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届生中,计算机和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最受金融 科技 公司的青睐。 (人民视觉/图)
中秋节将至,林敏却高兴不起来。
她所在的银行网点又背上了卖月饼的任务,8个人要卖掉5万元。2019年因为卖不出去,她自掏腰包买了近两千元的月饼券。
“再挣扎一下就走。”上次暗暗放狠话是在2019年年底,当时行里分配了销售ETC的任务。连着4个周末,林敏都被分配至车站、加油站以及饭店等地“拉人头”。
两年前,林敏毕业于一所985高校,通过校园招聘的方式进入了一家国有大行的广州支行,目前担任柜员一职。
几乎每天,林敏都会去微博上打卡一个超话——今天你从银行辞职了吗?这个超话就像一个论坛,聚集了年青一代的银行人。目前该超话已有15万张帖子,阅读数高达7200万。
2020年的超话特别热闹。先有中国银行“原油宝”巨亏;接着脱口秀演员池子大战中信银行,中信银行未获池子授权,就将其个人账户流水提供给了前东家;再有厦门国际银行的员工因不喝领导敬酒而被打耳光辱骂。
每当看到这类新闻,陈琦就特别紧张。她已在银行业摸爬滚打了16年,从银行柜员做起,一步步做到了某股份制银行的支行副行长。她十分感谢银行对自己的栽培,但是如今令她最头疼的工作之一,便是如何留住行里的年轻人。
36家A股上市银行刚刚发布了2020年中报。截至2020年上半年,工农中建4家国有银行员工人数合计高达154万,但较年初合计减员超26万。这还是在银行大力扩招的前提下。
最近一个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这一年,工农中建四大行同时减员,共减约25万人。之后,四大行的总人数逐年削减。
对于年轻的银行人来说,他们没有尝到十年前银行业突飞猛进的红利,却在迈入职场之初,经历了降薪、高压以及互联网的诱惑。
林敏学的是会计,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又选择去银行工作,与她中学时代看了大量**有关。她想象中的银行就像《华尔街之狼》里演的一样,西装革履,纸醉金迷。
但2020年的半年报显示,36家A股上市银行支付给员工的现金总额,合计为40084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40143亿元,下降了59亿元。
国有六大行中,邮储银行(601658SH)下降的幅度最为明显,目前人均薪酬1205万元,下降了138%。交通银行(601328SH)和建设银行(601939SH)的薪资降幅也都超过6%。
股份行薪酬明显要比国有行高出一大截,但也出现了降薪现象。如平安银行(000001SZ)2020年上半年人均薪酬为3006万元,但同比降了1031%,降幅在股份行中排第一。
颜可本来决定在2020年年初离开银行,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为了助力经济快速恢复,颜可大年初十就被安排回到了岗位上。
“本来想着大环境再差,也不会影响到银行,心想总算能享受一点‘铁饭碗’的好处了,结果薪酬调整了。”颜可所在的股份行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降薪,但是固定薪酬的部分降低了,浮动薪酬的比例拉高了。而浮动薪酬与全行的利润挂钩,这相当于是变相降薪。
几乎每家银行的利润都下降了。2020年上半年行业的净利润下降幅度均在10%左右,降幅最大的交通银行达到-1461%。
资金减值损失,指的就是拨备计提,是对投资出现亏损来预备用于覆盖贷款预期损失的资金。根据银保监会的公开统计数据,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689亿元。同时,按照预期信贷损失的原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13万亿元,同比增长344%。
从各家银行管理层在业绩会上透露的信息来看,不良率和净息差这两项关键指标,也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多家银行在半年报中提到,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客户风险加速暴露,信贷资产质量承压。半年报显示,6家国有大行中,不良双升最显著的交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2019年末增幅达2338%,至96292亿元;不良贷款率较2019年末增加021个百分点,至168%。
相比大银行,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承压更为明显。郑州银行(002936SZ)的不良率达到216%,是A股上市银行中唯一一家不良率在2%以上的。
2020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进金融机构向实体企业全年让利15万亿元。8月25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副行长刘国强也分享了前7月的成果:金融部门积极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为市场主体减负共计8700亿元。
降薪的同时,银行员工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林敏银行生涯的第一个半年,是从“站大堂”开始的。站大堂,就是在银行支行网点的营业大堂里负责各类事项。穿着高跟黑色皮鞋,一站就是一整天。“早上穿着牛仔裤来,下班换衣服时已经塞不进去了。”
半年后,林敏成为了柜员,从“一站一整天”晋升为“一坐一整天”。这个岗位工作比较单一,主要就是办理开销、存取款、签协议等具体的银行业务。
虽然业务相对简单,但是工作强度也相当大。银行的对外营业时间一般是朝九晚五,但这却并不等于员工的工作时间。每天早上8:30之前,林敏就要抵达银行,打卡,换行服、开晨会、接押送钱箱的库车。
下午5点也不代表下班时间到了。凡是在此之前拿了号的客户,不管业务多复杂,柜员都要处理完成。业务做完,就要开始“轧账”,即将钱箱里的钱和账目进行对数,确认无误后还得让领导再复核一遍,都是很费时的工序。接下来还要整理传票,也就是办理业务的单据,看有没有出现漏单数或漏签名的情况。
最后还得等库车将钱运走。林敏说,虽然她所在的支行和库车定好的交接时间是下午6:30,但是由于下班高峰期堵车,经常是要等到7点甚至8点。
这些都不是最辛苦的。林敏所在的支行网点位于广州市内某批发市场旁,每天会从批发市场的商户处接触到大量现金。每次点完钱,手指是黑色的,空气中布满了灰尘。但哪怕闻到了不好闻的味道,也不能皱眉。“微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零投诉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头顶上有摄像头,任何支行网点的录像都会不定时地被抽取检查,所以在银行营业部里,有着最严苛的工作流程和接待礼仪。大堂经理和柜员的一言一行,都在无死角的监控下进行。
憋尿,就是柜员们最常见的一个挑战。当柜员要离开座位时,必须竖起“暂停服务”的牌子,起身前务必整理桌面,将电脑黑屏、箱子上锁,最后摆正椅子。在严格的监视下,林敏像是被锁在工位上,一旦坐下,就无法轻易离开。遇到客流量大的时候,许多柜员常常是一整天都不喝水,为了避免离开,也避免犯错。
2018年,林敏所在的网点为了评选“千佳示范单位”,支行领导要求营业厅内以及银行附近均不能出现垃圾,甚至网点内的任何一盆植物都不能有一片枯叶子。
在那个阶段,林敏被要求剪掉刘海。“真想留刘海也不是不行,但刘海不能过眉,必须保证一天内不能被风吹乱。走路不能背手,给客户指引问题时必须整只手伸出来,五指并拢。”
林敏笑称,以前以为进了银行是进了金融业,如今才知道,其实进的是服务业。
2020年9月2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参观者正在与智能银行仿真机器人大堂经理互动。 (人民视觉/图)
从事柜员1—3年,就有机会申请转岗。比起几乎没有任何发挥空间的柜员,林敏有点期待客户经理的工作。
客户经理属于银行的营销岗,分为对公和对私业务。所谓对公,即服务政府、企事业单位。对私,又分为理财客户经理和个贷经理,分别对应营销和办理个人理财、个人住房以及 汽车 贷款等业务。
赵晓光做了4年的客户经理,一点也不轻松。刚成为对公客户经理的时候,身上一年的存款任务就是2500万,转正后,任务翻倍。
辛苦为的是什么?赵晓光认为,只要还在银行这个系统里,就得“过关”。
银行系统还有层出不穷的考核,每月一小考,每季一中考,半年一大考,年末还有终极考核。赵晓光说,每个考核周期还会有大排名。“都是名校毕业生进来的,感觉回到了学生时代,谁都不想做末端的那几位。”
回忆起学生时代,赵晓光也很感慨。他是2016年金融硕士毕业后进入银行系统的。与南方一家城商行签了约。
那一年,以余额宝等产品为首的互联网金融崛起。赵晓光的同班同学,在这一年里大多选择了被看作是朝阳行业的互联网金融。
入职后,赵晓光发现,银行的柜台业务越来越少,除了现金业务,其他业务都转移到了线上。各大银行为了应对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的崛起,纷纷加大电子应用的新业务。据界面新闻统计,2020年上半年,有至少1300家银行网点、分支机构被关闭。
赵晓光偶尔也后悔,觉得自己当年选错了跑道。每年同学聚会时就会发现,早年进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同学,“不仅比你有钱,还可以穿拖鞋、染头发”。
最大的失落感来自于银行这份职业没有了职业荣誉感。赵晓光表示,过去都是企业求着银行来贷款,如今是银行员工求人办卡。习惯了用“花呗”生活的年青一代,甚至不需要信用卡。
“以前我生日的时候,行里还发过小金块给我当生日礼物,所以我们这叫‘金饭碗’嘛。”刚进入银行的年轻人经常能从老员工那里听到银行业过去的风光。
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开始。万得数据显示,2003—2013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润从6305亿元增长至1135608亿元,十年间暴涨近180倍,且每年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这十年,被称为银行业“躺着赚钱的黄金十年”。
2011年,时任民生银行行长的洪崎直言:“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不好意思公布。”
在银行业快速发展的这十年里,银行的从业人员也突飞猛进。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06—2017年间,全国商业银行从业人员从172万人增长至315万人。
陈琦就是搭上了这一波“快车”的人。她从江浙一个小地方走出来,在985大学读完了本科会计专业,2005年从柜员做起,然后相继升任支行会计助理、信贷主管、行长助理,最后到副行长,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我后面生了小孩,为照顾家庭,没有太大竞聘的动力,我当时还有机会可以去当行长。”
不过,陈琦也能理解现在年轻一辈银行人的不易。“没有哪个硕士毕业后第一年愿意给你做柜员,更不用说站大堂了。”
另一方面,陈琦也坦言,如今银行体系内的晋升速度比从前慢。
过去,银行柜员的晋升一般分为两条路,一条是在会计条线精耕细作,做成业务标杆,升为柜长,然后竞聘会计主管,再竞聘为基层网点的副行长,再往上可以到省分行会计部门做分管领导,然后竞聘会计部总经理,再向总行进军。陈琦自己走的就是这条路,她当年身边的同事,从柜员做到副行长,一般需要5—8年。
但是现在,中国零售金融的比拼从来没有如此激烈。暂且不论商业银行要和 科技 巨头同台竞技,银行同业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9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为228万个。“现在很多银行从柜员做起,一做就得要3年起步。而这3年间,走的人就很多了。”
另一条晋升路径是从柜员转岗做客户经理,走营销条线。据陈琦介绍,从客户经理升级到高级客户经理,再到私人银行顾问,一般需要至少5年以上。随着级别的不断升高,工资收入也不断提高,但自然要完成的KPI也会不断上涨。往往需要强大的人脉和过硬的营销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客户经理也可以选择竞聘支行行长。“但支行行长一般每3年换一次,身上背的KPI单种类就有五十多项,而且每年总有行长因为业绩不佳被开除。”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此前曾撰文写道,近年来银行人员流动不断出现新的动向,从分行到总行、从普通员工到银行中高层,外流情况不断加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来是受到薪酬提升、职业发展等因素影响,对银行业发展前景较为迷茫;二来是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金融等业态吸引力增大,离职高管大多去往互联网金融企业就职。
董希淼预计,随着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不断融合,未来人才流动将更趋频繁。
年轻的银行人没什么耐心,大家正在谋划出走。
以农业银行为例,截至2019年年末,农业银行共有464万员工,是国内所有银行中员工数量最多的一家,是交通银行员工数的53倍。从连续几年的农业银行年报可以看出,它的员工平均年龄正在不断提高。
2017—2019年,农行30岁及以下的员工比例分别为207%、200%、193%,逐年下降;而51岁及以上的员工比例则分别为245%、252%、274%,逐年上升。
长期以来,农业银行超六成的员工年龄都在40岁以上。而年龄分布最小的人群是30—40岁之间,其次则是30岁及30岁以下的人群。这恰恰反映了很多年轻人涌入了银行,获得了一份工作,却没有留下来。
离开的银行人会去哪里?赵晓光在2020年年初也想试试换个工作,进入他羡慕和好奇已久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不过,留给他的选择并不多。
事实上,赵晓光们刚迈入职场的那几年,已经有一批银行的中高层选择出走。陈琦所在支行的行长,2016年就带领了一整个团队跳槽到了互联网公司。那一年的银行年报显示,2015年工农中建交五大行高管告别百万年薪,降至平均50万—60万的年薪水平,相较2014年几乎折半。
如今,当赵晓光这批新的银行人正在计划是否要转头进入互联网公司之时,比他们并没有年长多少、来自银行的80后前辈,已经占领了这些公司多数中层以上的管理岗位,留给90后的晋升机会也不多了。
赵晓光在年初投出去的不少简历都石沉大海,偶有回应的是部分券商或财富管理公司,看起来都更像是瞄准他手上的客户资源。
赵晓光有点失落。时代正在变化,金融专业已不再是“香饽饽”。
国际人力招聘公司Michael Page发布的《2018年中国金融 科技 就业报告》显示,大数据、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岗位分列最热门职位前三。而从专业发布来看,应届生中,计算机和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最受金融 科技 公司的青睐。
就连银行,也在不断向 科技 人才抛出橄榄枝。在2020年不少银行发布的春季社招职位中,信息技术职位占比高达七成,并且开出了较其他待招岗位更高的薪酬。如交通银行在今年校招中也单独为金融 科技 人才设置了IT板块的招聘专场。
据一位在国有大行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透露,商业银行正在期待通过数字货币这一项目,意图扭转与互联网巨头在竞争中的不利局面。为此,近期银行招聘主要集中在技术领域,对专业的要求则集中在计算机相关专业、密码学、微电子、软件开发等。为了吸引人才,“薪酬对标互联网头部企业”。
一位曾在银行技术岗工作的员工在跳到了互联网金融平台后,最近又被挖回了银行体系。不过,在他看来,银行要想对抗互联网的力量,还需要在很多层面突破创新。
(应受访者要求,林敏、颜可、陈琦、赵晓光为化名)
申诉方法如下:
1、可以向交通违法举报中心举报不礼让行人的车辆,提供车牌号、时间、地点等信息。
2、在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网站上进行交通违法举报。在网站上填写相关信息,包括车辆信息、违法时间、地点等,提交后等待处理结果。
3、在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交通违法举报。在微信公众号上选择“交通违法举报”,填写相关信息,提交后等待处理结果。
交通秩序专项整治以来,市民可以看到、听到文明交通的宣传,还能发现路面交通的变化——斑马线礼让行人的多了,乱鸣喇叭的少了;戴头盔骑行的多了,非机动车和行人闯红灯的少了……
交通秩序专项整治是我市文明创建五大专项整治行动之一,由市公安局牵头,对机动车不按道行驶、斑马线上不礼让,非机动车乱停放、闯红灯等交通违法或者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整治。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市公安局积极推进联合执法、交通安全宣传、普法教育等,将整治行动结合到日常的交通执法中,举办交通安全宣讲及现场宣传活动3248场。
近日,本报记者跟随交通秩序专项整治组来到重要交通路口,与骑警上路巡逻,近距离看整治成效。
记者直击1
地点:湖里区火炬路新丰路口
交通违法明显减少 偶有“低头族”过马路
7月18日上午9时许,记者跟随湖里交警大队殿前中队负责人倪晓明走上火炬路新丰路口。该路口临近多家企业,附近人流车流量大,容易发生市民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是交通秩序整治的重要路口。
现场记者看到,路口交通秩序井然有序,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右转车道上机动车自觉等候过街行人;路口听不到刺耳的鸣笛声。
“开展整治行动以来,路口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了。”倪晓明说,针对机动车闯红灯、非机动车逆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加大查处力度,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开具罚单;而针对行人不走斑马线等较为轻微的违法和不文明交通行为,则主要通过“三选一”“远程喊话”等互动式的宣教方式进行劝导。
当天10时许,刘女士刷着手机等待斑马线信号灯放行。然而绿灯亮了,刘女士仍低头看手机,等再抬头发现是绿灯,刘女士这才慢慢过马路,其间仍不忘低头看几眼手机。“走一步看一眼,还未走过半,绿灯就剩下2秒时间了。”倪晓明拦下刘女士,向她说明过马路玩手机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邀请刘女士参与“三选一”文明交通宣传教育活动,刘女士选择扫码观看安全警示视频后离开。
记者直击2
地点:仙岳路江头台湾街路段
骑警巡逻喊话劝导 提醒驾驶员勿看手机
7月19日上午,记者跟随交警支队机动大队民警黄涛到路段上进行巡查。与固定的路口不同,在路段上发现交通违法行为,骑警主要用“喊话劝导”的形式,实时提醒市民。
“从日常的巡逻来看,市民交通文明意识加强了,没等我们喊话,就能意识到自己存在哪些交通违法行为。”黄涛说,以往即使民警喊话提醒,有的市民仍未意识到自己存在不文明的交通行为。
当日10时许,黄涛沿着嘉禾路巡逻喊话劝导。他发现,有一辆机动车在前方没有车辆的情况下,仍“龟速”前进。黄涛立即驱车靠近查看。原来,驾驶人一边开车一边查看短信。“闽D车辆驾驶人,请您专心驾驶,不要使用手机。”听到黄涛的喊话提醒,驾驶人立即放下手机,车速明显快了。
“我们在巡逻喊话时发现车辆无故缓行,根据经验大多是驾驶人边开车边打电话、看短信造成的。”黄涛说,这种情况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对此有相关处罚规定,在巡逻喊话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提醒为主。他提醒,驾驶员使用手机容易分散注意力,对路口行人过街、机动车换道等变化不能快速反应,开车时应避免使用手机。
市民声音
建议更多人
参与交通维序
义务交警庄丽月:这段时间以来,我在站岗时能明显感受到,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确实减少了。当然,要做到城市更好更文明,光靠路口交警、志愿者吹口哨是管不全的,大家还是要自己提高安全意识,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别人的监督上。
几天前,我遇到一位市民主动提醒准备闯红灯的非机动车驾驶人,很受触动。我想如果有更多人参与维护交通秩序,不管是成为义务交警也好,或者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友善提醒那些不文明的行为,那么我们的城市一定会更好。
希望组织
交通知识问答互动
湖里区蔡塘社区居民杨晨:我身边的朋友曾经历过交通事故,因此我特别关注交通安全,出门也非常遵守交通规则。最近,看到交警有开展交通知识有奖问答的活动,我以为自己肯定能拿高分,结果答题后发现自己的分数并不高,这次经历对我来说印象深刻。
我建议交警可以多开展这样的“交通知识问答”活动,让更多市民通过测试题,提升自己的交通安全知识水平,积累交法常识,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记者手记
一起做好文明交通这件“小事”
“我还有急事”“下次注意”……在交通秩序整治现场,记者听到一些赶路市民不耐烦的回应,比较被动地配合交警劝导,把不文明的交通行为视为不愿多浪费时间的小事。
不文明的交通行为真的是小事吗?边看手机边过马路,可能会错过绿灯的通行时间,一边驾车一边玩手机,一不留心撞了人,怎么办?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其实是一件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
其实,它也可以是一件小事:过马路时放下手机,开车时不乱鸣喇叭……这些都是举手之劳,多留心就能做好一件文明交通的小事。
当然,要坚持做好一件小事也不容易,这就涉及大家对这件事的态度,如果永远等待别人监督和被动地执行,再小的事情也做不好。
说到底,文明交通需要大家从被动的“要我文明”转变为主动的“我要文明”。如果大家都能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交通的大理念,那么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将带动整个城市形成文明交通氛围。我们应合力将文明交通这件小事做成、做好,让它成为一件代表厦门文明的大事。 (厦门日报记者 柯恺筠 实习生 杨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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