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会失败？军队被包围还在抢钱、抢粮、抢女人

作者：慎独

1948年12月，国军杜聿明集团在解放军的重围中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自11月30日撤出徐州以来，行军混乱，且疲惫不堪。

李弥的第13兵团、邱清泉的第2兵团、孙元良的第16兵团，共三个兵团加上裹挟的难民、学生，差不多三十万人互相拥挤着行军，在12月3日，杜聿明下令在青龙集休息一天，就是这一天，给了解放军追赶、包围的机会。之后国民党军突围不成，在陈官庄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

12月4日、5日，杜聿明集团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濉溪口方向攻击，邱清泉在前面冲锋，遇到我军层层阻击，李弥、孙元良在后面掩护，被追击的我军打的节节败退，眼看就要被包围。

淮海战役中的国军

6日，杜聿明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开会，商量要不要突围。邱清泉和孙元良同意突围，李弥则沉默不语。杜聿明思前想后，决定突围，叮嘱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能丢弃重武器，否则「有何面目见老头子」。

几个兵团司令散会后可谓是各怀鬼胎，李弥与邱清泉回去后与下面军长、师长开会，都认为分散突围难度太大，与杜聿明商量暂缓突围。

以逃跑出名的「飞将军」孙元良真的跑了，他的第16兵团只剩41军、47军两支川军部队，兵力不过三四万人，战斗力不强但比较团结。他散会后就回去布置突围，说是布置，只是通知，既没有侦察，也没有安排好各部队突围的次序。 他为了跑得快，跑到47军125师乘坐战车突围，并下令截断所有电话线，关闭电台，防止杜聿明把他叫回来。

战斗中的解放军

6日晚20时，第16兵团的炮兵乱轰一通，然后破坏了火炮等重武器，随即开始突围。另一边，邱清泉与李弥向杜聿明报告孙元良破坏重武器擅自突围。杜聿明给孙元良打电话想把他叫回来，自然是打不通，飞将军的德行他是知道的，杜聿明通知邱清泉和李弥，如果孙元良跑出去了，他们就跟着走，跑不出去也没必要管他，邱、李的预备队就进入孙元良的阵地，大家继续坚守。

孙元良自以为甩掉了大部队，自己可以轻装逃走，谁知因为计划混乱，慌不择路，手下部队先是一头扎进第2兵团的防线，被第2兵团的第200师当作解放军一通扫射，废了好长时间才让对面相信自己是国军。

这股敌人没走出多远，又遇见了真的解放军，解放军不会放过送上门的军功章，干净利落地将这几万人消灭，41军、47军两个军长被俘， 孙元良藏在老百姓床底下躲过搜捕，在12月18日逃到信阳，逃跑技术真的是无人可比。

孙元良突围不成被全歼后，第2、第13两个兵团就集结在一起以「滚筒」式前进。但在解放军顽强的阻击下，杜聿明集团剩余的部队被困在陈官庄这一狭小地带中。我军在猛攻了快半个月后，由于连续作战伤亡较大，战斗力下降，同时为了防止蒋介石彻底放弃长江以北，毛主席下令对杜聿明围而不攻，各部队原地休整一段时间。

解放军不进攻对杜聿明集团不一定是好事，他们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解放军，而是后勤，他们从徐州出来时带的给养不多，基本上已经消耗光了，士兵加平民20多万人缺衣少穿的被困在寒冷的野外。

瑟瑟发抖的国民党军

为了维持大军生存，蒋介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为杜聿明集团空投物资，根据计算，每天需要空投240吨食品、160吨武器弹药等物资。 平心而论，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与三家民航公司表现相当不错，毕竟不少飞行员都是飞过驼峰航线的，飞机也是比较先进的C-47，每天起降架次与空投量绝对是空军强国水准。

但当时正值隆冬，时常下雪，导致空投架次与准确度大大下降，加上我军的防空火力，大部分运输机只敢在1000米以上的高空空投物资，空投准确度可想而知，这让国军获得的物资更少了。

按理说，物资紧缺，大家省一省还能勉强度日。营以上军官能吃上米面，下面的连排长与大头兵只有粗粮野菜树叶吃。当国军终于捡到空投物资时，发现粮食麻袋里装的都是沙土，刚刚骂完娘，而着香烟盒子里，都是包装完好无损的进口香烟与雪茄，不用说，这都是司令员、军长、师长们的。反应快的，抱着就给长官送上去，剩下的继续骂娘。

国军空军准备空投物资

第2兵团的74军是孟良崮战役后组建的，他们用电台与运输机队联络，引导飞机空投，因而74军得到了比其他部队多得多的给养。其他不会用电台引导空军的向杜聿明告状，杜聿明下令邱维达把电台交上来，邱维达死活不肯，杜聿明也只好作罢。

国军先是把附近老百姓的粮食全抢光，又杀光了运输用的牲口，以及骑兵的战马，为了烧火做饭，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拆掉了，甚至挖坟，把棺材当柴火烧。 为了抢空投，各部队不顾友军之宜大打出手，甚至开枪杀人，一盒饼干往往能引发十几人伤亡。杜聿明派人监督空投场，但也无济于事。

战争中最不幸的莫过于平民，尤其是被大军裹挟的平民。与杜聿明兵团一起行军的还有不少徐州城里的市民，以及逃离徐州的学生。这些平民可倒了大霉，邱清泉用一些粮食给百姓，条件是要加入他的部队，作苦力或炮灰。

国军掠夺老百姓物资

不少国民党军官缺了大德，在这节骨眼还发现了商机，用手里强取豪夺的粮食物资去强行交换百姓的财物，一个饼子就要换一枚金戒指。老百姓好不容易带出来点家财，被这些国民党败类全都抢了去。

还有一些国民党军官打起了妇女的主意，尤其女学生。他们或强迫，或用食物诱骗，让这些女性和他们作「临时夫妻」。他们担心突围后或者投降解放军后自己的「临时太太」反悔或逃跑，干脆就在战场洞房花烛夜。

只是战场上哪有洞房？这些败类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聪明灵活的一面，他们在地上挖出一个大坑，上面罩着巨大的降落伞，就成了一个简陋的「洞房」。一个个国民党军官就和他们的「临时太太」在里面入洞房。更有甚者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做起皮肉买卖。

包围圈外的我军看着国民党军的丑态，感叹之余，向敌人展开了心理攻势。除了喊话之外，还用60炮把宣传品打到敌军阵地里。说教不够就来点实惠的，战士们趁着夜色爬到敌人战壕前，把食物、香烟送到敌人面前，顺便把我军传单也送过去。

有的部队太实在了，居然把一头宰好的猪送到了74军那里，猪肚子里塞满了宣传品。邱维达心想，要是阻止士兵吃肉，怕是自己也要被吃掉，只能默许。

杜聿明被俘

在我军攻心之下，不少国民党士兵或下层军官偷跑到我军这边投诚，他们大多已经饿得不行，借着上厕所或者放哨机会逃跑。军官把他们的枪收起来，他们就偷枪来投诚，他们觉得不能空着手来，必须拿点见面礼。尽管特务和督战队打死了一些逃兵，但依旧阻止不了士兵弃暗投明。

李弥不得不下令，只要不带枪，想走就走。从12月16日到1949年1月5日间， 就有14000人投诚，这些人过来后先要求吃饱饭，然后对我军知无不答，不少人经过政治教育后加入我军，成为解放战士 。有一个战场传说，一伙国军因为没有长官，又没有联络人，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去投降。

为了不让自己饿死，这伙国军居然冲出战壕向解放军阵地跑去，后面督战队向他们开枪，前面解放军不知道情况也向他们开枪。 这伙国军就利用战场上的弹坑、残骸等作掩体，用各种战术动作躲避子弹，一口气就冲进了解放军的战壕。解放军被这伙国军吓坏了，正准备决一死战，谁知他们居然放下枪举起手。解放军不由暗叹，国军也不是都不能打。

陈官庄战役纪念馆

危急时刻最能看出人的本色，当国军被包围后，依旧不忘互相推卸责任，残害百姓，自相残杀。 他们失去了军心民心，也注定了他们将失掉天下。

　1942年3月26日 参加东瓜保卫战。在没有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同4倍于己、配备有步兵特种兵和空军的日军苦战12天，掩护了英军的安全撤退，并歼敌5000余人。4月25日，又率部克复棠吉。5月18日，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甸北部茅邦村殉国。

　　杜聿明（1904-1981），陆军中将，字光亭，陕西米脂人。1924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受训6个月后，被分配到何应钦第1教导团第1营第3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因善理财，升副排长。1925年春，随第1教导团参加第一次东征，在陈赓宣传队担任检察部队军容风纪的任务。1926年7月，加入张治中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任中校连长。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2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2旅第5团1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6团上校团长。是年冬，教导第2师改番号为陆军第4师，杜任第12旅第24团团长。1932年初，率24团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击败红军旷继勋部，得到师长徐庭瑶的赏识，晋升少将团长。是年冬，徐庭瑶升任第17军军长，杜也随之升为该军第25师第73旅旅长，不久又升为该师副师长（师长关麟征）。

　　1933年3月，日军进占热河并向长城各要塞推进，第25师奉命开往古北口阻敌进犯。3月10日，日军第8师团及骑兵第3旅向第25师阵地发起进攻，关麟征负伤，杜聿明代理师长，指挥25师继续同敌浴血奋战。日军伤亡2000多人，始终未能攻破25师阵地。3月12日，杜奉命将阵地交与第2师，率部撤至密云整补。是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一期进修。1936年3月毕业后由徐庭瑶向蒋介石保荐到南京陆军交辎学校任学员队队长。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2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军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杜聿明率装甲兵团第1营的2、4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经过激战，日军登岸的企图终未得呈。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扩编为第200师，杜聿明任师长。他全力以赴大举练兵，亲自到营地督导编练，同时自己也刻苦学驾驶和修理，常同士兵一样钻到车底检修底盘，把新发现的问题随时提出来和大家讨论，如饥似渴地探讨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战术，逐渐系统地掌握了这一新型兵种的作战指挥要领。在他的带领下，全师官兵钻研技术蔚然成风，形成了练兵高潮。当时，国民党随军记者评论说：“他虽非机械专科出身而钻研机械知识，极有心得，治军之暇，仍手不释卷，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无可限量也。”同年12月，第200师扩编成新编第11军，杜任副军长，移驻广西全州。不久，改番号为第5军，杜升任军长，下辖戴安阑第200师，邱清泉新编第22师和郑洞国荣誉第1师。该军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成立的唯一的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在杜聿明的训练下，第5军的战术技术日有长进，被重庆军事委员会列为全国第一。

　　1939年11月17日，为截断我西南国防交通线，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发起对华南的攻击。11月24日，号称“钢军”的日军板垣第5师团之中村正雄12旅团进占南宁，一个月后，又攻陷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12月16日，杜聿明奉命率第5军反攻昆仑关。这是第5军组建以来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战役，杜聿明要求各师长：“督促本部官兵奋勇向前，一举消灭敌人的”钢军“，打出我们第5军的威风来，让日本鬼子知道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利害！”18日拂晓，在战车、炮火掩护下，第5军对昆仑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郑洞国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夜各部乘胜进行夜袭，占领了昆仑关。可是，19日午后，日军在大批飞机掩护下发动反攻，昆仑关又被敌夺去。此后，双方反复争夺，伤亡惨重。杜聿明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他运用灵活战术，机动作战，随时调整作战部署，成功地包围了昆仑关之敌。日军凭着“钢军”武士道精神和所占优势地形，顽固抵抗。杜聿明经过缜密的分析，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稳扎稳打，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从23日起，敌虽增援2个大队的兵力，旅团长中村正雄亲自督战，也不能挽回败局，反被当场击毙。第5军相继攻克同兴堡、罗塘堡、653高地。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亲自督军奋战昼夜，前赴后继，终于夺取了界首阵地。杜聿明情不自禁欢呼：“昆仑关大门打开了！”31日，邱清泉新22师以凌厉攻势突入昆仑关，这次战役遂以中国军队的重大胜利而告结束。日军1个旅团长、2个联队长、3个大队长被击毙，班长以上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人，被俘1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12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昆仑关战役结束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了一座“陆军第5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含着热泪亲笔楷书了400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们说：“这次抗战胜利……需要着重宣传的是，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杜聿明在考察报告书中指出：日本截断滇缅公路，是为了达到夺取英殖民地，又封锁中国的目的，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应集结主力在缅甸边境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当时正在缅甸的英国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中将看了这份报告书，不觉大吃一惊，问杜：“象你这样富有理智而又刚强果断的将领，中国有多少？”杜聿明自豪地回答：“俯拾皆是。”波普汉中将听后，两脚一并，给杜聿明行了个军礼，说：“那末，胜利属于你们！”

　　1942年初，中国派出远征军，以罗卓英为第一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美国将军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第5、第6、第66三个军在缅甸与英军并肩作战。杜聿明第5军为中路，其先遣部队戴安澜第200师于3月8日到达同古，9日接收英军防务完毕，18日在皮尤河与日军第55师团先头部队发生激烈的前哨战，歼其大部。杜聿明根据所获敌人文件，判断当面之敌最多不会超过2个师团，决心集中主力，击破当面敌人，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杜并亲赴同古，指导200师固守同古，掩护我军主力的集中。3月20日，同古序战开始。一连数日，日军每天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古城进行狂轰滥炸，日第55师团集中主力猛攻第200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我200师将士英勇抵抗，始终拒敌于城外。3月29日，自私自利的英国人抛弃了中国盟友，未打招呼就仓皇撤退，把同古的侧翼暴露给了日本人。第200师已在同古连续战斗12个昼夜，补给中断，而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已到达同古附近，很快即可加入攻击，第200师有被歼灭的危险。杜聿明审时度势，决心放弃同古会战计划，令第200百师突围，以保全战力，伺机再与敌决战。但史迪威坚决反对，仍坚持以不足的兵力向敌攻击，双方争执至闹翻。在杜聿明看来，史迪威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风头，第200师是中国的精锐部队，也是杜聿明的本钱，拿别人的本钱作赌注当然不心痛。杜聿明未理睬史迪威的命令，命令新22师在南阳车战发动佯攻，掩护第200师撤退。第200师成功突出重围后，杜聿明令新22师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逐次抵抗阵地，以掩护主力集中，准备平满纳会战。他根据当前地形、敌我战术特点及同古被围的教训等，制定了“利用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的战术，这种战术虚虚实实，使敌人捉摸不清，不敢冒进。新22师以不足万人的兵力，抗击日军2个师团近5万人的兵力半月之久，毙上日军4500人，而自己只伤亡1500人。至16日，我军安全进入平满纳既设阵地。杜聿明的成功指挥，达到了以少胜众、以劣制优的目的，创下了抗日远征史上罕见的成功战例。

　　4月18日，史迪威与罗卓英决定放弃平满纳会战，重新部署曼德勒会战，计划将第5、第66军分布于长达300余公里之平曼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被敌人各个击破，主张要么在平满纳打下去，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的前方门户，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史、罗采纳，杜只得服从命令，放弃了棠吉。日军趁势占领裳吉，并于4月29日占领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附近准备会战的中国远征军后方。至此，史迪威和罗卓英制定的曼德勒会战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就宣告破产。远征军陷入三面被围困境。当天，中、英、美三方指挥官举行了最后一次联席会议，英军总司令亚历山首先宣布：英国准许中国远征军到印度避难，但入境前须申报难民身份，由英国军队矛以收容。杜聿明对这一带有侮辱性的“邀请”极为愤慨，当即站起来说：“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亚历山大将军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想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说罢戴上军帽，凛然退场。4月30日，远征军各部分头实行总撤退，从此走上惨绝人寰的惨败境地。孙立人率新38师随史、罗撤往印度，杜聿明第5军遵蒋介石的命令撤向国境。各部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蝗、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蝗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沿途官兵死亡相继，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杜聿明亦感染重病，几乎殒命，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8月，杜聿明率残部回国，向蒋介石请求处分，蒋却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1945年10月初，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用武力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得罪了龙云。于是蒋介石将杜聿明调离云南，于10月16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司令官，接收东北。

　　1945年11月15日，杜聿明以2个军向三海关进攻，次日破关而入，一直打到锦州。国共两军不断增兵，仗越打越大，双方主帅杜聿明和林彪，都是当年黄埔学生，杜为一期生，林为四期生。1946年5月14日，杜聿明集中10个师的兵力围攻四平，林彪主动撤退，杜进入四平，接着又占领了长春、永吉。此后，由于占地广、战线拉长，兵力不足，他不得不在松花江以南停了下来，再也无力北上。于是，杜聿明决定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计划先消灭南满共军，尔后再全力转兵北上，夺取北满地区，进而占领全东北。林彪针锋相对，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作战方针，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杜聿明南北满来回跑，损兵折将4万人，被迫放弃“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转而采取“内线作战，持久防御”的作战方针，杜林二人攻守之势骤然互易。杜聿明转入防御后，仍未摆脱占地广而兵力不足的窘境，整个防御体系显现出捉襟见肘，首尾难以相顾的危险状况。为此，杜向蒋介石要求增加2个军的兵力，但蒋在关内各个战场都陷入泥潭，哪里还有兵力调给他。杜无奈地对他的副司令官郑洞国说：“明知不可为，也只有勉力为之了。我估计林彪很快就会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只有坐等挨打了。”杜的估计果然应验了。1947年5月，林彪渡江南下，展开大规模的夏季攻势。6月15日，对四平发起总攻，四平守将陈明仁顽强抵抗。杜聿明以郑洞国指挥沈阳主力，孙立人指挥长春新1军，南北对进，解了四平之围。虽然四平解围成功，但杜聿明在林彪的整个夏季攻势中损失了83万人和42座城镇，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地位。杜聿明忧郁成疾，于7月8日离开东北到上海治病。

　　1948年6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2兵团司令官。10月，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攻破锦州。蒋介电召杜聿明到北平开会，讨论收复锦州事宜。杜认为目前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蒋介石似乎老糊涂了，有六成把握就想同解放军决战。于是他引孙子兵法对蒋介石说：“庙算胜者得算多，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多算胜，少算败。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但蒋执意收复，即命令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沈阳主力和葫芦岛部队东西对进，收复锦州。杜聿明无可无奈地接受了这“跳火坑”的差事，重返东北收拾残局。10月28日，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人马在辽西会战中全部被歼，11月2日，沈阳失守，杜聿明即指挥东进兵团5个军12个师由葫芦岛乘船撤逃。

　　11月6日，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11月10日，杜聿明奉蒋命飞徐州，仍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指挥解黄百韬第7兵团之围。此时，总司令刘峙正对共军的作战企图无法判断，束手无策。刘峙见到杜聿明后，简直如见到救星一般，立即将作战指挥权交给了杜。12日，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两大兵团由徐州东援黄百韬，但遭华野阻援部队顽强阻击，眼看着黄百韬兵团被围歼而无可奈何。11月28日，蒋介石把杜聿明召到南京开会，决定放弃徐州。杜认为既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既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建议徐州主力经永城撤到蒙城、阜阳地区，以淮河作依托，再向共军进攻。蒋当即批准了杜的计划，命杜马上返徐州进行部署，一定要想法把徐州的3个兵团安全地撤出来。杜聿明回徐州后立即召集各兵团司令官开会，提出“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原则。要求各部在撤退中以“滚筒战术”行进，即各兵团形成一个圆球或圆筒式态势，以免被解放军包围。12月1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兵团撤离徐州，向永城方向滚进。但在12月3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空投的手令，令其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认为蒋的命令违背了当初他提出的“撤即不能打，打即不能撤”的允诺，将导至全军覆没。他最初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按原计划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但转念一想，如不解黄维之围，蒋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于是，他把各兵团司令官召来，出示了蒋的手令后说：“大家考虑一下，我们敢于集体向总统负责，就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最后，众将决定服从蒋的命令，停止撤退，前去解救黄维兵团。杜聿明即下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术，向濉溪口发起攻击，结果没救成黄维，自己也被包围于陈官庄地区，陷入外无援兵，内缺粮弹的绝境。杜聿明向蒋介石呈献了上、中、下三条计策，供其选泽。上策是集中武汉、西安的兵力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中策是持久固守，以争取政治上的时间，下策是冒险突围。但蒋介石选择的是下策，杜大失所望。1949年1月6日，华野对杜部发起总攻。9日晚，杜聿明见部队陷于混乱，无法控制，遂决定各部队分头突围。他自己带着副官、卫士10余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解放军所俘，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战俘生活。

　　1959年12月，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特赦。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1964年11月，当选为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同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终年77岁。全国政协在悼词中给予杜聿明以高度评价，称他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

1904年11月28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东区吕家崄杜家湾。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十二岁时，在表哥李鼎铭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点。祖父母及当家的伯父杜良辅相继去世后，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管家的重担。由于聪颖过人，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

杜十六岁时， 其父由榆林返家，见其因操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便随父到当时陕北二十三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校长杜斌丞是杜聿明的堂哥，教师有陕西著名的***人魏野畴、李子洲和教育家王森然、朱横秋等。同班有后来成为***人的谢子长、霍世杰和以后成为现代文学家的刘蕴华（柳青）等。

1923年，杜聿明在榆林中学毕业。同年8月，与比他大两岁的曹秀清结了婚。1924年初春，不满20岁的杜聿明与榆林同乡阎揆要、马师恭等人先后来到北京。杜聿明原想报考北京大学，但在京停留期间，他目睹北洋军阀贻误政事、膺窃国柄的黑暗。 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广告，由于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杜斌丞的熏陶，经过慎重考虑，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 1924年3月，杜聿明和堂兄杜聿鑫、陕籍青年阎揆要、关麟征、张耀明等十一人，从北京取道天津，搭乘英轮南下广州。在校期间，对学习从不马虎，军校设置的步、炮、工兵等军事课程、战术战法和队列操练的演示、模拟等，他都是全身心的投入，极认真的学仿。杜聿明和同学们还参加了讨平广州反动商团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沙场冲杀。当年年底一期学员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不久擢升为第二排副排长。

1925年春，在军校的号令下，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战斗打响了。攻打淡水城时，杜聿明和同期的陈赓等同学报名参加了教导团组织的敢死队进行爬城攀攻，最先登上城头的也是杜、陈两人，紧接着他俩又打开城门，迎来大队人马歼灭残敌，终获全胜。 同年3月初，杜一行四人到了北京，受到汪精卫的接待。他们见到了已处于昏迷状态的孙中山。杜聿明将廖仲恺的亲笔信双手递给了孙先生的副官马湘，后写了一封致廖先生的信，汇报了孙中山的病情。接着，他们转赴开封，在胡景翼的直接领导下，协助苏联顾问，筹办军校。

不久，国民二军高桂滋团补充营营长、大地主吴宝山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用重金聘请杜聿明为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杜郑重地给广州革命大本营及黄埔军校分别写了书信，汇报情况，请示行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即回信指示：希望杜聿明仍留北方，争取机会和马湘联系，参加在北京碧云寺停厝的孙中山先生灵榇的守护。这时，正好高桂滋奉令率部开赴北京，担任京畿的卫戍勤务，重新组编的吴宝山补充营也随团北上。到达北京后，高桂滋将补充营改为特务营，派该营进驻西山碧云寺静宜园，守护孙中山灵榇。杜聿明仍任该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杜聿明南下归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京，不幸被孙传芳的稽查队抓获，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随后越狱逃到武汉，去见邓演达。去武昌南湖学兵团找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团长张治中。随后杜聿明在张治中学生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

1928年夏，张治中考察回国，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令杜为该校杭州预科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次年初，杜回南京军校任第七期第四队中校队长；同年冬又任新编第一师第二旅参谋主任。1930年初，蒋介石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任师长，杜聿明任该师第二旅第五团一营中校营长，不久升为该师第六团上校团长。

1930年冬，教导第二师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师，杜为第十二旅第二十四团团长。师长徐庭瑶要求部属甚为严格，看到多数团队都是松松垮垮的样子，唯独杜团认真遵照其指示办事，教育训练各方面井井有条，操练娴熟，因而对杜大加赞赏。

1932年初，徐庭瑶的第四师奉命开赴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在霍丘被红军邝继勋部击败。在关键时刻，徐令第二十四团全力反攻，杜聿明率部穿插，突入霍丘，使红军损失重大。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这年冬，徐升任第十七军军长，杜被委为该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不久升为该师副师长。

1933年2月，日本侵略军分兵三路进攻热河，第二十五师奉命从徐州、蚌埠一带开往通县集结，阻击敌人。3月9日，第二十五师到达石匣镇后，杜聿明和关麟征驱车往古北口，与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联系。杜聿明代理师长职务，指挥该师官兵，同日寇浴血奋战。1933年3月12日，杜奉命将阵地交与第二师。同年秋，杜聿明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第一期进修。学习期间，经同乡、黄埔一期同时毕业的马志超介绍，参加了复兴社。

1936年春，杜聿明从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毕业。杜本应返第二十五师供职，但由于和师长关麟征相处不甚和谐，不太愿回去。徐庭瑶即向蒋介石保荐他到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负责培训指挥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军官。10月5日授予少将军衔。

1937年，交辎学校战车营、交通兵第二团所属装甲汽车队合编，并补充一批战车，建成国民党军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委为第一任团长。“八·一三”淞沪抗日时，杜率领装甲兵团第一营的二、四两连，在上海汇山码头协同步兵阻击企图登岸的日军。 1938年，装甲兵团撤至湖南湘潭整训，不久该兵团扩编为第200师，以杜聿明为师长。长沙大火后，国民党长沙市警察局人员与放火队员，又来到湘潭城下，欲火烧湘潭城。杜聿明得知后，当面怒斥了这种惊慌失措，草菅人命的做法，随派员收缴了放火队的器械，将放火的人强行控制看管，并张贴布告，严禁放火焚烧湘潭县城，这才使湘潭城池数十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得以保全。事后，湘潭万民同声称颂，感激杜聿明与二百师的救城之恩。

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委为副军长。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该军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唯一机械化新军。杜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新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

1939年夏起，日本侵略军集结兵力，准备开辟华南战场。1939年11月17日，日寇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19日，又突破小董防线，向南宁进击。杜聿明的第五军奉命从全州向南宁附近集中，准备攻击由钦州、防城登陆的北进之敌。面对日寇气势汹汹的进攻，杜聿明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战局，估计了敌人的弱点，向重庆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乘敌孤军深入后援未济之时，集结优势兵力，配合地方民众，迅速反攻，以击破侵敌而恢复国际之重要交通。”

1939年12月16日晨，杜聿明奉命率第五军担任对邕宾路的正面攻击，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杜召集团长以上会议，宣读作战部署：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从正面进攻；戴安澜第二百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第二天，白崇禧和陈诚到谭蓬村第五军司令部视察。陈严令杜要如期攻克昆仑关，直下南宁。

1939年12月18日拂晓，反攻开始。在战车、炮火掩护下，杜聿明第五军对昆仑关守敌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戴安澜师与日寇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进行夜袭，相继占领了老毛岭、万福村、441高地，最后占领了昆仑关。杜聿明在此期间，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十八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史称昆仑关大捷。

1941年2月，杜聿明作为中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成员，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作军事考察。

1942年初，日军第十五军饭田祥二郎率四个师团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中国派出远征军，杜聿明为第一路副司令长官。中国和英国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杜聿明第五军为中路军，于3月9日接替英缅军在同古的防务。

1942年3月20日，同古诸战开始，一连数日，敌陆、空配合并与炮兵、战车协同进攻。至26日，正面敌人以其三个联队向同古西北角猛攻，第二百师第六团阵地被突破；27日，新编第二十二师到达同古以北，与敌遭遇，双方彻夜对峙。28日，日军北守南攻，在同古北修筑工事，企图阻止新编第二十二师前进，而集中主力猛攻第二百师，并施放糜烂性毒气，第二百师官兵伤亡甚重。杜聿明即指挥新二十二师对当面之敌施行猛攻，进占南阳车站，以解第二百师之围，但日军凭借附近建筑物固守。两军反复争夺，激战至30日。

1942年3月30日晚，杜命令新二十二师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阻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新二十二师采用这种战术，运用灵活，虚虚实实，使日军捉摸不透。远征军先攻继守，用逐次抵抗战术与日军五个联队激战达十二次之多，迟滞达半月之久，敌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达到了以少胜多，以劣制优的目的，成为抗战史上一罕见的战例。

1942年4月13日，英军要求中国军队接替英缅军西路防区，企图浑战撤走，史迪威、罗卓英重新部署作战方案，准备在曼德勒会战，命令第五军、第六十六军分布在长达三百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杜聿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一再申述棠吉的重要性，主张要么退守棠吉，守住腊戍前方门户；要么就在平满纳打下去，反对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但未受到史、罗的采纳，杜只得从命，放弃了棠吉。于是日军重新进占棠吉，并直取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集结于曼德勒准备大战的中国主力军后方，在曼的第五军，不得不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境地。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曾亲自到缅甸腊戍，指挥远征军入缅。在面对“归史迪威将军指挥”的这个命令时，杜聿明曾亲自问过蒋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 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撤退。 而孙立人则率新38师向西撤退到印度，后编为驻印军。 杜聿明的远征军分三路撤退，他本人率新22师为一路，第5军96师为一路，负责殿后的200师为第三路。

1945年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杜聿明去重庆。要求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并问杜有何意见。他一口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要杜即刻回昆明作准备。可是，何应钦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顽固恋栈，这样解决可免于动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何和杜从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历经三个月之久，龙云却毫无退意。

1945年8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宜。蒋指示说：“你这次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8月11日，杜聿明飞回昆明，立即进行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方面，杜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各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以期在短时间内将龙云的武装彻底解决。昆明通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无法逃走，只留五华山弹丸之地和一营卫队，让龙云自己决定去从。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说服龙云就范也作了准备。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

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亲笔信给杜聿明，告知他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指示杜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服从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要杜“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当时杜聿明考虑到，在政治上自己和龙云是不能并立的，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二人相处很好，对于龙云加以危害的事绝不能做，而且，万一龙云在事件中死去，社会舆论必然加罪于己。于是，杜连夜复蒋一封信，大意是：龙云只有一个五华山弹丸之地，不足为患，轰击五华山，会波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安全，引起学潮，在政治上造成极端不良影响。蒋最怕闹学潮，只得复信同意杜的意见，不使用大炮轰击及飞机轰炸。

1945年9月29日晚，杜聿明即赴昆明市北郊岗头村准备好的指挥所内，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开会，下达行动命令，并将解决龙云的命令送交美军一份，将中央任免龙云本兼各职的命令送交龙云。

1945年9月30日凌晨5时，杜部都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事出龙云各部队意外，都猝不及防。仅五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仅剩下一座五华山。

1945年10月14日，杜聿明忽然接到蒋的命令，要他到重庆去。杜15日飞抵重庆。这次蒋氏接见，与过去大不相同，对杜优礼有加，还很有兴趣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继而，蒋吞吞吐吐地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很了解蒋的心理，就慷慨地说：“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听了很高兴。16日，蒋果然发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被撤销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同一天，就发表了任命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

杜聿明上任后第四天，蒋介石对杜当面指示，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杜经过近十天与苏军联络，发现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军，营口苏军已经离去，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为此，杜便向蒋建议：要接收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

1945年11月5日，杜急飞重庆向蒋报告，请求迅速抽调兵力，由美舰掩护从葫芦岛或营口强行登陆。秦皇岛，率先向东北解放区挑衅，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向榆锦进攻。14日，杜下达向山海关进攻的命令，决心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未到达之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之后，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个要点。

杜聿明到锦西后，按原定方针，命令部队向锦州攻击。由于东北民主联军有计划地撤退，26日杜率部进入锦州，同日还占领了山海关。

1945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国际和平建国的舆论，与中共举行和谈。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下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积极进攻。杜接到蒋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军冒雪进占北镇、黑山，然后又分兵两路，分别向阜新、营口进攻，占领了北票、朝阳、黑水等城。

1946年1月10日，杜又按照蒋的密电，赶在停战令即下前，抢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自发动夺取东北的战役以来，杜聿明多次奔赴前线指挥，日夜不息，疲劳过度，1946年于2月18日乘专机飞北平，秘密进入白塔寺中和医院治病。1946年3月16日，动手术割去左肾。1946年4月16日，返回沈阳。

1946年4月28日，在空军掩护下，两个军分两路向本溪攻击。杜聿明在本溪得手后，迅速转而全力策划进攻四平街之战。他先调第一九五师及第八十八师至铁岭，掩护中长路的安全，又令新六军迅速集中辽阳附近，用火车输送至开原，以击破四平街，一举收复长春、永吉为目的，部署两翼攻击，企图压迫东北民主联军于辽河套内而歼灭之。1946年5月14日，国民党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并始猛攻，经过激烈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实行战略撤退，杜部于1946年5月19日侵入四平。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至5月31日止，又占领了松花江以南永吉至农安之线。杜聿明到东北仅仅半年，就先后侵占了辽西全部及沈阳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鞍山、海城、营口等重点城市，北沿松花江与东北民主联军相对峙。不久，停战期限届满，国共谈判破裂，杜怀着抢夺整个东北的野心，策定了南攻北守的全局作战指导原则，于8月间派副长官郑洞国负责指挥对热河省的全面进攻，扫荡热河境内的共军。10月，又派第五十军进攻安东、通化等重要城市。该军第二十五师在暖阳边门被全歼（新开岭战役）。杜并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为这不是战略上的错误，而是个别将领无能，仍坚持既定扫荡方针，向临江进攻，部队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至此，东北国民党军开始走下坡路。

1947年5月15日，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渡江南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18日，攻占怀德。24日，占领四平街外围重要城市。26日，攻入法库。27日，攻入昌图。6月15日，开始总攻四平。杜与郑洞国等高级幕僚研究了全盘情况，认为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威胁甚大，决心以第五十三军为主力进攻扫荡，以固沈阳门户，然后集结可能集结的兵力去解四平之围。根据这一决定，由郑指挥对本溪的攻击，20日攻下。杜又根据电台侦察，中长路以东电台甚多为判断：共军主力可能在中长路以东的山区，并可能在移动之中。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攻击，指挥右翼兵团向四平街左翼包围攻击前进，击破东北民主联军后，大胆分头猛进，力求包围消灭东北民主联军；中央兵团由现地发起进攻，击破当面之敌，即迅速追击而歼灭之；左翼兵团协助中央兵团向双山、昌北以北占领阵地之敌右翼包围攻击，击破当面之东北民主联军后，即向三江口郑家屯追击前进。命令下达后，杜部各部队在飞机炮火协同下大举进攻，战斗甚为激烈，直到1947年6月30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退，四平之围随之而解。后来，在东北民主联军铁拳锤击下，杜聿明迭遭惨败。他日夜谋划，一筹莫展，以至忧郁成疾，不能亲事，于7月、8日垂头丧气离开东北，到上海医治。

1948年6月，蒋介石遂任命杜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上任不久，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同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10月初，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通道。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赶紧将杜聿明调回沈阳。10月15日，杜聿明急忙从徐州飞抵沈阳。次日，锦州便失守。

1948年10月23日，廖耀湘第九兵团向黑山发起猛攻，即遭到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至26日，廖兵团即被全歼。27日凌晨，蒋介石派专机到葫芦岛接杜聿明去北平，商讨对策。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这时，杜在葫芦岛日夜坐立不安，担心解放军马上来打锦西，一直等到蒋介石命令从上海撤退时，即开始部署第三十九军、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由葫芦岛撤往上海的工作。1948年11月8日上午，杜在锦西机场乘飞机逃往北平。正当杜聿明在东北葫芦岛指挥部队撤退的时候，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于11月6日发动强大的攻势，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在这之前，蒋介石指示国防部拟就一个“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以击破共军攻势为目的”的“徐蚌会战计划”，并委任杜为徐州“剿总”副司令。当蒋派许朗轩征求杜的意见时，杜表示同意“徐蚌会战计划”，并写信请蒋饬令会战部署由刘峙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解放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

杜聿明于1948年11月9日晚匆匆由北平飞抵南京时，获悉蒋介石未毅然决然实行“徐蚌会战计划”，已采纳何应钦和顾祝同提出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不禁心烦意乱，非常恐慌。第二天夜晚，杜即奉蒋令飞徐州，指挥解黄百韬之围。10日中午，刘峙得到中原野战军确已南下，当面只有两个纵队的情报，才决心将第二兵团东调，协同李弥第十三兵团解黄伯韬之围。杜聿明即令邱清泉兵团主力星夜向徐州东南张楼附近集结，李弥兵团向徐州以东苑山附近集结。他力主寻求解放军之一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将其主力攻击。 12日，杜聿明将主力展开于创集、苑山、不老河间地区。17日，解放军大部队经双沟向东南分路撤退。刘、杜都误以为解放军崩溃，令全线追击，结果受到解放军在第二线阵地的继续顽强阻击。22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地区全部被歼。

1948年12月3日，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解黄维兵团之围。杜感到蒋的命令必然导致全军覆没，又慑于蒋的*威，恐不解黄维之围，蒋必将整个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他，遂决定服从命令，最后为蒋效忠。4日，杜聿明采用逐次攻击战法，严令第二兵团攻击前进，第十三、十六兵团加紧构筑工事，掩护阵地。 6日，杜决定邱清泉、李弥兵团不突围，继续向解放军发起攻击。同时，他迭电蒋介石，催促速调大军与解放军决战。

自10日起，解放军停止对陈官庄、青龙集地区的进攻，对国民党军展开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宣传攻势。1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但杜未曾看到。陈毅同志也给杜写了一封信。他拿这封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见邱将信撕掉烧了，就立即告辞而去。19日夜，杜聿明又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提出上中下三策，请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上策是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力量与共军决战；中策是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意即和谈）；下策是突围。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宣言和平。杜聿明也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但到1月3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按原定空军掩护突围方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天的粮弹。解放军于6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国民党军一触即垮。杜急电空军轰炸支援。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青龙集阵地被突破，杜又急电请蒋在10日投毒气弹，掩护突围。9日黄昏前后，杜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企图纠集残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日上午突围。然而，邱清泉、李弥等人威胁式的劝杜，必须当晚突围。他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单独行动，10日凌晨，即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在萧县青龙集张老庄村。 杜聿明被俘后，邓文仪1983年在《黄埔学生六十年》中，讲述在淮海战役（台湾称徐蚌会战）中被俘后的杜聿明在炼狱度过数十年的悲惨生活。 但是杜聿明被俘后却是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 。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适地安眠入睡。

抗美援朝的胜利，杜聿明深情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

1960年7月，周总理、陈毅宴请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闻名，互相倾慕。席间，英国元帅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事后，杜聿明说：“这当然是说笑话，真正说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像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

196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下，杜聿明携妻同在北京团聚的战犯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

1964年11月，杜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努力。

1978年他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0年发表《纪念 二·二八 寄语台友》一文，呼吁在台湾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1981年5月7日，因患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在遗嘱中，杜仍不忘统一大业，嘱其妻率其子女为祖国现代化继续作出贡献，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