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方言与民俗的关系

1。 缺少礼貌的称谓作为问话的发语词。经常一开说话就“不讨喜”，例：“G，跩，看不起我们了。”（说别人有钱了）； “这程子抖了啵 ？！”；（说别人春风得意）；“乖乖，长漂亮。”（这里的“乖乖”是感叹词， 而不是称谓。）

2。 喜欢用命令式，如：“吃过饭去跳舞去啊！ ”，即使同一句话用问话，也就是“吃过饭阿跳舞啊？”。

提问喜欢用反问句。“吃过饭怎么不跳舞啊？”三句话的结尾都有语气词，由于口气不一样，意思也不同。南京方言中经常不喜欢用主语，在对话时搭腔很容易的罪人，如几个人在一起说事，如有人说“真韶包。”（南京方言“真”“蒸”发音常不分）听得不高兴的人，就会回一句（如对方是女的）“蒸ri 她妈骚 bi 。

”（这里没有指谁，有劝架的马上就会赶紧自嘲“捡骂”。 南京方言的语言特点就会培养人劝架， 所以方言中有“好事唠”一词，是指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见义勇为。这里不用“佬”，用“唠”又是表示贬义，它和社会训教的那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相悖。

）

3。 动词和副词用单音太多，动词如不用 “…… 一下”，“……下去。”来“生动一下”，有时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如：“手怎么啦？”“火钳支的。”（是象声词“吱”的衍生，意为“烫”）；“这车儿贵得不得了啵？？”，“你估？”。特别是很多名词在南京方言中成了动词，更是让人不懂，例: “用尽浪！把浪扁了。

”（压紧的意思）；“假领子猴出来了”（里面的衣服露出外面的领子），这些词在南京方言中是褒义，但是在普通话的转意中就是贬义，如“浪”指“放荡，放肆讲”；“猴”的意思是“偷奸耍滑”。这样一来，出现误解就不奇怪了。

4。 南京方言中出现太多的其它方言中忌讳的词，如“死”，“屎”，“尸”“痴”，“傻”,“鬼”，“Diao”，“Bi”，“Ri”，“屁”，“痞”，“抠”，“啬”，“妈”，“老子”，“死人”，“烂”，“破”……，在语言交流中，只要是用这些词去“生动”很容易误解。

（这方面的例子大家知道的太多。）

5。 南京方言中词的主动态，还是被动态，尽管有专门的词去表示，由于常被省略而被误解。这就和大伙儿提到的“木古”（我没用“骨”字，是因为南京方言中“骨”用在贬义的地方多，我就取个中性一点的词。）即可以指主语的主动行为，又可以被“木古”了。

还有：“糊弄”，“热烘”都有表示主动或被动的双重含意。

6。 南京方言要表示文明程度，是靠不同的“生动语式”和“句尾语气词”的变化而决定的。要么是引经据典，说出话来“像开瓷器店的 —— 一套一套的”（在我收集的香烟洋画中，就有不少修身格言，警句之类，以后发几张。

）给人感觉“文绉绉”的，要么用“有丰富含义，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语气词”， 所以听起来有一种“嗲”的感觉，如果没听准，就可能误解。我举一个词“啵”，南京方言用不同的声调能表示不同的意思：“他是老板啵？”（一般提问，相当于“是不是”）；“他是老板啵？” （让人肯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对方一般回答“是的”，对方一般不可否认）“我说他是老板啵！”（提醒对方自己刚才的判断是对的。

说话的人有点洋洋得意）比如“喽”放在词尾，就有反问，祈使，提醒，敦促，对发生的事无可奈何等含义。

7。 南京方言中的辅音音素比正规的普通话少，很多音素是混用，杂用；如： Shi 和 Si混用，N和 L 不分；而有些辅音在普通话里没有的，甚至有的元音也发生变化，这样让人听起来就容易不知所云。

加之南京方言中的很多常用语与北方忌讳用语的发音相同或接近，这样也容易造成误会。

任何一种文明的语言都是建立在对话双方的平等，尊重，宽容，善意，取悦的基础上，所以南京话一直在演变，一直在跟着时代变，在南京方言总是按照：老南京话→ 新南京话 → 新潮南京话的这种模式在的发展。

很多不符合社会发展中的词和表达方法自然会被淘汰，而那些精华部分一定会传承下去的。

遥想当年的秦始皇，统一六国，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何等风骚？

这样的千古一帝，在好不容易统一了国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度量衡和文字。

统一的文字是 国之根本。

对外，它能向别国展示我国的文化，是国家的象征；对内，它是人们日常交流的载体，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它的存在本身， 就包含了森罗万象 ，承载着前人的欢乐，也收录了后人的悲伤。

众所周知的是， 我们的国语是普通话，是汉语。

说起普通话，当年在选举普通话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传闻说： “最后票选的结果里，粤语和四川话是排名前列的佼佼者，尤其是粤语，更是只差一票就超越普通话成了官方语言”。

也有差三票的版本，不过总的来说， 这个传闻并不靠谱，与事实相饽 。

这个谣言的出处是因为据说当时参加国语讨论的人一半都为广东人。

实际上，那个时候参加国语讨论的人是按照各省份的人数来按比例选的。

当时广东人口还没有那么多 ，而且那时人口最多的地方的议员也没有达到夸张的一半。

所以一半的人都是广东人是不可能的，完全是以讹传讹了。

—— 这个流言大错特错，也是时候该终结了。

比起粤语， 当年的南京话才是险些成为普通话的存在。

甚至，作为普通话基底的北京话本身就受到了南京话的影响。

笔者这次就要和大家说说这普通话的变迁史。

追本溯源，在明朝以前北京的 “北京话” 和现在比可是差得远了。

北京在唐代是属于幽州的，当时的幽州地区已经居住着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了。

而在公元936年， 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 ，由此拉开了语言融合的序幕。

幽州地区从此就脱离了中原汉族的统治，成为辽金两代的少数民族掌权的南方（相对而言是南方） 重镇 。

后来北京又成了辽代五京之一，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汉语在那样的环境里碰撞着融合在了一起。

蒙古统一全国后，元朝建立。

元朝那时用的是大都话，大都就是北京。

北京话在那个时候已经初见端倪了。

那大概也是 北京话第一次成为官话吧。

而到了明朝的时候，为了规范全国的语言发音，朱元璋就让文官写了一本叫《洪武正韵》的书籍，里面将南京官话称之为“ 金陵雅音” （但这个称呼早就有了）。

金陵雅音是在晋朝之前慢慢形成，直到东晋才成为完成体的。

它是以古中原雅言为基础的，称为“正音”。

隋朝的时候，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合并成了秦音（长安官音）。

——隋朝也是目前我们最早能够找到有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的朝代。

而唐朝沿用隋制， 据说那时候的官话和粤语有点像。

说到这金陵雅音，它其实是通过对早期古代中原地区流行的 “雅言” 进行研究，将“雅言”的发音特征完全融入其中才形成的语言。

综上所述，南京官话完完全全可以说是古代官方汉语的正统语言。

后来朱棣篡了建文帝的皇位，带着南京地区的数十万贵族、富农和民众一起把国都迁移到了北京。

由于这样的大面积人口流动， 南京官话也顺理成章的随之一起带到了北京。

北京话和南京话就在那时候合在了一起。

再到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满廷规定官员上朝均用满洲话。

因为这个原因，汉臣必须学习满语， 否则听不懂皇帝讲什么不是？

但在民间，却已经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

北京话就是这三者的杂交后代。

在那个时候， 北京话虽然已经有了规模，南京话却仍然是主流。

直到雍正皇帝设立了正音馆，北京话才渐渐取代了南京话。

清朝覆灭后，各界的革命人士均对北京话的权威性表示了怀疑， 由此才有了对普通话的争论。

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不过新建立不久的民国政府制定的老国话虽然是以北京话为主的，但为了兼顾各地的方言，仍然具有南京官话的一些特征。

那个时候， 著名的语言学家王照对于国音统一会议的会员构成非常不满。

他指出江浙人占了足足25人之多。

其中光来自无锡的就有5个人了。

若一人一票的话，普通话的桂冠必然是南方方言的其中一种。

北方代表们觉得这样不公平，要求一省一票制，甚至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退出会议。

最后经过了激烈争论， 会议还是实行了一省一票制度， 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

随后在定夺普通话的一些细节时，大家又吵了起来。

在一片闹声中，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

对此，江苏代表汪荣宝则夸张地说： “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

过程虽然像难产一样痛苦，但最后好说歹说是定下来了。

结果，在1920年——也就是国语推行还不到两年的时候——就曾经爆发过一场当时名为 “京国之争” （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这个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的标准音出了分歧。

那时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人分成了两派。

国音是主张 “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 的流派。

京音却是主张“纯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流派。

两边谁都说服不了谁， 因此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争来争去，最后整件事情在“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后，落下了完美的帷幕。

这就是 “新国音” ，在此次之后就开始在全国的学校推广了。

后来新国音又经历了好几次修改后，就成了我们现在的普通话。

普通话之争，从头到尾好像都没有粤语什么事， 有些谣言也实在了没必要再流传下去了。

我们的普通话是我们民族的象征也是我们文化的传承载体， 它的形成 历史 也是充斥着 历史 的变迁， 偶尔也会让人有些唏嘘。

但是，除去普通话，我们各地自古流传下来的方言也是需要保护的。

有些地方的方言里包含了许多关于本地的一些神话还有生活习俗， 假如仔细研究，应该可以明白各地先民的早期文化。

笔者私以为这也是一笔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好好保护。

目前有些语言已经濒临失传的边缘了，希望未来他们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大环境吧。

文/墨珑甲

汉朝以后各朝代的官方语言，核心部分，便是当时流传在长安洛阳一带的朝廷官方用语，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普通话。东汉末年，像曹操、袁绍这些公门子弟，因为长期在帝都而非他们的老家谯与汝南，所以他们的华夏正音是比较标准的。就连刘备这样的幽州边陲人士，也因为长期接受儒家教育，学习华夏正音，是一门必须的技能。相对而言，倒是孙坚孙策这样的武将，儒家教育相对较少，他的华夏正音，就没有曹操袁绍说得那样标准，但交流依旧是没有多大问题。

但这是三国时代，语音的真正剧变，发生在五胡时代。即西晋末年，匈奴、羯、氐、羌、鲜卑的次第入侵，由此而引发的多次胡汉大屠杀，极大地改变了北方诸省的人口成分，简单地讲，就是北方的汉族人口急剧减少，少数民族人口大幅上升。而且减少的北方汉人，不一定全部死在五胡手下，还有一大部分是向南迁徙到了今天的江苏、安徽、湖北、四川这些省份，小部分更远至福建广东江西湖南。

而这种人口改变，极大的造成了语言的变迁。因为很多中原汉人都南迁，昔日的华夏正统所在地洛阳，反而成为了鲜卑政权北魏的帝都。而且在孝文帝改革之后，胡人也用汉姓，说汉人的话。于是不可避免地，洛阳话便成了一种中原汉音与鲜卑胡音的混合体，相对而言，反而是南京一带中原移民带过去的语言较为纯正（南京话和苏州话的差别很大，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随后隋唐统一，都城依旧在长安洛阳，已经鲜卑化的洛阳话再度与华夏正音南京话汇合，出现了第二个版本的洛阳话，也就是唐诗适用的那种语音。对照汉朝的洛阳话，已经有不小的差异，但是还好。

之后唐朝灭亡，契丹、女真、蒙古次第入侵，这一时期，较五胡乱华的时间更久，一直到元朝灭亡，明朝建立，汉人重新夺回统治地位，但昔日较为纯粹的华夏正音即洛阳话，已经掺入大量女真与蒙古音。尤其是元朝定都大都之后所形成的北京话，相较中原地区的开封话、南方的南京话和杭州话而言，确实距离华夏正音有很大的距离。

而最后一个阶段，即清灭明，北京话更大幅度地掺入满音，距离华夏正音更远。而由于汉人更大幅度地迁徙，如广东、福建这些以往的边远地区，倒是因缘际会，留存了不少华夏正音的元素。

至于清亡之后，旗人纷纷采用汉姓，改说汉语，而广大的东北地区，也大量迁入山东等省的汉族人口，所以今天的东北三省人口，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当年的八旗，而是昔日遭遇八旗屠杀很惨的辽宁山东河北人，这些人的后裔，便是当下的东北人，如果他们今天以八旗后人自居的话，那可真是要气得八辈老祖宗要爬起来用鞭子抽他了。

事实上，整体而言，当今的普通话，虽然不可避免地有若干变音（即满音、蒙音的掺入），但主要部分，还是当年的洛阳话为根本。如果穿越可以实现，当下的中国人回到明清那个时代，对话是基本没有问题的。不过若是穿越至《锦绣未央》《兰陵王》那个时代，去跟北朝的人对话，多半是鸡同鸭讲。穿越至后赵石虎那个时代，你就彻底没有交流的能力了，只能等死被砍下头颅了。

徐州，连云港赣榆讲中原官话，南京，镇江，扬州，淮安，南通，盐城，台州和连云港说江淮官话，而南部苏锡常大部分地区说吴语。这就是所谓的“散装江苏”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基本上南京和镇江都属于长江以南，但是他们难道不应该说吴语吗。为什么江淮话占据上风，成为人们的日常交流语言？实际上，这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

在历史上，南京属于吴地。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在南京朝天宫的后山建立冶城，以铸造兵器。后来进行了屡次改建，直到公元229年，东吴的孙权在南京定都。在此期间，南京的母语是初步汉化的中古吴语，人们都讲地道的吴语。

但是，从晋朝以后，特别是永嘉起义和五胡乱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五胡乱华后，原来中原的汉人、西晋汉族衣冠仕族臣民纷纷南渡，司马睿在南京（当时称建康）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在古代衣冠就是文明的象征，“衣冠南渡”意指中原文化的南迁。这种文化不仅包括服饰，也包括语言。东晋建立后，中原士族带来了洛阳雅言，此后南京一带吴语迅速式微，于是结合着洛阳雅言和吴语的金陵雅音开始形成，南京也逐渐脱离了吴语。

从东晋南北朝到隋朝，金陵雅音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南朝的宋，齐，梁，陈政权继承了金陵雅音，在政治和文化上受到高度尊重。 此时，金陵雅音更接近于正统的中国文化。 隋朝统一中国后，隋文帝杨坚所写的官方韵书是融合了当时洛阳和建康（南京）的发音。从唐代到元代，南京的政治地位起伏不定，影响力不及以前，但经过调整的金陵雅音仍然是中国的官方语言。

然而在明代，金陵雅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谴二十万淮人定居南京， 给南京的语言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后来，明朝政府先后强制迁移了大量人口充实南京。到了永乐时期，居住在南京的40万居民中几乎有一半是外地人。

在此过程中，由金陵雅音演变而来的南京方言又逐渐与一些江淮方言进行融合。明朝政府以当时的南京音为蓝本，建立了通用的官方语言，这就是同行中国直至近代的南京官话。经过了清朝中后期的修整和民国的复兴之后，南京方言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南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