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苟且的闪婚：李鸿章出卖中国利益 中俄结盟

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到达俄罗斯旧都莫斯科。根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参与沙皇加冕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李鸿章所受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而李鸿章几乎是嘉宾中唯一的非皇室成员。

当然，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绝不只是对一个“大政治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也绝不只是展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而是有着更为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中国太需要朋友了。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鸿藻之孙李宗侗（玄伯）就认为，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就是俄国。李鸿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欧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天朝帝国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主动地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了。

国际的反响是热烈的，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SergeiYulyevichWitte）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EsperEsperovichUkhtomsky）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其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俄，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只有沙皇、李鸿章及担任翻译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三人。俄方强调其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在与沙皇的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倒是李鸿章本人因为对日和谈后成众矢之的，默不敢言。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均由翁同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另一个政界大佬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角，法国依仗教会诱拐中国百姓（当时法国正担任天主教护教国），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并不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当时奉行门罗主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张之洞认为，从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还是件双赢的好事，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愈加感觉俄国够哥们。中俄密约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就迅速地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这在凡事推诿、拖沓冗长的大清来说，的确创造了一种“莫斯科速度”。而在北京举行的换约仪式中，翁同等要臣均出席，并在签字后“举酒互祝”，互赠礼品。吊诡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早请示、晚汇报，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却依然将这笔“卖国”的帐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了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了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了三百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在其于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说，俄财政大臣维特为感谢李鸿章推动建筑铁路一事，将付给李三百万卢布。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后出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在其回忆录《对清国战略上的胜利》中，也提到了的确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

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最大的特别经费，虽然名为“李鸿章基金”，但经众多历史学家考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帐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三、这笔基金的确有一百七十万卢布被中国人领取（有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官方从合资铁路公司中获得的津贴）；四、该笔基金更多地是被沙皇本人当作了小金库，支出浩大。

维特本人对此是否认的，但国内有历史研究者认为这是他在为李鸿章掩饰。其实，细读维特回忆录，他还提到当1897年俄国因侵占关东地区而与中国关系紧张时，他曾提议给李鸿章赠送五十万卢布，维特说这是他和华人交涉中唯一的一次贿赂，而且李鸿章是否收下该款尚不得知。可以肯定的是，维特并没有为李鸿章作尊者讳，他对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中收受贿赂的否定，应该是相当可信的。

超规格的接待、加冕典礼的极尽奢华以及中俄密约的顺利签订，这些都令李鸿章在俄罗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中俄密约墨迹未干，“同志加兄弟”的老毛子便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

史家一般认为，在中俄密约一事上，中国被暗算了，黄遵宪在挽李鸿章的诗中就有“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叹。但次类事后诸葛亮的见解并无助于厘清历史的真相。

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未必是权宜伎俩。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在甲午战争“伐交”层面上，日本正是在英日条约修订后的次日，才敢下达向中国开战的总命令。而英国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止俄国。作为反制，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英国报刊上就有评论认为，李鸿章被俄国人的甜言蜜语所骗的想法是幼稚的，中俄结盟完全是有利双边的选择，新经重创的中国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维特则认为，俄国执政者后来的短视，破坏了中俄密约的战略意图。他直率地指出，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侵夺行动，实为反条约，达到极点”。他担心如此背信弃义，将刚赢得的中国对俄好感一扫而空，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为此，他与军方进行了激辩，甚至要求俄军立即从旅顺大连撤军，用实际行动赢回中国人的谅解。

维特的担心成了事实，俄军的铁蹄令中国人、尤其是李鸿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卖、被愚弄的痛苦和愤怒。经此创痛后，中国的外交再度由“有联有拒”往回收缩，但不只是退回到“一体拒外”，而是“一体仇外”，终于爆发了玉石俱焚的义和团运动。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尽管清政府宣布中立，但无论朝野，都一边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边，不少中国人甚至与日军并肩作战，而孙中山、秋瑾等人，也一次次地为日军的胜利而欢呼雀跃、大唱颂歌……

一段以海誓山盟开始的浪漫情感，本可以发展成相濡以沫的模范婚姻，却在野心者的短视中成为了苟且的偷情。中俄之间从此注定了挣扎在互不信赖却不得不时时勾肩搭背的孽缘之中。而对于1896年正沉浸在加冕盛会狂欢中的李鸿章而言，他所能做的的确只有为自己“以夷制夷”的再度成功而自豪，并终于有了足够良好的心情，去会见那等候在下一站的伟大的俾思麦……

　　中俄关系现状良好。不久前，梅德韦杰夫先生当选俄罗斯总统，中方对此表示热烈祝贺。同时，我们对普京总统多年来为推进中俄关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表示高度赞赏。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第二个十年。双方一致同意，要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指导，继续推进双方关系。我们对中俄关系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我认为，中俄双方努力的重点应是：一是要进一步加强高层交流机制，保持高层会晤互访势头。加大在对方核心利益上的彼此支持。二是要进一步推进经贸合作，优化贸易结构，规范贸易秩序，努力把经贸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三是要扩大人文交流，办好2009年在中国举行的“俄语年”，2010年在俄罗斯举行的“汉语年”，加强相互交流。现在学中文的人很多，我希望在座的外国记者，也能抓紧学中文。我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13亿多人讲中文。最后一点，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从而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中俄关系后冷战时期的现状与前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中，旧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消失，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在这种变动过程中，中俄这两个世界大国的相互关系是世人关心的问题之一。近现代史上中俄两国的关系充满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种种曲折。苏联曾经同时支持中共和国民党这两个在国内政治战场上撕杀的对手；当毛泽东满怀革命成功的豪气拜访苏共兄弟时，他却被冷落在莫斯科郊区的客宅，而久久进不了克里姆林宫；紧接着苏共与中共的“蜜月”的，却是牵动整个国际共运的翻脸相向，最后双方甚至走上战场、动刀动枪；为了应付苏联这个昔日盟友、今日仇敌，中共反而与美国这个宿敌牵起了手；中苏关系刚刚正常化就被划上了句号，而变成了中俄、中国哈萨克、中国乌克兰等一大堆不知该如何勾画的老缘分新关系。突然，中俄这两个国家又都转入一场各自历史上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一种“把鱼汤还原成鱼”的转变，而这种转型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并无任何理论可以预见其结果。这样的复杂性，使得全世界的中、俄问题观察家常常不知道如何判断这两个国家两三年以后之事，而在两国的演变各自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分析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由于中俄双方出于各自国内事务的考量，都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较量的意愿，目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两国的战略关系都不会涉及太多的意识形态，在外交关系上双方也都会刻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中俄两国的战略关系摆脱了意识形态，就主要是建筑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因而会比较理智和现实，也就是说，不管对方国家的***是什么人，都应当与他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当苏共垮台、叶利钦执政的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时，中共一方面对叶氏所代表的民主派势力非常敌对，另一方面又赶在第一时间承认俄罗斯的独立，并且在联合国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随后李鹏又以总理身份邀请叶利钦访问中国。这种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国家间关系是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常态，而这样的国家间关系朝什么方向演变，其决定因素包括大国间的全球性关系平衡、地缘政治的影响、经济上的往来、历史文化的渊源等

　　由于中俄双方出于各自国内事务的考量，都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较量的意愿，目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两国的战略关系都不会涉及太多的意识形态，在外交关系上双方也都会刻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中俄两国的战略关系摆脱了意识形态，就主要是建筑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因而会比较理智和现实，也就是说，不管对方国家的***是什么人，都应当与他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当苏共垮台、叶利钦执政的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时，中共一方面对叶氏所代表的民主派势力非常敌对，另一方面又赶在第一时间承认俄罗斯的独立，并且在联合国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随后李鹏又以总理身份邀请叶利钦访问中国。这种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国家间关系是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常态，而这样的国家间关系朝什么方向演变，其决定因素包括大国间的全球性关系平衡、地缘政治的影响、经济上的往来、历史文化的渊源等。

　　在后冷战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上的往来越来越广泛，但政治上的摩擦却越来越大，总体来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关系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渐行渐远的可能。而与此相反，俄国的民主化和市场化却大大缩短了俄国与西方国家间的距离。那么，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俄国会不会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支持，而把它的国际交往变成以与西方国家交往为主，这样，中国会不会处于相对的孤立中？

　　俄国确实有亲西方派，也有这样的主张，但俄罗斯不可能实行向西方一面倒的对外政策，这有历史的和现实政治的原因。在俄国近代史上，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前，俄国一直存在着亲西方派和较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斯拉夫派的较量。前者更偏好对欧洲开放友好，希望尽快通过欧化而迈入现代化；而后者则更强调俄国以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为中心的俄罗斯文化传统，以及俄国作为欧亚国家，要平衡考虑它在欧洲和亚洲的发展。苏联***并没有摧毁这些想法，所以，尽管历经了近一百年，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至今仍然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而斯大林统治时期，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控制系统使得俄国的亚洲部分逐渐加深了与欧洲部分的联系，各民族精英被笼络到莫斯科定居、许多民族被迫整群大迁移、以及劳动力的流动，也增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造成了俄国东西部文化的融合、以至人种的混血。这一切，都使得今天的俄国，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对亚洲、对东方有着一种较为深刻的认知，与中欧、西欧精英对亚洲的远距离观察有所不同。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利于俄国坚持一种欧亚平衡的传统。

　　在现实政治方面，俄国已经处于政治多元化当中，虽然自由派政治家有亲西方的倾向，但其他政治势力的立场不同。俄国***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对西方国家保持相当的警惕和敌意、而对中共有天然的好感，而民族主义政党的斯拉夫主义的诉求也反映出对西欧的某种疏离和对俄罗斯亚洲部分的注意。

　　回顾苏联解体以来俄国的外交政策，在最初的一两年里，俄国外交的重点确实比较多地放在对西方的关系上。一方面，俄国忙于建立与美国、德国等大国的友好关系，以获得必要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当时面对“华沙条约集团”解体，俄国急需清理与东欧国家和“北约”国家的历史关系，解决一系列遗留问题，没有很多余力顾忌其他。近两年来，俄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内容之一是在侧重西方政策的同时，加强了东方政策的力度。叶利钦总统宣称，俄罗斯奉行“双头鹰”外交，“既要奉行西方政策，也要奉行东方政策。”从他1993年4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构想的基本原则》和同年11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基本原则》、以及近年来俄国官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俄罗斯亚太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体现俄罗斯的欧亚大国地位，保持东西方政策的相对平衡，服从对外经济活动多样化的方针，重视地缘政治对俄罗斯安全和独联体局势的影响。其具体做法有，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谋求建立亚洲“睦邻地带”；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以期实现加入亚太经济区的长远目标；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主张建立亚太多边安全机制。

　　在中俄双方关系中，目前，中俄两国都希望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并在边境地区裁减武装力量，双方相互承担了不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议等义务。从理论上讲，1991年中俄双方已经解决了长期存在纠纷的远东地区边界问题；但实际上，两国仍在为争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及江中岛屿的控制权争执不休。

　　由于俄国不太可能再试图建立全球性的对抗美国的阵营，它就不会改变自己的追求东西方均衡外交政策的目标，而选择与中国重构紧密的战略联盟的“朝东一边倒”外交战略。而中国同样需要对西方开放和与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合作，朝俄国“一边倒”也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俄关系不会恢复到五十年代中苏结盟的状况，目前双方正在发展中的国家间相互关系不具有排他性。随着俄国权力结构的变化，俄国领导层对西方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而经历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社会稳定，中共对苏共亡党亡国的恐惧和对俄国民主派政府的疑虑已渐淡化，双方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发展相互关系来维护各自的利益。

　　上合组织在明年可能增加成员国。美国己和上合组织谈判，而土耳其己申请作为它的对话伙伴。专家们指出：美国和土耳其注意到了上合组织影响的增大。不过，最近美国大概不会达到加入上合组织。

　　上合组织的现有状况是2001年形成的。当时乌孜别克斯坦加入了它。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与新加入的乌孜别克斯坦一起签订了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向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贩毒现象作斗争和经济文化科学合作的协议。

　　伊朗、印度、蒙古和巴基斯坦有观察员地位，而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则成了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

　　土耳其也想得到类似地位，据外交人士的透露，它己提出申请。政治行情中心主要专家沃伊科说：由于总统埃多冈的努力，最近土耳其在近东和高加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接收土耳其加入可以提高上合组织的威信，加强其军事和经济力量。

　　按上合组织的章程，对话伙伴地位为赞同上合组织目的与原则的国家提供。但这样土耳其只能参加有限的活动。这是第一阶段。

　　以后土耳其可能成为成员国。 不过，主要的是美国希望加入上合组织。这意味着美国承认上合组织地区和全球安全方面影响的增大。这应该联系到美国与土耳其的利益来考虑。

　　俄罗斯和全球政治杂志主编鲁基杨诺夫说：对上合组织重要性的认识使美国希望在某种形式上加入它，至少是作为观察家。

　　因此，美国难于得到甚至是对话伙伴的地位。美国和上合组织的一些国家关系欠佳。不过邀请土耳其加入却是可能的。

马克龙访非硬扯中俄，美日也想插一脚，非洲成“香饽饽”是因为当地的天然气资源。

一、马克龙访非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刚刚结束了他在北非阿尔及利亚的三天行程。马克龙此行的初衷是为了修复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并从北非能源强国那里获得更多的能源收益。然而，马克龙在这次访问中似乎有些跑题。

美、西方国家也加紧了对非洲的“外交竞赛”，美国的布林肯甚至亲自出访非洲。这被视为美国试图与非洲国家拉近距离、对抗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的一项新举措。

二、非洲的天然气尽管欧盟从未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实施任何制裁，但加拿大扣留了北溪油田的关键设备以及德国方面不积极的配合，这也是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一种制约。

于是，俄罗斯采取了反击措施，迫使欧盟各国采取了“节约模式”。由于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受到限制，很多欧洲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非洲，法国也是如此。

由于欧盟和俄罗斯的天然气“决裂”，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已然成了欧盟眼中的“香饽饽”。

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就到阿尔及利亚，希望通过法阿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来缓和法国的能源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此前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有外交冲突，阿方将驻法大使召回，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

为了获取天然气，必须要改变这种微妙的关系。因此，马克龙前往阿尔及利亚，与阿总统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

马克龙强调，所有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公民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公民，不要被那些明显把法国描绘成“非洲敌人”的社交媒体所左右。

中俄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强调通过和谈解决乌克兰危机，具有以下重大意义：

1

体现了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充分体现了两国长期以来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互信。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对于国际和平稳定和维护全球多极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推动了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中俄两国元首强调通过和谈解决乌克兰危机，表明两国坚定支持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的立场，有助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

3

促进了国际秩序和规则的维护：联合声明中，中俄两国元首再次确认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原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体现了两国对于维护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坚定支持。

4

加强了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中俄两国元首还就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机构中的合作进行了交流和沟通，进一步加强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