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很少看到日本街头有白种人？

1、日本的外国人很多的，因为所有的跨国大公司，在日本必须有分公司，运行成本全球最高，环境、面积全球最小。

2、日本人矮，那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在美国时，我发现身材高达的中国人，常常会被美国人问一个问题：“你是日本人吗”，猜猜什么原因？ 因为，中国留学生赴美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日本留学生赴美二战之后开始了，他们已经长高了。

3、在日本，我也得知，在日本的江户时代，日本男性约15-16米，女性约14-15米。

第一步先分析日本为什么否认侵略中国

个人总结为三点1 最重要的是为了掩盖天皇的战争责任 如果全部承认侵略历史日本的年轻人就会质疑为何昭和天皇没有受到追究 这是日本政治家极力想避免的事情 2 然后就是美军包庇战犯 最典型的是安倍晋三的外公 岸信介 明明是甲级战犯不但被释放了 还当上了首相 换位思考下 甲级战犯都无罪释放了 那场战争又有多大罪呢 很多人说德国认罪态度好 是因为纳粹势力被彻底消灭了 可以想象 如果戈倍尔戈林这种纳粹没死 还当上了战后德国的总理 那德国人也不可能认罪了 3 最后就是日本人只承认美国打败了自己 因为在日军穷途末路的时候 中朝两国并没组织起大规模反攻 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 这些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一直在日军手上 后来投降了才还给中国 如果是我们自己打回来的 日本人态度又不一样了 然后我提醒下 有个误区 日本不是不承认侵略历史 而是不全部承认 就算是安倍这种右翼首相 也不可能说 我们没侵略任何人。

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为什么不承认其侵bai略历史？

(一)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

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二)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三)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日军兽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了憎恶和鄙视，这种感情是从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出来的。在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人开始把自己当作“准白人”，并产生了对亚洲其他黄种人的歧视。在昔日以种族隔离闻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类为“名誉白人”，虽然日本人是**人种，却坐在白人一方，享受着与白人同样的特殊待遇。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并忘记了自己是黄种人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

许多日本士兵认为，中国人还称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者杀死一只猪一样。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把十个中国俘虏绑在一起，这样捆成很多堆。然后一堆一堆地将中国人推进洞坑，活活烧死。后来，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说：“猪比中国人的性命还有价值，因为猪还可以吃。”

日军兽性化的第三个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间弥漫着的暴力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在日本军队中，暴力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义务。日本军部发给士兵的作战手册中宣称：“每一颗子弹都要以皇家的方式发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烧着国家情操。”

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比上帝还要崇高，那么日本军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念：战争即使充满暴力，但最终的结果是，暴力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受害者也有利。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胜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与那场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战争的确已经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是，对个人不予尊重，一味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并对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会社主义，加班以及应酬等同样腐蚀着日本人的个性。压制个人价值、忽视人文素养，导致日本人进入经济领域就变成经济动物，进入政治领域便门户森严，进入文化领域便沉溺于病态之美。

对此，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追问说：将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与侵略时期日军纵容老兵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士兵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痛苦毫无感觉的所谓“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较，能够说两者有多大的区别吗？将这种体制与侵略战争时期人们从儿童就开始残酷竞争，在羡慕和屈辱的关口提高人的攻击性，进而组织军事力量的体制相比较，两者不是如出一辙吗？

(四)

在耻感文化的左右下，日本普通民众迅速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遗忘，日本保守派政客更是信口雌黄地篡改历史。

自民党众议员议员奥野诚亮声称：“过去日本不是发动侵略战争，也没有采取过殖民政策。”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声称：“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日本为了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思考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

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是几乎所有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较诸长期受欧洲支配的非洲的识字率为高。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

自民党在“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向书”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两百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上。这些殉难者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对于这些指鹿为马的言论，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德国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员，讲究实事求是，因此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外侵略的历史。可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以所谓的‘东洋文明’为由，不想承认错误，这难道不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和日本对他们各自的战争罪行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纪念碑前，但没有一个日本***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

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受到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每次都含糊其词，并一味主张把对本国不利的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

然而，日本保守势力不仅不接受魏茨泽的忠告，反而对德国进行攻击和辱骂。日本电器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宣称，德国的认罪和赔偿恰恰说明了德国人的“自我欺骗”。他认为，战后大多数纳粹分子都是德国人自己揭发和审判的；而日本人除了由盟军进行的东京审判和各国对乙级及丙级战犯的审判之外，并没有自己人揭发自己人的情况，这是日本的骄傲、自信和宝贵的“爱国主义”。

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

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

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

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

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

一个不对罪恶忏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难以获得世界的信任和亲近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日本一次又一次的掩饰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使得亚洲各国的国民在心理上依然把日本当作“敌人”来看待。

战后的德国能够迅速融入欧洲，与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们一起致力于建立欧盟，得益于德国彻底地清除了自身的法西斯主义毒素。而战后的日本迟迟无法完成由“战败国”向“普通国家”的转变，根本原因还是日本自己不肯告别昨天的邪恶、不愿真诚地道歉。难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惊呼道：“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处，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深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二战时期白人慰安妇：日军规定每人每天接客20余名

　据荷兰在线中文网报道，去年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顾邻国一致反对，在执政一周年之际一意孤行参拜靖国神社，遭到多国政界强烈谴责。而一向与日本同盟的美国，也对安倍的行为表示“失望”。

　日前，美国参议院在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了2014年预算法案，其中包括涉及慰安妇问题的法案，这标志着慰安妇问题首次被列为美国法律关注范畴。据美国《环球邮报》报道，“慰安妇决议案”由日本裔美国众议员迈克·本田于2007年提出，要求日本 为二战期间强征约20万他国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的行为正式道歉。

　日本一向对其在二战中的罪行采取回避甚至否认态度，但安倍“拜鬼”行为激起的愤怒以及美国涉慰安妇法案的通过，都代表着世界人民，尤其是战争的受害者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纵容犯罪者对自己罪行的故意遗忘。

　你知道吗？其实在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的残忍暴行及强征慰安妇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不太了解的受害者，那就是荷兰。每年的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荷兰***都会前往位于海牙的印度纪念碑纪念在印尼日占时期遇难的平民和军人。

　印尼战场的腥风血雨

　大部分中国人对于荷兰在二战中的了解，基本限于《安妮日记》中描写的沦陷德军侵略的情景，但其实荷兰人的受敌还发生在亚洲荷属东印度（现印度尼西亚）地区的那片战场。在那里，当时的荷兰和中国有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打着解放亚洲国家的旗帜，却残忍地到处施加酷刑的日本。

　1800至1949年间印度尼西亚由于受到荷兰的贸易殖民统治，被荷兰 接管，史称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由于长期受到荷兰殖民统治，印尼的民族主义以及独立欲望在20世纪初期逐渐萌芽并日渐强烈。同时，日本入侵中国后，将目光拓展到东南亚国家。起初，大部分印尼人民对日军的到来持以乐观积极的态度，他们欢迎这些可以把自己国家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救出来的解放者。但随着日本人的入侵，他们发现这些远远不是事实，而日军发动的战争让他们不得不承受更大苦难。

　由于荷兰在欧洲战场收到邻国的侵略和袭击，大大削弱了荷军在印尼抵抗日军的能力。 日军开始了他们对荷兰极其联盟军的屠杀，据历史学家Anthony Beevor在其史学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记载，当时几乎婆罗洲的所有男性白种人都被枪杀或斩首，而很多人的妻子和女儿被日军 。很多荷兰及印尼妇女被强迫做日军的慰安妇。日军当时在印尼建立的多个集中营，也成为了很多荷兰人不堪回首的往事。

　集中营的梦魇

　据东印度集中营档案（East Indies Camp Archives）记载，在印尼日据时期，共有逾42000名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人员被捕，以及10万荷兰籍民众被拘禁于集中营中。

　集中营中的荷兰人每日都在承受着极大痛苦，生活条件也随着战争的演变也愈发恶劣。据记载，最初曾有一些企图在夜里逃出集中营的人，但这些人一旦被抓获，面临的将是残忍的死刑。日军在其他拘禁者面前施刑，警示这些人不要轻举妄动。因此在日据时期印尼的集中营真正出逃的人数寥寥无几，一是因为惧怕日本人的暴行，二也是因为一个欧洲人想在这亚洲国家躲起来并不是容易事。

　被拘禁的荷军战俘被迫从事体力劳动，起初主要限于集中营内外的日常修理或清洁工作，从1942年8月起，日军还强迫荷军战俘从事军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工业劳动，如帮日本挖掘煤炭或建造机场铁路等设施。

　由于集中营中人数众多，给日军管理带来了麻烦。日军看守常常搞不清状况，便大规模地惩罚很多战俘。另据记载，自1942年起，集中营的生活条件开始大幅下降，食物供给不足，卫生条件恶劣，外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很多被拘禁者抵抗力下降，因而感染疾病，痢疾、黄疸、疟疾、伤寒甚至霍乱都常常侵袭着集中营内被拘禁者的健康。

　最终8200名荷军战俘在被日军拘禁时期死亡，死亡率近20%。被关押在集中营的荷兰籍民众死亡率也达到13%。10万人中有1万3千人没能熬过战争时期。

　直到1945年日军宣布投降，印尼日据时期正式收尾，两天后，苏卡诺上位就任总统，宣布印尼独立。

　据之后的一份联合国报告称，在印尼日据时期的死亡的人数逾400万人。虽然印尼最终获得独立，但印尼人当初对日本人的信任却被证明是盲目而且错误的。

　慰安妇的破碎人生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迫妇女做慰安妇的行为，一直是历史及政治上尚未得到正面回应和解决的问题。印尼日据时期，也有不少荷兰女性被带入慰安所，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 。

　Anthony Beevo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到，这些女人必须“每天按配额早上为20名士兵提供 ，下午要服务两名军士，夜里还要服务高级军官”。如果她们逃跑了，或者不愿配合，那么她们的家人将受到酷刑惩罚。而当时将战俘国女子用作日军慰安妇的规矩，显然是经过了日本 最高层的批准。

　曾在1998年至2002年间做过荷兰慰安妇受害者顾问的Marguerite Hamer，通过收集8名慰安妇的故事，出版了《破碎的花朵》（Geknakte Bloem）一书，记录真实发生在这些女人身上的经历。据她估计，共有约250名荷兰女性当时受日军迫害成为慰安妇，而日军总共侵犯过的慰安妇总数约达20万人。

　记录这些故事的工作并不是简单，Hamer表示，出于羞耻，这些女性倾向将过去埋藏在内心深处，很多人从来未曾提起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Hame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出版这样一本书的重要性，她认为这些故事不能遗失。 虽然战争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荷兰大部分幸存的慰安妇已相继离世，仍在世的慰安妇也不愿揭开伤疤去回想那段黑暗的日子。但这终究是荷兰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必需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且进一步去思考这些事件遗留下来的影响。

 

　本文来源：中国网，作者：佚名，原题为：《揭秘二战荷兰慰安妇：每人每天“服务”超20名日军》

看你是谁了。如果是印第安人和犹太人，当然会觉得白人残忍。

换了我们，即使拿我们的经历和犹太人等比较，我们还是觉得日本是最兽性的物种。我们死了可不止600万人，虽然我们人口更多，那种三光政策和活体解剖，细菌战，化学战，也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