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精神（钱穆）

       中国西方的三位史学家：黑格尔，马克斯，斯宾格勒。德国历史时间短，黑格尔根据哲学来来讲历史，因为德国没有极长的时间历史材料来形成精美哲学，所以他认为人类是精神逐步战胜物质的历史。马克思将人类社会阶段历史演变放在自我设想的一条线上。斯宾格勒认为，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兴亡盛衰。中国几十年都在的学习西方，但我们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该认识自己。大家热烈地讨论民主，中国若真要学习民主，要认真学学中国的老百姓，他们身上保存着中国历史的旧传统和真精神。

        中国政治是一统的政治，西洋则是多统的政治。从空间上看， 秦以前，中国其实早统一了（封建统一，周代就是分封诸侯的中央制定制度。西周式微，齐桓，晋文尊王攘夷，尊的就是政治一统。）秦以后，一统是常，多统是变。西方相反，希腊（与春秋略同时）是许多分裂城市。罗马帝国实际是将几个征服地（意大利，希腊，以及地中海其他征服地）绾结成一个头。 从直线时间上看， 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一条线上的中国人，西方则从希腊人，到罗马人，拉丁人，日耳曼人，法国，德国人，虽都是白种人，但政治上是多头的，有极高的堡垒，极深的鸿沟。法国政治家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议会。根据一般历史来说，有的政府是军人政府，有的是贵族传承，有的是富人政府。中国的科举制度不论贵族军人贫富，主张选贤任能，基本是民众组成。皇帝并不是掌握一切大权的人。唐代三权分立，宋太祖时因宰相去职，皇帝要任命新宰相，找不到敕旨的副署人，而发不出去。后开会协商，由宰相府会议盖章代发。中国一直有监察制度，直到宋代谏官习气太横没主见在政府内不发生作用。明代谏官被废，元清两代专职开始厉行。 西方政事由皇帝管，道理由上帝管。政教合一，或为他们的极权政治（罗马，德国）。中国正是理论既不在凯撒又不在上帝，而在士。 中国的士是讲道的，带有半宗教的意味，他们参与政治，但不追求个人经济，他们为公众服务。正是有了士这一流品，中国政府才不会成为军人政府，贵族政府，富人政府。中国的土地制度流转过程相对和平。中国社会士“士”与“农”相配合的，士一般从农里产生，退休后做乡绅。工商不允许报考官人，官人不得开店设厂。官家富人在更替流转，中国政府不会成为富人政府。今天中国社会里的“士‘质量先变了，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却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而不讲仁爱牺牲。西方大家都敬重耶稣，苏维埃敬重马列，现在中国却缺乏一个大家敬重的共同对象与中心。于是敬重银行行长，单位领导，引发派系争端。 任何一个社会，应该要有大家愿意为之受教的共同尊崇的对象，这才是教育的精神所寄托。

         早期中国的活动范围局限在黄河流域小小地区，神农氏皇帝在河南省，尧舜禹在山西。黄河下游东部较盛，西周新型正统以齐鲁为主，长江流域的吴越在春秋末期才突起，到战国又没落。秦汉依然黄河流域为主，到三国，长江流域才跑上历史舞台（吴、蜀地盘扩充到南方），但是人才依然是北方的（刘备诸葛亮北人南迁）。直到东晋南渡，建都金陵，长江流域才有历史上的正统政府，但它偏安的，不士一统的，而且仍士北人南迁。安史之乱，北方经济开始崩溃，需要仰给南方。这时候的经济才有南重北轻之势。宋代监督开封，也为便利江南米粮北运。开封士东部南北中心，地势平坦，无险可守，迁就了经济打算，折损了国防计划。元代建都北京，开始采用海运（天津）。海运的源头是长江，江浙、江西、两湖。太湖波阳虎洞庭湖是粮食盛产之所，你那放经济命脉。明代不用海运，开辟运河。明清两代南粮收入是北粮十倍。 中国地面动态，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从大地面转向小地面，从高寒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则由希腊转到罗马，从意大利传向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英法德，苏维埃，是有温带向寒带，低处向高处爬，从小地面移向大地面。 因为中国地方大，变乱时就向四处跑，总有几处土地成为新文化的处女地。钱穆先生主张建都西安。中国政府头脑指挥中心应该摆在冷的地方，不能放在安逸温暖处。中央政府要零头到，不必刻意接近苏浙闽粤，他们有能力会向政府迁移。长江中下游气候暖，地方小，人口多，一切像在拥挤，冲撞，不容易产生大气魄大力量的人。大家往内地跑，文化可以流动，个人精力可以发泄。到一个落后的新地区去，才有想象，有创造，发展。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谈谈钱穆先生吧。我少年时读鲁迅，读柏杨，所以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持一种反传统的启蒙主义立场，直到读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才慢慢将自己的历史观扭转过来。所以钱穆先生于我，有特别的意义。2015年，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我到常州大学参加了纪念钱先生的会议，并赴无锡瞻仰了钱穆故居。

峻厉、温煦的大儒钱穆

邹金灿

①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②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③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

④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的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

⑤《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⑥1930年，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字兰甫，清末广东大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时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

⑦峻厉与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他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

⑧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去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

⑨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过50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的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来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⑩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

11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台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重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然，论学若话家常，大关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12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灭，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

132015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我们没有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钱穆的女儿）对我说。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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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唐端正回忆，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极拳，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有一天在新亚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青年流氓，在门口探头探脑，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堂内左右穿插，钱穆警告无效，怒了，“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从钱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来看，他如从军，将会是个勇猛的士兵。

（2）胡适有次去苏州中学做演讲，因钱穆已在当地颇有名气，东吴大学的教师陈天一叮嘱胡适，到苏州不要忘了见一见钱穆，那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本很生僻的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他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当面向胡适询问。不料胡适也答不上来。事后钱穆反省自己“书生不习世故”，初次见面就问生僻的书，无疑是在刁难对方，但因为这个问题积压在心中已久，突然见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冲口而出。

这件事没有妨碍胡适对钱穆的肯定。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后，胡适在日记里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1931年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时，主持该系工作的正是胡适，其时是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