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怎么死的，为什么在民国时期众多文人遇害，鲁迅却没事?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原因有：一是鲁迅善于保护自己，二是鲁迅在中国文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鲁迅曾留学日本学习医科，后来他发现仅靠医术救不回思想顽固不化的中国人，他不忍让中国人继续颓败下去，从此中国一蹶不振，他毅然弃医从文，把笔当作武器，想用文字骂醒混沌的中国人。民国时期“骂人”的文人不止鲁迅，但鲁迅却可以存活直至其病逝，原因值得我们探讨。

一、鲁迅善于“伪装”，懂得保护自己

鲁迅一生用过一百八十多个笔名，除了我们熟悉的“鲁迅”，还有“记者”、“润土”、“孺子牛”等等这些不被世人熟知的名字。这些笔名很好的保护了鲁迅，使其免受迫害。就这样，鲁迅不断更换笔名，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笔锋犀利、语言毒辣，骂得旧势力、当权者、帝国主义等狗血淋头的文章。被骂的对象尽管气愤却奈何不了鲁迅。鲁迅写完一篇文章就立即换地方接着写，这样也有效避免了被捕的危险。

二、鲁迅在中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的作用不容忽视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建者，并且在世界也享有盛名。欲杀害鲁迅的当权者考虑到这一点未免会变得束手束脚，不敢轻易杀害鲁迅。鲁迅的文章极大地解放了民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使他们改变了陈旧的观念，打破了他们的墨守成规，并且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开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十分机智，他批评抨击国民政府时并未直接抨击首脑，“骂”的程度也没有骂文人这么厉害，可以说他骂的十分有技巧，一直在“钻空子”。

鲁迅对当代中国影响巨大，他对中国的独特作用无人可比。他以他的笔为武器一直为中国的复兴、繁荣而奋斗。尽管过程并不一帆风顺，为了多发表文章“骂醒”中国各阶层人民，为了躲避追杀，他东躲西藏，但他一如既往，坚持不懈，永不言弃。我们要学习鲁迅，无论要做什么一定要保重身体，只有命在，才可以做想做的事。

关于鲁迅骂人计谈梁实秋、王平陵、章士钊、成仿吾、周扬、徐懋庸、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

不是鲁迅对创造社的人都有偏见，但他不喜欢成仿吾确是事实。新文学社团在成立之初，几乎都有一套齐全的班子：诗人、小说家、还有一个批评家。创造社异军突起的时候，成仿吾就是充当了那个评论家的角色。他天性好斗，写了一篇《诗之防御战》把"五四"新文学的主将全得罪了，用郭沫若的话说，他是一阵"黑旋风"（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黑马"）。他还写过一篇批评《呐喊》的文章，说鲁迅的小说集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再现"的艺术，后半部分是"表现"的艺术。创造社早年推崇"为艺术而艺术"和浪漫主义，很鄙薄自然主义式的写实方法。在创造社的词典里，"再现"即自然主义，就是没有想象力，鲁迅前期大部分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全属于这一类；而"表现"才能体现主体性对创作的介入，才是真正的艺术，以此推理，《呐喊》里真正能"进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惟有神话小说《不周山》。还有，作为批评家的成仿吾思路相当奇怪，比如他称赞《端午节》这篇小说，却要特地说明："他（指鲁迅）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他是复活了。"似乎在暗示鲁迅是受创造社的影响才有了进入"艺术之宫"的机会。但是我想，这些批评虽然荒唐仍不失为一家之言，还不至于会引起鲁迅的特别反感。虽然鲁迅一再嘲笑成仿吾的"纯艺术"的观点，并在《呐喊》再版时半是赌气半是恶作剧地删去了《不周山》；也虽然据郭沫若说周作人曾经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周作人早期在小诗与散文里确实都写过苍蝇，至于是否影射成仿吾一说，却也拿不出具体的证据）。

即使是鲁迅嘲笑成仿吾的"把守纯艺术之宫"，也不是在成仿吾做批评家的时候，而是在他成为"革命文学"论者以后。成仿吾是个老实人，他一旦投靠了谁都是死心塌地效忠：他第一次批评鲁迅的小说不够"艺术"，自以为是效忠于"艺术宫廷"。他第二次批评鲁迅是在1927年初，正在效忠于广东革命政府，当时郁达夫曾写《广州事情》敏锐觉察到广东的新军阀势力，而他却一片赤诚地写了《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把"五四"新文学老将鲁迅周作人等一网打尽，罪名是"趣味主义"，而且把他们归入"讨赤的首都"派（也就是北伐的对象），其用心极为良苦。但是几个月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成仿吾改换门庭，从日本搬来了一批日共福本路线的追随者，开始了"革命文学"的鼓吹--思路却是一样，第三次把鲁迅当作了一块"资产阶级"的老石头，要用"十万两无烟炸药"去轰炸。三次转向，每次都是拿鲁迅的人头开刀，以示对新主的忠诚，这也是令人深思的现象。

读鲁迅对"革命文学"论者的答辩文章《"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只觉得鲁迅失去了昔日与西滢战、与长虹战时的凌厉风格，语气里充满了委屈和不解，还夹杂了对未来的恐惧。本来，鲁迅携眷从广州来上海定居，还想与在上海的创造社诸人（郑伯奇、郭沫若等）联手恢复《创造周报》，这显然是放弃旧嫌，共同对付国民党新军阀势力的良策。那时一定是成仿吾去日本搬兵的时候，等到兵搬来了，新的理论也搬来了，他们认定时代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阶段，因此文化上也应该来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五四"。当他们靠一套从日本贩过来的"革命文学"理论建立了新的话语权，老石头就理当搬掉。于是，非但"联合"没了下文，还要教训、批判、辱骂："有闲阶级"、"落伍者""资产阶级""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呜呼！鲁迅几乎没有正面与"革命文学"论战，他只是反复揭露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进而揭露成仿吾"总算离开了'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这样的资料排列对今天不了解文学史背景的读者来说真是不知所云，而鲁迅却命中要害地打击了那种吕布式的投机善变和"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鲁迅尖锐地发问："倘若难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过了三年，鲁迅的心态稍稍稳定，但他对成仿吾依然耿耿于怀，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他又提到了成仿吾："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鲁迅曾说：他对青年人的攻击，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但这支"箭"之锋利，胜过十刀无数。成仿吾等"革命文学"论者对鲁迅的谩骂虽然又多又毒，现在却早没有人再提起，而"才子+流氓"的称呼，却变成一种形象的代名词，铁铁地箍在了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的头顶上。虽然，成仿吾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克服了吕布式的习性，老老实实地吃了许多苦，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革命文学"论者所具有的品质--一是聪明善变，二是变了以后立刻拿别人的人头当作讨好新主的见面礼--这样的人品与行为，大约都可以用得上这个光荣的尊号：才子+流氓。

(三)、周扬

如果仔细追溯鲁迅与"革命文学"论者以及后来与周扬等人的冲突，他们在理论上的分歧实在是很小，倒不是说双方的理论水平都很高，恰恰相反，双方都没有具备多少深刻的理论。早期的"革命文学"论者的理论武器大都来自苏俄的"拉普"一派和日本的"纳普"一派，从今天的立场看都是充满了左倾幼稚病的狂热与宗派主义；而鲁迅等人，则是从苏俄早期的文艺政策中，吸取了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思想，其实两派理论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多半是纠缠在如何从事文艺运动的政策和路线--这也给后来的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带来了几乎是不可克服的缺陷，始终是以文艺政策的思路来取代对马克思文艺理论基础的建设。而且，这些有关政策也是别人的政策，只要别人的态度一改变，他们马上就陷入窘况，自己来打自己的耳光。日共纳普清算藏原惟人与中国左联清算钱杏邨就是这类自打耳光的例子。不是左联成员的胡秋原不识其中三昧，仗着自己读过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也去凑热闹帮着清算钱杏邨，结果反而惹来一身羊膻，被套了一顶"托派"的帽子。左翼的耳光只能自己打，别人想插一手当然是咎由自取。这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我说，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并没有真正的理论分歧，如果说有"分歧"也是不上台盘的，多半纠缠在人事的感情与宗派上。--这个问题说起来枝蔓太复杂，还是暂且不提也罢。

不过从这里可以大致了解鲁迅在左联时期与周扬等人的矛盾所在。所谓左联内部的周扬派和鲁迅派（注意：这是我杜撰的名称，当时被人叫做"雪峰派"或者"胡风派"）你死我活地恶斗半个世纪，究其原因实在是不足以与外人道。从史料看，周扬从未公开说过鲁迅的坏话，但他是以清君侧的态度，与冯雪峰和胡风不共戴天，而冯、胡虽然后来都败在周扬的手下，但从他们的回忆录来看对周鲁的矛盾也都语焉不详。鲁迅在私下和公开的信件里早已斥周扬为"奴隶总管"，还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但具体的原因也说得不多。冯雪峰回忆他在1936年从陕北去上海与鲁迅见面，鲁迅第一句话就说："这几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尽管冯雪峰特别强调了鲁迅这句话的可靠性，我仍然有些怀疑--至少，鲁迅是绍兴人，用绍兴方言的结构怎么也说不出这句话的原汁原味，"……得可以"的补语结构不合南方人的用语习惯。但是鲁迅话里的这层意思是不会错的，鲁迅说的"摆布"，含有"被耍"的意思，也就是现在上海人的口头禅"白相我"。鲁迅性格多疑，与青年人合作总是警惕被人利用来当招牌或当枪使，但他更痛恨的是自己营垒里的青年人作弄他。田汉化名绍伯写《调和》一文攻击鲁迅，理由是鲁迅有一篇文章和被鲁迅骂过的杨邨人的文章发表在同一本杂志上，便攻击鲁迅搞"调和"，"为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这似乎毫无道理，经鲁迅诘问，田汉解释说他是故意冤枉鲁迅的，为的是想刺激鲁迅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假如田汉的自我辩解是真诚的，那么难怪鲁迅要怀疑："去年（1934年）下半年来，我总觉得有几个人……恶意地在拿我做玩具。"所谓"做玩具"，也就是"摆布"的意思，看来这样的事件不止一次。据说"绍伯"事件发生后，另一个左联***夏衍哈哈大笑，说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且"老"，牢骚而且"又"，真是一派作弄名流的玩笑态度，使鲁迅感到又窝囊又沮丧。

问题的实质还不在于此，我一直不明白的是，既然鲁迅如此在意别人对他的利用，那么经历了"革命文学论争"以后建立起来的左联，本来就含有把鲁迅作为一面旗帜（也就是另一种招牌）的意思，阅世如此老辣的鲁迅难道还会不明白么？徐懋庸后来说，他本来是佩服鲁迅的，但"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这也是公开的秘密，左联直接受到中共的领导，在鲁迅以外还有具体领导班子。鲁迅不是党员，只是在单线听取汇报后提出一些建议而已。他创建左联时提出把老朋友郁达夫团结进来，但郁达夫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而且主持这个会议的正是创造社的元老郑伯奇。这种摆摆样子的事情都不给鲁迅一点面子，还在乎其他事关大局的决策吗？我不知道鲁迅总共参加过几次具体的左联会议和活动，如果不是后来瞿秋白隐居上海期间与鲁迅亲密交往，共同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话，鲁迅在左联里的实际作用实在令人怀疑。我想这也是鲁迅对瞿秋白满心感激、称之为"人生知己"的重要原因吧？

周扬是后来居上成为左联领导的，但他不是创造社旧人，与鲁迅没有宿怨。他在左联工作中的潜在对手是冯雪峰，而冯雪峰因为与鲁迅的关系比较好，以致把鲁迅也卷到纠纷里面去了。现在可以查到的最初的纠纷起因是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芸生的骂人诗《汉奸的自供》，诗是骂"自由人"胡秋原，里面居然有"放屁，口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成剖开的西瓜"这样的流氓语言。冯雪峰觉得太过分，就请鲁迅出面写文章纠正一下，鲁迅后来说是"从公意做过文章"，大约就是指他奉了冯雪峰的意思去写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那是直接批评周扬的文章。按理说鲁迅是左联的领导，批评左联成员的某些不好倾向是很正常的，但是周扬非但不接受鲁迅的批评，反而发表了首甲（祝秀侠）等四人的反驳文章，指名攻击鲁迅的文章是"带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误""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的和平主义"等等。鲁迅本来对成仿吾式的"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持有警惕，一看"辱骂和恐吓"又在左联中阴魂重现，自然感到寒心。后来他对朋友说："我真好像见鬼，怕了。"这里"见鬼"是南方人的口头禅，意思是莫名其妙受了骚扰的祸害。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冯雪峰身为左联领导，自己不直接批评周扬，却要把鲁迅扯进去呢？而周扬又为什么连这么小的一件事都不肯认错，偏要与鲁迅对着干呢？显然，在周扬的眼里，鲁迅作为左联领导的地位是虚的，而是冯雪峰的后台才是实在的。由此也能猜测出冯周之间的隔阂之深。鲁迅无意间成了冯雪峰的屋上"鸟"，爱之恨之都是间接的，无辜的。

鲁迅经常说周扬是白衣秀士王伦，就是《水浒传》里那个气量狭小的头领，后来被林冲火并掉了。鲁迅一定是在什么场合领教过周扬睚眦必报的小动作。但从现有的资料看，周扬与鲁迅的正面冲突是一次也没有过。但周扬作为左联的实际***，他对鲁迅不尊重甚至潜在敌意的态度肯定影响了周围的人，包括田汉、廖沫沙、徐懋庸等与鲁迅发生过冲突的人。周扬一直把他与鲁迅的隔阂归咎于第三者的挑拨离间，这是不真诚的，他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失去鲁迅信任的原因。只要比较冯雪峰与周扬对待鲁迅的态度就不难看出两人的不同：冯雪峰对鲁迅的利用远甚于周扬，但他是有意识地接近鲁迅，并以学生、邻居的身份一边学习鲁迅，一边诱导鲁迅去做各种事情，甚至捉刀代笔。鲁迅不会不明白冯雪峰利用他来掩护做宣传，但鲁迅似乎是乐意的，即使勉为其难也努力去做。而周扬却相反，他俨然以地下革命者和左翼文坛领袖自居，平时深居简出，有事要么约鲁迅出去谈话，要么通过第三者去传话，有时是请茅盾，有时指派叶紫或者徐懋庸。鲁迅对周扬这种傲慢态度自然不会感到痛快，他屡屡讽刺周为"元帅"，甚至说："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人与人不能常常见面交换意见，有些隔阂与误会就不容易消除，这恐怕不是谁能轻易挑拨出来的。

回顾鲁迅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中共第一代领袖仲甫先生、守常先生，都是与鲁迅共同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友；中共第二代领袖瞿秋白政治失意后。把鲁迅当作严师诤友，亲密地并肩作战；接下来是冯雪峰做着中共党与鲁迅的沟通工作，更是以私淑学生的身份；而周扬，无论从党内的资历还是党内担负的责任来说，都是初出茅庐的后生，而他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元帅"作派不能不让鲁迅反感。鲁迅批评周扬的三个绰号：一是"元帅"--指他深居简出，态度傲慢；二是"王伦"--指他气量狭窄，不能容人；三是"奴隶总管"--指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情绪和打击手段，几乎都事出有因，击中要害，但也未失分寸。可是这一切并未引起周扬的警觉和悔改，他一味指责别人挑拨离间，自己仍一如既往沿着这三个标记做下去，与鲁迅的隔阂自然也越来越大。左联成员真正被鲁迅信任的人本来就不多，先是柔石、冯雪峰，后来是胡风，等这些人死的死，散的散以后，只剩下一个徐懋庸了。徐为人骄横，仗着与鲁迅的特殊交情就擅自写信，阐述了周扬的意见。终于，矛盾总爆发了。鲁迅根本没有把徐懋庸当作对手，他一再说徐的信是代表了周扬"一群"的意见，因此，他在复信中通篇指责的也是周扬"一群"，在那封信里，鲁迅痛斥"四条汉子"，点名周起应，确实是言重了。

(四)徐懋庸

如果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根本不存在，那么鲁迅与左联的矛盾始终都在暗室里操作，不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鲁迅所指出的："在左联结成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豀，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样的传统至今不绝，但决不会正大光明地公开出来，放在冠冕堂皇地位上的总是另外一套话语。由于徐懋庸的冒失惹事和鲁迅的病中火气，使这场积压了多年的矛盾总爆发了，也使以后长达三四十年的文坛纠纷此起彼伏，成王败寇轮流转。徐懋庸在鲁迅去世后撰一副挽联，曰：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倒是不幸成了以后几十年文坛斗争的谶言。

周扬等人在事后总是把徐懋庸的信解释成是他个人的行为，但鲁迅决不这样认为，他在给老友杨霁云的信中说："写这信的虽然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还傲然地说："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语气上是十分认真的。换句话说，也可以理解作鲁迅以徐懋庸的信为由头，正式宣布与周扬等人的决裂。其时左联已经解散，鲁迅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也就是说，那个早已名存实亡的联盟已经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而鲁迅作为这个团体名誉上的领袖，在无人理睬的状态下理所当然要表一个态：从"革命文学"论争以来他与左联的结盟关系也已经划上了句号。

围绕着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就有纠缠不清的两个口号之争、中国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之争等等，已经有许多回忆录和研究文章讨论，本文不再挑起这方面的话题。我只是想提供另外一种解释历史的可能。在我所读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里，多半把鲁迅的晚年写得颇为凄凉，似乎鲁迅晚年与周扬等人的矛盾使他再度陷入了《野草》时代的绝望境地。鲁迅的一生，始终被一种斯巴达之魂的精神所笼罩，带有狂热的奋不顾身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一生都在寻求中国社会最激进的力量结成联盟，去从事知识分子实际的广场斗争。早年的光复会，中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国民革命，晚年的左翼文化运动，都可作如是观。但反之，热烈之切，也常常伴随着失望之果，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既不断地与最激进的力量结盟，又不断地超越他的盟友，使自己总是处于精神上的"荷戢独彷徨"的境界。这样理解鲁迅晚年的思想状况总的来说是不错的，但我觉得鲁迅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另外一面似乎还没有被人充分注意到。

那就是，鲁迅始终在独立地寻求一种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民间生存方式。在他与周扬等左联***关系恶化以来，他一直寻求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他没有像有的研究者想象的那样绝望，而是在充分认识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前提下，独辟蹊径地尝试新的生存方式和道路。这就是我在本文一开始所讲的，当鲁迅拒绝了地狱天堂和黄金世界以后，他没有陷入消沉和孤独，而是对生根于现实土壤的知识分子岗位的重新发现与界定。我们已经注意到，1935年萧军萧红来到上海，鲁迅明确不希望他们加入左联，认为还是在外围的人能做出些成绩，一到里面就"酱"在纠纷里了。事实上当时在鲁迅身边已经团结起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作家，除了胡风、聂绀弩、周文等左翼作家外，还有一批民间出版社和刊物的青年编辑，如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吴朗西，编辑《译文》的黄源，编辑《文季月刊》的靳以，编辑《中流》的黎烈文，编辑《作家》的孟十还等等，而在这批年轻的作家和编辑周围，又团结了一大批文学新生代。这批青年人对现实环境抱着强烈的批判和抗争态度，但又都是以自己的写作、翻译、编辑、出版等为岗位，来履行知识分子的立场和社会责任。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各不相同，与鲁迅也有亲疏的差别，但这个以鲁迅为中心的进步文学阵营在上海文化领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现实存在。

这个新崛起的新生代在鲁迅拒绝参加周扬们组织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以后第一次浮出海面，那就是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领衔签名，初步展示了他们的存在。虽然对巴金黎烈文等人来说并没有自觉的群体意识，他们签名发表宣言以后就分散了，没有进一步组成新的团体，但这个信息被老练的政治工作者冯雪峰注意到了。他曾对茅盾说，胡风他们要搞一个文艺工作者协会，要茅盾多动员些人参加进去，以冲淡它与周扬的"文艺家协会"之间的对立。看来，冯雪峰是希望把这股真正以鲁迅为灵魂的生气勃勃的青年群体发动起来，为他所用的。只是鲁迅的过早逝世使这股力量迅速涣散，而其中一些主要骨干力量在抗战的实践中各自发扬了鲁迅的精神。事实上，周扬也注意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尤其是这个群体直接妨碍了他在解散左联后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的计划，他把所有的怒气都转移到鲁迅周围的新生代作家身上。所谓"胡风之诈，黄源之谄"，巴金无罪可言，便把西班牙的安那其主义之"反动"栽到他头上，徐懋庸信件里的那些人身攻击的话，显然是受到了周扬他们观点的影响。因为别人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关于徐懋庸与巴金的关系，原先应该是并无恶交的。徐在劳动大学读书时，另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也是巴金的朋友吴克刚是他的法语老师，因此他对安那其主义是有所了解的。这封信被鲁迅公布以后，他唯一感到遗憾并表示歉意的，就是对"许多并不卑劣的安那其主义者"。可见他给鲁迅信中的话并不全是他的意见。在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周扬等都批评徐"无组织无纪律"，破坏了他们"同鲁迅的团结"，徐很不服气，他说，"信虽然是我自己想写的，但其基本内容不是你们经常向我灌之又灌的那一套么？不过我把它捅出去而已。"因此，似也可以说，这封信正是传达了周扬清君侧的基本思想。

当然，徐懋庸在这个事件中栽了跟斗，虽然客观上也有替罪羊的作用，但也要归咎于他的青年人的蛮横性格。徐懋庸受到周扬的重视，不仅让他当左联的执行书记，而且在左联解散后他是即将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最年轻的理事，主编《文学界》。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不算什么官衔，但从一个追求进步的左翼青年来说，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名誉。他在乎它，才会对鲁迅拒绝参加协会而使工作陷于瘫痪耿耿于怀，才会迁怒于胡风、巴金、黄源等人，甚至不惜人身攻击。这里很难说没有个人野心与名利的成分在作怪。徐懋庸不缺少才华和勤奋，缺的是一种中国文人所宝贵的"德"，也就是所谓"贵有自知之明"和"君子有所不为"的对己对人之道。他与鲁迅稍微建立了一点信任，就急于用尽用足，甚至于想去解决他力不能及的事情，结果适得其反，这是缺乏自知之明；他为了效忠周扬，不惜用教训的口气来刺激鲁迅，更有甚者，在鲁迅的公开信发表后，他不顾旁人劝阻，还进一步发表答复，公开谩骂与攻击鲁迅，这就违反了"君子有所不为"的道德。徐懋庸留给后人的教训，远不仅是事件本身的意义。

辜鸿铭是一位痴狂文人，有一种“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传统文人气质。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 可以不看紫禁城，不能不看辜鸿铭 。

以奇谈怪论闻名的旷世怪杰辜鸿铭，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东西南北人”。

他学贯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 11 种语言，曾同时为需要六种语言的银行团当翻译，被林语堂称之为“中国第一语言天才”。

辜鸿铭怎么也没想到，新上任的北大校长竟会大雪天站到自家院子里。

一天早晨，辜鸿铭起床后打开房门，发现院子的积雪中站着一位个头不高，戴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十分儒雅、雍容的中年男子。他穿一身半新不旧的棉布长袍，冬雪的寒冷使他不时地呵口热气搓搓手。

他正要开口询问，男子向他脱帽作揖道：辜先生好，我是蔡元培。

辜鸿铭慌忙惊喜地还礼：哎呀，原来是蔡先生！

前几天从报上看到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但辜鸿铭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大清早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

一边说一边拉蔡元培进屋，并说：蔡先生是老翰林了，德高望重，怎敢屈你大驾光临？

蔡元培是当年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名翰林、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虽然执掌过许多重职，但骨子里还是一股浓浓的书生气。

如今，北洋政府任命他执掌北京大学，他决心要让这所沉沦的大学脱胎换骨、枯木逢春。

蔡元培决定，重新启用曾被校方拟定辞聘的“反动顽固”的辜鸿铭。

面对反对的声音，

蔡元培说：“当今中国，除辜鸿铭外，谁能更漂亮地将四书译成英文？我不行，你能行吗？做学问要互相交流，道并行而不相悖嘛。思想自由，大学才能叫大学。你们说辜鸿铭是什么反动的政治活动家，那有点抬举他了，他不过是喜欢发表些惊人的言论而已。

蔡元培说的一点不假，他到欧洲后才知，辜鸿铭在西方红极一时， 辜鸿铭的思想和著作在西方拥有巨大的市场 。

作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他蔡元培和康有为、梁启超在德国并没有什么反响，德国人甚至说“你们放弃自己家中的宝不学而到德国，是来学习别人的糟粕。”

辜鸿铭在德国受欢迎的程度，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

辜鸿铭三十多年前的母校——德国进修的莱比锡大学，即使最出色的教授也是嘴不离辜鸿铭。

蔡元培直奔主题：我今天是登门谒贤的，北大需要一批名流学者，正等着老先生去续聘呢！

正为北大这饭碗发愁的辜鸿铭，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连声道：蒙蔡先生高看，老生哪敢不从命。

蔡元培说：辜先生续聘后，还是主教英文。

又说：拉丁文在西洋已成古董，大学而外，各校都不太注重，老先生认为，北京大学还有开设的必要吗

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有、有。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如果不通拉丁语文，那么西洋一切古代文化，就无从了解。

辜鸿铭的一番真知灼见，坚定了蔡元培开设拉丁课的决心。

他笑曰：听说辜先生的拉丁文很了得。今后除主教英文外，还可请你教授拉丁文吗？我今后还要向你学呢！当年我的老师马相伯老先生说，中国能识拉丁文的大概不多了，特地点了先生的名呢。

蔡元培的话，让辜鸿铭热血沸腾。

他双目炯炯地看着蔡元培，语气激昂道：英雄正愁没有用武之地呢！

蔡元培莞尔一笑，他庆幸，自己又 为北大学子、为现代中国做了件好事。

辜鸿铭觉得自己与这位新校长竟有点情投意合了。

北大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

以往各学科开教务会议，一般都要求用英语发言。

此习乃严复所开。

严复去职后，此风仍在延续。

那天蔡元培去文科开会，见一些不懂英文的教授都往角落里挤，就有了脸色，当场宣布：从现在起，开教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

文科学长夏锡祺立即站起来反对：蔡校长刚来可能不懂规矩，这是学校多年来的制度。不能改！

几位外籍教员也不依，站起来纷纷抗议，两手一摊道：我们不懂你们的汉语，那样无法交流，只能不参加教务会了！

蔡元培虽书生气十足但凛然不可侵犯：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会不会因为我是中国人，听不懂贵国语言，开会时就都说中国话呢

一句话堵得那些洋教员哑口无言。

辜鸿铭心中十分赞赏，在自己的国家开会议事，哪能迁就几个洋教员，尊严何在呀！

随后，蔡元培又辞退了一些西装革履却无甚学问的洋教员。

辜鸿铭对蔡元培更是刮目相看。

在愉快的心情下，辜鸿铭教起了英文和拉丁文。

一天下课后，几位学生拦住了他，一位叫罗家伦的学生套近乎地说：辜先生，我早就认识你。

辜鸿铭有些诧异，罗家伦说：民国三年我在上海豫园游玩时，看见走廊的壁上刻着拉丁文的诗，说是辜先生做的。当时我虽看不懂，可是心里却有种佩服的情绪，认为中国人会作拉丁文的诗，大概是件了不得的事。

辜鸿铭目光慈和地笑了笑。

罗家伦见辜鸿铭这般随和，便胆大起来，说：辜先生是留学生的老前辈，可先生的装束，真不能叫人置信。

辜鸿铭打量一番罗家伦，说：你们以为穿西服、留时髦头，便够摩登了？ 我告诉你们，孔孟纵然披上猴皮，还是圣贤；猴子纵然穿起蟒服，仍是兽类。内心未变，外表的变更，毫无关系。

这时，有位叫李震瀛的学生呼应罗家伦：现在人人都剪辫子，先生这条辫子实在太起眼了，似乎不太合时吧。

辜鸿铭原本柔和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我的辫子剪与不剪，纯属个人爱好。

罗、李二人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讲这些话，只是出于对先生的爱护。

辜鸿铭并不买账，大声道：如果你们真是爱护我，请赶快脱掉洋装、留辫子、学官话，做个真正的中国人！

两位学生落荒而逃。

辜鸿铭心里嘿嘿直笑，蔡校长都没要我剪辫易服，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太不自量了。

因为辞退几位外国教员的事，英国公使 朱尔典 亲自到北大找蔡元培问罪。

蔡元培辞退他们，原因是他们学问一般，而且品行不端，有人常带学生去逛八大胡同。

这个辞退，不仅震动了北大，也惊动了总统黎元洪和教育总长范源廉、外交总长伍廷芳。

在朱尔典的高压下，他们先后要求蔡元培收回成命，但蔡元培绝不松口。

教员钱玄同说：听说那位被辞退的法国教员提出索赔近万银元，还扬言，如果蔡师不答应，就告上法庭。

辜鸿铭听了，往地上啐了一口，道：洋鬼子胃口倒不小，一副巴黎街头无赖的嘴脸！

“洋教授当然可以辞退，洋人的面子也可以不买，但朱尔典是能随便得罪的吗？听说他是位中国通，从大清到民国，不知做过几届政府的座上宾，能量大得很呢。万一惹出外交纠葛，蔡校长能吃得消吗？"

说话的是周作人，新来的讲师，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

他此语一出，引起一些人的附和，担心蔡元培顶不住压力。

“你们真是杞人忧天！”

辜鸿铭大声道：书生都有嶙峋骨，蔡校长既然提倡学术自由和精神独立，他就不会怕洋鬼子！

还真被辜鸿铭说对了。

虽然朱尔典亲自来谈判，并威胁“你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但蔡元培一笑置之。

而对于有真才实学的外国专家，蔡元培礼聘之唯恐不及。

于是，一群蓝眼高鼻、肤色各异的专家从四面八方走进了北大。

这天上完课，辜鸿铭来到文科教授休息室，昂然坐在沙发内，对一旁寒暄的人视若不见。

这时，走进来一位新聘的美国教授。

在座的教师纷纷向他点头致意，辜鸿铭却不加理睬，他掏出沙皇尼古拉二世馈赠的金怀表瞥了一眼，凑近嘴巴猛吹一口，又昂然地正襟危坐着。

美国教授见眼前这个老头土里土气，一袭半旧的长袍马褂，瓜皮小帽，还拖着根小辫，误以为是校内工役。

遂手指辜鸿铭，用生硬的中国话问端茶过来的校役：这个土老头是谁？这里是他这种人待的地方吗

校役附着他的耳朵低声说了句什么。

不知是没有听清还是故意，美国教授笑了笑，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辜鸿铭，用英语说了一句：真个是出土文物！

辜鸿铭缓缓斜过头，漫不经心地乜了对方一眼，低声问一句：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这 土老头 竟也讲英语？

美国教授微微一惊，极不情愿地答道：我是英文系的专聘教授乔尔斯。

“乔尔斯？教哪一科的？”辜鸿铭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肆无忌惮地粘上了美国教授的目光。

如此没礼貌，不就会说两句简单的英语吗

乔尔斯心里掠过一丝不快，但还是作了回答：教文学。

辜鸿铭转过身，温和地用拉丁语讲了一番话，然后客气地请乔尔斯用拉丁文与他交谈，来告诉他什么是文学。

“文学就是怎么说呢”

一时间，乔尔斯窘态毕现，尴尬至极。

“还是我来告诉你吧。”

辜鸿铭嘴巴麻利地用拉丁文对文学作了诠释，后斜睨着对方，以标准流利的英文说道：你教西洋文学，对拉丁文如此隔膜？在我看来， 不懂拉丁语的人根本不配教授英文。不知教授你意下如何？

乔尔斯被羞辱了一顿，走也不是坐也不是。

待辜鸿铭训话完毕，他涨红着脸连呼失敬，低着头急急退出了教员休息室。

这出精彩绝伦的幽默让满屋子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涕泪纵流。

辜鸿铭正襟危坐，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很快，辜鸿铭在新聘的外籍教员中声名鹊起，充满了神秘感。

乔尔斯那天受辱后，心有不服，特地找来一厚叠英美当代诗作，来对付辜鸿铭。

他要求辜鸿铭用英语对话。

辜鸿铭一口气浏览了三五首，把稿子扔到桌上，说：这几首诗，可以说，诗中每个形象都是阴暗的、无聊的、丑恶的。你懂吗

不等乔尔斯接话，辜鸿铭又说：对亚洲来说，你们的文明是物质的、丑陋的、惴惴不安的、缺乏人情味的！

辜鸿铭的语气很凶，透出一股凛然不可侵犯之气。

乔尔斯一时无由辩驳，低下头，讷讷道：也许正如辜先生所说。

辜鸿铭看了他好一会儿，明知故问：你来自美国吧？听口音，还是来自美国东部一带。

乔尔斯点点头。

辜鸿铭笑了，说：这就是了，怪不得 卡莱尔说“美国人是一帮蠢材”呢 。

乔尔斯脸涨得通红，霍地站起身来：你，你这不是污蔑我吗？

辜鸿铭微笑着示意他坐下，说：不，不，这是卡莱尔的话。我个人认为，这话似有偏激之处，但我相信，你们美国人是一帮孩子，一帮智力有待开发的孩子。

乔尔斯反唇相讥：整个世界谁不知美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贵国还在刀耕火种，小到火柴、纽扣大到电灯、汽油 汽车 ，那一项不是从我们那儿引进的，又谈何智力？

“哦，你还与我摆年谱？好，我告诉你，在美洲还没发现时，中国人已统治着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的文明 历史 经历了三千年之久，拥有成人智力和思维能力是我们中国人的辉煌和特征，也使我们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民族。”

乔尔斯咽了咽口水，说：我们的 历史 虽然没有中国长，但先生以此断定我们是一帮单纯幼稚的孩子，这高论我不敢恭维。

“你是说智力吗？”

辜鸿铭顿了顿又道：你们纵使有智力又如何？你们有灵魂吗？一位熟知美国情况的西方朋友曾对我说“ 美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 ”。我认为这样说有失公允。公正地说，美国是个灵魂有待昭示教化的民族，否则卡莱尔就不会说“美国人是一帮蠢材”，爱默生就不会将他的国家称之为“伟大的充满智慧的爱享乐的贪得无厌的美国了”。

辜鸿铭言语刁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援引爱默生的话来自圆其说。

乔尔斯一时找不着北了。

一日，曾任学部侍郎的乔樾带着即将出国留学的儿子来向辜鸿铭辞别。

辜鸿铭曾是其子的英语老师。

乔樾的儿子对老师三鞠躬，辜鸿铭有些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你都读完大学了。可惜，国家拿钱把你培养得像点人样了，你却要去美国了！早知你学英语是为了出国，我才不收你这个学生呢！

乔樾赔着笑脸说：汤生兄是留学前辈，看在老友面上，对犬子多作些训示。

辜鸿铭摇了摇手： 我可不是什么留学前辈，这顶桂冠只有唐三藏戴得 。如果每个中国的留学生都像唐三藏那样努力， 带不少东西出去，又能带不少有益的东西回来，那我们都要向他顶礼膜拜了 。

辜鸿铭看了一眼乔子，说：我先考考你的英文水平，看可否出得了国门。

他命乔子将《论语》的一节汉译英。

辜鸿铭对乔樾说：以前军队里有句话叫“无湘不成军”，在今日欧美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界，似乎是“无华不成校”。

“据说北美洲稍像样点的专科以上学校，差不多都有中国教师。”

乔樾问道：这是为何？

“为何？美国教授生活最适合中国书生的脾胃呗！做教授要有专业知识和最高学位，这些都是急功近利的美国知识分子不愿为、不屑为也不易为之事，而这些却是中国秀才的所长所好。”

一会儿工夫，那孩子完成了考试，持卷呈交辜鸿铭。

辜鸿铭看了几行，稍感欣慰地说：笔头尚好，口语功夫虽嫩，也比那帮浑小子强多了，居然把《论语》这节译出来了，不愧是我的学生。你赴美国留学，学什么科呀

孩子小声答：商课专业。

辜鸿铭皱了皱眉：咳，你如此英文水准，学商太可惜了！

辜鸿铭朝乔樾一瞪眼：你家乃书香门第，你竟允许儿子出国学做买卖，岂不是奇耻大辱!

“我也是这么认为，可犬子执意要学商”

“自古父为子纲，到了这一代就不要三纲五常了？！”辜鸿铭声音陡地高了八度，吓了大家一跳。

乔家父子讷讷无言，神情甚为难堪。

辜鸿铭哼了一声：你是打算在国外定居找个洋妞？还是回来和中国大家闺秀完婚？

孩子被问得有点语无伦次：不当然要回来，像辜伯那样，做个对国有用的人。

学生的奉承，使辜鸿铭脸上微微有了一丝儿笑意：对，不要在异乡定居，乡无比好湖山，此间乐，焉能不思蜀

他又说：国家养士，万勿做那些“土阿福”。你辜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数典忘祖的留学生，国家多一个这样的留学生，就多了一个通番卖国的汉奸!

一通训话，乔子已是汗流满面。

辜鸿铭一声“这就是辜伯对你的教谕，你回去好生消化吧”。

他如遇大赦，赶紧鞠躬如仪，拉着父亲告辞出来。

说到《论语》，绝对是国学之经典。

可那个被北大学生赶下讲台的“国学大师”于丹，竟然把国学经典胡乱解释成空无意义的鸡汤到处贩卖，简直是对《论语》的亵渎。

民国大师讲国学经典，那才原汁原味，让人能真正领悟国学的精华所在。

01

“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巴金

青少年时期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冰心的大名，这位看起来和蔼可亲的老人，文笔干净有趣，没有过多的意味，读起来轻松畅然。但是在那个文人相轻的民国，冰心的作品以及本人却饱受诟病。

对于一个文人来说，他的作品其实是一本诉说自己生活的记录册，生活在何种环境之下对他的文风有着很大的影响。冰心从小生活十分优渥，不止是衣食无忧，而且生活之富庶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

冰心祖父是一位大人物，家庭条件优越，再加上父母对冰心宠爱有爱。所以打小冰心的生活环境优越，没有吃过什么苦，才能写出如此干净有趣的文章。与之相对应的张爱玲就显得凄惨得多，张爱玲家庭并不幸福，她早年生活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之中，也导致他的文风变得深沉。所以张爱玲才说不要拿自己和冰心相提并论，大概是因为两人笔风差异太大，所以张爱玲一直不怎么喜欢冰心的作品。

02

民国时期的文人其实都比较浪漫且大胆，敢爱敢恨，比如说徐志摩、林徽因等等。他们的爱情故事总是能让想要放开理性，追逐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冰心的爱情故事却更令人羡慕，没有那么多转折，没有那么多阻碍，一切都那么自然。

大学毕业后，冰心决定远渡重洋深造，在临走的时候，冰心的好友拖她照顾好他的弟弟，但是冰心却把吴文藻认成了好友的弟弟。于是一段命中注定的恋爱降临到二人的头上，两人都擅长文学，兴趣相投，很快就两人便坠入爱河，举办了婚礼。

但是反观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爱情故事，徐志摩爱之不得，林徽因辗转反侧。冰心也十分仰慕徐志摩的才华，在她看来，林徽因不应该如此对待徐志摩，如此决绝的做法太伤自己偶像的心了。所以在林徽因看来，冰心就是多管闲事，两人也从此结下了梁子。林徽因举办的文化沙龙，冰心一直被拒之门外。

03

那个时代，大家写的东西要么深沉，要么就是发人深省。要说前两位不认同冰心作品的文人是处于价值观的不对应，那么鲁迅先生则是单纯的从文学角度否定了冰心的作品。

冰心的文章曾经一度被禁，鲁迅先生对此觉得没必要，认为冰心的文章毫无深度，完全没有禁的必要，可以说是对冰心作品最大的讽刺与否定。诚然，对于鲁迅一类的作家来说，他们眼中的好文章一定是要发人深省，并且能够当作“武器”，唤醒国人。但是冰心的文章显然不符合他们的理念，更不符合那个时代的需求。

“沉默着罢！在这无穷的世界上，弱小的我，原只当微笑，不应放言。”——冰心《春水》

冰心的文章至今仍然颇受欢迎，虽然有许多大家并不认可他的文章，但是至少有一大批读者还是认同冰心。没有必要刻意迎合某个人，某个时代，对于冰心来说，写自己想写的就好了。

说胡适是汉奸，在我看来是有依据但有些过分的观点：胡适东三省沦陷时及此前，观点都是非常卑微的建议中国要在日本面前低头，东三省丢就丢了吧，还建议蒋介石实在不行就考虑和谈一下，用东三省来换取剿共的资本（这点蒋介石都恨的牙痒痒，只不过剿共这个甜头太大了才不多说），当时中共对他已经毫无好感（鲁迅甚至直接骂过他日本的汉奸）；卢沟桥事变了，蒋介石庐山都确定全国抗战了，他丫的还建议蒋介石和谈，甚至觉得军事亡国都是可以接受的（有着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蒋介石恨不得枪决了他），作战会议上还说某文人学者建议和谈，然后参谋长首先跳出来骂汉奸、司法部长（好像是）说要逮捕他，全面抗战开始了，他一直和汪伪政府不清不楚（比如臭名不显的低调俱乐部）；但是，大约1938年的时候，胡适已经逐渐选择了主战甚至建议汪精卫回头是岸。蒋介石实在烦他烦的不行了，就把他送到美国当大使了，结果去了美国还真就是学者了，啥救国的事都不好好做，还不如宋美龄做的多（明明胡适和罗斯福是校友），所以，说胡适是汉奸有些过了，但也不能说没依据。一句话：中国最有成就的公知老鼻祖。民国知识分子里，很少见的一位让毛爷爷和委员长一致看不起的人……相比之下，毛爷爷至少还认可他新文化的功劳。委员长则认为他就是人渣败类。但我说的话，胡适是一个文化成就极高、学术成绩一般的书呆子（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却是国学大师）。

郭沫若无耻，我是真正的认可。若是谈才华，中国近代还真的难找出一个能和他比肩的人。但谈文人无傲骨这件事，我总感觉郭沫若是最好的代表（想想闻一多、朱自清）。这么说吧，郭沫若是典型的不挑嘴的海王（看看人家鲁迅，瞅瞅人家胡适！生了八个孩子、还纳了妾的计划生育提出者、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都比郭沫若更专一）！他那一堆烂事，我都写不完，有兴趣的自己百度就好了。民国时候还好，看不太出他在政治上油头无骨；建国以后，各种墙头草行为真的是让人不屑--尤其是对比老舍、矛盾等人。更不要提仗着自己地位压下多数考古学家意见，挖皇陵导致文物损坏严重的事儿（之后还不知悔改还想继续挖其他的皇帝坟头，最后得亏是被周总理英明果断的叫停并明确表示否决才作罢）。要我说，郭沫若除了民族大节上还过的去，其他人品都是人渣中的战斗渣。可就是这个人，才华在近代中国属于一等一，可以说好几个胡适的学术成就和文学成绩加在一起，都未必及得上一个郭沫若----天才有的时候就是天才啊。我算是比较熟悉民国那些个学者历史的，我是想不出还有比郭沫若更有才华的来--包括鲁迅（当然，这不排除鲁迅早逝的原因）。冯巩老师小品里说跨行业是不自信呗，郭沫若人家说这个领域玩儿到头了换个玩玩结果还能玩儿出花来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