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评价战后日本：震撼世界，震动心灵

阿诺德 约瑟夫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他出生于伦敦的历史学世家，毕业于牛津大学。先后任职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和英国外交部等机构，1919年和1946年分别以英国 代表的身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平会议。1926年起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一直任职到1953年为止），1947年3月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1955年退休，辞去伦敦大学教职，他专心致力写作，《历史研究》等一系列代表性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2016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汤因比著作集》，囊括了《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妈妈：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文明经受考验》、《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从东方到西方：汤因比环球游记》六部代表性著作。本文选摘自《从东方到西方：汤因比环球游记》。

「并且倒塌得非常大。」 浩劫发生十一年之后，这些出自《圣经》的字句回响在行走于日本的西方游客耳边。在下注意到的震天动地的大事，并非日本帝国的陨落，亦非广岛和长崎发生的原子弹爆炸。那些都是历史事件了。败亡以前，日本帝国气势汹汹地扑入了中国、菲律宾、印度支那、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在日本国土上投下两枚原子弹的这一举动，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无论是战争习俗的历史，还是人类命运的历史。然而除此之外，1945年在日本轰然塌下的另有其物，那便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一崩塌，到今天犹回荡在这片土地上。长崎已得以重建，倘如果事先有所不知，1956年你根本猜不出1945年在此曾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日本人民经历了战前心灵世界的崩溃后，留下的精神真空依旧是一片空白。你不大概察觉不到这一真空的存在，而且不禁还要猜测会由什么来填补真空。想来可以确信的是，真空肯定会得到填补，既然大自然痛恨物质上的真空，同样也痛恨精神上的。

将某种曾经的宇宙观一笔勾销，迄今为止，这对于日本人民而言仍是陌生的经历，因为日本处于汲取自印度和中国源头的宗教和哲学所组成的旧世界半当中。直到现今，日本还没怎么受到犹太家族衍生的那些宗教的影响。犹太教、基督教和 教无论渗透到何处，都总是力图要彻底清除原有影响重新来过;尽管传统宗教仪式和信仰通常总是披上 或基督教的薄薄外衣卷土重来，但西方世界皈依这些不容异说的犹太系宗教之后，造成的思想传承上的断裂却是1945年以前的日本和1949年以前的中国从未遭受的。时到今天日，在东亚摆布新艺术、新制度或者新理念一以贯之的做法，向来不是新陈代谢，而是让新旧并行不悖。东亚人并不抹去旧事物并在原地上安顿新事物，他们总是保留原有的东西，总能为新旧事物找到相应空间并排摆放起来。

举例来讲，设想一下布罗姆斯格罗夫这个地方恰好位于日本而非英国。在今日英国，布罗姆斯格罗夫只不过是个地名，别无他物，甚至住在那儿的人都不会留心这个地名的词源，布罗姆斯格罗夫如今的生活也完全不会让当地居民联想到其由来。但如果布罗姆斯格罗夫恰好地处日本，地名中所记录下来的一切仍然会在今天保持活力。果园会依旧矗立于此，在如今居民眼中依旧神圣，以木头材质建成的当地战神布罗的神社将依旧完好无损，和一千四百年前世界宗教 到来时别无二致。待到木质逐渐腐朽之际，虔诚的人会逐一更换木材。当然，当今和这座远古神社比肩而立的，会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堂——或者更准确点，是中古的佛教寺院，如果我们要想象布罗姆斯格罗夫被移植于日本背景之中的话。但寺庙和神社和平相处，友好共存。把这一世界宗教带到布罗姆斯格罗夫的佛教传教僧人做梦也不会想要把布罗的果园砍伐殆尽或者打倒当地神明的形象（假如其实有的话）。他会告诉他的皈依者，他们的祖先神明实际上是大乘佛教众多神明中一个小角色显灵，被提前派来为佛祖开路。古老的本土神社中的神明，会作为年轻的当地寺庙的荣誉护卫者而被赐予正式地位;神社的宫司和寺庙的主持彼此间会有非常好的交情。老早以前就心照不宣地达成协议，举办宗教仪式的财务收入应当五五分成。婚礼在布罗的神社举办仪式，费用归宫司;葬礼在寺庙举行，费用归主持。异教和佛教并肩幸福地共同生活。

一百年前，日本人民的领导者决定放弃他们先辈的闭关政策，毫无保留地全盘采纳现代西方文明实用的一面，那时候他们尚未准备好放弃他们传统的精神生活。他们要怎样处理这分层沉积的异教（神道教）、佛教和儒教呢？他们融合儒家伦理道德和神道教仪式，形成一种相当人为造作的新混合体，其忠诚奉献的中心要点就是崇拜天皇。古代仙人神话说日本是「神国」，永远不受侵犯，命中注定有朝一日会统治世界，这些神话都被赋予了官方学说的地位。对所谓的日本国家命运的崇拜契合了19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思想倾向，在偷袭珍珠港之后的那一两年时间里，这些政治神话当中就算是最荒唐夸张的部分，也似乎正逐步成真。因此当军事时运急转直下之后，最终一败涂地的结局给在世的日本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强烈震动。神话被事实驳倒了。日本武装强人激怒了比他更强的人，并且终究向其低头认输。天皇本人告诉他的国民，自个并不是神。不出多少时日，整个精神世界便化作云烟。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新的精神愿景呢？这是日本人当今仍在努力解决的心灵问题。

日本秩父神社

战后的日本是个耐人寻味的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在于战后世界一些主要问题正以一种尖锐的形式困扰著日本，从而凸显出了此等问题的内在性质。如今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同祖先传下来的宗教传统的联络，结果陷入了精神困境。日本深受这一世界通病之苦，而且苦痛程度之高非同一般。日本三大传统信仰——神道教、佛教和儒教——似乎都已丧失了对日本人头脑和心灵的控制。

神道教是一种原始宗教，发端自丰收崇拜，后来被征用作为某种宗教纽带，为政治上效忠于以天皇为化身的国家服务。接受过希腊和拉丁古典教育的西方人会发现，神道教在两个方面令人熟悉：对日本村民农业宗教的细致描绘，在圣奥古斯丁关于罗马宗教相应层面的著名记述中有迹可循;在1945年遭受到重大失势的日本国家崇拜，几乎就相当于崇拜被早期基督教会殉道者所摒弃的女神罗马和男神恺撒。作为丰收崇拜，神道教现今依旧是日本水稻耕种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本，种植水稻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个宗教仪式，必须为履行仪式而进行栽种，不管水稻是否恰好是当地所耕种的最有利可图的作物。只要日本农民还在种植水稻，表现为农业形式的神道教也会继续在村庄神社和农舍神龛中沿袭下去。然而，当今每位日本农民的儿女们多数不得不离开田地，到城市里谋求生计——或者谋得半份生计。年复一年，日本农夫的人数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当农夫变成城市劳工后，其农业宗教的习俗非常快就终止了。因此，在将来越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日本，农业神道教前景并不看好。

政治上的神道教更是已严重丧失信誉;它同将日本带入1945年灾难的政权联络密切。不过，即便没有导致日本人民遭受这一巨大不幸，政治神道教恐怕就会发现自个难认为继。神道教自身的神话同现代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一旦日本就现代科学开启了心智，时过境迁，它也几乎无法保持其政治理念和设想一直封存在陈旧的防水舱里与世隔绝。确实，要不是政治神道教成为了牢不可破的国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不大概在19世纪日本人接受现代文明之后，还能将这一意识形态强加到日本人民头上。1868年明治维新后，这个旧传统被修葺一新，但新版本充其量也不过是仿造的产物。无论如何，传统——任其真实也好，虚假也罢，到了1945年就给打破了;现今看来也不大大概不动声色就重新建立起来。

摘要：日本的耻感文化具有“不允许有不愿意”这样一种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种文化心理文化形态具有历史与文化的交织层次性，中国文化的输入的产生了日本文化的整合，但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文化所真正消化，导致了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对立性。对悲怆、苦难、残缺、死亡这种自然性的信念与服从是日本文化的病态阴影，日本纯文化(文化、艺术等)中的自然性使形式本身成为了精致优美的纯粹艺术。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是一种现代的理性自觉。

1 耻感与罪感文化

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研究的名作“菊花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的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主要地表现在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而是广泛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的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理学，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分析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影响，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公元前15世纪，大约是中国的殷商王朝前期。埃及发生了一次民族运动，土著埃及人赶走了当时统治埃及的闪族人王朝。

其中有一批闪族人跑到地中海东岸，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境内。

公元前1385年，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

国家建成后，知识阶级开始追溯民族历史、追封先贤，并且写了很多神谕以证实这个国家的合法性。

他们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宇宙起源、上帝造人，把自己的先祖追溯到这个地方的英雄名人，把建国功臣摩西尊为先知。

这个过程很常见吧，所有国家都这样造过历史。中国造历史的时间太早，已经不可考证了，日本造历史的时间比较晚，怎么造出来的有一条清晰的思考轨迹，可以参考。

公元前586年，万恶的巴比伦攻陷这个国家，把知识分子、工匠、祭司都劫持到巴比伦。这是 犹太人的靖康之变。

公元前539年，波斯攻陷巴比伦，又把这些人劫到波斯。其中一些人受到重用，继续从事文书工作。

这些亡国奴非常哀痛，日夜思念故国。他们担心无法复国，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会从此流失，于是开始 整理编撰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律法风俗、列王故事、英雄人物、诗歌、名家名篇……

同一时期，孔子在中国也做着同样的工作。也是为了追悼一个逝去的王朝。在希腊，毕达哥拉斯引领风潮，苏格拉底即将诞生。《旧约》的产生，是先秦人类文明突进的一部分。

事实证明，这些犹太人的担心很有道理。他们过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复国。

犹太移民抱着这本书散落各地，这就是《旧约》 。

因为作者们把对故土的执念用力注射进《旧约》，这本书充满了南宋式的怨念和絮叨，负能量满溢。

这本书的优点， 是用文字记录了非常古老的民间传说，后来以宗教的名义小心保存，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这本书的缺点 ，是成书比较仓促，缺乏编辑整合，字里行间充满了复制粘贴痕迹。

500年后，犹太遗民飘散在中东、地中海各地。他们已经认识到，武装复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他们分成了好几派。

有人说应该死守传统，穿汉服、学国学、恪守周礼（旧约），崖山以后无中华！

还有人说，你们知道《旧约》法条是哪一年写的吗？已经过了1000年好吗？铁器已经普遍使用了，生产力水平大不一样了好吗？民族关系也不一样了，我们走到哪都是矮檐下，加强和其他民族的交流不行吗？

这里面，有个充满爱心、长相英俊、人缘好、重视民族大融合的人，叫耶稣。

耶稣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土是在天上，我们不反对执政挡，我们放弃复国运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要相爱。

耶稣还说，《旧约》律法不要遵守了，有罪我一个人担着，我爸是名字不能说的那个人，我担的起。

醍醐灌顶啊！

跟随他的犹太人觉得自己被解脱了，因为犹太律法真的很复杂、很难遵守。

他们也不用自行种族隔绝了，也不用为贫困的生活不开心。最重要的是大爱，和上天堂嘛！

其他民族听说有个大爱上天堂的教团，纷纷跑来，要和名字不能说的那个人的儿子当兄弟姐妹。

后来，坚持传统的那群人就是犹太教，耶稣手下革新派的人就是天主教。

不幸的是，执政当局仍然处决了耶稣。大家都说，他果然担了所有的罪，真是大好人， 我们要永远纪念他。

他们把各地记载耶稣事迹的文章收集起来，又收了一些教团领袖的书信、文章，出了本书。叫《新约》。

这本书的优点， 是同情劳动人民，强调精神力量，在残酷的古代生活中给人希望。

这本书的缺点， 是作者来源纷杂，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故事线索混乱，神学思想不能统一。

新旧约都有同样的问题 ：手抄本出错太多，版本之间差异太大，翻译后歧义太多，无法支援原教旨主义者的精神需要。（所以由这本书衍生出的三大教派，根本不应该搞原教旨主义）

至于耶稣是神又是人、异教徒下地狱、救赎的100种方法、圣战、复活节圣诞节万圣节……等一切乱七八糟的，都是后人的发散思维。这两本书本身，就是这样而已。

稍微提一下 新教 。可能有人会吃惊，圣经内容对于天主教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中世纪天主教里，圣经是一个法器，不是用来读的，是供着拜的。当然现在受新教影响也有所变化，毕竟宗教改革有段时间了，马丁路德和努尔哈赤是一个时代的人。

自耶稣开始，天主教的工作重点就在于扩大组织，而不是传达什么精确无误的信息。还是举个例子，近代很多革命者没读过《资本论》，他们只接受过《资本论》的传教……就是这个意思。

耶稣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继续扩大组织，周游列国、游说国君，最终把天主教扩大到整个西方世界，还达成“教权大于王权”成就。如果你不是特别幼稚，应该能像想到这么大的权力结构不是空谈理想能掌握好的。那本书已经被放到一边，平时的宗教仪式、道德塑造、行政事务，都靠神父们一张嘴说。而神父们直接受教廷领导，组织结构扎实严密。

时间长了，这个系统就变油了，到了马丁路德时代，整个体系世俗地让人忍无可忍，具备了一切官僚系统的毛病，比如人浮于事、上层腐败、乱收税、教皇想一出是一出等。

马丁路德提倡的宗教改革，不是改圣经，相反，是托古改制，抬高经书的地位打击宗教组织 。新教就是打破一个教廷的霸权，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自己阅读理解圣经，然后找个地方传教。如果你演讲能力出众，能集合起一群跟随者，你就可以掌握那些人的精神世界，进一步影响世俗世界。

新教的优点： 在一定历史时期反对权威，反帝反封建，是进步的。因为他有去组织化的思想内核，所以大部分教派比较亲民，接地气。

新教的缺点： 没有认证系统、没有质量管控，教派林立良莠不齐。

新教“忠于原著”是不是好事呢？这真不好评价。问题在于，如果梵蒂冈对圣经没有最终解释权，那谁有呢？隔壁老王吗？老王在哲学上有什么建树吗？他是不是坏人呢？我觉得朴槿惠大统领的闺蜜看上去也不是坏人。

因为梵蒂冈太有组织性、看上去太可怕了，教外大众对他有戒心，也容易成为靶子，梵蒂冈就是宗教界的麦当劳。然而实际上，我们吃下去的垃圾食品常常来源于路边小作坊，一个个小蚂蚁一样的组织，更容易渗透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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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问：如何入门学圣经 。

有两种学法：作为信徒的学，作为古文化爱好者的学。

要当信徒，听别人讲就可以，千万别自己看圣经。看懂了就很难信了。

要当古文化爱好者，耶鲁大学公开课有新旧约综述，是个很好的导论。思维难度是一般讲经的三倍，但低于一般社会科学大一课程。

英语还可以的话，再抱着剑桥圣经注疏慢慢看就行了。

很多人对圣经好奇，就自己硬着头皮一个字一个字读，这样是不行的。就好比一个人不懂中文，自己看不加注释的英文版《诗经》，而且读的还是《大雅》。古代文书翻译成外文以后，会突然变得非常浅显，因为直接翻译了现代文嘛，但是古代文书的价值都流失了。

还是用《诗经》来说，“候人矣兮”翻译成外文，又不加注释的话还能看吗？诗不诗文不文，毫无美感，故事的厚度都没有了。

我们读的并不是那个故事，而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什么当时的人会那样想，有什么前因后果。如果有神话色彩，乐趣在于这是怎样的神话母本，来自什么现实原型，和周边民族的神话怎么比对……

作为一本古书，只读圣经的故事和教条就把这件事做没意思了。其实它像《竹书纪年》一样猎奇，像《尚书》一样晦涩，像美索不达米亚一座古碑一样信息量丰富。去探究里面的秘密，就算带着坏心思也很有趣的。

最后解释一下为什么有很多人文学大牛信教，他们其实信的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对圣经的诠释。

用佛教来比喻，中国最流行的佛教宗派，是净土宗和禅宗——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信净土宗的，和研究禅宗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虽然名义上都是佛教，但是这两种人的精神生活没有相似的地方。

整天大喊“神的独子”、“神的独子”那些人，和整天喊“阿弥陀佛”的人没什么区别。

古代的禅宗大拿，如果生在欧洲就会信仰新柏拉图主义，也就是基督教灵肉分离以后灵性的那一部分，追求高于物质世界的至善至美。

像佛教、基督教这种涵盖了整个社会各个层次、发展了上下几千年的大名目，里面一定是会分阶的。并不是大家都是基督徒，就都一样。

像中华田园传教那种，知道几个词就衍生出一篇一篇自我陶醉的大文章，各种脱离实际的高调，那肯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知道的基督教是不同的！而且我最近发现，有些网传基督教非常反智，不但否定东方文化，连西方天主教文化也否定，也就是否定了整个西方文化，直接原教旨到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们追求一点神学也不包含的、全是讲故事和自我感动的基督教。

浪费了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