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汉族,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是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毗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成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
他十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抚养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毛泽东。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处女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左联期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和剧本《清明前后》等。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他的声名日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辞世
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刑风等,都是他常用的笔名。茅盾、蒲牢是最常用的笔名。
“茅盾”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宁汉合流,对革命人士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沈雁冰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开武汉,最后到了上海,住在景云里。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这里。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动手写起小说来。可有许多的报社都不登他的文章,于是他写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可叶圣陶认为“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当时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中国***成立,他成为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广州工作,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便是这时完成的。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1942年底再赴重庆。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同年底,应中国***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子夜》出版于1933年6月,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这部长篇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子夜》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茅盾的小说,素以全景式地展现宏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见长。《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并没有截取某条小巷或某个街角,而是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们的伤心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一全面的表现。”当然,茅盾的“大规模”“全面”描写,并不是把各个生活断片随意拼帖在一起。他精心结构,细密布局,通过主人公吴荪甫的事业兴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它多重线索,从而使全篇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最终以吴荪甫的悲剧,象征性地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茅盾近乎以写史的态度创作小说。《子夜》的情节,是被镶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的。小说中描写的一些情景,如公债交易、蒋冯阎大战等,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实的史实。《子夜》把这类非虚构性的话语引进小说,与虚构性话语融汇、辉映,应该说是相当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文体试验。《子夜》的史诗品格,无疑得益于“诗”与“史”两种语言巧妙调适与组合。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泼泼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茅盾故居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路西后圆恩寺胡同。茅盾于1974年12月到1981年3月在这里居住。茅盾逝世后,故居辟为陈列馆。占地8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是两进的小四合院。入门,有茅盾半身汉白玉塑像,像高83厘米,放置在黑色大理石底座上。前院有房屋15间,西厢房原是会客室和藏书室,布置维持原状,室内陈设为茅盾生前所用旧物。陈列室有茅盾从青少年时代至逝世时期的实物和,包括手稿、作品初版本、信件、手迹以及两册小学时的作文(是茅盾留存于世的最早墨迹)。后院正房6间,安放有茅盾夫人孔德沾女士的黑漆镂花骨灰盒。茅盾(1896.7―1981.3),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籍贯浙江桐乡县乌镇。1916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茅盾全集》10卷本。逝世前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茅盾生前把25万元稿费捐作奖金,用于设立“茅盾文学奖”。
各界人士纪念茅盾
今天的时代、今天的作家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纪念茅盾先生?
茅盾先生的一生,是笔耕不辍、呕心沥血、为文学事业倾尽全力的一生。我们缅怀茅盾先生的崇高精神,总结他的创作成就,就是要从革命前辈那里汲取营养和力量,更好地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勤奋创作、努力工作。
我们缅怀茅盾,用他的精神激励今天的文学创作,对今天的文学创作队伍来讲,有多方面的启示: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走文学道路,虽然方方面面的情况发生变化,部分作家的注意力从文学创作转移到其它领域,但仍然坚持要通过文学创作推出更好的作品。
经典名作
长篇小说:
《子夜》、《蚀》三部曲(包括《幻灭》、《动摇》、《追求》)、《腐蚀》 、《虹》、《锻炼》、《霜叶红似二月花》、《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多角关系》
短篇小说:
《报施》、《创造》、《农村三部曲》(包括《春蚕》、《秋收》、《残冬》)、 《大鼻子的故事》、《林家铺子》、《色盲》、《诗与散文》、《石碣》、《手的故事》、《水藻行》、《小巫》、《烟云》、《有志者》、《自杀》
散文:
《白杨礼赞》、《风景谈》、《卖豆腐的哨子》、《人造丝》、《全运会印象》、《车中一瞥》、《鞭炮声中》 、《谈月亮》 、《雾中偶记》、《大地山河》
,原名沈德鸿,真名闫冰。汉族,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伟大的***员。
1916年夏,沈雁冰毕业于北京大学预备学校。之后经亲戚推荐,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也从事文学创作。沈雁冰的杰出才能很快受到商务印书馆领导层的重视。在上海的报刊杂志上,年轻的沈雁冰也首次亮相,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
在1918年的春节,23岁的沈雁冰和孔德?结婚吧。沈雁冰,一个新的年轻人,非常爱他不识字的妻子。他教她识字,给她起名,用自己的行动践行自己倡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理念。
1921年,中国***诞生。成为沈雁冰第一批党员后,他利用在商务印书馆的有利条件,担任中央联络员,并成为中国第一个文学协会——文学研究会的骨干。1925年,孔德?在妻子杨之华等人的介绍下,他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大革命时期,沈雁冰和毛泽东一起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是毛泽东的副手。1926年底,沈雁冰来到刚刚被北伐军征服的武汉,任中央军政学堂武汉分校政治指导员、《汉口民国日报》主编。大革命失败后,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在武汉避难,后逃回上海。
1927年8月下旬,沈雁冰住在京云巷11号半的三楼自己家里,足不出户。不能接待访客,不能参加活动,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苦闷、担心、困惑纠缠着沈雁冰的整个心灵。“中国革命究竟向何处去?”在探索的痛苦中,沈雁冰拿起了他的笔。对此,沈雁冰曾说:“我真的去生活了,在动荡的中国经历了人生最复杂的一幕,终于感受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心情抑郁,生活孤独,但仍在生命执着的支配下,想用我生命力的余烬从其他方面在这混乱的灰色生活中闪耀出一丝光芒,于是我开始了创作。”
中篇小说《幻灭》写于1927年9月初。一股强烈的、快吐槽的创作冲动击中了他,促使他迅速动笔。只用了四个星期就完成了。当时在白色恐怖下,夫妻两人都不能工作,只能呆在家里。幸运的是,沈雁冰的稿费收入仍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写完《幻灭》后,沈雁冰接着又写了中篇小说《动摇》和《追求》,并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同时也写了一些随笔和评论,第一篇短篇《创造》。1928年6月的一天,我来看茅盾。和茅盾谈了一会儿写作的事,陈望道看着茅盾苍白的脸,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对茅盾夫妇说:“天这么热,在这小楼里呆久了,会生病的。为什么不去日本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呢?”
茅盾夫妇一听,觉得有道理。但茅盾不无忧虑地说:“这是个好主意,只是我不懂日语,在日本生活不方便。”
“这很容易。吴已经在东京呆了半年了。她可以照顾你。”吴是陈望道的女朋友,茅盾也认识她。
“这个可以考虑。”茅盾同意了。这时,孔德?插话说,“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雁冰老师弄好了,我就去订机票,拿到后就走。还有日元兑换等。让我来吧。”陈望道说。
陈望道兑换完日元并订好票后,让茅盾去他家取票。当晚,茅盾来到陈望道家,发现几年前上海平民学校的学生秦德君也在陈家。聊天中,茅盾知道秦德君也去了日本,只是和自己同行。陈望道请茅盾照顾秦在日本的生活。茅盾
她是秦德君四川忠县人,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女性。1920年在成都读书时,因提倡女子理发和男女平等,被学校开除。在陈玉生等人的支持下,她走出四川,先后到武汉、北京等地,结识了邓中夏等中共***,并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工作。1922年,她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成为上海和南京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通讯员。1925年,她奉命在西安女子模范学校任教,从事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她与组织失去联系,移居上海,与好友陈望道相依为命。当她要去苏联时,陈望道想让她去日本找他的女朋友——吴,然后设法联系中国***去苏联。1928年7月初的一天,32岁的茅盾化名方宝宗,22岁的秦德君化名徐方,登上了一艘去日本的小商船。在船上,除了茅盾和秦德君是中国人,其余都是日本人。日本人认为他们是一对。这时,茅盾和秦德君面对大海,都有一种漂泊的感觉。他们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却找不到组织。两人一起流亡,自然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聊得很好。渐渐地,彼此心中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感情发展很快,也可以理解。船抵达日本神户,他们登陆了。日本宪兵例行检查。茅盾和秦德君站得很近,他们的行李互相靠着。日本宪兵误以为他们是一对夫妇,指着秦德君问茅盾:“她是你妻子吗?”茅盾随口用英语回答:“是的,她是我亲爱的妻子。”秦德君没有认罪。在日本,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茅盾亲切地称秦德君为他的“救世主”和拯救他的“北欧命运女神”。
到达东京后,茅盾住在一家中型旅馆——本相馆,而秦德君住在东亚预备学校的女生宿舍。两人关系密切,交往密切。那个时候,苦闷孤独的茅盾需要情感上的慰藉。这一年冬天,“岛国冬季漫长,早晨浓雾奔涌,晚上冻雨打屋檐,西风半强时,远寺有钟,迫以火盆眠。”在这种心情下,茅盾和秦德君住在一起,并决定搬到京都。到达京都后,茅盾和秦德君对朋友杨贤江帮忙找到的一套公寓非常满意。茅盾晚年对这套公寓有一段回忆:我的公寓离杨贤江的公寓只有一箭之遥。这是小池附近的四间平屋,每间大概有八个地垫那么大;那时我住在高兄弟的隔壁,他们每人住一个房间,另外两个是免费的。房东就住在附近,一箭之遥。这里,真的很安静。从房子的后窗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峰,不是高山,但并排有五六座,最西边的山峰上有一簇房子。夜晚,这一簇簇房屋的灯光有三层楼高,在青翠的山峰间,犹如钻石的皇冠。小水池边还有一排樱桃树。明年春天,你可以坐在房子里欣赏著名的樱花。想到这,感觉自己的新房子真的很有诗意。对写作很有好处。“在那里,茅盾写了一本小说《虹》,还有许多游记散文,作品源源不断地寄回国内出版,换取稿费维持生计。秦德君帮助他抄写手稿,并经常给他一些建议。比如她向茅盾建议,把“幻灭、彷徨、追寻”三部曲合二为一,叫《蚀》。如日月食,既是暂时现象,也是必然现象。难道不是现实主义吗?茅盾非常欣赏并采纳了秦德君的建议。不久茅盾被批判“幻灭、动摇、追求”,下定决心再写一部有分量的小说来扭转舆论,但找不到合适的素材,写不出来。他说,
秦德君自己的故事激起了茅盾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赞叹道:“这些都是极好的小说素材!啊,就像手里拿着一把铜钱。如果你只是用一根线穿上它,它就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茅盾开始寻找这条线索,构思主题和情节,以此来反映广阔而复杂的时代和社会生活。
构思完成后,茅盾于1929年4月开始写这部小说。这是茅盾的第一部小说。在写作过程中,茅盾总是先把情节告诉秦德君,等考虑成熟了再动笔。秦德君帮忙抄写,偶尔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小说《虹》也是由秦德君命名的。她说:彩虹是在某种天气变化中形成的。它妖娆、神奇、美丽。秦德君的故乡四川的天气很容易出现五颜六色的彩虹,对人们有着无限的吸引力和迷惑。茅盾愉快地接受了秦德君的建议,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姐姐才是好的!”1929年4月至8月,他将小说分段寄往上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这部小说原计划写在大革命时期,但在1929年8月,秦德君因意外怀孕不得不回上海堕胎而停止了写作。后来,秦德君回到了日本。
茅盾和秦德君同居的消息也不胫而走。茅盾到日本后,孔德?我通过党组织找到了工作,成为了一所女子学校的教务长。孔德什么时候?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刚开始我是不相信的,但是得到证实的时候,我痛哭流涕。直到婆婆劝我,我才不哭了。婆婆说:“茅盾会变心的。”
我婆婆的估计没有错。1930年4月初,茅盾和秦德君回到上海,住在杨贤江的家中。茅盾带秦德君去访问,并帮助秦德君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我还带秦德君去看望我的母亲,和茅盾旧商务印书馆的朋友聚会。在此期间,秦德君再次怀孕并堕胎。但是很快,因为一系列的家庭纠纷,政治威胁,经济拮据,他们分手了。此时,《虹》这部小说还没有写完。两人分手时,茅盾带着秦德君去照相馆拍了一张6寸照片,两人各持一张纪念暂时分离的照片,相约四年,相守百年。茅盾还让秦德君写一份简历,打算替她联系中国***。两人约定四年后共同撰写《虹》的后半部分。
然而,从那以后,两人分开了,再也没有在一起过。毛敦忠回到妻子孔德身边?方,但他恢复中共组织关系的希望并没有实现。当秦德君回到四川时,这场风波终于平息了。
此后,茅盾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子夜》等名著。1949年后成为文化部第一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于1981年去世,享年85岁。然而,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提到他和秦德君在东京生活的两年以及他共同创作的《虹》。
自1930年8月中旬与茅盾分手后,因病住进上海富民医院,后在侄子秦的协助下,回到四川忠县老家休养。他在那里住了4年,病后在四川刘向的军队中担任参议官。1945年,她加入NLD,成为妇女运动的一员,并担任妇女文化公司的总经理和常务董事。1946年至1949年,她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运输工作,参加了反抗国民党军队的起义。1949年5月17日,秦德君被国民政府逮捕并判处死刑,但在上海解放后得以幸免。
解放后,秦德君被调到北京。1954年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至第六届委员。1985年4月,年近80岁的她在香港《广角镜》月刊上发表了《我与茅盾的一段情》,披露了上述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同一天在日本的熟悉茅盾和秦德君生平的作家胡风也在回忆录《回忆参加左联前后》中对此事作了简要描述。
作为最能体现茅盾创作特色的代表作,《子夜》是一部深刻而广泛地反映30年代初期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写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子夜》的问世,充分显示出左翼文学的实绩,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已经走向成熟。他继承了鲁迅所奠定的现实主义传统,把长篇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正如冯雪峰所说:《子夜》“一方面是普罗革命文学里的一部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就是‘五四’后的前进的、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之产物与发展”。瞿秋白则肯定道:“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一)主要线索 《子夜》大规模地描写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社会现象,以上海的工业、金融界为中心,在1930年5月至7月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时代风貌。在作品中,民族工业家、买办资本家、地主、革命者、工人群众、政客、交际花和挂着诗人、教授、律师等招牌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错综纷纭的社会画面;而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以赵伯韬为代表的买办资本家的斗争则构成了作品的主要线索,由此展开金融公债市场、工厂和都市的工人运动和以双桥镇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的历史描摹。可以说,清晰的时代风云的展现,纷然复杂的矛盾冲突的揭示,深广的社会生活的概括和细致的习俗风情的刻画,使《子夜》具有了宏阔的体制和史诗性的风范。 《子夜》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 第一、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的投机活动; 第二、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 第三、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 第四、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 第五、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抑郁的精神状态等。 通过这五条重要线索,《子夜》试图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即囊括城乡、工商、军政、劳资、新儒林人物及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图景。《子夜》所概括的社会生活现象纷繁万状。事件如波,此伏彼起;场面如链,交叉出现;人物如星,忽闪忽逝。但整个人物事态的展开又井然有序、纷而不乱。 《子夜》蛛网式的密集结构,适合用来表现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这种庞大结构所展示的组织人物与事件的办法之多,叙事角度的变化之繁,足以证明茅盾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对素材的驾驭能力。 这样宏大的创作规模极具挑战性,要想使作品完美几乎不可能。王富仁对《子夜》的艺术提出质疑,认为茅盾把大量的人物和情节仅仅依靠外部的联系网罗进小说,而并没有有效地纳入小说内部的矛盾斗争中,这使《子夜》结构的和谐性受到损害,小说在整体上的推进速度变得笨重迟缓;其次,非主线上的人物和情节无法与主线上的人物与情节构成彼此推动的连环关系,小说的各条线索成了时断时续的不相连的孤立线段,这使小说变得沉闷、沉滞。《子夜》之所以缺少紧紧抓住读者的思想艺术力量,结构笨重是一个重要原因。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笔名茅盾,生于1896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和翻译。1921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早期党员,并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同年接编《小说月报》,该刊自第12卷第1期,内容大加改革,除发表大量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外,并经常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的方法,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建设有杰出贡献。1923年在上海大学教授小说课,还任教于上海大学等校。1925年8月,与陈云等领导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要求承认职工会和改善生活条件,取得基本胜利。年底被选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执行委员,1926年赴福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3月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北伐时期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后又兼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四一二政变后被通缉。1927年9月后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幻灭》等小说,1928年赴日本,1930年回上海,与鲁迅一起参加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完成长篇小说《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1936年生活书店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在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应生活书店邀请创办《文艺阵地》杂志, 1938年冬,任新疆大学文学院院长,1940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后到重庆,任文化工作者协会常委,皖南事变后,一度赴香港主编《笔谈》。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回上海主编《文联》,并撰写话剧《清明前后》。1947年到香港任《小说月报》编委,1949年2月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学改造者协会主席。建国后,在周总理建议下出任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主持日常工作、出访、写评论、扶持文学新人。在政务繁忙之际,他对文学创作仍念念不忘,曾写成反映新时代干部形象的小说《锻炼》等。后又着手撰写一部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黎明》,作为《子夜》的续集,但未发表。他于1981年去世。发表有《动摇》、《追求》、《文艺阵地》、《虹》、《三人行》、《茅盾散文集》等小说和散文著作。小说《子夜》在建国后曾被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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