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表达的主旨是什么？

　　《长恨歌》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 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对《长恨歌》的主题，历来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意在讽喻，“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1]有人则认为这完全是一首爱情诗，“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2]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正是诗人为这首长歌所取的诗题，即“长恨”二字。所谓“恨”就是遗憾、遗恨，对这一情感的全面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把握诗歌的深层意蕴。

　　全诗以“惊破霓裳羽衣曲”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 终于得到了杨氏。而杨氏，由于得宠，鸡犬升天。作品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 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 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 基础，也是致“恨”之因，这一部分的讽喻意味是很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辛辣的，讽喻论者的依据主要来自这一部分。后一部分具体描述 了安史之乱起后，玄宗的 仓皇出逃西蜀，引起了“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宛转娥眉马前死”，是悲剧的形成。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 下。玄宗借 道士帮助，于虚无缥渺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 “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 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长恨”的主 题。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分量。这是爱情主题说的根据。可以说，《长恨歌》既对唐明皇的荒*误国，杨贵妃以色邀宠有所批判，特别是在诗歌的开头；又对他们之间忠贞不渝的感情有所同情，甚至歌颂，特别是在他们的爱情发展成悲剧之后。对此，陈鸿的《长恨歌传》有很好的说明：“……质夫（白居易友）兴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指玄宗与举杨贵妃的故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不难看出，作品既包含着对主人公的同情，又隐含着对统治者的讽喻，较好的体现了最初的创作意图。对这一意思，我们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诗中的最后一节在铺写了李杨二人生死隔离思而不能乡间相爱而不能复聚的情况之后，诗人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样两句意味深长的诗句结束了全篇。在诗人看来，一对彼此刻骨思念的情人遭遇这样的不幸，正是一个令人哀怜的悲剧。这对于这对情侣来说，以至对于后人来说，都只能为之遗恨千古悲叹不已，在诗中，作者也流露出对两位悲剧主人公的莫大同情。《唐宋诗醇》谓：“结处点清‘长恨’，为一诗结穴，戛然而止，全势已足，更不必另作收束。”在这点题之笔里，刻骨的相思变成了不绝的长恨，特殊的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诗以“长恨”命题的意义，似乎正在于此。

　　其次，我们还应看到另一方面。《长恨歌》写的不是一般的爱情，它是封建帝王和获取专宠地位的贵妃之间的“爱”。这种爱在宫廷内即表现为“重色”和邀宠。白居易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说：“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3]因此，在重视结句的同时，我们同样不应忽视对作品首句的分析。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可谓一语双关。“思倾国”，果倾国。正如古人所说：“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自是有银河。石壕村中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的确，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夫妻离散，有情人难成眷属的爱情悲剧举不胜举，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之所以打动人心，还因为主人公的特殊身份。正是这种特殊性，从而使作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历史意义。我们不能不说，安史之乱这场浩劫的发生，与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贻误政事，有很大关系。因此，诗人在描写这个悲剧故事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悲剧发生的原因。在白居易看来，唐玄宗过分地宠爱杨妃，不理朝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任用非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都是作为一个君主所不应该的事，对此他不能不有微辞。诗中当写到这方面的时候，诗人也毫不掩饰的流露出不满情绪。众所周知，白居易的创作主张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即使是这样一篇表现爱情的作品，也还是闪现着作者“有补于治世”的思想。个人行为而引发了国家的不幸，这里的“长恨”，是否也包含着对这种不幸所产生的深深的遗憾与痛悔？正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句，“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谁又能说清，这“恨”究竟是对自身遭遇的叹息，还是对国势破败的感慨？

　　另外，在对作品主题进行探讨时，我们还不应忽视作者本人的经历对本诗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在《长恨歌》中，尤其是作品的后半部分，那些情深意切的诗句，不是有过亲身体验，是很难凭空想象出来的。在艺术创作中，作者不可避免的要投入自己人生的情感体验，这是很正常的。著名的唐传奇《莺莺传》，不就是与白居易同时的元稹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吗？研究表明，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在长安任校书郎时，有徐州之游，并曾到节度使张愔家赴宴。席间，张愔善歌舞、雅多风态的爱妓眄眄（即关盼盼）出以佐宴，为此白居易赠诗二句（诗曰：“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从白居易以后所写《燕子诗三首》来看，关盼盼这个多情多义的女子当给白氏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白氏年轻时家居徐州符离，曾与当地一名年方十五、六的女子湘灵相恋。白氏33岁时全家迁往长安，这就意味着不得不与正在热恋着的湘灵“生离别”。两年后在他写《长恨歌》时，这段恋情是不会忘记的。因此，正如有些论者所说，诗中“还有作者因与自己所爱女子不能结合而产生的深挚恋情、憾恨之情的投射”，[4]需要指出的是，有人根据白居易的这些经历，断定《长恨歌》表现了作者对旧日情人的怀念，或者是对往日情感的寄托，这显然是过于牵强了。白居易在写《长恨歌》时，特别是在刻画杨玉环形象时，可能有湘灵，甚至还可能有关盼盼的影子，但这毕竟是三个很不相同的女性，白居易对她们的感情投入和思想评价的侧重点是很不一样的。《长恨歌》不仅是成功地写了爱情，首先是成功地写了帝、妃之间的爱情，如果作者过多地借以宣泄作为平民的自身的爱情悲剧，那么读者今天看到的《长恨歌》就不一定有这样深刻的意义了。但我们也可以说，在表现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时，作者多多少少地甚至是无意识地的也宣泄了自己在人生经历中的憾恨之情。由此看来，“长恨”者又何止是唐玄宗一人呢？

　　对同一部作品见仁见智的争论，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正如人们常说的：“说不清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但好作品又往往是说不清的。”《长恨歌》作为一首伟大的作品，其主题的复杂性是完全可以理解。在我看来，本诗至少从同情悲剧遭遇、感慨国事、个人经历与情感的投射这样三个角度体现了这种绵绵无绝期的“恨”。

　　文学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解读的过程中生成的，我的这种理解也许是偏颇的浅薄的，但毕竟是一得之见。不妥之处，望识者斧正。

　　注释：

　　[1] 唐汝询《唐诗解》转引自《文史知识》1983年第7期

　　[2] 参见赵翼《瓯北诗话》

　　[3] 白居易《新乐府序》参见《隋唐五代文论选》

　　[4] 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题争论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　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