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胡适的原话是什么？

胡适第一次被鲁迅极辛辣地不点名嘲讽说他“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嘲讽是原因，是北师大风潮蔓延到北大，北大评议会部分人士认为教育部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乃是教育界罪人，在投票程序并不合法的情况下（如主持人违规参与投票以打破六票对六票的均势，临时宣布评议会无表决权之议案、强行付诸表决等），投票宣布北大独立，与教育部脱离关系。

鲁迅去世，胡适评价：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骂“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胡适在回信中却说：“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

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替鲁迅辩诬，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

胡适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18年，他们同在北大，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很有共同语言，特别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有时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有时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不时在文章中挖苦、漫骂胡适，以“正人君子”之名影射胡，极尽苛薄。例如，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向；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关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是1922年5月的一个趣闻，溥仪宫里刚安电话，打着玩，打到胡适家召见胡适。胡适在1922年7月发表了《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溥仪要见见胡适，胡适就去了。今天看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而当时，却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有的说“胡适要做帝师”。害得胡后来解释说：“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没想到这些无聊的无稽之谈，成为鲁迅攻击胡的借口。 在鲁迅笔下，胡适整一个“叭儿狗”形象！1933年3月22日，据《申报·北平通讯》报道，胡适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在不知报道的真假和不查这话在什么场合所说的情况下，鲁迅立即在《算账》、《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等文章中臭骂胡适。他在用“何家干”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中，用上了这样的语言：“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鲁迅多次讥讽胡适，小编认为鲁迅讨厌胡适的原因是两个人的证件以及观点不合。因为鲁迅和胡适在之前是比较要好的朋友，而且两个人相互赏识，胡适在当时甚至一度认为鲁迅写的小说是最有价值的，足以可见胡适对鲁迅的才华是比较欣赏的。只不过胡适主张青少年应该多读书，少参与正事，而鲁迅喜欢用文章来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所以两个人也逐渐产生分歧，最后分道扬镳。

一、鲁迅的介绍

鲁迅是我国文学家、思想家，更是我国三大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原名是周树人。鲁迅一生都致力于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而且鲁迅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更被誉为是20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足以可见鲁迅的才华横溢。小编认为让鲁迅走上这条道路最大的影响者就是鲁迅的母亲，鲁迅的母亲叫鲁瑞，思想比较开通，善良而果敢。鲁迅的小说集，包括了《呐喊》、《彷徨》。胡适曾经评价鲁迅说，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更是我们的人，这也从侧面反映当时胡适确实十分的欣赏鲁迅。

二、胡适的介绍

胡适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是我国的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在宣统二年胡氏就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老师是哲学家约翰杜威。1952年胡适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类科学文化史编辑委员会委员，足以可见，胡适的才华也是很厉害的。胡适的诗歌是中国现代诗的开山之作，更保留了现代诗草创始的模样和特点，所以胡适的诗歌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

最后，无论是鲁迅还是胡适，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确实是让很多人惋惜的。

胡适和鲁迅的通信（节选）

鲁迅先生你好：

。。。。。。

我们之间的焦点问题在于：你认为我是一个革命者，对于维权这样的活动不应该采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我想对我们的行为都做一个理性的分析。

关于我的理念：在政治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信仰上我是一个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我比较清楚自我权利和他人权利的边界，和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我这种理念比较西化，的确放在中国这种充满着江湖哥们义气的氛围中显得有些不太协调。

我还要再次声明，我不是什么革命者，我是一个追求世俗生活的普通人，我认为反抗暴政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也会注意分寸，避免暴政过分伤害我，也避免过分挑战暴政，自由主义讲究自发演进的秩序，也就是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也反对在政治纷争和利益纷争中不讲求操守，我希望所有的纷争都应该有君子风度。尽管国民党很强大，拥有摧毁一切的暴力手段，但是我们仍然保持对它们必要的尊重，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不是魔鬼，是这个制度让他们变得扭曲。所以我追求的是有分寸的反抗和博弈，你把我想象成革命者是大错而特错的政治想象。恰恰相反，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搞集权和暴政，这个制度就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无论这个人信奉的是多么高尚的主义，只要从事暴力活动、恐怖活动，或者在纷争中使用欺骗、背信弃义等手段，都是我的敌人。我们要避免这种历史的怪圈，我们只有从基督教那里寻找资源，那就是：理性、宽容与和解

。。。。。。。

你有很强的革命主义情结，你认为反抗暴政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我注意到你的观念中有很浓厚的佛家色彩和江湖义气，我不喜欢讲因果报应，我相信我们都是罪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宽容与和解才能找到共同的出路，而不是以恶制恶。中国古人曾讲"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你看看中国五千年的暴力轮回了多少次，数都数不清，结果如何呢？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仍然走不出那种以暴易暴、以恶制恶的思维怪圈，我们就不会进步，这个时代就不会进步，就是新桃换旧符，无非是统治者变了，统治模式丝毫不会改变。

革命主义，在我看来不过是中国江湖义气的新名词，他们不讲求政治操守，分不清权利边界，认为你是我的同道你就应当为我付出一切，反之亦然。你应该知道这种做法的危害。这种行为的缺点就是缺乏分寸感，报复起来不择手段，事实证明，你能对暴政采取什么手段，你对你的朋友也会采取什么手段。你口口声声要和我做朋友，我很清楚我们根本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革命者我是反革命。我是要厘清个人权利、公共权力、他人权利的人，革命者就是要模糊这些权利的人，我们怎么是朋友呢？

我认为，自由民主宪政的精髓在于西方的法治源流，西方的法治源流在于西方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基督文明。1921年以来，北京的知识界皈依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现象让我振奋。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那种随时要战斗的公鸡。我希望你也能看看圣经，读读圣经方面的读物，重新梳理自己的价值观念，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我看到的就是一个举止得体、做事有分寸、仪态从容的鲁迅，而不是现在看到的内心坚硬、冷酷的鲁迅。那样的鲁迅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哥们义气，不那么豪爽，但是这才是假小人、真君子，才值得信赖和交往，那个时候我才有可能成为朋友，现在你我绝对不是。

上帝会爱你，也会给你时间改变你自己，我真心奉劝你一句，放弃你的那种革命理想和流氓手段，就是统治者对你再残暴也要坚守人伦底线，亮出君子风范。那种革命者内心是恐惧的，没有安全感的，也是没有力量的，会处处碰壁的。

胡适即日

胡适先生：

你好,来信收到，很惊奇你依然不辞辛苦写下文章来感化我这样一个冥顽不化的异类（对你们而言），如果这也算是基督徒先定的传播义务，我首先表示我分量极轻的敬意。长时间的沉默使我生疏于内心想法的表达，一定意义上文字是写给那些可以认识文字的人的交流方式，而人类历史很多进步的原因是行动。实事求是的讲，我最近陷入了一种精神危机，但绝对不是你秉持的那种远离上帝的痛苦，我为我自己作为人的荒谬本质感到绝望，这不是上帝和神仙所能解决的，因为在我的世界中，上帝已经死了。我不计划和你争论信仰的问题，那不是我们所可以说清楚的，我不行，你 胡适也不行。

我计划回信没有表明我们互相认同的企图，我也不会以悟道者的优越感说教别人，我只是想就你信中以及曾经交往过程中的感受回敬你，以此证明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是不是革命者和作不作革命者是两个概念，被人们理解为革命者从而内心感到不安和一个反动政府缘自内在结构的卑鄙但又希望被别人认为高尚，在逻辑层面上一致。反对革命的理由如果是革命手段本身的残酷尚容易理解，如果从人类本身的精神领域出发反对革命的崇高目的，那就不容易理解了。如果所谓的改良主义依托那种明哲保身的投机心理并计划从他人的赴死豪情进程中搭一搭便车，那就是混帐不齿之徒。要不然连一个教唆的说法都够不上。

研讨结束后的聚餐我讽刺了李四光先生的所谓自我革命论，张伯声老师说我把革命的定义限定的太小了。看来，革命还有反革命、假革命的困扰之忧。那就你的外在行为以及你公开发表的言论出发，也许的确让我把你当成了一个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计较为改变这个不合理体制努力的革命者，至少你还算不错的文风本身说明了你遣辞造句的反对者气魄。这样公然发表的声明不是希图揭露真相唤醒世人的麻木，那又是可以用沽名钓誉能来解释的吗？试问一句？那些被打压凌辱身陷囹圄而始终无悔的的革命志士们是一个改良二字可以说的过去的吗？你没有失去过自由你没有被人侮辱摧残，你就没有资格来限定改良和革命二者的分野。顺便强调一句，我认为的革命者是超越成本收益经济学分析为改变这个不合理制度竭尽绵薄的人们，不是权术倾轧不择手段的同义词，你不要曲解我的定义，更不要为自己谋利行径感到惭愧的同时借题发挥否定什么革命对历史进步的意义。进而对我人身攻击，把流氓与革命者和我等同。我针对你的一些作法其实跟革命无关，我是在维护我的人格尊严和我的权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当用你的宽容博爱来感化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别人伤害你的同时是保持隐忍。可你没有。也许你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基督徒。你的内心还有恨、还有抱怨。你的基督信仰只不过是在你体验了和普罗大众同样的所谓沉沦堕落时寻求解脱或者说平衡的一种手段，你看，上帝也在笑你。

以下简单一些吧：人人生来平等，在你的言谈举止中经常弥漫的一种别人轻易不会察觉的优越感，而我是天生反感的，是不是反对暴政成了一些人的特权，你自我解嘲的把自己定义为“小资”，可你还要作先知状并不停的误导你的朋友用革命者的光环套在你的身上、接受他们对你的顶礼膜拜。如果你想挣钱发财那你就作一个商人，如果你想作一个正义人你就远离商业圈，如果你要作基督徒你就远离名利场，而不是恼羞成怒的在内心深处为自己不道德行为感到内疚的同时迁怒于革命两字，试问，你的忏悔是在作完了连你也不能自控的不道德行止之后呢？还是为自己可能会违反上帝的规劝先自我解脱。其实，上帝死了。我相信这个时空存在一种力量非人类所能理解，但幻出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来引导人类，只从侧面衬出人类的无助。人类的荒诞存在是没有绝对意义的。再次强调，信仰基督和中国实现法治没有必然联系。希望中国人全部信上帝和希望官员守法富人行善一样艰难。并且，实现法治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过程，不是一个人一群所谓文人的专利。自由读书的的心态更让我容易到达顿悟的彼岸 ，如是，我坚持，信仰所至殊途无妨同归。不知阁下以为何如？知识分子的意*勉强可以归为革命的范畴，蝇营狗苟于铜臭小利却使我不齿。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大文豪，他的文章里充满着忧国忧民之心，满怀着爱国之情。在小的时候，就听说过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那个时期，仅仅治好人们身体上的问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唤醒人们那颗封闭的心。鲁迅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拿起笔杆，用强烈的笔触，唤醒人们已经沉寂的内心。期望着能唤醒人们的拳拳爱国之心。鲁迅曾经在他的文章中批判过很多人，他批判的大部分都是和他同一时期的人。其中被他批判最多的人就是郭沫若了。

郭沫若是被鲁迅批判的最多的人，在上个世纪，鲁迅和郭沫若的“斗争”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因为郭沫若经常抛妻弃子，所以被鲁迅强烈谴责，说他是流氓才子，而郭沫若直接回应鲁迅是“衣冠禽兽”。后来，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回敬”郭沫若：“远看像条狗，近看郭沫若！”这让郭沫若感到无地自容。于是郭沫若和鲁迅就开始了互相“斗嘴”的过程。 

鲁迅和梁实秋的斗争是因为什么呢？在1926年梁实秋在北京《晨报副隽》上发表了“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这篇文章引来了鲁迅的批判。由于鲁迅颇为喜爱卢梭的思想，所以写下《卢梭与胃口》这篇文章，以此来和梁实秋争论。鲁迅和梁实秋的争论长达八年，内容涉及很多方面。

鲁迅和胡适主要是因为思想有冲突，所以有争论。“五四”运动后期，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走进了不同营垒。胡适的很多思想鲁迅都不赞同，也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和胡适的关系比较的紧张。鲁迅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所以对于事情的容忍度比较低。 

放眼整个民国，大师有很多。

但有两个被相继封了神。

一个是鲁迅。伟人给他下过定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被推上神坛的他，只言片语，就能致人死地。

一个是胡适。虽在大陆被骂，但在海峡那边，也是一尊巨神。老蒋亲笔挽联云:“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

风吹浮世，那个草木皆兵的年代已经远去，他们也相继走下神坛。褪去种种外衣、金粉黑漆，我们看到的，唯有两个真人。

一、 他们其实很相似

他们都很早失去父亲，经历家庭变故。

胡适的父亲叫胡传，早先是个落魄秀才，靠做点小生意谋生。后来因张爱玲祖父的举荐，进入官场，最后官至台湾台东知州。但娶胡适母亲做姨太太时，胡传已经很老了。在胡适三岁时，他就告别人世，留下遗嘱，要儿子将来从文，做读书人。胡适的母亲当时只有二十出头，在那个封建大家庭中，孤儿寡母，互相拉扯，儿子就是母亲的命。所以，不管什么人的话胡适都可以不听，但一定要听母亲的。

现代作家中，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人生模式：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儿子相互拥有。老舍和母亲，郁达夫和母亲，茅盾和母亲，当然也包括鲁迅和母亲。

鲁迅人生的转折点是十三岁。这一年，祖父出事，父亲生病。祖父出什么事？鲁迅的回忆里语焉不详，一般认为是科场舞弊。科场舞弊在当时是死罪，即使是 社会 腐化堕落到极致的清朝末年。祖父一出事，鲁迅的父亲就被革去秀才，然后生病，三年后死去。

这三年，对鲁迅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每天去买药，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去当铺换钱。后来他说，当从小康家庭堕入困境时，最容易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他们过早失去父亲，不仅对他们的人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也造成深刻影响。现代文学作品里几乎找不到好的父亲形象。找来找去，好像只有朱自清那个爬铁路月台的老爸。但我们也只记住了一个好父亲的背影。曹禺的戏剧里面写出的父亲都是周朴园那个德性；巴金《家》里的高老太爷，也是个反面角色。这些作家写的父亲，要么去世，要么很坏，但他们笔下的母亲都是好的，鲁迅甚至把自己的姓，都用了母亲的。

母亲被作家恨的，或者说爱恨交加的，好像只有一个张爱玲，她真是一个特例。

中国文学作品里缺乏好的父亲形象，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这是后来大家才意识到的。

没了父亲的胡适和鲁迅，都走了一条少年的励志之路，都考取了公费留学。

鲁迅留学日本七年，后来弃医从文。这是他继家庭变故，人生的再一次重大转折，被写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次转折，源于在课间看了一段幻灯片，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有详细的描写。幻灯片讲日俄战争期间，一个中国人被当做俄罗斯人的间谍，被日本人杀头，围了很多看客。被杀的是中国人，围观的同样也是中国人，可大家都很麻木。这让鲁迅非常震动，精神没了，身体强壮有什么用？一样被砍头。他决定弃医学文。

胡适是考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读农科。按规定，美国赞助的留学生，要读实用的农科、机械和造船。后来，胡适经历一次苹果测验，学生要按形状、大小、颜色和口味区分三十多种不同的苹果，贴上标签。这次测验于他的意义，跟鲁迅看幻灯片一样重要。别的同学很快贴好了，胡适搞了半天，也没办法区分开来，他没这方面的天分。他开始反省了，自己该不该做这个事情？他的志向是“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于是，他就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去了。

所以，新文化运动要感谢两样东西，一样是幻灯片，一样是苹果。

二、他们其实很不同

人的性格有地域性。陈独秀有安庆古城人的倔；朱自清长在扬州，下笔成文不乏水乡灵气；福建人林语堂，自有南方人的活络；鲁迅生在绍兴，身上就沾了师爷的刁辣；胡适是徽州人，骨子里有徽商与生俱来的圆融。

胡适的好脾气是出了名的。

鲁迅的坏脾气也是出了名的。

胡适文章放到那一代人中，并不算大好，但见识一流，保留着世事如麻中的清醒，做人如此，知学亦如此。董桥说胡适学问领略偏浅。学问浅未必，文辞浅倒有一些。

文辞浅当是胡适的一种自觉追求。他为了推行白话文，是做了一点牺牲的。他其实缺乏艺术天才，但为了证明白话也能写诗，他写了一个《尝试集》，其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远。”

这诗句要是放在现在，还真拿不出手，但在上世纪初，他是开了一个文化先河。胡适虽然没给中国诗歌做出多大成就，却为汉语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

鲁迅文章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部《野草》，绝对的天才之作；小说《风波》、《阿Q正传》、《狂人日记》也是出类拔萃的好。

读鲁迅的文章，读到痛快处会让人感谢他的坏脾气，感谢他的偏激，感谢他的尖刻。

他横扫文坛，以匹夫之勇，横眉冷对千夫所指。

他深刻，并不是说他想法深奥。鲁迅的思想不深奥，但敏锐。打个比方，就像琴弦。同样的一个音节，拨别的弦，震动幅度小，但是拨鲁迅这根弦，震动幅度特别大。

就拿他的痛苦来说吧。 社会 黑暗，人民愚昧，知识分子看了都痛心。胡适很痛心，周作人也很痛心，大家都很痛心。但是不一样，鲁迅表达出的痛苦感，比他们强烈得多。那不像观念上的苦闷，更像生理上的痛苦。

比如鲁迅说“吃人”。好多作家其实也会这么说：这是一个人吃人的 社会 ！周作人对“吃人”这个话题就很感兴趣，还专门写过一篇食人考。但是看了周作人的文章以后，会觉得那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 社会 批判。而对鲁迅来说，“吃人”可不是什么 社会 批判，而是血淋淋的真实，是锐利的牙齿，狼藉的血肉，是萦绕在心灵深处的咒诅。

这就是胡适和鲁迅的一个本质区别。他们的很多观念是接近的，但是胡适永远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如此偏激，而鲁迅也永远不能理解，面对尖牙和血肉，胡适怎么可以这么不偏激？

三、他们其实是朋友

胡适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18年。

在新文化运动发起时，他们走到一起，并肩战斗，有过战友的情谊。

鲁迅应该感谢胡适。正是胡适与陈独秀共同开创的白话文运动，才成就了他的丰功伟业。

早在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联手翻译出版了一本《域外小说集》，试图以此扣响文坛的大门。但《域外小说集》十年之内仅卖出二十本，平均一年销两本，与同时期林纾的畅销，形成鲜明的对照。

鲁迅在1932年写的《自选集・自序》中承认，他写白话小说，是为了响应“文学革命”的潮流，是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才使“无声的中国”，成为“有声的中国”，将一个“临死境”的文化“复活”过来。

而胡适，对鲁迅始终真挚。

1929年8月末，两人已经拜拜，鲁迅甚至对他冷嘲热讽，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里，仍有一段很有感情的话:“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出版《鲁迅全集》四处奔走。很多人袖手旁观，看孤儿寡母的惨窘，最后许广平只好求助胡适，胡适二话不说，鼎力相助。

鲁迅常说自家兄弟昏。果然他去世没多久，他那个昏头昏脑的兄弟周作人就落水。胡适先是苦口婆心劝说，后来又不遗余力对这条“落水狗”进行搭救。

一向痛打“落水狗”的鲁迅，如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文人之间的相轻和相重，往往跟时局矛盾捆绑在一起，搅做一团，让人不堪重负。胡适身上浓浓的人情味，让这些是非恩怨都烟消云散，唯剩下各自生命的温度。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周作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写了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当时，胡适在大陆已被批，更是晚年回到台湾而死，说他一句好话说不定就惹祸上门。

周作人没讲一句好话，而是细数了在胡适帮助下出了几本书，几篇文，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而且特别说起，拿某笔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念念不忘。

周作人隐晦的文字深藏的苦心，令人潸然泪下。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记得。他无话能说。

这时，鲁迅离开已经有二十六个年头了。

作者：甘草子，不小资，不文艺，不妖娆，不风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