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有多会做官？他如何办理一个案子救了两个大官？

在晚清三杰中，曾国藩会做人，左宗棠会做事，李鸿章会做官，是许多人共同的看法。那么，李鸿章到底有多会做官呢？

李鸿章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这说明李鸿章在做官这件事上是游刃有余、举重若轻的。他能够在晚清那种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三次担任直隶总督，累计时间长达25年，是清朝任职直隶总督时间最长的一位，自然在做官上有独到之处。

这里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李鸿章的做官能力。

一

1869年，李鸿章因剿灭西捻军有功，赏加太子太保衔，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正式任职总督级别的高官。在这之前，李鸿章曾经短暂署理过两江总督，但那是由于曾国藩奉命北上督师剿捻，他暂时为老师代理职务而已。

当年6月，李鸿章接到了一道奇怪的圣旨。朝廷命令他前去四川，调查四川总督吴棠贪污受贿的案子。

为什么说这是一道奇怪的圣旨呢？因为按照正常情况，总督级别的贪污受贿案子，得由刑部大员前去查处，怎么能让总督调查总督呢？而且，当年李鸿章在安徽办团练时，与吴棠有同僚兼好友之谊，众所周知，办案时应当回避的。朝廷怎么会做出这种安排呢？

二

李鸿章接到命令后，没有立即动身前往四川，而是询问幕僚许钤身的看法。许钤身给李鸿章讲了一个故事。

1853年，慈禧太后父亲惠征病死于江苏镇江府。那时候，慈禧太后还没有发迹，护送父亲灵柩回籍时，冷冷清清，孤苦伶仃。时任江苏清河县令的吴棠，对慈禧太后进行资助，让慈禧太后大为感激。后来，慈禧太后掌握实权，对吴棠屡屡提拔。吴棠便在短短几年内，由一个小小县令，飞黄腾达成为督抚级别的封疆大吏。所以，这次慈禧太后不要刑部参与案子，而是让李鸿章办案，恐怕有明查暗帮之意。

李鸿章心里有底了，不过他处事谨慎，又致信恭亲王奕欣，探听这道圣旨背后的故事。恭亲王与李鸿章关系很好，他收到李鸿章信件后，在回信中详细解释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原来，吴棠是1867年从闽浙总督任上调任四川总督的。1869年，云贵总督刘岳昭奏报朝廷，弹劾吴棠赴任四川总督之时，他的下属向属员索要馈赠，收取贿赂。军机处原本打算让刑部尚书到四川调查此案，但慈禧太后制止了，点名让李鸿章前去四川查案。

李鸿章何等聪明的人？他立即就明白了慈禧太后的真实意图，放心地前去四川查案了。

三

到了四川，李鸿章没去见吴棠，而是首先抓了他两个手下：张登高和盛贵，进行了审讯后关押起来。此后10余天再无动静。

吴棠猜不透李鸿章的用意，沉不住气了。他主动来见李鸿章，恳请李鸿章放他一马。李鸿章告诉他，只要他坦白交代，大家都是封疆大吏，一定可以周旋处理，不至于太难看。吴棠便一五一十地向李鸿章作了交代。他这一说，贪污受贿的数目比两个手下交代的还多得多。

李鸿章毫不为奇。为官10多年来，这种事情他见多了。晚清官场，几乎无人不贪。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也。吴棠贪污这些银子，早在他意料之中。再加上吴棠办事能力确实比较强，算得上是能吏了，所以慈禧太后有意放他一马。

当然，这些幕后的真实情况，李鸿章是不会告诉吴棠的。他要吴棠将来感激自己，而不是慈禧太后。

四

就在这时，官场又发生了一场“地震”：山东巡抚丁宝桢杀了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安德海！

安德海在“辛酉之变”中成为了慈禧太后的心腹，被晋升为总管大太监，在朝廷里显赫一时。由于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安德海不由得“膨胀”起来。1869年，安德海借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离开京城，一路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地方官员。结果到了山东地面，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下，以安德海擅自出宫违背祖制等罪名，将其斩杀。

说起来，李鸿章与丁宝桢的关系并不好。1866年，丁宝桢升任山东巡抚后，曾经回贵州平远老家祭祖。途径湖北汉口时，李鸿章的兄长、湖广总督李瀚章依照官场惯例，送了他3000两银子。丁宝桢虽然收下，但第二年祭祖回来，一文不少地“完璧归赵”。

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是李瀚章的兄弟。丁宝桢不给李瀚章的面子，等于是打李鸿章的脸。

这时候，如果李鸿章要对丁宝桢落井下石，凭借李鸿章在朝廷的影响力，恐怕丁宝桢得吃不了兜着走。可是，李鸿章没有这样做。他不但没有对丁宝桢落井下石，还爱惜丁宝桢是一个难得的清官、能吏，要给他雪中送炭。

五

李鸿章是怎么做的呢？他把这件事告诉吴棠，说现在天下的巡抚都在上书朝廷，为丁宝桢说情，你为何不上一个折子，救救丁宝桢？

吴棠也是一个人精，他立即懂得了李鸿章的用意，当即表态，自己与总管二太监李莲英关系不错，可以通过这层关系前去打点。花多少钱，都自己出。吴棠与丁宝桢素不相识，他愿意真金白银拿钱出来救丁宝桢，当然是为了讨好李鸿章，换取李鸿章从轻处理自己。

李鸿章很高兴。他奏报朝廷，声称是有人诬陷吴棠，“川省习尚钻营，棠遇事整顿，猾吏造言腾谤。”朝廷下诏，要吴棠“力加整饬，勿稍瞻顾”，同时将弹劾吴棠的云贵总督刘岳昭革职处理。

吴棠顺利过关，继续当他的四川总督。

另一方面，在吴棠等人的呼吁下，丁宝桢杀掉安德海一事没有被朝廷追究，留任山东巡抚。

丁宝桢虽然是一个清官，但他不傻，知道李鸿章暗中帮助他后，心存感激，双方化敌为友。1876年，丁宝桢接替吴棠担任四川总督，入京觐见时，李鸿章知道他囊中羞涩，无法应付京城各种应酬，便送他1万两银子。这次，丁宝桢大大方方地收下。

多年以后，李鸿章还不无感慨地说：“这一次，总算他赏脸，比起家兄来，面子上要好看些。”

100年前的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审视李鸿章，相信对仍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人不无助益。离1901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

李鸿章，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 “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洋务重臣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 “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1876年9月，《烟台条约》签订。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到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振聋发聩之声

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赋闲在京城贤良寺。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朝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有 “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即与俄国结盟。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这一次，李鸿章没能意识到一个具有近代常识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至于当大清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一点，李鸿章和大清国的官员都没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同样会给俄国人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更何况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装。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就是对中国东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中东铁路警察队”。关于后者，李鸿章想到了，于是他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

离开俄国，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在英国，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李鸿章觉得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而大清国要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极大的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令李鸿章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海军和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的开明思想令他说出了：“实具同心。”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当客轮驶往美国的途中，李鸿章在船上对每一位他见到的美国人都问这样的三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得离纽约近吗？

《纽约时报》记者接着报道说：“没有乘客表示他曾向女士问过这三个问题。”

而对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回题，李鸿章的回答是：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

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美国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的回答是：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李鸿章甚至宁愿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李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结束访美之后，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20年无事。然而仅仅4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紧接着，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国人开始胁迫大清政府将“东三省永远归俄国所有”。这时候，李鸿章终于明白：大清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所奉行的 “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么的天真无知。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 “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最后一次出场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 “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以卵敌石，岂能幸免？”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 “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 “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 “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 “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几种评论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李鸿章的“汉奸”、“卖国贼”帽子

在中国大陆，李鸿章几乎成了“汉奸” 、“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李鸿章的一生丰富、复杂，限于篇幅，全面评述留待异日，此处先介绍晚清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在辛丑和约上签字后不久，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任公不愧为史学大师，这些话至今仍值得人们深思。以《辛丑和约》来说，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这怪谁呢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慈禧及其他操纵和支持义和团的愚蠢官员们的误国大罪。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国际法传入六十年后，不管有什么理由，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情绪恶性大发作。只要清政府善于引导和制止，本来可以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可是，慈禧及那些王公大臣们却要煽动与依赖这些无知之民同列强“一决雌雄”、“张国之威”!(《宣战诏书》,光绪二十六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要苛责李氏呢

要全面评价李鸿章，不妨再听听张之洞的意见。张、李政见常相龃龉。谭嗣同曾一再引用他对李鸿章的评语: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全集》第158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是颇有见识之士，而又非李氏的门生故旧，这些亲身观察所得颇值得后人重视。

翻开一部晚清史，轻重工业创办，矿山开采，铁路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学校的创办，海军创建，陆军编练，外交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他还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方针和许多改革、开放的主张，未被采纳而延误了时机。是非得失如何？失误中哪些是环境限制，哪些是自身责任？需要认真梳理。梁启超说：“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针见血，应该三思！

清军入关时，很多的汉人都无法接受清朝的统治，认为自己成了亡国奴。以至于在清朝统治的两百多年时间里，一直有天地会这个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组织存在。鸦片战争以后，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早已失去了康乾盛世时期的光芒，犹如风雪中的枯枝残叶摇摇欲坠。而此时的满清统治者一改过去不重用汉人的做法，提拔任用汉人做高官，希望通过汉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虽然这些汉人高官都曾为挽救清王朝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四人被称为“晚清四大名臣”，但是最终还是改变不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而后世对这些为满清做事并且竭力挽救清王朝统治的汉臣都怎么评价呢？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满清朝廷曾派军机大臣塞尚阿到广西进行镇压，可是屡战屡败。太平军以闪电般的速度占领了大清朝的半壁江山，情急之下，道光皇帝下令曾国藩率领湘军前往镇压。1864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占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左宗棠本一介布衣，太平军进入湖南的时候曾经想投靠太平天国石达开部，结果因为东王杨秀清的阻挠而放弃念想。后来被清朝统治者重用，率领清军从沙俄手中收回新疆，并向清朝统治者建议设置新疆省。被后人称为民族英雄！

李鸿章是晚清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跟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我国领土主权受到严重侵犯。一些专家学者称他为卖国贼。

张之洞创建了安庆军械所，和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合称“晚清四大名臣”，由于他们都是洋务运动重要的组织者和发起人，又被一些专家和学者称赞为中国近代化的主要推动者。令人费解的是：清军入关时遭到汉人的抵触，认为这是异族入侵，满清的统治标志着自己成为了亡国奴。那么汉人为所谓侵略者出力可不就是汉奸了吗？就跟汪精卫为日本人做事最后被认为是最大的汉奸一样。或者说满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那蒙古族也一样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什么还有专家提出诸如“中国历史上两次亡国，一次是宋朝另一次是明朝”这样的论点呢？而这“晚清四大名臣”当中除了李鸿章被少数人认为是卖国贼之外，其他三位不但没有被骂成汉奸，甚至还被称为民族英雄，这是为什么呢？

各位看官，您怎么看？

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是近代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在国内李鸿章为国家的统一安定对农民起义势力进行军事镇压，为国家的富强而主张改革，主张接受西方文化科技，引进外来科技和先进军工民事。在国外李鸿章主张和谈，对列强绥靖，以换取中国在世界的稳定。

李鸿章照片

近代末期，李鸿章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然而他桎梏于封建帝国的思想，无法摆脱洋务改革的局限性，改革未能达到目的。李鸿章逐渐从洋务运动的强国转为富国，开始构建朝廷的国有民生企业，洋务运动带来的富裕最终只被少数满清贵族所有。

洋务运动带来的新风却让近代中国拥有追赶列强的基石，一部分程度上解放了民众的思想，促进了未来革命的成功。轮船招商局等洋务运动所创办的企业加快了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汉阳兵工厂等则成为近代中国武装革命的重要力量。

清 在世界列强面前任人鱼肉，李鸿章作为外事交流的重臣，为保清朝的稳定，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的渗透因此不断增强。李鸿章临终前签订的《辛丑条约》让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国家，国家陷入混乱。

李鸿章于清 而言是中兴名臣，于国家民众而言是卖国罪人，于历史时局而言是改革伟人。李鸿章才能卓越，而满清的腐败让他的施展空间大为限制。水浅船大，让人扼腕。

李鸿章政改笔记

李鸿章的政改笔记出自雪珥，全面分析了李鸿章利用洋务改革拯救腐朽的帝国，在这段时期李鸿章的敌人内有封建政敌和满清贵族，外有帝国主义压榨，而李鸿章通过“以夷制夷”和培养军方后人来扩大洋务运动的影响力和改革进度。

李鸿章政改笔记

在政改笔记中，我们看到李鸿章是如何成为清 的一代权臣，在国内的反对中通过政治斗争在夹缝中求生存，利用贪官污吏达到国内各大势力的平衡，经历低潮仍旧不改初心，从而完成洋务改革的既定目的。

李鸿章并非汉奸，国内逼迫希望谈和，国外列强进行压迫恐吓。在《马关条约》谈判期间李鸿章甚至遇刺，同时父子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因为李鸿章扩建海军、修建铁路等试图保护清朝的海疆安全，此事让日本对李鸿章极为忌惮。然而这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陷入了政治低潮，洋务运动也开始偃旗息鼓。

李鸿章曾经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西行，为政改积攒知识。在各国游览期间，李鸿章受到了各国的惊叹，对于这个没落的东方大臣拥有近代其他人所没有的眼光和政治手腕表示认同，这让李鸿章受益匪浅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外交卖国罪名埋下灾祸。

在李鸿章低潮时期，他对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民主或君主立宪表示认可，认为这极有可能会发生，同时他也期望未来的政治领袖谨记国家统一对于崛起的必要性。

李鸿章访美

李鸿章一生多与外国人打交道，但是引起国内外轰动的还是1896年8月底的那次访美。当时的李鸿章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为了宣传他的洋务运动，为了能使大清的国力昌盛，也为了保护中国人在国外的利益，他访问了美国。

李鸿章画像

当时李鸿章出访美国举国关注，国际上也很关注此事，美国朝野也把他当做一件大事，作为东方第一位高官来到美利坚，《 》跟踪报道了李鸿章的活动全过程。

李鸿章此次出访美国，行程紧凑，除了例行公事外会见外国使者，看完在美华人外，还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美国的排华法案及美国歧视华工的做法，并接受了记着访问，讨论了清朝的对外政策，欢迎外国人在中国来进行友好的经商和投资，他说“我们必须保护国家 ，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为期十天的访美活动结束后，李鸿章离开华人自发送行，在访美的十天里，这位古稀老人不卑不亢的展现了中国人的气节，展现出了一个高官特有的风度，他虽然是一位老人，但是却用自己的行动为这个国家尽自己可能的力量，也许对于他的功过历史早有明说，但是在不同人的心里，这位老人爱国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爱国老人。

李鸿章书法

作为封建帝国终点的重臣，李鸿章仍旧留存着中国古代读书人特有的嗜好，友好学子同乡，和睦亲邻师友，拟写对联诗作表明心意。李鸿章留下来的书法，也大都证明了他在中国传统文学的造诣颇具功底。

李鸿章书法

李鸿章的书法作品处于近代，留存较多，然而价值却远超一副古字画。古代常常以字观人，以文取官。李鸿章曾经做过翰林庶吉士，这表明他的文学功底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墨宝多赠以同袍将士或同窗官员，以书法表明自己的心迹。

“常将令德表风俗，不以外物摄天和”，这段不过最简单的对联表明了李鸿章下笔时的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为朝中重臣，李鸿章意在富国强兵，他已经不需要甚至不想要通过争权夺利来保障自己的权位。

“天”字在联中锋芒必露，李鸿章的个人荣辱被清 和列强的外交践踏，他不再在意这些身外名声，以忠君爱国贯穿自己的一生。

李鸿章晚年时的书法已经逐渐藏锋于内，他的落款已经由原来的“合肥李鸿章”变为“仪叟李鸿章”。他已是垂垂老矣，已经将毕生奉献了国家。他为官做事从不脱离朝廷法度和帝后旨意，他下笔成书极为顾全纸张大局布置。

至今为止，李鸿章所有的文字姿态极低，无论是隶书或是行书草书，谦让而恭谨，处处避让，循规蹈矩，然而在字里行间的距离和字体的大小，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老人有时下笔的无奈和决心。

李鸿章后人

李鸿章画像

在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死后不久，长子李经述在守孝期间也逝世了，唯有李鸿章的幼子李经迈承担起李家朝中的力量。李鸿章对于幼子极为喜爱，因此李经迈受到李鸿章余荫清 做到驻奥匈帝国大臣、民政右侍郎等职。李经迈是最为理解父亲的人，所以他曾一度为父亲鸣不平，深悔看错他人、错信朝廷。

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极为颓唐，家中唯有长孙李国杰稍缓他的情绪。李国杰极为著名，和军阀段祺瑞等人交好，在北洋时期和民国初期占据高位，长期掌握轮船招商局。李国杰出手阔绰，与杜月笙、黄金荣等相交甚密，曾经救济抗日志士王亚樵。蒋介石上位后，李国杰因洋务运动和满清遗产与蒋介石交恶，且并未看透政治大局，在日军侵华后不久，被蒋介石指使军统暗杀。

李鸿章的曾孙一代随着李国杰的死亡和日军侵华而逐渐没落，或隐姓埋名，或专于学术，多数生活在上海或安徽合肥。在现代中国，李鸿章的后代多为道字辈和永字辈。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这句古人的谚语在李鸿章后人身上完全应验，自李鸿章的从孙开始，他们不再拥有贵族的骄傲，依靠自己曾经受过的教育、知识素养，为自己而活。

上文“1870年代美英鏖战航运，慈禧：利益尽归他人！李鸿章上夺回来”，我们谈到：为了漕运、为了从美国旗昌轮船等外国轮船公司手中夺回大量的被侵害商业利益。清廷和各地方官员都决定要建立一家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这一任务，清廷交由李鸿章负责去筹建。

（1）三大企业签订战略联盟协议

1872年8月清廷交付任务， 12月23日，李鸿章递交了《试办轮船招商折》介绍了相关准备情况。1873年，轮船招商局成立，清廷将漕运作价190万两交给招商局。 商人筹款73万两，共计二百六七十万两。

可以说，轮船招商局的起点不低，背景强大。所以，一成立，美英在华三大轮船公司旗昌、怡和、太古便准备将轮船招商局消灭在尚未大发展的初级状态。

三家联合竞争体在 1874年2月，签订攻守同盟，共同降价。 即各地货运水脚降低50-70%；客运价格降低50—80%。希望用自己的强大经济实力压垮轮船招商局。

面对三大外资的联合体，3月份， 轮产招商局立刻见招拆招——将长江航线运费的价格大幅度降低 ，永远比英美轮船公司低30%的运费，在实际运作中其运费降低到50%以下。

您看这种单纯的价格竞争，仅靠商人的资本是不可能的。

轮船招商局的三大主管唐廷枢、盛宣怀、徐润哪个有这个财力？再者， 有也不会自己掏呀，从清廷口袋掏钱为自己利益谋福利才是最受青睐的事情。

李鸿章是官员，工资奖金每年也就三四万两，他还有好多幕府师爷需要自己给开工资呢，还有家庭支出，在天津做官离北京并不远，各衙门、各亲王贝勒作为地方高官的他也得打点。因此， 谁都知道，如果他注资的话，只能向世界宣布：我李鸿章可贪了不少钱呀。

古今中外，没有这么傻的贪官。当然如果是权臣也就没人敢说了，但李鸿章可不够级别。大量的御史言官看着呢，他如果大规模注资、把清廷的企业变成自己的企业，那也太看不起李鸿章的智商了。

有人说，胡雪岩也是股东呀。但胡雪岩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纺织、收购生丝上。另外，胡雪岩作为商人，他不会去得罪官府，例如他和盛宣怀的私人关系就不错。但不要忘记， 胡雪岩是靠左宗棠提携才大红大紫的，他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过于亲近。

因此，招商局只能靠清廷。

起初，这三家公司都没把轮船招商局放在眼里，觉得它的行为不会长久。但他们显然忘记了一点：在中国，招商局有清 的国家支持。

（2）中外企业之不同

外国洋行虽然实力雄厚，但对于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如果清廷以国家之力支持一家企业，那么，这家企业的实力有多么雄厚，还用说吗？

清廷对于招商局地支持有两大方面：一者，是漕运运输以及各类清廷和地方 交办的公办业务 ，这些业务可不会参与到“价格战”之中。所以，招商局采用“以公养民”。民营竞争开战“价格战”。

二者，清廷禁止中国地方轮船企业与轮船招商局竞争 ，这得增加多少民营业务收入？同时减少多少成本支出。

试问，美英的三家轮船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有什么？ 招商局有公私两家；三大竞争者只有私营， 而且，在这种竞争状态下，除了私营业务主与外国关系非常紧密才会交由三大竞争者去承运货物，那个时期有点儿民族感情的人只会把业务交给轮船招商局去承运。

因此，实际上轮船招商局是清廷和中国商人共同支撑的企业。中国在弱、中国企业在弱，你这三个外国竞争企业不可能胜利。

同时，外国 虽然支持本国企业，但因为 有舆论、党派、某个本国企业的国内竞争对手的制衡，外国 也绝对不会拿 的资金去很明显地去支持一家企业，从国会、议会 也要不出这笔钱。

更重要的是，英美三家外国竞争企业在中国算巨无霸，在英美企业中可算不上。因此，作为一个企业你在强大，也不可能在资金上同清廷这样的大国 去相比呀。

清廷南粮北运，每年官员、军队、八旗等等几百万吃皇粮的人那得需要多少粮食。因此，仅此一项您觉得轮船招商局需要担心自己的生存吗？

再加上什么时候缺少资金就请清廷借钱，因此，轮船招商局就是依靠清朝时期的中国的国家力量，去与三大集团去竞争。所以，首先败下阵来的就是旗昌轮船公司。

（3）吞并旗昌轮船：轮船招商局之所以最终吞并旗昌，也是因为旗昌在当时只剩下中方股东再拼搏。

旗昌处于下风的原因很简单。

其一：它所依托的美国 ，国家实力还不行。 在1870年代，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尚在英国、法国、沙俄等国之后。综合国力并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当时的美国主要还是“美洲第一霸”的区域性强国。

其二：美国国内有更好地发展机会，美资资本回流。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后，因为市场完全统一，美国国内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可以说正是因为这场战争，把美国从区域强国实力变成了国际列强实力。

旗昌洋行的美方资本当然不可能放弃更好地发展机会，便把主要精力抽回美国去了。所以，在华的旗昌轮船就没人爱了。主要靠中国的华商支撑。

中国有钱人就是如此，在面对与 竞争的时候，他们天然气短，再加上商人“唯利是图”的特点。价格战打了两年，眼看着轮船招商局越来越强，自己从公司到个人收入都受到重大影响。许多人都坚持不住了。

从价格竞争的1874年到1876年，中外股东们每年分红比例只有7%，这对于享受惯了高分红的股东们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同时，旗昌的总资产从1872年的382万两降低到200多万两，股票价格也从每股200两降到50两。

怡和大楼

相反， 招商局不但大幅度降价，而且还不断的在降价的同时去买船。从1874年8月到1876年7月间，招商局先后购进8艘轮船、租用华商轮船3艘，共增加了11艘轮船。

由此，1876年开始，旗昌就开始寻求出售。8月份，唐廷枢、盛宣怀、徐润三大主管者前往烟台面见李鸿章。但李鸿章因为价格竞争已经花了很多的钱，再加上收购旗昌的资本比较庞大，李鸿章没敢答应。

然而，李鸿章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三大主管一看李鸿章没有答应，就去找了南洋。由此，反而引发一场，南北洋争夺轮船招商局的大戏。

1870年代美英鏖战航运，慈禧：利益尽归他人！李鸿章上夺回来

晚清龙虎斗三篇：慈禧人生的73年与死后1年半，晚清末路在定东陵

晚清末路下的二李：一个以死殉国，一个拼命为权

左宗棠和李鸿章临终前各自向慈禧说了什么？二人高下立判

1885年！大清的脊梁断了

左宗棠、李鸿章与何如璋，国之良将谋臣凋零与小人的壮大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非常有名的大臣，他曾经主持过清朝的洋务运动，建立了北洋水师，开通了电报，他还曾经代表清朝政府签署了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当时的爱国人士认为李鸿章收受贿赂才卖国，签署这么多不平等条约。那么李鸿章在主持和列强谈判时，有没有收受贿赂呢？我个人认为李鸿章没有收受贿赂，他身为清政府高官，没有必要受贿，他和列强签署合约，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如果他受贿肯定瞒不住，李鸿章如果受贿，会给他造成很大损伤，他没有必要受贿。

一、李鸿章作为清朝高官不缺钱花，没有必要受贿。

李鸿章是清朝末期淮军代表，他深受慈禧太后器重，自己身居高位。清朝末年当时官员非常有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李鸿章身为一品大官，还经手洋务，他想要钱非常容易，没有必要接受洋人贿赂，出卖自己国家，因此李鸿章没有必要受贿。

二、李鸿章作为谈判代表，他如果受贿清朝政府不会轻饶。

李鸿章作为清朝代表和西方列强谈判，他不会一个人去谈判，肯定会有一个使团去和西方列强谈判。如果李鸿章受贿，其他人会有所察觉，当时清朝内部帝后两党纷争，他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李鸿章会因为受贿受到很严重的弹劾，进而受到惩罚。李鸿章完全没有可能在其他人眼皮底下受贿，并且毫无察觉，因此李鸿章没有可能受贿。

三、李鸿章如果受贿损失会非常大，因此他不会受贿。

李鸿章当时作为清朝代表，帮着清朝政府和西方列强谈判，因为清朝政府非常无能，只能被西方列强欺负，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字，所有的骂名都让他一个人背负，他如果受贿，就正好坐实了他卖国的言论，他的后代将受到世人唾弃，他也会被朝廷和同僚抛弃，因此他不会受贿。

大家对李鸿章是否受贿有什么其他想法，欢迎留言讨论。

　　林则徐(1785——1850)，

　　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政治家，进步思想家、诗人。少年时聪明好学，27岁中进士，对官场腐败多有不满，有改革现状想法，多次上书道光帝提出“缉查烟贩，收缴烟具，禁止吸服。”1839年3月在广州虎门销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率领广州军民，取得了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胜利。后被充军伊犁，1850年被征为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中途病死。

　　1785年8月30日子夜，林则徐出生在福建侯官(今福州)左营习巷一个穷秀才家里。林则徐的父亲林宾日因眼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只靠教书谋生，家境非常清贫，有时甚至断炊。但林宾日却刚直不阿，里中有一个土豪曾想以重金贿赂林宾日，保举其子为童生，被林宾日拒绝，父亲正直的品格对林则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则徐自幼开始读书，少年时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华和志向。13岁中考秀才，到福建有名的鳌峰书院读书。主持书院的老师郑光策是一位忠正刚直的人，在他的教育下，使林则徐有了济苍生的思想。27岁，林则徐考中了进士，开始做官，也深深感受到了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他对官场的腐败很不满，有改革现状的想法。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湖北布政使、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职。主持疏浚三江、淮河筑堤、黄河防修工程，不顾自身疟疾缠身，奔波于工地上，雨天也不例外，民工深受感动。他为官力图兴利除弊，进行一些“利国便民”的改革，深受百姓称颂。

　　1837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这时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全国有二百万以上的人吸食鸦片，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和城市工商业，造成大量白银外流，严重影响了清政府的国防和财政收入。广大人民强烈地反对鸦片输入，要求清政府禁烟。清廷中一些有识之士也力主禁烟。林则徐三次上书，力陈鸦片的毒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银。”1838年11月9日道光帝宣林则徐进京，12月26日，林则徐抵京，得到了道光帝特殊的恩宠，12月31日，道光帝颁布圣旨，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且节制该省水师。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了广州，受到了热烈欢迎。�

　　广州是中国南疆门户，从唐以来就是繁华的都市，如今已成为鸦片集散地，洋面上长年停泊着匣形的趸船，那是洋商烟船和中国烟贩的“快蟹艇”进行毒品交易的浮动码头。广州城里城外，广东各府各县，到处是烟馆，处处毒雾弥漫，许多人烟瘾缠身如同行尸走肉，为了满足烟瘾，多少人典房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广东人民恨透烟贩子，常常自发起来与烟贩子斗争。1838年曾发生广州市民驱赶英美烟贩的示威，还发生了渔民纵火烧毁“快蟹艇”进行毒品交易的浮动码头，广州城里城外，各府各县，到处是烟馆，处处毒物弥漫，许多人烟瘾缠身，如同行尸走肉，为了满足烟瘾，多少人的事，人民群众的禁烟斗争使林则徐受到了鼓舞，增加了禁烟的决心。

　　在去广州途中，林则徐就广泛地进行调查，到了广州，又进行了六、七天的实地调查，在3月18日下令让十三行行首到行辕听讯。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经营对外贸易的十三家商行，垄断了荼叶、丝绸交易和大宗交易，他们有外贸特权，是官商，为首的是恰和行的伍绍荣、广州行的卢继光。十三商与外国商人共同勾结，包庇、保护鸦片走私，是外商代理人。十三行行首到来，林则徐指出他们贩买鸦片的罪行，并传下谕令要“十三立即逐一据实供明，以凭按律核办!”街道上伍绍荣想用重金收买林则徐，遭到了林则徐厉声喝斥：“本大人不要钱，只要你脑袋!”伍绍荣还从来没有见过不要钱的官，十三行行首个个惊慌失措。同时颁布谕令要各国商人将趸船所有鸦片尽数缴出，并写下保证书：“如再有夹带，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为了防备有些人存有侥幸心理，在谕令中宣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鸦片贩子妄想用拖延办法拒交鸦片，林则徐又下了口谕：如不交出，明天早上10点，本大人亲自到十三行公所，采取措施，斩杀与鸦片贩子有关的首要的人一、二个。外商召开会议，勉强捎凑1073箱鸦片，以图蒙混过关。英国商人颠地拒不交，第二天林则徐让邓廷祯出面驳回烟贩子的呈报，并下令，传讯颠地。颠地干走私鸦片买卖已20多年，在广州建立了颠地洋行，作为走私的据点。他接到谕令，不敢不去，又不敢去。这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赶往广州，企图带引全体英商“撤退”。24日，义律乘“路易莎”号舰抵达广州，直奔颠地商馆，其他外商与纷纷赶来。百姓知道外商要逃走，围住了商馆，大批民众截断通往舰艇的道路。义律、颠地和外商们急忙转到十三行公所，愤怒的人群把商馆公所团团围住，林则徐果断地下令：封舱、围馆，对停要黄浦港口所有外国货轮全部暂行封舱，一切贸易都暂时停止。命水师封锁江面，所有船只不得接近洋人商船。十三洋行商馆中所有买办、管店、工役、厨师及其他被雇华工全部撤出，这些商人不得不自己扫地铺床，挑水做饭，又失去了与商船的联系，一些商人动摇了，递禀表示愿意“详细陈明”一切。林则徐又发布告示，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方申论中国禁烟的充分理由，敦促外商缴烟。经过几个回合的斗争，28日义律等商贩交出了鸦片。义律答应交烟，并不是真正屈服，是借机先逃离广州，林则徐传令，鸦片一天不缴清，义律就一天不能离商馆。外商在交烟的过程中，故意拖延，有的把烟转到别处，林则徐针锋相对：暂停收烟。这一决定，击中侵略者的要害，暂停收烟，拖延时间越长，义律一伙被困在广州商馆时间越长，义律无法，只好如数缴烟，共交20283箱。5月23日，颠地等16名鸦片贩子遵令出具“永不夹带鸦片”的甘结后，驱逐出境。5月24日，义律带着在广州的全体英商灰溜溜地搬到澳门。缴烟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1839年6月3日中外瞩目的虎门销烟开始，采用浸化法即挖土为水池，在池内撒盐成盐水，放进鸦片浸泡，再投入石灰。在虎门镇口村旁海潍上挖了两个长宽各15丈即50米左右的大池，池底铺石板，池后通水沟，池前有个涵洞通海，鸦片浸化后，用水把渣沫冲进大海，午后2点林则徐在巡抚怡良、海关监督豫坤陪同下，登上观礼台，礼炮响过，销烟开始，围观群众兵将欢声雀跃，第一天销毁了170箱鸦片。6月13日，林则徐又发出告示，允许外国人来观看，有许多人不相信林则徐会把这么值钱的东西毁掉。6月17日，在澳门的美国奥立芬公司股东带着他的妻子，美国《中国丛报》主编裨治文，商船马利逊号舰长弁逊等人赶到虎门，亲眼目睹了销烟全过程，深情表示了对林则徐的佩服和尊敬。

　　从6月3日到6月23日，共20天，共销毁鸦片237万6千多斤，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禁绝鸦片的坚定决心。

　　在销烟同时，林则徐下令扫荡广东的鸦片流毒，制定了《禁烟章程十条》。在这个禁烟的纲领性文件中，充分表现了林则徐禁烟扫毒的坚定决心，也体现了他一贯的爱民思想和才干。章程规定，吸食者要主动把烟土和烟具交官，不追究缴者姓名，如本不人不敢来交，可让别人代交。设立官办的收缴总局，又在城中几处设立分局，收缴烟土烟具，劝说戒除毒瘾。又严厉进行查禁、查抄“窖口”。反两个月，就捕获毒品罪犯1600名，收缴烟土46万两，烟枪4万杆，烟锅200多口。

　　在一些正义的读书人的支持下，林则徐查出了一部分水师受贿纵容走私，铁面无私地进行处理。正当广东禁烟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各地禁烟运动也纷纷展开，但朝中反禁烟的顽固势力也在加紧进行活动。林则徐禁烟是从朝廷安危出发，从国家长远利益和受害百姓出发，而道光皇帝禁烟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还要考虑他周围贵族、官僚集团的利益，而百姓的利益，只置于极轻的地位。在顽固派的怂恿下，6月，皇帝颁布了《严禁鸦片章程》39条，这39条实际上是保护官府人员吸毒和受贿。

　　虎门销烟后，外商来货贸易如有夹带鸦片者，林则徐绝不留情，坚定地维护了国家尊严和主权。义律等英国人向中国水师挑衅，中国水师都给予严厉地还击，取得了三战三捷的战绩。道光皇帝被禁烟的成绩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竟然下旨：“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并严词斥责了林则徐，无知的皇帝破坏了林则徐的斗争计划，造成了严重后果。

　　停止贸易严重影响了大英的利益，也体现了道光皇帝对资本主义本性不了解，他不知道对外扩张是资本主义本性，开拓市场和原料产地，资本主义国家不惜使用武力。1840年2月，英国任命义律的堂兄、海军少将乔治·懿律为东方远征军总司令和谈判全权公使，义律为副公使。远征军有48艘轮船，540门大炮，4000多名士兵。4月，向中国海进发。林则徐早接到英国舰船要来的密报，林则徐带领水师进行了积极的准备，首先加强各海口、内河、山梁要隘的防御工事，购买西方大炮，配备于虎门各炮台，加强远攻火力，在海口设置了木排铁链，设暗桩，防阻英舰闯入，制造战船，组织各庄百姓训练，号召人民“如英夷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大大鼓舞了广州人民抗敌热情。在广州军民的铜墙铁壁面前，英国军舰无法攻入广州。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英军舰只好沿海北上，进犯福建厦门，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败，英舰又继续北上，8月，占领了天津海口。英船的坚船利炮吓坏了顽固派的大臣们，诬蔑英军进攻是林则徐闯的祸，道光皇帝也吓得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接替林则徐的是投降派琦善。

　　林则徐没被敌人的坚船利炮打败，却败在了顽固派的手里。琦善到广州谈判、议和。向侵略者摇尾乞怜，并以撤防、减船、解散渔民丁勇来讨好敌人，葬送了广州抗英大好形势。英军舰步步紧逼，关天培等将士与英军浴血奋战，琦善却一再推行投降议和政策，在投降派主持下，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签定了，把中华民族带入了屈辱的近代。

　　林则徐被革职后充军伊犁，在那里发动百姓开垦荒地，种植树木，整饬水利，做了许多对人民有益的事。1845年，清府又起用他为陕西巡抚，后又调任云贵总督。1849年7月，因病回老家。1850年，清政府又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去镇压农民起义，走到潮州时，病死。死前，他的三儿林聪彝和幕客刘存仁一直伺侯在病榻前，他的最后时候，抬起手一指说：“星斗南……”就溘然长逝了。林氏后裔说：“星斗南”是“新豆栏”的意思，“新豆栏”在广州十三洋行附近。林则徐禁烟时曾严惩十三行行商。他们对林则徐恨之入骨，怕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对他们不利，就用重金收买了林则徐的厨师，把林则徐喝的粥中放了巴豆，林则徐由于年岁已高，又腹泄不止，再加上长途跋涉劳累而死，他对十三行行商的所为，已有发觉，因此临死时才用手指南方，说：“新豆栏”。�

　　林则徐自27岁中进士到66岁逝世，宦海40年，忠君思想使他一直为朝廷奔波效力，但在那黑暗污秽的官场上，他一生始终保持了正直廉洁，同情人民疾苦，为减轻百姓负担作了不少工作。他的轰轰烈烈禁烟工作，捍卫了民族尊严，他提出的学习西方技术，大胆地迈出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步。他是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牲的人民英雄。他的英名将永垂不朽。

　　具体小说：历史长篇《林则徐》�

　　曾国藩（1811～1872），

　　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曾两次上疏，为清廷出“教诲、甄别、保举、超擢”之策，为朝延赏识。道光三十年，署工部左侍郎。咸丰元年（19851），署刑部右侍郎，咸丰二年，署史部左侍郎。是年四月，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忽报母丧，告假回家守孝。

　　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曾以罗泽南的乡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创办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勇，将办团与办练分开，着重练勇，网罗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及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 知识分子为营官，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士兵，组成一支地主阶级武装。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勇的链条，士兵由营官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人营官一人，整个湘勇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较绿营兵战斗力强。他驻衡州，造战船，劝捐助饷，大事训练。咸丰四年（1854），湘勇练成水陆两军17000多人，成为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曾国藩治学严谨，崇尚儒学，其学术思想以程朱理学为主体，把中国封建文化归纳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有独特见解，对当时和以后均有一定影响。他提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的“八字家训”，反映了曾“修身、齐家”的封建道学思想。所为古文，卓然成家。文秉桐城派之衣钵，为一时所宗。其家书、日记，人颇称道。其著述多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计128卷；今辑有《曾国藩全集》。

　　左宗棠

　　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重。早在1830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氏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贸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氏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渤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疏，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自尊心极强的左宗棠三试不第，本打算“长为农夫没世”，但以他从小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满腹的“经世致用”学问以及他刚正清高的性格和他最敬重的伟人林则徐对他的重托，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危急存亡之际，左宗棠是不可能长期退隐深山，不闻世事的。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终于经不住老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缝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1854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炭发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起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水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好友胡林翼、郭篙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披沥上陈，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1861年初，清廷发下谕旨，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命其袭办曾国藩军事务。左宗棠一生的飞黄腾达从此开始。

　　这年夏季，左宗棠回到长沙，募得5千兵勇，在金盆岭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严格训练，开始独领一军，号称“楚军”。左宗棠由长沙出征，转战江西、安徽、浙江，与太平军死战。接着又前往福建、广东追击太平军余部李世贤、汪海洋等。1866年初，左宗棠在广东嘉应州指挥各军发起总攻，汪海洋部全军覆没。至此，湘军与太平军长达14年的战争，在左宗棠手中宣告结束。左宗棠因保卫大清江山有功，坐到了闽浙总督的高位，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后，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于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为晚清中国海军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后来，他又在陕西办了机器制造局，在兰州办了机器织呢局。左宗棠因此而成为晚清洋务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正当左宗棠着手福州船政局的紧张筹备工作的时候，西北回民起义声势大张，陕甘局势危急，清廷急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前往镇压北方捻军和陕首回民义军。1866年12月16日，他离开福州，赴陕甘，制定了“先灭捻再图回，先定秦再安陇”的方针，经过长达7年的苦战，将捻军和陕甘回民义军镇压下去。左宗棠又一次为清王朝统治的延续立下汗马功劳。

　　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危机。在俄英两国的支持下，浩罕国阿古柏匪帮侵占我国新疆长达10余年之久。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负责收复新疆。左宗棠临危受命，于1876年指挥清军分3路进军新疆，他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正确方针，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先后收复天山南北两路，粉碎了英俄侵略者妄图利用阿古相分裂我国西北领土的阴谋。接着又配合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与沙俄谈判收回伊犁的外交斗争，在哈密设立抗俄司令部。在前往哈密的途中，左宗棠让士兵抬着棺材走在前面，表明誓死抗击俄国、收复伊犁的决心。由于有左宗棠的强大军队作后盾，沙俄被迫将伊犁归还给中国。

　　西北战事方休，西南战事又起。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年已古稀的左宗棠仍雄心勃勃，派出了由王德榜率领的”洛靖定边军”开赴西南前线。马尾海战后，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1884年12月14日，左宗棠抵达福州后，整顿防务，加强战备；同时派清军“扮作渔人，黑夜偷渡”，援救台湾。由于左宗棠等主战将领的努力，战局大有发展，但清政府却下令停战，与法国签订了和约。1885年9月5日，这位杰出的爱国将领左宗棠带着无限的遗恨，在福州逝世。1886年12月10日归葬于长沙八都杨梅河相竹塘（今长沙县跳马区）。

自清朝开始，广东长期活跃着一批“反清复明”的组织，但是随着清朝的不断巩固，这些组织最后成了黑社会，他们深知反清复明早已无可能实现，于是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自古到来儒以文犯法，侠以武犯禁，儒侠结合催生了黑社会，黑社会不仅严重威胁到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猖獗之时更是威胁到政府的统治。李鸿章奉命到广州治顿社会治安，实则剿灭康有为、梁起超一众革命余党，老而愈辣的李鸿章以雷霆之势，采用铁与血的方式剿灭了广东的黑社会。

1897年1月澳门《知新报》说：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1899年11月的《广东日报》，在《说贼》一文中说：今日广东，贼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官无文武，皆以防贼为虑；家无贫富，皆以防贼为虑。由此可见广州的黑社会猖獗到了严重威胁清政府的统治！

晚清时期两广黑恶势力到底猖狂到何种地步？我们从小时候看的《少年方世玉》《黄飞鸿》等影视剧里面涌现出一批英雄人物，他们铁肩担道义，见义勇为。实际上，这是一种影视剧美化，这些所谓的英雄，其实都是黑社会打手，真正的历史上，两广黑社会势力盛行，反清是其中一个原因，更多的是他们公开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开设“黄赌毒”，强收保护费，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色经济链和利益共同体。 

而且这个时候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返回国内，试图组织力量“勤王”，推翻慈禧老妖婆，拥戴光绪帝亲政，但他们缺乏武装力量，便想利用广东的黑社会势力充当打手，组织刺杀慈禧和清廷高官，李鸿章也在被刺杀之列。 

威胁政府统治，又扰乱社会治安，这俩最大的罪都犯了，朝廷怎么可能忍，毕竟能喊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老大最看重的便是自己的统治，打仗打输了赔钱无所谓，反正她还是能享受生活，但要是被推翻统治了，那就真的是什么都没了。

到了广东之后，李鸿章立刻挥动了屠刀，对黑帮分子进行了不经审判的大屠杀。当时整个广东的城门上悬挂的都是人头，菜市场每天都会斩首一大批人，帮会分子们都吓得不敢出来。

李鸿章在广东待了半年的时间，杀死了五六万人，就连外国人都被李鸿章震慑到了。因为赶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李鸿章在广州待了短短半年的时间就离开了，帮会的一些成员才得以幸存下来。仅仅这半年的时间，在广州盘踞了数百年的帮会势力就被打击得一蹶不振，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也没能够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