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味归一汪曾祺

我喜欢汪先生好久了。

大约在14年前，高三的一次模拟考试上，我做了一道《多年父子成兄弟》的阅读理解，从此成为汪曾祺的铁粉，后陆续读了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晚饭花集》；散文集《人间草木》、《人间滋味》、《人间有戏》等。

他曾很具象地描述过“清香”的味道——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春水的气味。那也是他文字的味道。

1

汪曾祺于文字上是天分极高的那一类，属于老天爷赏饭吃的典型。

年轻的时候也写过意象流动、辞藻华美的文章，例如《复仇》，开头就很震人——“一支素烛，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

中间更是各种纷繁意象交错，长短句交叠，语言明亮、密集、诡谲多变，“大殿上的铜钵里有花，开得真好，冉冉的，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好像是一种的文字实验，走的是奇绝精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险路子。

但说实话，这种文字不难写，堆砌出来的华美，多看几篇就会腻、累，真正的功夫是大巧无工，“于无声处听惊雷”。

汪先生显然也不是爱玩文字游戏的人，身边有又诸多大家如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金岳霖等师长的“加持”，很快就回归了文字的“正道”上来。这个“正道”是我的观点，说白了，就平白、朴素、讲人话。汪先生在《岁朝清供》里也写到：

“好的语言，都不是起里古怪的语言，不是鲁迅所说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注入新意，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

可以说，汪先生后来的写作都是在践行这“平常语”、“未经人道语”。

就像《受戒》里大家都很喜欢的那一段，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华丽、复杂的语言，也没有过多的修饰，就是简单的白描，却那么美、那么动人：

“她挎著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著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我尤其喜欢看他写的《葡萄月令》，一个月一个月写过来，就像一位老农在和你聊天，聊完你就会爱上葡萄：

“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磁棒、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来吧，那也不够用呀！”

2

仔细回想一下，汪先生的很多书，我是在火车或飞机上看完的，都是篇幅不长但平实有趣的生活小事，读起来既轻松过瘾，又回味久久。

他写某一天，“四月二日。月光极清，夜气大凉”；他写岁朝清供，“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写昆明的雨，“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这种短句白描、文间行有古意的写法，大概只有汪先生能写出来。

汪先生的游记写的也极好，不拘泥形式，也不一味的寻旧访古，是那种充满“人”气儿、烟火气的写法。

他去眉州三苏祠，看到院里种的荔枝树，就想在贬谪的苏东坡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时心里的酸苦；在杨升庵祠，又直说，“不赞成给古代文人立像，都差不多，屈原、李白、杜甫一个样”；当然他的笔也不会落下峨眉山的猴子、洪椿坪的大鸟。

所以我和朋友说，汪先生的书很适合一个人出去晃荡时，装在包里，随时有空随时翻，忍不住会心一笑，独孤和落寞都抛在身后。

3

相对其他作家，汪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对生活的热爱，他体味到的每一点美妙，随意地撒在每一篇文字里；读者通过阅读他的文字，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平常生活细细碎碎的美好，毫无距离感。

他写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花花草草：“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长一年，多开一朵花”，“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可，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他在《人间草木》中夏天的西瓜：

“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写在昆明时吃的一种炒鸡蛋，有滋有味：

“映时春有雪花蛋，乃以鸡蛋清、温熟猪油于小火上，不住地搅拌，猪油与蛋清相入，油蛋交融。嫩如鱼脑，洁白而有亮光。入口即已到喉，齿舌都来不及辨别是何滋味，真是一绝。”

写我最爱吃的香椿拌豆腐：

“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他写平常的感情也是高手，如“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的想着甚么。(《人间草木》) ”，读起来很有生气，余味很足。

这与苏轼的文学主张精神上类同——“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态横生。”

其实在我看来，汪曾祺和苏东坡，即使隔着千年的时光，也明白，他们是一类人，活波有趣，对生命充满热情，即使现世有波折，但仍能以最大的乐观化解。

4

写汪曾祺不得不提沈从文。

汪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这个对他影响巨大的大学老师，后来还专门写过一篇《我的老师沈从文》。

汪先生回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沈先生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沈先生教他，写小说的人物对话，不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要贴到人物来写。

他还谈到，有次和沈从文看一个青年作家的小说，沈说，爱用成语写景，不行。汪曾祺说，就是描写人物，也不宜多用成语。后来汪先生自己在谈小说写作时也讲到，“满篇都是成语，容易有市井气，有伤文体的庄重。”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写的在西南联大求学、在昆明的7年的文字，改天单开一篇小文写吧。

最后的最后，要放上汪先生谈读书：

“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随手抓起一本书来就看。觉得没意思，就丢开。”

私以为，这也是适用于大多数人的读书态度。

严家炎先生曾把汪曾祺比作最后的京派作家，汪氏自己也是承认的。但当有人把他和周作人类比时，他则有些不满。原因是自己有的东西和苦雨翁并不一样。实则说来，周作人也非一般人所看到的那样不关心时事，其间也有不平和无奈。至于他自己，虽然并不激进，不是事功心强的人，但思想里坚守的东西也是多的。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审美底色，后来差不多一直在这样的底色里行进的。他到上海后，接触的人也非左翼色彩浓厚的人，在他那里，唯美意识还是多少存在一些的。所以他不可能成为郭沫若那个圈子里的人，也和周扬那个气场里的人距离遥遥。血色的意识好像不太适合他，也许是太惨烈的缘故。左翼的作家往往有殉道感，责任在肩，心是抱着世界的。汪曾祺在道理上懂得这些，可是自己的心还是在不大的园地里。对不能做的事，他是远远地躲着的。你看他后来虽在文化部门工作，可是很少在热闹的地方。除了编剧生涯有不能拒绝的写作外，基本与主流的世界是有距离的。

人偏离流行的文化的时候，假如还有爱心与创作的欲望，就能拓出新的园地来。在品评历史与文化时，也就获得了别样的目光。比如不喜欢宏大的叙事，很符合他的思想。在一篇文章里，汪曾祺表示过对李白的不满，意思是其文有点洒狗血。这只是审美层面的差异，背后还有对世界看法的不同。那观点无非是李白过于入世，又无入世的本领，只能徒作高论了。人应当安于小，不被俗谛所扰，如是才能有所进益。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超俗只是一点幻想，在漫长的人生之路，谁都无法免俗。陶渊明的隐逸也是逼而无奈，苏轼不也在进退间徘徊么？

士大夫要独立，在封建时代颇为艰难。像李贽、傅山那样的人毕竟是少的。只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空间。鲁迅那时候慨叹，中国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大家都依附在什么位置上。所以他后来对胡适的参政议政不以为然，大概就是警惕成为官的帮闲与帮忙。这是铮铮铁骨的知识人的理念，后来的读书人不太易坚守于此。像汪曾祺这样的人，和五四那样的知识分子比，有的境界是退化的。

汪曾祺这样的人是找到了逃逸苦楚的方式的，那就是在审美的自慰里，以清纯的谣俗来洗涤泪痕，在人性的美里发掘升华自我的办法。其间宁静的洗染，隔离了俗界的喧闹。不免是逃逸的快慰。但是许多左翼作家却喜欢在剧烈的冲突里拷问我们的思想里的怪影。家、国、天下一直萦绕于此。在家、国、天下的框架下讨论节操问题，易进入同语反复的苦境，思想会在轮回间打转，在那样的语境里，是不会有结论的。汪曾祺看清了类似的难题，所以他绕过了李白的传统，也绕过了茅盾的传统，回到了废名、沈从文那里，以洗练、冲淡之气，自塑己身。

读书人要自立，要有一个自立的空间。可是这样的空间是少的。汪曾祺看到，努力济世的人，后来成为缺少温情与美丽的人，这是可怕的。不仅李白的传统他不喜欢，杜甫的传统与之也非亲近。杜甫那样的悲慨的气质，他一直没有，迂腐的忠诚也是稀少的。当代中国的文人里，喜欢李白与杜甫者多，中间的一条是陶渊明的路。曹聚仁说周作人走的是这样的路。那么我们不妨说沈从文、汪曾祺也有类似的样子吧。现代以来的作家，将李白与杜甫合流的人不少，可是后来把文章弄坏了。在那些人中，口号与忠心成为主宰，唯独没有了自由的飘逸感。刘白羽、杨朔的文字在汪先生看来远离了李白与杜甫，反而把他们的枝节的东西吸收过来，遂造成了一种畸形。所以文章以朴实平静为体，在他看来是最缺失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因素，才有体温感。而我们有体温感的文字，真的太少了。

像茅盾那样的作家，他就亲近不起来。要知道，恰恰是茅盾的审美意识流行了许多年，可谓占重要的位置。茅盾推崇的那些作家，他都有点隔膜，好似与自己没有关系。汪曾祺生活的许多年间，是左翼文化流行的时代，他不太适应这些，可也没有反抗的意愿。水各有道，自得其流，那是没有办法的。社会的大变迁，乃思想与民众之力所致，我们无法抗拒。茅盾那样的作家，是社会潮流的掀动者，直接影响了时代。汪氏自知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可是又不能拒绝它们，只能顺流而下吧。他参加样板戏的写作，不就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但一面也有做戏的痕迹，知道是啖饭之路。在火红的年代里，自我的小情调是要藏起来才对的。

宏大的与细小的，都有清浊的问题。汪曾祺那个传统坚守的往往是纯朴的东西。在他看来，空言无益，把自己办不到的事情用到文章里，就易虚假，最后流于精神的浑浊。而沈从文那样的安于平淡的艺术，倒可以在此显示出清洁的一面。这个问题其实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有宏大的抱负者，也有伟岸的传统的，只是实现它的很少，追逐甚多反而易伪。比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就气魄与境界而言，乃世间佳品。本来可以控制在一个层面上，可是后来贪大，反而把全书破坏了。刘绍棠写的比孙犁多，却无孙犁的清纯秀雅，后者在节制里呈现的是精神的高大。在宏大的叙事间，杂质过多，人反而复杂化了。茅盾、杨沫都有这样的问题。在气象上，许多作家不及他们，这是公认的。可是大家后来却和这些人亲近不起来，似乎被其文字间的堡垒隔离在另一个天地间，倒让人对那些安于小的人有了种种敬意。废名、沈从文后来被许多读书人所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汪曾祺是个红色年代的士大夫。虽然是淡淡的，既没有独特的思想，也没有出奇的审美理念。他只是在荒芜的岁月里恢复了某个文化的传统与趣味。在小说叙述模式上不及茅盾的恢弘，在文字的精约上也弗及废名与张爱玲。但他找到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众人的恬静洗练的世界。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于自己的本真，也接近于常人的本真。也缘于此，他那里流动的确是清美的意绪。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这样的存在了。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汪曾祺：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

文/汪曾祺

语言：唯一标准是准确

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校尉营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北京的店铺，过去都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有的刻在匾上，有的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尘飞白雪，品重红绫”，这是点心铺。“味珍鸡蹠，香渍豚蹄”，是桂香村。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

店铺的告白，往往写得非常醒目。如“照配钥匙，立等可取”。在西四看见一家，门口写着：“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床”，很好。过去的澡堂，一进门就看见四个大字：“各照衣帽”，真是简到不能再简。

《世说新语》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

同样的话，这样说，那样说，多几个字，少几个字，味道便不同。张岱记他的一个亲戚的话：“你张氏兄弟真是奇。肉只是吃，不知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有一个人把这几句话略改了几个字，张岱便斥之为“伧父”。

一个写小说的人得训练自己的“语感”。

要辨别得出，什么语言是无味的。

02

小说的结构的特点：随便

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

戏剧的结构是比较外在的、理智的。写戏总要有介绍人物，矛盾冲突、高潮（写戏一般都要先有提纲，并且要经过讨论），多少是强迫读者（观众）接受这些东西的。戏剧是愚弄。

小说不是这样。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

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

我想用另外一个概念代替“结构”——节奏。

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得都很好。

小说的结构是更精细，更复杂，更无迹可求的。

苏东坡说：“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说的是结构。

章太炎《菿汉微言》论汪容甫的骈体文，“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写小说者，正当如此。

小说的结构的特点，是：随便。

03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

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是有点爱发议论。夹叙夹议，或者离开故事单独抒情。这种议论和抒情有时是可有可无的。

法朗士专爱在小说里发议论。他的一些小说是以议论为主的，故事无关重要。他不过借一个故事来发表一通牵涉到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的大议论。但是法朗士的议论很精彩，很精辟，很深刻。法朗士是哲学家。我们不是。我们发不出很高深的议论。因此，不宜多发。

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

一件事可以这样叙述，也可以那样叙述。怎样叙述，都有倾向性。可以是超然的、客观的、尖刻的、嘲讽的（比如鲁迅的《肥皂》《高老夫子》），也可以是寄予深切的同情的（比如《祝福》《伤逝》）。

董解元《西厢记》写张生和莺莺分别：“马儿登程，坐车儿临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这是叙事。但这里流露出董解元对张生和莺莺的恋爱的态度，充满了感情。“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何等痛切。作者如无深情，便不能写得如此痛切。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

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

04

不要着急，得要慢慢地说

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同样一件事，一个人可以说得娓娓动听，使人如同身临其境；另一个人也许说得索然无味。

《董西厢》是用韵文写的，但是你简直感觉不出是押了韵的。董解元把韵文运用得如此熟练，比用散文还要流畅自如，细致入微，神情毕肖。

写张生问店二哥蒲州有什么可以散心处，店二哥介绍了普救寺：

“店都知，说一和，道：‘国家修造了数载余过，其间盖造的非小可，想天宫上光景，赛他不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普天之下，更没两座。’张生当时听说后，道：‘譬如闲走，与你看去则个。’”

张生与店二哥的对话，语气神情，都非常贴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活脱是一个二哥的口吻。

写张生游览了普救寺，前面铺叙了许多景物，最后写：

“张生觑了，失声地道：‘果然好！’频频地稽首。欲待问是何年建，见梁文上明写着：‘垂拱二年修。’”

这直是神来之笔。“垂拱二年修”，“修”字押得非常稳。这一句把张生的思想活动，神情，动态，全写出来了。——换一个写法就可能很呆板。

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急于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还想告诉人这件事当中包含的道理，面红耳赤，是不会使人留下印象的。

张岱记柳敬亭说武松打虎，武松到酒店里，蓦地一声，店中的空酒坛都嗡嗡作响，说他“闲中著色，精细至此”。

唯悠闲才能精细。

不要着急。

董解元《西厢记》与其说是戏曲，不如说是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董西厢》的《前言》里说：“它的组织形式和它采取的艺术手法，为后来的戏曲、小说开阔了蹊径”，是很有见识的话。从小说的角度来看，《董西厢》的许多细致处远胜于许多话本。它的许多方法，到现在对我们还有用，看起来还很“新”。

05

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

齐白石在他的一本画集的前面题了四句诗：“冷艳如雪箇，来京不值钱。此翁无肝胆，空负一千年。”他后来创出了红花黑叶一派，他的画被买主，——首先是那些壁悬名人字画的大饭庄所接受了。

于非闇开始的画也是吴昌硕式的大写意的。后来张大千告诉他：“现在画吴昌硕式的人这样多，你几时才能出头？”他建议于非闇改画院体的工笔画。于非闇于是改画勾勒重彩。于非闇的画也被北京的市民接受了。

扬州八怪的知音是当时的盐商。

我不以为盐商是不懂艺术的。

艺术是要卖钱的，是要被人们欣赏、接受的。

红花黑叶、勾勒重彩、扬州八怪，一时成为风尚。实际上决定一时风尚的是买主。画家的风格不能脱离欣赏者的趣味太远。

小说也是这样。就是像卡夫卡那样的作家。如果他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欣赏，他的作品是不会存在的。

但是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

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

一九八二年二月

原载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天津文艺》

汪曾祺经典语录名言名句赏析

汪曾祺经典语录名言名句赏析，阅读是一项值得我们培养的好习惯，而对阅读一些名人名言对我们的谈吐有很大的帮助，也能让我们的文学素养得到提高，下面为大家分享汪曾祺经典语录名言名句赏析，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汪曾祺经典语录名言名句赏析1

1、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2、好的语言，都不是起里古怪的语言，不是鲁迅所说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常语中注入新意，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 平常而又独到的语言，来自长期的观察、思索、捉摸。

3、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 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4、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术，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 业余的，爱着。

5、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 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 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6、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 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7、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 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哧笑出声来。 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

8、“什么事都轻描淡写，毫不装腔作势。 说话自然也流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中有还有一点对于自己的嘲讽。 这是一点本事。 可是人最好没有这点本事。 他正因为有这些本事，才种种不如别人。 ”

9、活在世上，你好像随时都在期待着，期待着有什么可以看一看的事。 有时你疲疲困困，你的心休息，你的生命匍伏着像一条假寐的狗，而一到有什么事情来了，你醒豁过来，白日里闪来了清晨。

10、一个作家要养成一种习惯，时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写下来也可以。 不写下来，就记住(真正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印象是不易忘记的)。 记忆里保存了这种常用语言固定住的印象多了，写作时就会从笔端流出，不觉吃力。

11、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 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 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12、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 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

13、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14、人生如梦，我投入的确是真情。 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15、你说我在做梦吗 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 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 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 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 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汪曾祺经典语录名言名句赏析2

1、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2、不很饿，吃米线；倘要充腹耐饥，吃饵块或饵丝。……有一家本来是卖甜品的，忽然别出心裁，添卖牛奶饵丝和甜酒饵丝，生意颇好。……昆明甜酒味浓，甜酒饵丝香，醇，甜，糯。据本省人说：饵块以腾冲的最好。

3、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肥瘦各半的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捅，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嚼之极酥脆，闻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4、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5、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6、偷鸡的有一件家什－－铜蜻蜓。看准了一只老母鸡，把铜蜻蜓一丢，鸡婆子上去就是一口。这一啄，铜蜻蜓的硬簧绷开，鸡嘴撑住了，叫不出来了。正在这鸡十分纳闷的时候，上去一把薅住。 -

7、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

8、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9、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二人。

10、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更有一般堪笑处，六平方米作郇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