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君子之争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君子之争,第1张

王安石司马光,两位北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个是变法的积极推动者,一个是极力反对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可是两人的争斗是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实现富国强军、百姓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想和宏伟抱负,而非为了一己之私。

所以他们的争斗是君子之争,体现出来的是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而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人身诋毁。

二人在品德、学识、性格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王安石生于1021年,21岁中进士。司马光生于1019年, 19岁中进士。

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

王安石文采出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

司马光文采也极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

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 ”

而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道: “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1061年,王安石任知制诰,在为司马光升职所拟的诏书中,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 “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等赞美之语。

司马光比王安石早两年中进士,但他钦佩王安石的学识,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道“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其中在1059年王安石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之后,别具一格地创作了《明妃曲》,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均有和作。

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为群牧使的群牧司当判官,应为“同僚”。

包拯请客,司马光本来不大喝酒,觉得包拯劝酒、盛情难却,勉强喝了几杯。而王安石,不管包拯怎么劝,就是滴酒不沾。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倔强之人。

而两人还共同担任皇帝文学侍从。《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司马光与王安石、吕公著、韩维,仁宗嘉祐间(1056——1063年)同在从班,特相友善,闲暇的时候,多于僧舍或坊间聚会,往往谈论宴饮终日,他人少得参与,时人称作“嘉祐四友”。

那个时代,司马光与王安石犹如灿烂的明星,交相映辉。

他们都是才高一世、名重文坛的巨子,不仅才高过人,而且品德高尚,为人正直。为学则勤奋,为官则清廉,是德才兼备的时代精英。

王安石则“早以辞学知名”, “博通经史”,司马光“博涉经史,善属文”。

由于长辈和嘉佑诸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变得“名重天下”。熙宁二年,王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司马光弹冠相庆。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他们 “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清正廉洁,朴素无华,不好声色,不喜奢靡。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

翻开《宋史》,王安石拒贿之事也不罕见。王安石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宝。

于是,有一个地方官员投其所好,送来一方宝砚,并当面夸耀宝砚的好处:呵之即可得水。

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

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载,王安石私宅中有一张藤床是公家的财物,是王安石当宰相时夫人吴氏借用的。罢相之后,一群小吏多次来索要,吴氏一直置之不理,家中的仆人只好悄悄地告诉了王安石。平素就邋遢惯了的王安石脱了鞋,光着脚丫子,脏兮兮地在这张藤床上地躺了很长时间。素有洁癖的夫人吴氏见了,赶紧用手捂着嘴巴,让人马上把这张藤床送还给官府。

从这则王安石巧还藤床的故事,可见王安石公私分明,不贪图公家之物。

他身为宰相,但并无私第,罢相后隐居金陵郊外,只有茅舍一处,仅能遮蔽风雨,四周连院墙都没有。

王安石一生不讲饮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吃粗茶淡饭,穿破衣烂衫。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高官,如此行事,难能可贵。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

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

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

萧公子暗想王安石当朝宰相,一定会盛宴款待,于是他盛装前往。

可是当入席时,一看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又上了一份菜汤。

萧公子很娇惯,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全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他的政敌司马光在这点上与其相似,也是性情淡泊,不喜奢华。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於是另辟一地下室,在那里读书写作。

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华,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长辈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

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朝廷规定,凡是中进士的人,都要参加一次“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进土一朵大红花,大家都佩戴上大红花,以示荣耀。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

宋仁宗每年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折合百余万钱之巨。作为谏官的司马光三次上书规谏:“国有大忧,中外窘迫,在这财力困乏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用赏赐所得,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

皇帝没有同意他的建议。司马光便把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或接济亲友,坚决不留在自己家里。

司马光的朋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有一次,陕州知府刘仲得知司马光要途经此地,便派人带着几坛好酒追至渡口。

司马光苦口婆心地说:“我不是要谢绝刘仲通的一片好心,但沿途很多苍生连饭也吃不饱,很多人用野菜果腹,我无意享受这琼浆好菜。”之后,再无官衙为司马光设席送礼了。

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

司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

1067年年初,宋英宗驾崩,不满20岁的宋神宗赵顼继位。

年轻的宋神宗雄心勃勃,想做唐太宗李世民,欲清除积弊,走富国强兵之路。

然而,朝中元老、重臣,包括翰林学士司马光在内,都劝他遵循祖宗旧制。

司马光指出,大宋王朝之所以出现积贫积弱的现象,是因为“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

宋神宗看着死气沉沉的满朝文武,决定起用敢作敢为、锐意改革的王安石。

1068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和司马光再次成为同僚。

但是,二人在变法一事上,从来没有过一致的意见,一直是争执不休,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枪舌剑,各人说各人的道理,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

例如在增加税收上,王安石认为应开源理财,使国库充盈。而司马光则认为所谓的开源理财就是盘剥百姓,应当节流。

皇帝还是倾向于王安石变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变法事宜。

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力,所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相同的。

正因为此,这对好朋友因执政理念的分歧,虽无友谊,但相知甚深。他们的分歧,是为国为民所忧的责任,他们有同僚,但无私党。

王安石曾提携支持变法的章惇、吕惠卿,但是最终没有与他们结成朋党,并非因为政事意见不统一,更多的是人格上的巨大差异。

王安石变法不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有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

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时,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

而作为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

可是,王安石变法决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司马光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便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

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

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

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

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临朝执政。

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京城担任宰相。

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也选择了避让,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线。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传到司马光耳中,深为悲憾。

他预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甚为恰当,王安石的文章在气势上常人所不能及,所发议论多带锋芒,无平庸之气。

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封为“荆国公”,谥号“文”。

而王安石也绝非奸佞小人。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对反对派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当政敌苏轼因“乌台诗案”而入狱面临被砍头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皇帝,直言“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在苏轼的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仍仗义执言,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司马光入阁以来,鞠躬尽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因身体虚弱削瘦,宾友举诸葛亮食少事繁,被司马懿语难以持久一事相劝,但司马光不以为然,说:“死生命也。”病重期间,昏迷中的呓语说的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

1086年10月,司马光去世。有遗表呈上,所云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为悲痛,和宋哲宗亲临其丧礼,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

司马光,北宋大臣,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北宋大臣,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停顿划分:光/持石/击瓮/破之。

意思:司马光拿石头砸开了缸。

出自:《司马光砸缸》佚名〔宋代〕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翻译:司马光和一群小孩子在庭院里面玩,一个小孩站在大缸上面,失足跌落缸中被水淹没,其他的小孩子都跑掉了,只有司马光拿石头砸开了缸,水从而流出,小孩子得以活命。

人物简介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 [3]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节俭的句子如下:

1、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富了不变色,永保勤俭格。

2、家有万石粮,挥堆不长。日储一勺米,千日一石粮。

3、水是一切生命的起源点。浪费是支出,节约是收入。

4、爱惜粮食就是热爱生命。滴水凑成河,粒米凑成箩。

5、爱惜粮食,从娃娃抓起。滴水能成河,钱少积久多。

6、事成靠坚持,失败志不移。由俭如奢易,由奢入俭难。

7、人勤地生宝,人懒地生草。省下烟酒钱,急难免求人。

8、今天不节水,明天无泪流。艰苦创事业,奋发断穷根。

9、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节俭本身就是一个大财源。

10、保护水资源,人人应尽责。节约莫怠慢,积少成千万。

11、党是最英明,勤俭倡导人。请动一下手,关好水龙头。论吃还是家常饭,论穿还是粗布衣。

12、勤俭永不穷,坐食山也空。败家很容易,好比水推沙。若要生活好,勤劳、节俭、储蓄三件宝。

13、吃得苦中苦,创业事告成。输人不输阵,勤俭做赢人。节约用水、造福人类,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14、存粮如存金,有粮不担心。饱时省一口,饿时得一斗。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5、学问勤中得,富裕俭中来。黎明便出勤,三朝当一工。淡水在减少,浪费可不好。如果不节约,后果可不小。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宰相,编写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成为后人研究 历史 的重要参考。宋神宗称之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砸缸营救小伙伴儿”的故事更是流传千年,妇孺皆知。

然而就是这位司马光,在 历史 上却是一位 毁誉参半 的人物。

因为反对“变法”,他被革新派所诟病,弃之如敝履,死后还要秉奏皇帝对齐“掘坟砍棺”。有人甚至说他是 “伪装最好的千古罪人,宋朝灭亡的祸根就是由他所埋下”。

欣赏他的人,称他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反对变法是对事不对人,思想虽然顽固守旧,但心中装着老百姓,称其“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绝古”。

为什么会出现爱他爱到骨髓里,恨他恨到棺材里,本文就聊一聊 司马光的AB面

到底是好是恶,还请读者朋友来评论。

司马光是一个官二代,生于1019年,他出生时父亲司马池任光山县令(现河南信阳光山)。他6岁开始读书识字,7岁即可背诵《左氏春秋》,同时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世人对最初司马光的认识则是他7岁那年的一件事——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家喻户晓,传说中的他聪慧机敏,身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幼童在危急时刻以一己之力砸缸救出了小伙伴。

古董收藏家马未都却认为司马光并没有真的砸缸。理由就是宋代还没有制做出能够盛得下一个孩子大小的水缸。此外我们所见的水缸内外都有一层坚硬的釉质,以一个孩子的力量很难用石头将其打破。

司马光真正打破的是装水的“瓮”,

其实 历史 书也说了司马光砸的不是缸。《宋史》记载: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至于为什么将瓮说成缸,原因可能就是后人感觉砸缸比砸瓮讲起来顺口吧。

《资治通鉴》的名字的来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一样,这本书其实是写给帝王看的帝王书。

为什么会写出这本旷世巨著?直接原因就是在与王安石的朝堂争斗落了下风,被排挤出了朝廷,使他得以腾出大量的精力来写书。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自请罢相(枢密副使,副宰相),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连上5道札子,自请离京并退居洛阳。在洛阳他将自家的花园取名为“独乐园”,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他不闻世事,潜力编撰《资治通鉴》。

经过不懈努力,这巨著于1084年完稿。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战国至五代之间1362年的 历史 。

书中包含了朝代变更的因果脉络,既有帝王将相的治国理政方略,亦有先贤的智慧结晶和待人处事之道。

曾国藩评价其为“先哲惊世之书”

毛泽东十分感慨地说: 这部书我读了“一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

时钟往回拨到1067年,这一年,仅19岁的宋神宗继位。

面对积贫积弊的大宋江山,血气方刚的新天子萌生了变法革新、富国强兵的思想。在参军韩维的举荐之下,时任翰林学士侍讲的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野。

在了解了王安石的变革主张之后,宋神宗决定任命其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为宰相,开始推行变法工作。

为了表明变法的决心,王安石还发出了“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誓言。

任何一种变革总要受到各种各样的反对与阻挠,王安石变法也不例外。变法在推行过程中触碰到了大地主和官商的利益,这此新法的施行者在推行中还故意曲解政策,导致新法从一定程度上毁伤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虽然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遇到的各种阻力却日益增大。

为了能让变法走得更顺畅,王安石在皇帝的默许之下对朝中的大臣进行了一番清洗,凡是反对变法的一根打压,凡是支持变法的一律使用。朝中大臣围绕是否支持变法也划成了两派,这也为后期的朋党之争埋下了祸根。

如御史中丞吕诲申斥变法有十大过失,王安石唆使神宗将其贬任地方;后来程颢、刘述、范纯正等不支持变法的官员也被贬离。

司马光由于和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远离朝堂,偏安于洛阳。

就这样“王安石变法”逆水而上,断断续续地坚持了十余年。

1085年,神宗皇帝驾崩,哲宗继位。在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下启用司马光为相。

由于早就对变法不满,司马光甫一上位,便开始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

按照祖制,为彰显对先帝的尊崇,继位的哲宗应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司马光给太皇太后进言,以“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的方法绕过祖宗法制,刚变法彻底废除。

在金陵的王安石听说自己的所有政策均被废除,失声痛哭后一病不起,当年去世。

而司马光也随后离世,享年68岁。

经过王安石变法,神宗年间大宋的国力军力均得到了提升,在与西夏国的对峙中,收复了不少的土地。

熙宁五年(1072)七月,秦州(今甘肃天水)边官王韶率军击溃羌人、西夏的军队取得熙河之役的胜利,收复熙、河、洮、岷、宕、亹五州,拓边二千余里。

但司马光上台后,认为以前占领的土地是因变法时采取的积极进攻策略而取得的成就,是错误的,这些土地是“夏国旧日之境”应当把这些土地归还给夏国。说占领土地是“窃人之财”,所以必须归还。

这个说法按照当今的价值观来判断,完全是 “圣母婊” 的作派!

为了能够堵住幽幽众口,他还编出了一套说辞:如果不把那些土地归还给夏国,夏国人就有用武力夺回去的可能,这不是引来战火、祸国殃民吗?

这个决定引发争论不断,枢密院长当面指责了司马光的卖国行为。驻守西北的官员孙路说“兰州弃,则熙州危;熙州弃,则关中震动”。

眼看群臣坚决反对,司马光最终选择了妥协,但还是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等给了西夏。

让世人感到讽刺的是,尝到甜头的西夏国变本加厉地袭扰大宋,直到宋哲宗亲政后重新启用改革派章惇,章惇命陕西诸道数万宋军分兵五十余路进攻。同时在西夏东北边境集中了近七十万大军分兵三十路进攻。近百路大军多面出击,打得西夏心服口服,自此一役西夏对大宋俯首称臣。

由于痛恨司马光守旧的思想和“卖国”的行为,行事极端的章惇甚至“忽悠”宋哲宗追夺司马光的谥号,将其“掘墓砍棺”。

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上位,27年后,靖康之变后北宋亡国。

明朝学者陈汝琦给靖康之变的一个说法则是: “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王安石),吾以为实始于君实(司马光)。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

可见司马光误国之深。

司马光长大了变成了温良谦恭、刚正不阿的人。

宋仁宗宝元元年,司马光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

司马光的成就: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苏轼为何讽刺司马光是“鳖厮踢”呢?这反映了苏轼为人豁达开朗的一面。苏轼为官,不在乎个人名利,心胸豁达,为人正直。在王安石执政时期,他不顾个人荣辱,对王安石变法中的种种问题,公正的进行批评,从而遭到贬谪。在司法光执政以后,又对司法光全部废除王安石的政策的做法表示反对,从而两头得罪了变法派和保守派。

 

苏轼之所以这样这样开司马光玩笑,不是因为他讨厌司马光,而是司马光为人十分的固执和迂腐,司马光一辈子没有纳妾没有养妓女,为人单调无味,连家人都觉得司马光是一个无趣之人。所谓“鳖厮踢”的意思是甲鱼在泥巴中拳打脚踢的意思。苏轼是在取笑司马光为人迂腐,这个绰号连司马光的家人也在使用。

 

苏轼和司马光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苏轼正是司马光在科举考试中提拔的,在苏轼被排挤的时候,也是司马光向苏轼提供了帮助。这反映苏轼是一个十分富有幽默感的人,说道苏大学士,一生的趣事可是相当不少。

 

苏轼为官主持正义,深受百姓爱戴,正是因为苏大学士为人豁达,不求名利,在北宋的党争中不沾边,从而遭到了多次政治上的打击。可以说,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和政治史上深受喜爱的一个文学和历史人物,从苏轼给司马光取绰号这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原因和道理。

历史上的司马光和司马迁没有直接关系,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生活在宋朝,是一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生活在西汉时期,是一位史学家、散文家。两个人生活的年代相距近一千年。

1、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2、司马光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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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

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

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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