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与朱利安：一波三折的人生（二）

1929年5月，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聘陈源为文学院院长，凌叔华亦到武大执教。　

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有一个名叫朱利安·贝尔的外国青年，搅乱了凌叔华平静的生活。

他来自英国，姨妈是伟大的文学家伍尔芙，母亲也是位画家。而他此时已出版了两本诗集，是“布卢姆斯伯里派”第二代中的佼佼者。

朱利安相貌英俊，酷爱刺激，因“九一八事变”产生了来中国冒险的念头，在武汉大学，初期由陈源夫妇负责招待他。

他和学校约定任期三年，七百英镑的年薪，武汉大学和庚子赔款基金会各付一半。薪水之高，待遇之舒适，令他这个西方“上层社会”子弟都吃一惊。

朱利安担任了三门课程：“英语写作”、“莎士比亚”、“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每周十六个课时，课务很重。

凌叔华给了新来客人应有的东道主的热情，陪他买生活用品，挑选窗帘，布置宿舍。凌叔华饶有兴致去旁听“莎士比亚”和“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想增长些学问。

在给母亲的信中，朱利安说：“整个下午我都和文学院院长一家待在一块，有他的妻子，还有他6岁的女儿——非常可爱迷人的小女孩。我们谈话的方式很自由——简直是内地的剑桥。”

很快，在给友人的信中，朱利安承认爱上了凌叔华，他说：“ 她敏感而细腻，聪慧而有教养，有时还有点使坏，最爱那些家长里短的故事。”

这年冬天，两人感情明显升温，在1936年元旦前后的一个月，朱利安给自己母亲共写了10封信，汇报他与凌叔华之间的进展。

他写道：“ 她说，她过去没有爱过。 ”

从朱利安·贝尔写给母亲的一封封信件中，不难看出，朱利安·贝尔被凌叔华深深吸引，并陷入了一段不忠的“热恋”中。

一次他正在给母亲写信，凌叔华看到其中关于自己的一段，大为光火，威胁要中断他们的关系，接着第二天又大吵了一场。

不久，凌叔华的一位老友病逝，她要赶回北平，居然是带着朱利安一起去的。到了北平，两人到处闲逛游玩，凌叔华把朱利安介绍给身边的好友们，大家一看她身边多了位外国的年轻人，自然也是会问起，身份便是英国作家一起来探讨学问，于是就有流言蜚语。

别看他们的恋情这般热烈，破裂的结局是早已注定了的，炽热恋情包藏着他俩不可调和的思想、道德、婚恋观的差异。

凌叔华再如何地离经叛道，她总归是中国女性，一旦情感投向哪个异性，像许多东方痴情女子一样，专一、执着、痴情。

事实上他热恋凌叔华的同时，还与另外的女性关系非同一般，甚至她们不止一个。他也多次表示，并不打算和凌叔华结婚。

返回武汉大学后，凌叔华与朱利安的绯闻渐被外界所知，处境尴尬毫无退路。她恼怒朱利安的不负责任，甜蜜过后是争吵，而且越吵越凶。

凌叔华坚决要与朱利安结婚，而朱利安却无此打算，全然不把恋情看得如凌叔华这般执着，他一再声称，“天生不相信一夫一妻制”。

凌叔华决心以死抗争，随身携带一小瓶老鼠药，又备了一把割腕的蒙古刀子，再不然扬言吊死在朱利安房里。而朱利安态度有所改变，他意识到结婚可能对自己有利，因为凌叔华的家庭很富有。

朱利安母亲知道后，写信斥责道：“ 她的孩子怎么办……实际上我很确信，你并不想和她保持长期关系。”

陈西滢发现后冷静处理，提出三种选择：

一，离婚；

二，不离婚但分居；

三，与朱利安断绝关系，破镜重圆。

陈西滢对这件事情冷静而大度，他为凌叔华设计了处置此事的各种可能，任其选择，凌叔华选择了第三种，她也许认识了朱利安非终身所能依靠，权衡再三，离婚将失去太多。

朱利安原定任教三年，现在非得提前离开了。他以其他原因自动辞去武汉大学的教职，作为院长，陈西滢放下了自尊，为朱利安主持了欢送会。

然后，朱利安悄悄地买了一张前往广州的火车票。朱利安与凌叔华在广州见面后，又去香港共度了他俩最后在一起的几天。

陈西滢得知朱利安从香港上船的事，他谴责凌叔华与他见面。凌叔华对丈夫坚持说，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朱利安追到广州去找她的。

1937年3月16日，陈西滢以教训的口气，给已回到英国的朱利安写了一封言词尖刻的信：

“我感到很受伤害，我对你的行为感到惊讶。你对我许下诺言说不会再给叔华写信，更不会再见她，除非她强迫你。……我不知道，你会在把道德原则扔掉的同时，也把对朋友的诚信统统扔掉了。没有信义，没有尊严，不遵守诺言。”

几个月后传来朱利安阵亡于西班牙前线的消息。酷似小说人物，朱利安临死的时候喃喃自语，又像告诉救护人员：“ 我一生想两件事——有个美丽的情妇；上战场。现在我都做到了。 ”当时年仅二十九岁。

武汉大学校友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传说陈西滢坐在第一排，他是君子，犹如王赓出席陆小曼和徐志摩的婚礼。

数年后，朱利安与凌叔华的通信集结出版。一段不被人所共知的恋情，才浮出水面。

“五四”文化塑造出来的新女性，多是外表反叛，但内心却回归传统，凌叔华正好相反，她外表守旧，内心却敢于挑战传统。但，作为女性，这条反抗之路实在太艰难，付出的牺牲太惨烈。

以温婉示人的凌叔华，这一次婚外情，颠覆了她一惯的名门淑媛形象，几乎释放了凌叔华内心深处火一般的激情与浪漫情怀。

当事人能几十年讳莫如深，知情人也一字不提。这段“历史”只剩下朱利安的“一面之词”。

尽管此绯闻闹的满城风雨，凌叔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尽管此绯闻闹的满城风雨，其夫也耳有所闻，但她并没有招来骂名和攻击。

她为人亲和力极强，她与胡适、徐志摩等一批名士情谊颇厚，她的的性格，不像林徽因那样虚荣任性，也不像谢婉莹（冰心）矜持理性。她温顺随和，又不乏心机。

王映霞与郁达夫大胆追求爱情，曾被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一时与徐陆的爱情故事并称二十世纪的两段传奇。但后来因为婚外恋被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名誉扫地，终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离异。

凌叔华待人的平和与温润使她收获了颇多的至交益友，她和袁昌英、苏雪林常谈诗论画、说文解字，三人兴趣相投，被人们誉为“珞珈三剑客”。不像林徽因一样：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她活了90岁，在海外躲过了动乱年代。林徽因却疾病缠身，只活了51岁。据她的女儿梁再冰回忆，别人都知道她（林徽因）是才女和美女，在我的记忆中她一直是个病人，她的一生特别值得惋惜，母亲的一生很短。

1923年凌宅的一场书画名家的聚会盛况空前，“**家的大书房”因此名动京华，它比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早了近10年。　

后来，马里金把这次聚会写进文章《在中国的一次艺术家聚会》，她提到聚会的主人凌叔华，“是位很有才华的画家，她贤淑文静，不指手画脚，也不自以为是，客人有需要时她就恰到好处地出现，说起话来让人如沐春风。”

却没有想林徽因那样遭遇“太太客厅的风波”，她也无需给别人送一瓶陈醋。

和林徽因恰恰相反的是，凌叔华与冰心在她们漫长的一生中，也有着极其真诚的交往。

冰心见到叔华，曾开玩笑：叔华，你知道俗语说的，江阴强盗（冰心丈夫吴文藻为江阴人）无锡贼（陈西滢为无锡人），咱们俩命真苦，一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

一向以刻薄著称的苏雪林也毫不吝惜地说：“步入中年以后，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艺》副刊，她应约出任主编。不到两年时间，《现代文艺》便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作家。

徐志摩英年早逝，留下陆小曼无依无靠，最后不得已和翁瑞午过上只有感情、没有爱情的同居生活，没有名分也没有子女，晚景甚是凄凉，同时更是受到外界对于名节的种种非议。据见过晚年陆小曼的人回忆，陆牙齿脱落，举目无亲。

而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那份独立。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凌叔华长留心中的一种境界，她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却更适于自食其力的平静的生活。刚到国外期间，她除了操持家务之外，为了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还兼事“鬻文卖画”。

凌叔华的好命，自始自终，在那个时代的美女或者才女中，无人能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女作家，她出身名门，明眸皓齿，柳眉樱唇，是典型的东方美人，与林徽因﹑韩湘眉﹑谢冰心并称为“四大美女”。

她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极富才气，崛起并成名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当时的冰心、庐隐、冯沉君、苏雪林齐名。

鲁迅、苏雪林、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阿英等都对她的小说有过评述,尤其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指出其小说选材的独特性：

“她恰和冯沅君的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地,适而可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这一客观的评价对后世影响深远。

然而时至今日，她却渐渐被动地从中国文学史上淡出。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没有她的位置，能记得她的人大概也只是因为她和林徽因因徐志摩日记而交恶的八宝箱事件，或者仅仅因她是与鲁迅打笔仗而出名的陈西滢（陈源）的太太。

许多重要的文学史上也不见其名，关于她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

这位作家在1960年回忆自己的创作生活，认为是“格外幸运的”，她这样写道：

“《酒后》是在北大教授主办的《现代评论》投稿的，登出后，鲁迅在《语丝》上特别提出来称赞，随后丁西林又把它改编为独幕剧，日本当时最负盛名的杂志《改造》也选译出来。《绣枕》曾被选入鲁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太太》曾被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王际真翻译印在他那本《中国小说选》内。《杨妈》是经过胡适悬赏而写的。《写信》与《无聊》是经过朱光潜品评的。《搬家》曾在国内选入《中学生国文选》。《死》是开明十周年纪念专刊登载的。《一件喜事》是登在大公报《文艺周刊》(1936年)的;载出以后，东京帝大的外语系即把它译成日文及俄文登载出来。近年我把它译成英文，放在我的《古歌集》(又译为《古韵》，英文名为Ancient Melodies)里，英国的《泰晤士文学专刊》在1954年撰文介绍《古歌集》还专提到这一篇。他们这文学专刊轻易不肯为文称道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其实有这么多文学大家、名家欣赏她的小说，这位作家不应该被遗忘。

她就是凌叔华。

凌叔华的人生经历就象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她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她见识了近现代文化大家的风采，她是新文学发端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女作家，她还是贯穿“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这三个先后出现的文学流派的独一人。

美籍华人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说:“ 从创作才能上讲，谢冰心﹑黄庐隐﹑陈衡哲﹑苏雪林等几位，谁都比不上凌叔华。”

凌叔华1900年3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诗书之门。

外曾祖父乃粤中著名画家;父亲凌福彭做过清末翰林,与康有为登同榜进士,授一品顶戴,官至顺天府尹、直隶部政使。这位达官也很工于词章书画,加之凌叔华母亲也粗通文墨,爱读诗书文章,因此辜鸿铭、齐白石、陈衡恪、姚茫父这样的文化名人经常出入凌府。

凌叔华入学前即由辜鸿铭启蒙学英语、背诗词,又师从慈禧太后的宫廷画师缪素筠习画。幼年和少年时期如此的文化教育,不仅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影响了她日后的小说风格。

作为一个作家，凌叔华不仅写小说，还写了不少的散文﹑剧本和理论文章。她用英文写的自传体小说和介绍中国文化艺术的文章，对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个画家，凌叔华也有相当成就。她曾在英国﹑法国﹑美国和南洋多次举行个人画展。她以画山水﹑花草为主，注重表现意境，画中充满诗情，国外专家曾给以很高的评价。

由于凌叔华是以文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进入现代文坛的，所以她的小说，不仅是文如其人，而且是文如其画。

她的每一篇小说都是用白描写意笔法勾勒出来的女性人物画。凌叔华的画风深受古代文人画的浸染，她的小说作风也与此颇为相似，“于诗情画意相交融中，扑散着萧然物外的情趣”。

凌叔华曾自言“生平用工夫较多的艺术是画”。朱光潜描述她的画:

“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静谧清莹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

因而在她的小说中，文学创作和绘画艺术的相互融合和阐发，既大大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同时也形成了其小说创作独特的艺术品格。

读凌叔华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批评、危亡与忧患、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常规命题往往退为其作品中朦胧的背景，在她笔端描绘的是一幅幅清淡秀逸的图画，然而撩人心弦、耐人寻味。作家似有一种刻意的追求，要将画的诗意图景与现实融为一体。

凌叔华是一个山水花卉画家,她以画笔入小说,使作品显示出幽深、娴静、温婉、清疏秀逸的风格。

徐志摩就赞许其小说散发着“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

绘画的眼光和手腕，对凌叔华小说风格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长于用线条，用疏淡的笔墨驾轻就熟地勾画人物，皆得力于她娴熟的绘画技巧。在绘画中，画家借线条以抽取、概括自然形象，融入情思意境，从而创造艺术美。线条一方面是媒介，另一方面又是艺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思想感情和线条属性与运用双方契合，凝成了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的艺术品格。

凌叔华作品中那平实、疏淡，浓淡相济的色彩，那富有中国山水画的空蒙、悠远的意境，透出淡雅而迷人的韵致，往往其具有了空灵之感，并蒙上了一层朦胧永恒的色彩，增强了淡远隽永的艺术效果。

她温柔含蓄的个性，娴静优雅的气质，加上中国山水画、古典诗词那幽雅静穆的意境的熏染，使她具有古代文人淡泊、宁静的情怀，在小说创作中自觉追求温婉、雅淡的美学风格。

总之,她以那双善于调理丹青的巧手,调理她所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将她所熟知的、平凡的，甚至有点琐屑的材料,提炼成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为现代文学作出独特的贡献。

林徽因和凌叔华都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新月”聚餐会期间，她们一度接触频繁。凌叔华租居过林家旧宅，林徽因父亲曾经想请凌叔华作家庭教师。她强烈地追求所爱，并付诸大胆行动，最终却不能义无返顾，造成情感生活缺憾。凌叔华的性格，不像林徽因的率直任性，也不像冰心的矜持内敛。她温顺随和得多，但又掺入一丝心机，染上一点“俗”气。她的小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独放异彩，经久耐读，随着社会前进读者将与日俱增。“日记问题”世称“八宝箱”事件，学者们想探索个透底，很不容易。由于资料缺乏，其是非曲折，至今未得一清二楚，不容易评判。倒可以肯定，两位才女在这场纠葛中暴露了各自弱点，可谓两败俱伤。林徽因·性情对人苛求有失女性欢迎。http://ent163com/08/1017/08/4OEMMMEM00032DGDhtml

说起民国女子，很难饶过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她被人们忽视。

她本人被誉为“ 民国小公主 ”。

“第一个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

泰戈尔评价她：“ 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评价她的小说作品“ 很谨慎地，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沈从文认为她的小说是“ 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的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呻吟，却只是沉默。”

徐志摩称她为：中国的曼殊菲尔。

作为民国社交名媛，她的一生绕不开三个男人：

曾被鲁迅骂的抬不起头的陈西滢是他的丈夫；

浪漫诗人徐志摩是她的蓝颜知己；

来自英国的诗人朱利安是她的地下情人。

她的名字叫： 凌叔华 。

在《不容青史尽成灰》的作者刘绍唐看来：“ 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文坛曾流传一句趣话，叫做“ 嫁君要选梁实秋，娶妻先看凌叔华 ”。可见凌叔华在文人圈子里有多高的美誉度。

凌叔华的一生，活的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风生水起。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1895年和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名字被列于北京孔庙的石碑上，这资历使他得以进入翰林院任职。他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天津知府、顺天府尹等要职。

据说溥仪大婚那天，凌家上下都收到了喝喜酒的请柬。

清王朝结束后，由于他一直受袁世凯赏识，他成为约法会议员、参议会参政。此后他渐渐功成身退，隐居北京，过完自己几乎没有坎坷的一生。

凌叔华是凌福彭与第三房姨太太李若兰的第三个孩子，家中共有15个孩子，她排第十。

父亲妻妾成群，各个姨太太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凌叔华在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过的是猫一天狗一天的憋屈日子。

她很早就从母亲和周围女性的经历中体味到了高墙之内新旧女性难言的凄凉和孤独。对大家庭妻妾子女间的纷繁扰攘，闺阁绣帏中的风云变幻，自小体验独深。

六岁的某一天，因为绘画天赋，命运得到惊人逆转，一跃成为父亲宠爱的掌上明珠。

父亲安排她自六岁起主攻绘画，师从宫廷画师王竹林，后来又拜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宫廷画家缪素筠为师， 她的绘画能够不时得到齐白石等大师的指点，从此成为凌府众多孩子（包括男丁）中唯一能随凌父出门见客的孩子。

在绘画以外，康有为教她写字，怪才学者辜鸿铭为她讲古文和英语。

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与即将毕业的谢冰心同学一年，翌年升入本科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和日文。

当时，她给到燕京大学讲授“新文学”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信誓旦旦地说：

“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做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之后，受周作人提携，凌叔华以 " 瑞唐 " 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白话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一举成名。

大学时期的凌叔华，其画艺已们熟到能够妙手回春，"偶一点染，每有物外之趣"的程度。

1924年5月，印度大牛诗人泰戈尔访华，燕京大学英文系主任陈源负责接待，一帮文化界头面人物商讨要搞个不落俗套的茶话会，地方也得别致，干脆去借官宦凌家著名的大客厅。

所以，她的父亲听闻后也赶紧让佣人们重新把客厅装修一新，还特意预定了各种食饼，还有自磨的杏仁茶做饮料，让整个家充满了艺术气息，颇有韵味。

作为女主人的凌叔华自然是热情洋溢，落落大方，衣着得体，风华绝代，招待着每一位客人。

那天，凌叔华和泰戈尔聊了许久，聊到诗歌和绘画，她还得到了诗人的建议：“ 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找善、找美，找人生的意义，找宇宙的秘密。”

她的谈笑自如，举止优雅被徐志摩与陈西滢看在眼里，两人同时都注意到这个平时在学校就有名的大才女，今日聚会，好感甚佳，难免动了心，两人以后便经常往凌家跑。

徐志摩开始了和凌叔华的通信。半年时间里，两人书信就“不下七八十封信”。

徐志摩给凌叔华的信里写道：

“ 我一辈子只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的出路是有一个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

随着接触机会的增多，这些年轻人的交往越来越深入，凌叔华和徐志摩的关系更是越走越近。

徐志摩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

而凌叔华也在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亲笔题词“献给爸爸”。

他们互相酬答，互相欣赏。

的确，这个时间段的徐志摩追求林徽因未果，跟陆小曼也还没发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更不可能和张幼仪复婚。

但凌叔华是聪明的。

面对徐志摩这个暧昧不定的多情种，她更清楚自己想要走出旧家庭，三妻四妾的旧社会陋习，绝不能在自己身上重演。

不得不说，在男女情事上，凌叔华是智慧的，这智慧堪比林徽因的决绝。在她看来，与多情无染、做个远观的局外人，坚持自己的精彩纷呈，才是女人最好的结局。

她的不凡在于文学和绘画的造诣，还在于在她身上找不到有任何“污点”的证据，来证明她与爱人、情人之间的秘密。

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与徐志摩有感情。正如晚年的凌叔华写信给陈从周说道：

“ 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

最终，他选择了陈西滢，在凌、陈结婚后的两个多月，徐志摩也和陆小曼结婚了。

于凌是个理性且自尊的女子，不愿当林的替代品。而敢爱敢恨、热情奔放的陆小曼，却告别了自己养尊处优的贵妇生活，飞蛾扑火般投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

凌叔华与徐志摩的一段情，只可说是婚前情，原是无可厚非的。

徐志摩视凌叔华为最可信托的人，将一只藏有记载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关系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并戏言他出国若有不测，让凌以此为他写传。以至于徐坠机身亡后，凌叔华落到几方面向她索要文件的窘境。

陆小曼曾不无幽怨地说，“ 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

“别人”是谁，陆小曼既不便明说，其实知道得也不很确切，不过总不外乎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人。然而，林徽因否认私存了些日记，凌叔华也否认自己私藏了“八宝箱”内的任何东西。

如今，与“八宝箱”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这段由一个箱子引发的迷案，也慢慢成为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再也不可能解开的谜团。

胡适、林徽因在八宝箱事情上都落下不够坦荡的名声，凌叔华倒是一脸无辜，留给世人一副单纯、厚道的印象。

徐家人也一直保持着对她的好感，直到后来徐志摩去世了，他的父亲徐申如还托吴其昌带话给凌叔华，希望能给徐志摩的碑题字，悲痛下的凌叔华在徐志摩的碑上题写：

冷月照诗魂！

1931年凌叔华在《晨报·学园》发表了深切悼念徐志摩的《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来表达自己的深切哀痛。

这让徐家人也甚是感激。

凌叔华这么早毅然抽身一份暧昧，也就顺势遁出了后人的众说纷纭，这是何等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