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按他的要求去做(一些时候) 我过去常常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夸奖一番是为了求助于他们是一种控制欲和女权主义的表现。我不想欺骗我的丈夫,我希望我们是平等的。现在我知道和一个男人交流——特别是自己的丈夫——可以使他感到满意而又不失严肃性。当他和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也会同样的理解他并为此而感动。 2、表露你的内心世界 无论你生活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个新邻居、一个大房子,甚至是一个不同的婚姻,只有自己是不变的。一次或两次,我做了一些很大的改变:比如换一份新的工作或结束一段关系,这些只是说明生活中的紧张程度没有得到缓解。真正需要适应的是我:我的态度、我的思想、我的能力。一次改变可以扩展你的视线并使你重新享受生活。尽管一些时候,一些改变只是内在的。 3、不要让他改变,改变自己。 如果只有他能帮助你洗衣服、只有他能对你调情。每当我想起这些时,我就已经失败了。为他列一张工作表使自己变的彻底的没有实权。所以我下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当我的丈夫准备洗衣服时,我就会简单的说一句:“用不用我来教你怎样用洗衣机""”我这样和他挑逗一番,他也必然会接受我的亲热表现。 4、坐在驾驶者的位置。 记住你是自己生活的主宰。在我的第一次婚姻生活中,我没有感觉到温馨和灿烂。当最后走到离婚的那一刻时,我决定改变到自己喜欢的那种方式。但是离婚并没有因为我的转变而得到避免。这是由我的所作所为导致的。所以我就知道再结婚时需要做的是什么。 5、说出好与坏 和丈夫之间的争吵常常让我感到恐惧。如果我们真正相爱又怎么会有这样的争吵呢""但是过了很多年,我意识到夫妻之间的争吵竟然戏剧性的增加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一些时候相互的理解会在甜蜜的时刻悄悄的发生。有时候争吵像在黑暗 6、做自己的医生 我回想起以前的种种错误,我竟仍然认为它们是正确的。一个男人只会认为他们被责骂了。当回想起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我试图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处理:“还记得我们以前是怎样计算减少消费的吗""你又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这种方法会比突然的袭击更有效果。 7、少说多做 我说的比较多,但也去做。对于女人来说,交谈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女人总是喜欢说,而男人就喜欢做。回想起来,我经常正确的分析一些问题。我发现当我将一些计划附属行动时,我都会得到很大的成功。与其和丈夫高谈阔论,不如做出实际的成果给他看。 9、忽略小错误 共同分担生活的重担是需要坚强的,无论你的室友是朋友还是丈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如将黄油放在什么地方、喜欢吃什么样的果酱。我过去常常认为我的先生应该和我一样,否则就是他不爱我。现在我知道了,应该同时买两种口味的果酱。 10、正视自己的不足 对于一个每天早上都要发脾气的的丈夫、一个昏暗的天气、一场错过的摔交比赛。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不愉快的经历。现在我可以正视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爱情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距离中找到感情。它可以使你宽容的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中点燃了一支火把,他大声的吼叫反而让我明确的知道我们的分歧在哪里。 11、认识到男人都是一样的 不仅仅是你的丈夫,当我经历了四次婚姻后,我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可以让女人容忍自己的打酣声,实在是很抱歉! 12、明智的争吵 在每次婚姻生活中,我和我的丈夫都会有不愿说出口的意见,当我们偶然提起时就会发生争吵。我们为了一些不必要的争执反反复复很多次,最后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我意识到这些都是我的缘故。现在我不再故意的提起这些分歧,他也看到了我的改变。我们终于都知道,分歧的存在不代表我们之间不再有爱情。 13、释放自己 每当我感觉自己钻进了死胡同,我就会责怪我的丈夫使我感觉如此的压抑。但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的问题是由我自己导致的。我希望我们能经常的改变生活方式,却不赞同孩子经常性的更换学校。我希望回到我日常的工作当中去,不希望被孩子牵绊太多的精力。现在每当我感到生活的压抑时,我就会总结自己的行为。一些时候这样做非常的有效,有些时候让我感到我要自己做一些选择。 14、不要拒绝婚姻的交流 我曾经认为自己可以预言婚姻对于一个男人的全部意义。仔细回顾一下,我终于明白只有一起生活,一天一天的,你就会知道你嫁的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喜欢。但是当你意识到的时候,通常也都是很晚了。那时的解决方法可能只有放弃婚姻的交流。 15、不要做佛罗伊德的游戏 正是因为我了解丈夫的每一个细微的心理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希望他为此作出一些解释。实际上,每当我试着这样做时,我们的争执便变的白热化。这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尽管我有一些见解。我自然而然的成了临床医学家。现在,我学会用理解的方式去领会他的改变。 16、不要以为爱情是想当然的事情 性吸引和深切的感情是很有魔力的东西,但它们通常又是微妙的事物。当一种关系撞击时,会以相应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当分歧产生时,我希望以我以前的正确方法处理它,但是最终没有得到解决。我终于意识到长久的婚姻关系同样需要彼此的尊敬和理解。 17、避免用手指指点点 我的一个丈夫是很喜欢对错误指指点点的,不要介意是什么样的错误、谁的错误。我从来不介意是谁犯的错误,我只想得到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在一个问题上转来转去直到另一个新的矛盾产生。有一次,我和他说无论问题是否产生,他都不会受到指责,我只想和他谈谈并得到他的参与。他的眉头展开了,心情也明显的好转了,他开始和我一起解决问题,就像一对工作上的搭档。 18、煽情 一个在校的女孩子对我的儿子说:“你是一个抢手货。”我的丈夫实话实说道:“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这样对我说!”男人都是喜欢被赞扬的,夸奖自己的男人更是意见有趣的事情。在晚宴上悄悄的挎住他的胳膊,在他的耳边低声的传达你的性要求,或只是简单的告诉他:你爱他。 每当我说出一些甜言蜜语,我的丈夫都会很快的感到自责。这些年来,我都不能理解一个简单的请求,如刷碗后用毛巾擦干——都会真正的伤害一个坚强的男人的自尊心。然而摆在我面前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他从此再也不洗碗。男人总是希望自己很完美,喜欢自己的做事方式,因此任何其它要求的做事方式对他们而言都会是一种指责,尽管你本身并不是这个意思。
威廉·约瑟夫·多诺万William Joseph Donovan1883—1959)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1942—1945),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早年从业法律界,1912 年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年代任罗彻斯特市市长和联邦司法部长助理。三十年代重操律师业。1940—1941 年间负秘密使命前往英国、巴尔干诸国和中东地区考察。1941 年7 月被任命为情报协调员,负责收集情报并与英国安全协调小组合作,执行对海外纳粹分子的特别行动计划。1942 年建立战略情报局并任局长,直接对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负责,掌管对德国和欧洲被占领区派遣间谍、收集军事情报、反宣传、策划破坏活动等。1942 年12 月访苏,试图建立互设情报交换代表,未获成功。1944 年获少将衔。同年到中国国统区,与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签订《中美合作所补充合同》。1945年大战结束后,10月战略情报局撤销,他被免职。主张建立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机构。尽力为在1947 年成立中央情报局献策,但未任职务。后曾任驻泰国大使、国际情报研究所所长。 罗斯福上台后,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现状非常不满意,还得不停地协调各情报机构之间的纷争。1938年末,为扩大反情报工作,他给联邦调查局专门拨款30万美元,这让其他情报机构很不服气。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乘机拟出一项规划,要求与陆、海军情报部不定期交换情报,但是这两家不买他的账。同时,国务院、财政部等其他非军事情报机构也不愿意削弱自己的情报职能,觉得联邦调查局太过嚣张。情报界一时吵得不可开交。老奸巨滑的胡佛找了个机会,把这一堆烂摊子又推回给了白宫。罗斯福总统慌了,这时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德意日三国都已开始动手,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国内的这些情报精英不但交不出他想要的东西,竟然还为争夺控制权吵个没完!因此,1939年,总统发布秘密指示,将全部谍报工作、反谍报工作和对敌破坏工作交给联邦调查局和陆、海军情报部。同时,他还授权联邦调查局在拉丁美洲针对轴心国间谍开展反情报和安全工作。
随着德国军队闪电般的进攻,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一路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后与几乎算是硕果仅存的英国隔海对峙。罗斯福心急如焚,他开始着手支持被围困的英国。可是情报机构长期效率低下,国务院又思想僵化,爱和他唱对台戏,他对这些固定的情报渠道实在不放心,于是开始重用私人情报网。他跳开政府的规定,直接挑选和使用一些对他极为忠实和可靠的人,这些人直接对他本人负责。这些人中间有外交官、军方人士、记者、作家、社会名流,还有一些是他的私人朋友。中央情报局的开山始祖,威廉·多诺万就是其中之一。 多诺万是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两个人骨子里都是强硬派,看问题总要发表意见,经常因为意见不合争起来,外人看起来像在闹别扭,其实两个人私底下关系很不错。多诺万强壮、勇敢、意志坚决,上了战场就极其的兴奋活跃。一战的时候他随陆军上将潘兴出征墨西哥,有段时间天天长途行军。他的部下怨声载道,永远精力充沛的多诺万上尉就冲他们吼道:看我,我都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喘气,你们为什么就吃不消!有人在队伍后面悄声地说:我们可不像你,野蛮的比尔。从此,这个外号就慢慢传开去。不料,多诺万知道后反而很高兴,俨然以野蛮的比尔自居。到战争结束时,野蛮的比尔已晋升为上校,成为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
退役后的多诺万曾想走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是他的运气不好,连续几次竞选州长都以失败告终。1924年他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日后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此时是他的下属。随着好友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他一直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都没能如意。多诺万于是拍拍屁股走人,在华尔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后来白宫又曾邀请他担任海军副部长,他觉得没劲,便不客气地拒绝了。
多诺万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佬,他的性格极其豪爽,社交广泛,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一直蒸蒸日上,很快发了大财。不过这个老兄是个闲不住的人,挣钱与他的雄心壮志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他很快就把事务所交给合伙人,自己跑到欧洲各个战场上去巡视。他目睹了德国在欧洲气势汹汹的进攻,分析了轴心国的活动态势和走向,并考察了英法等国的抵抗运动,回国后写了一大堆分析报告,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美国要尽早做好全面的战争准备。在这一点上,多诺万与老同学罗斯福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他要激进得多。当时美国精英阶层关于是否要参与这场大战还存在争论,野蛮的比尔对此很是生气:在这样一个残酷无情、恶魔当道的时候,怎么能像个女人一样扭扭捏捏呢!
1940年7月,多诺万接到邀请,来到罗斯福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谈谈他对国家形势和英国的看法。他的听众有四个:总统、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陆军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和海军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多诺万情绪高昂,滔滔不绝,再三强调美国要做好战争准备,并及时给予英国必要的援助,以对抗纳粹。另外,美国还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和罗斯福当时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此时华盛顿刚刚收到两份完全相反的情报报告,驻英大使老约瑟夫·P·肯尼迪悲观地认为英国抵抗不了多久就会投降,使馆其他人员则坚持英国的抵抗运动一定能坚持下去。为切实了解英国的实际情况,密谈结束后,罗斯福委派多诺万去英国,考察其士气和抗击纳粹的实力,同时了解它的情报工作和反谍经验。
1940年12月,多诺万来到英国,受到最为隆重的欢迎。日益吃紧的英国一直拼命谋求美国参战,并与美方就交换秘密情报开展了初步合作。英方希望保持这种情报合作的稳定性,也希望情报上的合作能促使美国进一步看清事态,及早参战,因此一直竭力说服罗斯福,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协调性的统一的情报机构。多诺万的来访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斯图尔特·孟席斯亲自陪同多诺万全程访问,并向他保证,他能见到他所想见的任何人,能了解他想了解的任何情况。而且,若美国决定建立统一的情报机构,英国情报机构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在孟齐斯的陪同下,多诺万看到了英国为抵抗纳粹而做好的各项准备,看到了英国人最新发明的秘密武器,还了解到英国情报工作的经验、训练方法和一些基本技战术。他还受到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和乔治六世国王的接见,丘吉尔向他反复强调了谍报工作的重要性。
多诺万回国后的乐观报告坚定了罗斯福放弃中立、援助英国的决心。同时,多诺万向总统提议,仿效英国的方法,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国外情报工作,搜集敌情,并为总统提供分析意见。罗斯福对这一提议有点动心,但是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一致反对,他们担心多诺万的机构会侵越自己的权限,都拒绝与这个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人共事。 多诺万不管这些,不屈不挠地找罗斯福;英国谍报官员,有小比尔之称的斯蒂芬森借着与白宫的特殊交情为他辩驳。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开战。形势的严峻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之前的预料,罗斯福迅速做出决定,成立美国情报协调局,由多诺万任局长。
1941年7月,多诺万从预算局要来45万美元的拨款,在白宫附近几间破旧的大楼里开始工作。他运用灵活的社交手腕,招徕一大帮精英分子。这里面有哈佛大学的知名学者,著名诗人、商人富翁、银行家、**导演、剧作家等等,全都是显赫人物,个个精明强干,神通广大。
几个月以后,情报协调局的膨胀能力让所有人跌破眼镜:它的工作人员从最初的几十人猛增到600多人,在华盛顿很多地方和纽约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办事处。但多诺万还不满意,他要把机构规模再扩大一倍!
多诺万完全不管有关的行政规定,大肆招揽各种身份的人才,不管是鸡鸣狗盗之徒还是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他一概不管,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行。招揽来的人大部分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连最简单的领取日常工作用品的机关常识都没有。但是多诺万一点都不在意这个,他要通过正规的训练把这些有潜力的人训练成最一流的情报人员。在一些秘密学校里,英国的情报专家担任教师,教授情报协调局特别行动处的人各种隐蔽行动技能,包括制图、暗杀、爆破和格斗等等。
情报协调局的工作分公开和隐蔽两部分,公开活动主要是由学者们对情报进行专门的分析和研究,隐蔽工作主要是指在敌后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协调局由5个专业机构组成:秘密情报处,从事谍报工作;特别行动处,从事破坏与颠覆活动;反情报处,从事防谍工作;心战行动处,制造和传播黑色宣传;作训处,训练打入敌占区的游击分队。另外,还有财务管理、通信联系、人员招聘等后勤部门。
研究开发处是情报协调局下的另一个重要部门,它主要由发明家和科学家组成,负责开发各种情报工具,伪造各类身份证件,研制专供特工使用的特别武器。他们发明了很多暗杀使用的无声手枪和精巧的爆炸装置。有一种叫做凯西·琼斯的精巧装置,专门用来破坏铁路,它用磁铁吸在火车头和电眼的下部,这样火车只有在进入隧道时才会爆炸,造成的损失更大。
研究开发处的处长斯坦利·洛弗尔看上去沉默寡言,实际上是个狂热的异想天开分子。听说希特勒是素食者,他就想了个怪主意:在希特勒的蔬菜中偷偷注入雌性激素,使他的胡子掉光,接着说起话来就会尖声尖气,像个女人--这样就达到了阉割这个魔头的目的,进而可以毁坏他的个人形象,让德国人不再尊敬这个女人似的元首。说了这么多,洛弗尔先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大约是他想凭借对希特勒个人形象的破坏来破坏德国纳粹政权的稳定吧。
情报协调局的发展很快,多诺万源源不断地给罗斯福提供各种情报报告,总统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但是,这时候它的地位还远远没有达到多诺万预想的高度。罗斯福多疑的性格使他不相信任何一个机构或某个人提供的情报--至少有10多条情报渠道在运转。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担心情报协调局的扩大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它十分排斥,拒绝提供一些秘密情报,总之,拖多诺万后腿的事他们也没少干。
事实上,情报协调局成立之前那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不该出现的情况最终导致了一场历史性的悲剧的发生。
1941年12月,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多诺万正在波洛运动场看一场足球比赛,眼看到了射门的关键时刻,赛场外的高音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威廉·多诺万上校,请给华盛顿19号话务员打电话!
华盛顿19号话务员!这是白宫的一条紧急电话线路,多诺万立刻知道出大事了。总统的秘书告诉他,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珍珠港基地遭到毁灭性打击,总统要他立即赶回华盛顿。
这帮混蛋!挂上电话,多诺万愤怒地骂了出来。他早就向陆海军情报部索要过有关日本军事动向的材料,那帮混蛋没给!虽然情报协调局的职责之一就是协调各情报机构,但他根本拿不到最及时最核心的秘密情报,而陆、海军情报部自己向总统呈交的则是些基本的原始材料,而不是整体的分析成果。
多诺万急冲冲地赶到华盛顿,立刻召集情报分析专家开会,准备给总统和内阁提供分析材料,但他手头缺乏基本的日本情报,而此时三大情报机构乱成一团,都忙着自己搜集情报,没有人在意多诺万索要情报的要求。多诺万气坏了。
1941年12月7日深夜,多诺万被叫进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阴沉着脸,房间里的气氛很尴尬。忽然,总统狠狠地敲了下桌子,开始大发雷霆:他们像猎人打野鸭一样在打我们的军舰!打鸭子!比尔!他挥舞着手臂,激动而愤怒。
珍珠港事件在整个美国社会引起巨大的震惊。为什么没有任何警报?那么多情报机构都在干什么?谁应该为这一国家的悲剧负责任?
多诺万有理由发火,珍珠港的悲剧本来可以避免的,种种资料表明,从1941年初开始,美国的军方情报机构曾通过不同的渠道多次获得关于日军可能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但是,这些情报要么因为某种原因被搁置起来,要么被认为不重要而忽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军官埃德温·莱顿发现日军航母动向异常,多次警告在远东和珍珠港可能发生战斗,但是他却因此被作战部的军官视为庸人自扰,酷爱散布星期六危机。在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中,没有一个人负责研究日本外交情报,没有人专门整理互相交错的秘密情报,也没有一个精干的中央机构对总统和内阁获得的大量情报进行分析,使其看到最为迫切和危险的事情。
无论如何,就像一位军方高官所说:情报部门对珍珠港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陆军和海军情报部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抬不头来。
在愤怒和耻辱感中,任何荒唐滑稽的方案都可能出笼---头脑同样发了一回热的多诺万怂恿总统派遣剩余的太平洋舰队的一半兵力和1万多名突击队员--美国其实没有这样的突击队员--去攻打日本北海道。还有人建议美国轰炸日本火山,把日本埋在岩浆和灰烬中。情报协调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情报,听说日本人极端害怕蝙蝠,提出向日本空投蝙蝠,以扰乱人心。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罗斯福总统居然认真考虑并采纳了这个计划--美军不辞劳苦地捕获了数万只大蝙蝠,在它们身上绑上一种特殊微型炸弹,以便让它们在降落后引起爆炸和火灾,造成更大的恐慌。后来美军出动了多架轰炸机把这些蝙蝠空投到日本境内,结果大部分蝙蝠还没落地就在高空冻死了或摔死了,没死的也是奄奄一息--而日本人根本就不怕这个!总之,这种种荒诞怪事,竟然发生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也算是千古奇谈了。
珍珠港事件之后,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多诺万加大了情报协调局的活动范围和力度。他甚至一度从老朋友斯蒂芬森手中接过英国间谍原来干的一项活儿,即定期到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秘密搜查,偷拍亲轴心国的佛朗哥政府的密码本和重要文件,以协助英国攻克德国迷字机密密码。但是这一秘密举动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大为光火,因为这该是他管的事。胡佛一气之下,在情报协调局的密探再潜入使馆时,联邦调查局出动车辆,打开明亮的信号灯,并且高放警报信号,最后把惊慌失措的密探给逮回去了。多诺万气得浑身发抖,他和胡佛一直吵到罗斯福面前,但是总统出于自己的考虑,并没有训斥胡佛,反而是下令把这项任务转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改善当前的混乱情报局面,1942年初,罗斯福一度想解散情报协调局,将其各个机构分配到其他情报部门中去。多诺万为了使这一想法不被实施,真是费尽了心思,后来他找到了一个意外的盟友--美国最高军事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后者坚信美国必须有一个机构专门从事对敌秘密工作,多诺万则使他们相信情报协调局就是最好的执行者。 1942年,丘吉尔首相发出到欧洲放火的号令,正中多诺万的下怀。他选派大批战略情报局的人去英国接受训练,回来后分成多个特别行动小组,去各地执行特种军事任务,其中多数是烧、杀、砸、抢等颠覆和破坏活动。除了太平洋地区海军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部门不许他们插足外,多诺万麾下的特别小组几乎遍布世界各地。有时他自己还要求参与某些冒险活动,尽管以他的身份和级别,这是不被允许的。
盟军在欧洲发动攻势后,多诺万坚持要去诺曼底亲身体验一下。他找到一位关系不错的海军上将,但是后者一口拒绝了。多诺万的身份太特殊,了解太多机密,这样的重量级官员无论牺牲或被俘,都会带来非常重大的负面影响。多诺万争辩说,在诺曼底牺牲是一名军人最光荣的事,而且他是没有权力做俘虏的,如果陷入绝境,他会服毒,如果没有毒药,他就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无论如何他一定要去。为了实现这一想法,多诺万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死活赖着要去。最后他终于靠关系登上了诺曼底海滩,他像普通战士一样,全副武装,在敌人呼啸的子弹中沉着应对。登陆之后,多诺万心满意足,他的关系人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胆大的多诺万不仅爱搞些这样的小冒险,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很执拗,凡是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就算上司不同意,他变着法儿也会干。1944年末,战略情报局搞到苏联4种军事和外交密码(苏联人当时还不知道这些密码被破获,仍然在使用)以及约1500份文件,多诺万欣喜若狂。可是罗斯福总统和副总统爱德华·斯瑞纽斯却命令他在不透露来源、不留副本的前提下,将密码与文件交还苏联。多诺万执行了这一命令,但在送还之前,他偷偷地将密码复制了一套。这些副本后来在调查隐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初,多诺万还擅自下了一个口头命令,让手下的人收集分析能透露苏联人在巴尔干的意图的秘密资料。
在多诺万的带动下,战略情报局的风格极其自由,这里的人一个个都被训练得胆大包天。由于它的机构人员很多是临时雇佣的,没有一个正式的等级制度,就显得更加混乱了。
二战快结束时,战略情报局进行了一项代号为纸夹的行动计划,专门搜寻德国科学家,把他们带回美国,防止落到苏联人手上。一个名叫罗兹的中尉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一个不肯合作的美国上校,上校指责他的做法,并且拒绝交出这些科学家。罗兹竟然掏出手枪对准他,并指挥他的小分队包围了这些科学家。后来他因为这一鲁莽的行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多诺万却很欣赏这样有胆色的举动并为他提供证词和辩护。他表示,罗兹无视军纪的做法令他很恼火,但是他宁可看到一个有胆量不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的中尉,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只顾自己往上爬的下属。
多诺万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和长期的实战经验使战略情报局里走出了不少优秀的特工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直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有4个人还先后当上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瑞士指挥对德间谍网;理查德·赫尔姆斯,当过记者,参与过反纳粹的秘密活动;威廉·科尔比,作为杰德堡突击队队员空降到挪威和法国执行破坏任务;威廉·凯西,领导德国谍报小组。其中,尤以杜勒斯的表现最为出色。(瓦解意大利德军的日出行动的详细过程见艾伦·杜勒斯的词条) 1945年初,罗斯福让多诺万制定一个有关战后长期情报机构的规划,这正是多诺万一直想做的事。他很快拿出一份绝密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该机构由总统直接控制,机构负责人与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共同组成顾问委员会,协调各大情报机构,完成谍报、反谍报、研究与分析、对外政治颠覆和总统可能交给的与情报有关的其他工作。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
不久,多诺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份计划走露了风声,随之而来的是四方的抵制、批评和反对。本来就对战略情报局不满的国务院、参谋长列席会议、预算局和陆、海军情报机构都对这一想法强烈反对,胡佛更是愤怒之极,因为他正在起草让联邦调查局控制所有国外情报工作的计划。这次,他决心和多诺万大干一场。
1945年2月,反对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都以醒目标题登出多诺万的这一计划,说他要建立战后超级间谍系统,监视公民生活,并称这一机构将是美国超级盖世太保。多诺万心里清楚,能搞到这个绝密文件又把它泄露给外界的正是他的老对手胡佛。不过他没工夫吵架,建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构想已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不绝于耳。他开始多方寻求支持者,并极力地说服总统。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哈里·S·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本身不喜欢搞秘密组织,华盛顿的各个情报机构趁机大告战略情报局的状,包括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腐败无能、严重亲英等等,媒体也开始新一轮的抨击。这一切都令多诺万感到大事不妙,他清楚地看到,战略情报局在战后很可能将不复存在。他试着挽回这一局面,并为之四处奔走,但此时他对白宫的影响力已经和往日不能比了。
1945年9月,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他对多诺万长期的杰出表现表示感谢和赞赏,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才能已经不再需要,但安慰他说,政府的战后情报机构将以你创立的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
9月28日,在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颤抖着声音,向下属们宣布解散。他感谢他们在战争时期的优秀工作,赞扬他们的勇敢与献身精神,并肯定这一工作对美国今后还将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他再次望了一眼这栋熟悉的大楼,独自离去。
战略情报局结束以后,没有了中央的协调和分析系统,美国的情报活动又陷入混乱和分散中。杜鲁门经常发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毫无条理,各个机构发出许多未经分析和相互矛盾的报告,让事情更加混乱。这并不是他乐于见到的。他开始意识到,解散战略情报局是一个错误。
1946年1月,杜鲁门下令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成员由国务卿、陆、海军部长和总统军事顾问组成,全面负责美国对外情报活动。委员会下设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执行机构,代替原来战略情报局在海外的情报活动 。
伟大的友谊
我的记忆犹如广阔的蓝天,天空中的每一朵白云都是我的朋友。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友当中李林是最突出。我和她的友谊像瀑布一样剪也剪不断。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互帮互助,亲密的简直无话不谈。虽然她已经转学了,但是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
我记得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因为出了水痘,有一段时间不能去上课。在妈妈的精心的照顾下,我的病终于好了。我刚进班,李林主动要求帮我补课。她白天努力地学习,晚上帮我补课。有一次,由于老师布置的作业挺多的,李林帮我补习的时间也比较长。就耽误了她写作业的时间,李林帮我补习到12点才回家,她写作业到深夜,还要帮我准备第二天的复习笔记。由于晚上睡眠不足,第二天早晨没有充沛的精力,所以在上课时不停地打哈欠。终于熬不住睡着了,结果被老师发现了。“李林站起来”老师严厉地说。李林没有听到老师的话,过了一会李林还是没有站起来。老师十分生气,走到了李林的跟前。老师再次生气地说:“李林站到后面去,不要浪费大家的学习时间。”李林羞愧地站到后面。
在放学的路上,我对李林说:“你这些天帮我补习太累了,今天你好好的休息一晚。明天我们再继续吧!”我已经把你今天晚上的复习计划定好了,不要再推迟了。”李林坚定地说。晚上李林仍旧帮我补课。过了几天我落下的功课全都补齐了。并且在一次测验中取得了好成绩,而李林却因为我生病了。
我与李林的友谊就像高尔基说的一样:真正的朋友,在你获得成功时,为你高兴,而不捧场,在你遇到不幸或悲伤时,会给你及时的支持和鼓励。在你有缺点可能犯错的时候,会给你正确的批评与帮助。
重筑友谊
我和陈明是好朋友。一天上午课间,我们把在手工小组做的小木船拿出来玩,陈明一不小心把它摔在了地上。争执中,陈明把它踩坏了,我非常生气,一把夺过他的小木船,使劲地摔在地上,恶狠狠地踩了几脚,又不解气地把它到墙角。“我要你的木船给我的陪葬!”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冲出教室。
中午,他主动和我打招呼,好像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刚要张嘴,我就故意跑得远远的,看着他愣在那里的样子,我心里甜甜的,仿佛吃了蜂蜜一样,心想,这就是罪有应得!下午上体育课时,老师说陈明不舒服,不来上课。我心想:难受了吧,这就是弄坏我小木船的下场!不好,忘带水杯了,我得上去拿。我三步并做两步,飞快地冲上楼,陈明不是不舒服吗?他怎么一会儿低头摆弄着什么,一会儿抬头四处看?一看我来了,他为什么慌忙地趴在桌子上?咦!他胳膊旁边好像露出一瓶胶水,怎么回事?看他这劲头,比我还足呢,没错!他肯定是装病,在拼模型呢!我像抓了他的把柄一样,兴奋极了,对!告老师去。哼,老师先找他谈话,再请他家长,陈明回家后再挨一顿打,看着他走进老师办公室,我都快笑出来了,总算为我的小木船报仇了,我轻松地舒了口气。
下课后陈明主动找到我,他一脸愉悦,脸上连一丝怨恨的情绪都没有,他双手慎重地捧着满是胶水的木船,递给了我。“给,修好了――我们的友谊也能重新修筑起来吗?”我愣愣地,羞惭地接过木船,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什么滋味。我刚才怎么能那么做,“对不起,我不该……你不仅修好了木船,也修好了我们的友谊,它比以前更牢固。”
我们将木船放在水中,它满载着我们的友谊在永流不息的河水中漂流着……
友谊之衣
真是的,又和沈甘馨吵架了!怀着闷闷不乐的心情,我走进了课堂。
这节课是政治课,她又是科代表!哎,真烦人。我坐立不安盼着早点下课,身子扭来扭去,一不小心,把我的衣服划破了。本来我还没有在意,用一些透明胶贴上,想回家去补一补。“啪”翘着椅子的我,一不留神从椅子上摔落。全班各大媒体记者的目光立刻在我座位上开会,随后则是一阵狂笑。我想从椅子上摔下来应该不会如此让人震撼吧!我不禁看了看地面。天呀!地上全是羽毛。看到这儿,我便开始观察它们从何而来,随之则落幕到我刚刚贴好的衣服上。我涨红了脸,顿时不知所措。直到老师提醒,我才提起椅子,坐下并捡起那些羽毛。老师阻止了我,让我下课后再打扫干净。整节课都是在紧张的感受下度过的。
下课后我扫起地上那如雪的羽毛,并用左手紧紧捏住衣服的“伤口”我捂住“伤口”,生怕别人会发现。一下课同学们就涌了过来,问我的衣服怎么了。我不敢开口说,怕她们会笑我,便独自离开了教室。失落而又紧张的心情一直伴我到晚饭后,由于我没有带其它的外套,只好将就穿上。
回到教室里,那样的询问仍没有停止。门口的沈甘馨突然叫我去外面,我猜一定是想嘲笑我吧!没关系,我不怕!于是我就跟着去了。只见沈甘馨从背后拿出一件她自己的衣服给我,让我换上。一时之间,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流过,是甜甜的,我纳闷,她为什么会这样对我?是宽容、是同窗之谊。这一刻,是我在翠外最震撼的一刻。
一个学期过了,这个难忘的回忆一直在我心里。说出来也不好笑了,反而我心里感到很快乐,很温暖。而那件衣服是我友谊之路上的一道风景,是我人生中的友谊之衣。
我班盛开友谊花
我们班有五十名同学,同在一个屋檐下,共浴一片朝阳。学习上,我们相互激励。生活中,我们相互帮助。同学之间,团结友爱的友谊之花,犹如盛开的鲜花,在我班争奇斗艳。
记得,在二年级时,我们学了一篇课文“雷锋叔叔,你在哪里”这片课文,通过寻找雷锋的足迹,赞扬了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告诉我们只要有爱心的地方,就会有雷锋的影子。在雷锋叔叔无似奉献助人为乐的精神的鼓舞下,使我们班上的好人好事越来越多了。
学习上,同学们互相帮助。学习好的同学都非常主动地帮助学习差的同学,比如:“我们班的班长,她每天都主动帮助学习差的同学补课,耐心地给他讲解不会的题,坚持不懈的给他补了一个月。”使我们班那个学习差的同学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班长的带动下,有许多学习好的同学也主动帮助学习差的同学,把学习成绩提高上来了。使我们班的学习成绩由以前的第三名,上升到了第二名。
我们班的同学们不但在学习上互相帮助,而且在生活上也能做到互相关心照顾,主动帮助身边有困难的同学。
尤其是我们班的一名女同学,有先天性的腿脚残疾,行走不是很方便。有时,她的家人不能及时地到学校来接她,我们班的同学都能够主动地把她送回家。有一次,放学回家时正赶上下着大雨,她又没带雨伞,我们班的同学都主动地把伞借给她用,并送她回家,而我们班的同学却被大雨淋湿了。体现了同学之间团结和助人为乐的精神。
这些事只是我们班学雷锋做好事盛开的友谊之花的几朵。在我们班这个友谊的大花坛里,竟相开放的友谊之花,还有许多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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