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霍夫斯泰特理论分析中国人的心理状态

霍夫斯泰德的四个维度关于跨文化管理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关论文和专著更是层出不穷。出于时间和精力以及知识面的考虑，我主要借鉴G？霍夫斯泰德（Gerte Hofstede）从四个重要维度来讨论文化对组织的影响。霍夫斯泰德（Gerte Hofstede）选择了四个重要维度来讨论文化对组织的影响，具体见表1国际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具体的职能往往与文化差异有密切的联系。

　　表1：G霍夫斯泰德（Gerte Hofstate）关于文化对组织影响的四个维度

　　维度定义权力距离 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程度；不确定性的规避 一个社会考虑自己利益时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模棱两可的环境威胁程度，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社会是关注个人的利益还是关注集体的利益；男性化与女性化 社会是否对男性特征，例如进攻、武断的赞赏，还是对其他特征的欣赏，以及对男性和女性职能的界定。

　　（一）、权力距离霍夫斯泰德的四个维度考虑的主要是从社会角度来分析文化对组织的影响，他充分考虑了权力、环境以及社会对女性的重视程度，通过权力距离这个维度，判断权力在社会和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程度。对这个维度，各个国家由于对权力赋予的意义不完全相同，所以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美国对权力的看法跟阿拉伯国家的看法就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不是很看中权力，他们更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权力的追求比阿拉伯国家要逊色不少；阿拉伯国家由于国家体制的关系，注重权力的约束力，由此，阿拉伯国家的机构，不管是政府部门或者企业都多多少少带有权力的色彩。

　　（二）、不确定性的规避霍夫施泰德认为，人们抵抗未来这种不确定性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科技、法律和宗教。人们用科技来抵抗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用法律（成文和不成文）来抵抗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不确定性，而宗教则被人们用来化解无可抵抗的死亡和来世的不确定性。霍夫施泰德的调查表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不确定性状态的回避倾向上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民族把生活中的未知、不确定性视为大敌，千方百计加以避免，而有的民族则采取坦然接受的态度，“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为了对这种不同进行衡量，他提出了不确定性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的概念。

　　所谓不确定性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指得是一个社会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的威胁程度。并试图以提供较大的职业安全，建立更正式的规则，不容忍偏离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其强弱是通过不确定性回避指数（UAI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一个鼓励其成员战胜和开辟未来的社会文化，可被视为强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反之，那些教育其成员接受风险，学会忍耐，接受不同行为的社会文化，可被视为弱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

　　强不确定性回避国家的人民比较起来更忙碌，常常坐立不安，喜怒形于色，积极活泼，其文化对法律、规章的需要是以情感为基础的，这不利于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革新想法，但却可以培养人们精细、守时的特质，因而善于将别人的创意付诸实施，使之在现时生活中生效；而弱不确定性回避国家的人们比较起来则显得更沉静些，也更矜持，随遇而安、怠惰、喜静不喜动、懒散一些，人们对于成文法规在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除非绝对必要，社会不会轻易立法，其文化能容忍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形形色色的主意，因而有利于产生一些根本性的革新想法，但却不善于将这些想法付诸实施。

　　（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另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个维度也很能说明问题。在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中，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倾向是通过个人主义指数II Individualism Index 来衡量的。这一指数的数值越大，说明该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越明显，如美国；反之数值越小，则说明该社会的集体主义倾向越明显，如日本和亚洲大多数国家。

　　像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没有人敢提个人主义，提倡的都是集体主义，组织考虑的是大集体，而不是小集体。美国，他们就几乎没有集体主义这个概念，跟他们说集体主义，可能他们都会一脸茫然呢。撇开当时的政治条件不谈，假使当时美国可以来我们国家投资，那那种情形真的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人不可能白白的把钱抛到中国而不要求回报，所以即使政治条件允许，美国人当时也是不可能来我们国家投资的。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所有权方面，在行政方面影响也是很大的。在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为了保证集体的利益，上级自然会派一个组织上信的过的、政治过硬的人来领导这家企业，而个人主义者就不允许这种情况了。这种矛盾在事前就应该考虑到，否则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四）、男性化和女性化霍夫施泰德把这种以社会性别角色的分工为基础的“男性化”倾向称之为男性或男子气概所代表的维度（即所谓男性度Masculinity Dimension），它是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别清楚，男人应表现得自信、坚强、注重物质成就，女人应表现得谦逊、温柔、关注生活质量；而与此相对立的“女性化”倾向则被其称之为女性或女性气质所代表的文化维度（即所谓女性度，Feminine Dimension），它是指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互相重叠，男人与女人都表现得谦逊、恭顺、关注生活质量。

　　男性度/女性度的倾向用男性度指数（MDI： Masculinity Dimension Index）来衡量，这一指数的数值越大，说明该社会的男性化倾向越明显，男性气质越突出（最典型的代表是日本）；反之，数值越小，说明该社会的男性化倾向越不明显，男性气质弱化，而女性气质突出。

　　在男性气质突出的国家中，社会竞争意识强烈，成功的尺度就是财富功名，社会鼓励、赞赏工作狂，人们崇尚用一决雌雄的方式来解决组织中的冲突问题，其文化强调公平、竞争，注重工作绩效，信奉的是“人生是短暂的，应当快马加鞭，多出成果”，对生活的看法则是“活着是为了工作”；而在女性气质突出的国家中，生活质量的概念更为人们看中，人们一般乐于采取和解的、谈判的方式去解决组织中的冲突问题，其文化强调平等、团结，人们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物质上的占有，而是心灵的沟通，信奉的是“人生是短暂的，应当慢慢地、细细地品尝”，对生活的看法则是“工作是为了生活”。

　　（五）、不足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霍夫施泰德在跨文化管理研究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对后来学者从事跨文化管理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但他的研究仍然是不全面的，其中既缺乏俄罗斯和许多东欧国家的资料，也没有我国大陆地区的有关数据。后来他接受了有的学者用中国人的价值观（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进行跨文化研究后对其理论提出的质疑，从中归结出他的文化价值观的第五个维度；长期观——短期观也对中国（主要是大陆地区）与西方国家的文化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

孙俊才，女，1975年生，山东济宁人，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博士，主要从事情绪心理学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在《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1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部分）行为是一种交换，人们为了获得某种报酬而去和他人进行交往。

2社会交换理论有代表人物，一是乔治·霍曼斯，二是彼得·布劳。前者的理论被称为“行为-交换主义”，后者则被称为“结构-交换主义”。前者更着眼于微观结构中的个人行为层面的社会交换，而后者把交换理论从微观结构发展到宏观结构，考察了更为复杂的社会情境中的社会交换。

对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影响最大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开始于他对功能学派的不满。他认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单位是人，而不是功能学派所说的社会角色或社会结构。

他说社会学中所研究的制度、组织以及社会都可以分析成人的行动，利己主义、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基本上是一种交换过程，这种交换包括情感、报酬、资源、公正性等等。”

对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影响最大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开始于他对功能学派的不满。他认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单位是人，而不是功能学派所说的社会角色或社会结构。

他说社会学中所研究的制度、组织以及社会都可以分析成人的行动，利己主义、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基本上是一种交换过程，这种交换包括情感、报酬、资源、公正性等等。”

中国婚外情逐年增多的原因有很多。从社会学的整体角度来看，婚外情现象是社会关系矛盾和社会结构失衡的表现。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总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产物，需要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寻找原因。“婚外情”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总是与一定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它是社会转型时期新旧制度碰撞、中外文化交汇的产物。

根据社会学理论，历史上的不道德主义往往出现在社会结构大动荡的时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处于高度分化和整合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尚未完全确立自己的形态，统一的价值模式已经崩溃，各种价值并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导价值尚未真正形成。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婚姻观念的变化和婚姻行为的多样化，从而导致人们行为的紊乱和道德的下降。

同时传统人际关系的破裂也会带来社会结构的“脆化”和社会规范的“弱化”。现代婚姻关系的缓和是社会结构“脆化”在家庭问题上的具体表现。传统的规范体系已经开始崩溃，并逐渐失去控制功能，但新的规范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足以完全取代旧的规范体系。

旧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了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事物的出现。此外，国外女权文化运动与国内传统文化的不断冲突和相互抵制，导致了各种文化的共存。多种文化形态的互动共存，使得人们价值观的演变体现出价值取向多元化、思维方式开放、自我意识突出的特点。喜新厌旧的心理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相对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心理变化总是小而缓慢的。各种制度、文化、心理限制解除后，人们敢于释放被压抑的内心世界，相对容易地承认。

传统婚姻是由社会道德舆论以责任和义务的形式维系的。夫妻双方在经济上互相扶持，在伦理上互相依赖，在生理上互相满足，一起养老，一起抚养孩子。而夫妻之间的精神契合却往往被忽视。女性作为生育工具，实现人口再生产，而家庭生存的经济基础主要由男性获得。同时，夫妻之间的爱情淹没在繁重的家务和柴米油盐中，人格窒息在责任和义务中。

许多人不再满足于家庭简单的物质生活。相反，他们追求的是感情和精神的和谐。没有爱情的婚姻，越来越厌倦情侣。这种爱情和婚姻的背离，给家庭带来了潜在的不稳定。随着人们精神需求的提高，夫妻之间更难融合。当义务、责任和情感发生冲突时，其中一方可能会投入“第三方”的怀抱寻找情感。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妇女接受教育和参与职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女性完全依赖男性的夫妻关系已经松动，女性权力的授予和实现开始从客观社会制度保障的过程渗透到女性自我追求和维护的主观过程。这无疑是最深刻的变化。女性的力量已经从被赋予一定意义的主体，流失到具有一定意义的主体。女性的独立，尤其是经济独立，客观上支撑着她们的独立意识和内心世界。婚姻家庭难以维系时便与之决裂。

人的本能并没有完全摆脱动物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以社会的形式生存和发展。因此，人性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的社会性不断增强，是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结果。在原始时代，人类的性生活一度混乱。人类为了克服原始混乱带来的种种恶果，选择了个体婚姻制度，却始终没有摆脱混合婚姻制度的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