求宜疏不宜堵，如果正规企业不再为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服务，那这部分空白将被高利贷和逃脱监管者所占领，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诸如“武汉大学生贷款分期”的小广告还在郑禹的母校俯拾即是。它们声称“是学生来就放款”，“不看征信，不打父母电话”，“推荐一名大学生，可获500～5000元奖励，能者多劳”。

　电线杆、垃圾桶和马路边依旧充斥着贷款小广告。在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背后，网贷的丛林中依旧上演着狩猎的剧情。

　武汉的一名放款人得意地在微信朋友圈晒出大量与大学生的转账截图，也警告式地发出几张催债。说明是：“按时还钱啥事没有，不讲诚信的，我让你连年都过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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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近日，家住苏州园区的谭先生比较郁闷：自己的丰田锐志车放在小区的地下车库，第二天他却发现车上有了明显的刮痕，但又不知道肇事车辆是谁。谭先生只好找到了车库值班的管理人员进行沟通，管理人员将摄像资料调出来查看,因为摄像头的角度问题,未能看到第三方擦刮谭先生的车的证据。因此,管理人员告诉谭先生,他们作为无业人员，只负责提供停车位,至于车辆擦刮的赔偿表示无能为力。谭先生于是找到了当初购买车险的保险公司要求进行赔偿,然而,保险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却告诉谭先生应首先找到事故的第一责任人索赔。谭先生郁闷了，“这种情况，到底该如何进行理赔？”专家解读苏州太平洋财险的保险专家认为，从责任人来说,第一责任人应该是停车场,因为谭先生的车被刮擦的区域是小区收费的地下停车场,因此该停车场对车辆应尽保管义务,在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车辆损毁、丢失的,保管人应承担责任。正确的方式是先找到相关的停车场索赔。当然,一部分保险公司会在车损范围内给予一定赔偿,但是不排除个别保险公司有拒赔的现象。同时，即使保险公司同意理赔，根据车险中车损险的免责条例:保险车辆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当由第三方负责赔偿的,确实无法找到第三方,保险公司将予以赔偿,但在符合赔偿规定的范围内实行绝对免赔率。谭先生所遇到的情况属于无主肇事,找不到第三方,因此保险公司只赔给刘先生损失的七成,刘先生需要自己承担30%的费用。小贴士为了避免在停车场发生擦刮,应注意停车技巧。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场的时候,最好能让车头向着通道,这样才能方便驶出车位。倒车时很容易发生刮蹭事故,因为很多司机在倒车时很容易将一半注意力集中于车尾,如果这时方向打得太早太多,那么车的前部就很容易蹭到旁边的车。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背向着你要进的车位开,尽量使车身与车位成一条直线,然后挂倒挡倒入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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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在这里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内容，最新鲜、最热门的汽车事件都会在此呈现，而本期的热门内容便是：“12出排气”的锐志，落地30万，改装气动避震，回头率比超跑还高

前言：不少人都知道丰田旗下的丰田锐志和丰田皇冠的改装潜力完全可以媲美本田飞度、本田思域以及起亚K5、三菱翼神等车型，但是在国内改装车文化不流行，所以在国内很少会有一些车主改装锐志、皇冠的。

近期，在国内某个车展上实拍“12出排气”的锐志，落地30万，改装气动避震，回头率比超跑还高。

据悉，该款丰田是一辆2007款的丰田锐志 25V 超级运动版，国内指导价为2658万，落地30万上下，第一年车险12万，定位中型车，车长为4735mm，车宽1775mm，车高1450mm，车身采用的是4门5座三厢车结构，车内空间不多不少。

这款丰田锐志搭载的是一台25L V6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马力197匹，峰值扭矩242牛米，加速需要89秒，极速可达225时速， 百公里油耗为95L，加速时的推背感不强列，但是动力够用。

这样一台落地30万丰田锐志改装“12出排气”，配气动避震，回头率比超跑还高。原来，这台丰田锐志直接改装了侧边单出排气，尾部配10根排气，左右两边对称，每一根排气发出的排气声浪都是不同的，分为低、中、高频率。

综上所述，面对这样一台丰田锐志，个人认为这款车上街的回头率完全不会输给百万级别的超跑，车主改装了轮毂、气动避震以及全车包围，提升了逼格，相比这车的油耗也不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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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从宰相崔浩的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病逝于出征前夕，令后人唏嘘。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怎么会反佛呢？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前，曾对宇文护要求他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但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掌握。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北周武帝灭佛，同时也灭了道。这也是和当时北周武帝后来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北魏末年，社会动荡。公元 515 年爆发过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其众多达 5 万以上，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至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故此对当时的僧俗地主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在公元523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接着各处纷纷出现反魏起事，群雄并出。当时北方地区的僧、道阶层过于庞大。根据《魏书》称，正光（公元520－525年）以后，不少原属国家的编户民众，为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此外，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亦令普通百姓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以致全国的佛寺竟有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这在当时北中国的人口比例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16分之1。这促使封建国家政权采取极端手段，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狱的威胁，于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10分之1 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但这一事件对佛教沙门来说，却是将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和唐武帝的毁佛政策，并称“三武之祸”。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为了达成排佛目的，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他自认得了儒学真传，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道。基于此，他特别推崇《大学》的理论体系。《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佛教提倡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他在废佛敕书中写道：“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迅速衰退。以往那种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丧失殆尽。佛教作为异族宗教，自然也就在被排斥之列。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会昌灭佛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据日僧圆仁目击记述，山东、河北一带的寺院，到处是“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景象。在江南地区，也是“刹宇颓废，积有年所”(《修龙宫寺碑》，《金石萃编》卷一○八)的状况。其后不久，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对佛教又是一次冲击。由于寺院经济被削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遭毁，经籍散佚，致使佛教宗派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因此，佛教需要新的权势者的倡导，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 在这几次灭佛事件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都前后采取过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灭佛则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资料上记载，周世宗此次灭佛，并没有大量屠杀僧尼、焚毁佛经，而是带有一种整顿佛教的性质，还保留着很多寺院与僧尼。但由于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这一个打击之后，就更显得萧条衰落了。在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争，就更趋于缓和，从这之后，儒佛道三教之争，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虽然还是有，但相对而言，规模都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