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言传身教 作文

家庭德育实在是完善孩子人格的根本。如果一个人无德，他的身体越健壮，智力越发达，就更助长他作恶，对社会更加无益。家长要注意的是，培养孩子的良好品德，一是自己要以身作则，二是要像春雨一样，润物无声，使孩子不知不觉之间得到熏陶。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有句名言：“社会就是模仿。”小学生具有强烈的模仿心理，家长的榜样就是无声的教育。

已退休的李振霞是中央党校的兼职教授，但人们更感兴趣的却是她作为四个博士的母亲这一身份。

李教授有三个儿子，一个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一个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一个是中国航空研究院的博士，而大女儿金萤则是美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的博士后。

“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刻意要把孩子培养成名成家，我们只是用爱心、信心、恒心、苦心织了一张网，谁料到它们竟给我网回了四个博士。”说到这儿，李教授找出了一张手绘仕女图递给记者，已经泛黄的纸页上记着这幅幼稚作品的诞生时间：1971年10月5日。

“怎么样？我女儿画的。”言语间流露出慈祥、爱意和骄傲。

“我们给她取名叫‘萤’，希望她像萤火虫一样，能自己照亮自己就够了。”结果呢，金萤上学时书读得好，下乡时猪养得好，做医生时手术做得好，出国后又逐步成为霍浦金斯大学基因工程研究的骨干。

身教重于言教。李教授非常喜欢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一句话：“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在四个孩子眼里，父母嗜书如命、忘情工作，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孩子和书是父母生活中的主角。孩子们成了博士，而他们的父母也成为业界翘楚，双双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无言的行动有力地传达出做人和做学问的真谛。金萤说：“小时候，我们家很清贫，在物质上，父母给予我们的不丰厚，但他们给予了我们一个求学与做人的根本，那就是——健康的心灵。”

教育家李镇西老师因为他的爱心、师德闻名于教坛。他培养女儿的目标是儿女一生能善良，快乐，勤奋。女儿晴雁小时候像大部分孩子一样，普通，胆小，腼腆，学习感悟力一般，在李镇西的言传身教下，她优秀成才，品德臻于完美，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大学。

2006年10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四川大学李晴雁的一篇文章——《80后：我们是一群昏迷的宠物》，引起了当代大学生及家长、教师关于价值观的讨论。人们在思考的同时，无不称赞李晴雁思想的正直纯真，文笔的洒脱。

李老师非常爱孩子，女儿小学时的成绩一直不冒尖，李老师一直非常注意保护她的快乐感，坚持认为学习的快乐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他舍不得女儿轻看自己。一次，李老师的女儿说自己考试考得不好，糟透了，感到难过，觉得自己是“差生”了——

“爸爸，你的女儿没考好，给你丢脸了！”

李老师说：“也许在今天看来，你没有考好，你觉得是天大的‘灾难’。但五年、十年、二十年……当你真正在精神上成熟并经历战胜了更多的人生挫折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期中考试，你会觉得这一次挫折不过人生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漩涡而已，简直微不足道！我愿意和你一起再次高声朗读一位诗人的话：‘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本来女儿的话令李老师心痛而不安。而作为爸爸，他表达的却是一段感人而又不乏清醒冷静的哲理。

李老师常常说：“孩子，爸爸允许你下次考试失败！”

关于李老师教育女儿成才的事，清华附小副校长、教育专家窦桂梅深有感触地说：李老师对于女儿品质的守望远甚于学业，而最后是让人羡慕的收获。“可是，今天有的家长对孩子的成绩永远不会满意，在内心深处，这些家长总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天才，而没有把孩子看成是一个普通人。每次考试都被理想化地认为应该是满分，因此，家长永远对孩子表示失望。这种失望，对孩子的自信心而言，无疑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的确，中国的家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及各种技能的提高；但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家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忽视孩子情感与道德的培养。”

有时， 强调很多次了，孩子还是根本无视规矩。 弄得家长直冒火，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孩子撒泼耍赖，大吵大闹，家长真的很尴尬。

李玫瑾教授强调，3-6岁要给孩子立规矩。 而立规矩也是需要技巧的，没有方法的严肃，等于耍流氓，孩子是不会买账的。

在节目《不要小看我》中，孩子们自由散漫的状态，令人发狂。

而当奥运冠军邓亚萍来到营地时，好像一切都变了，她的哨声就是指令，12个3-6岁的萌娃，秒变温顺。 王弢不仅感叹：我们从来没有排出这么直的队伍。

真是奥运冠军有办法呀，在“给孩子树立规矩”这个项目上，邓亚萍依然当仁不让，取得了好成绩。让我们来看看，乒坛“大魔王”邓亚萍，是怎么镇住孩子们的吧。

每一拍都能打中目标，邓亚萍的身手获得了孩子们的崇拜，收获了大量小粉丝， 信服感油然而生，这也是后面教育孩子的基础，这一步很重要。

心理专家贺岭峰说：做父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孩子保持亲密的关系。 这才是一切教育的开始，因为如果关系紧张，你说什么孩子都是听不进去的。 所以，建立关系很重要。

而张萌只是用一些零食，就想要建立威信，显然是失败的。在威信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就严格要求规矩， 某些小朋友就不干了，所以发生了雷雷的激烈反抗。

可见，要想帮孩子们立规矩，你首先要走进他们的内心，或让他们崇拜，或让他们信赖，总之 情感 的连接，是教育的前提，没有做好这一点，孩子不会服从管教。

孩子们是特别会揣摩人心的，他们观察一个人，比我们大人还要细致，有时接触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摸透一个人的脾气，从而想出应对的办法。

李玫瑾教授说，养孩子一定要让他有敬畏之心。 知道怕，才能出现尊敬，而邓亚萍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进入 体育 馆后，邓亚萍及时亮出了自己“大魔王”的身份，告诉孩子： 哨声就是命令。 不听命令，“大魔王”就会生气。随后很严肃地看着孩子们。

注意，她并没有用凶狠的言辞来立威，她就是用眼神杀，这时的安静是很有威慑力的。 李教授也十分赞同，这种无言自威的威慑力，对孩子是很管用的。

果不其然，孩子们心里都对刚才那个百发百中的邓亚萍，有了一个新的评估，于是一列整齐的队伍出现了， 王弢惊呼：“这是成长营最成功的的一次列队，从来没有人能让孩子站成直线。”

看，是孩子们做不到么？是孩子们太调皮么？当然不是，是我们成人的方法不对。 其实，小孩子真的是可塑性很强的，他们的能力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话适用于所有教育者，包括父母。 我们为人处世的德行，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以及我们本身的修养和建树，都影响着孩子对我们尊敬的程度。

邓亚萍在成长营就做得很好，她用运动员特有的肢体语言，与孩子们迅速拉近了距离，让孩子们在她高超的技术之外，又看到了她特别人性化的一面， 也只有这样刚柔并济的操作，才能真正俘获孩子们的心。

在跨栏环节，邓亚萍跟每一位孩子击掌庆祝成功，对于最小的张张，她蹲下来，给予了爱的拥抱。在跳马环节， 邓亚萍依旧用灿烂的笑容，和丰富的肢体语言，鼓励着每一个孩子。

邓亚萍所展示出来的，对孩子们的爱和鼓励，刚好平衡了她的“严肃”，让她在孩子们心中成为了一个更立体的人，孩子们喜欢她，又有一点点怕他，这就是教育者最良好的状态。

我们家长平时在家也可以这样树立自己的形象，让孩子知道父母是爱他们的，毫不吝啬地给予爱和关注，但在原则问题上，规矩是牢不可破的，适当地坚守原则，也能让孩子明白，哪些是不能触碰的红线。

在孩子们的相处中，经常会发生矛盾，而这正是我们教育孩子的好时机，但很多家长，甚至是老师，都不太会处理孩子们的矛盾。 要知道，处理不当，不但不能帮到孩子，还会给孩子树立一个不良的信念，对孩子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

邓亚萍也遇到了这个情况，但她没有像普通成人那样，遇事就要分出个对错来。她直接问孩子们： “你们能不能和好？和好就继续比赛，不和好就退出比赛，你们俩都淘汰。 ”这时，孩子们没辙了，想比赛只能和好，于是握手言和。

现场，家长们都感叹：“邓老师有办法啊！” 其实，邓亚萍在这里使用到了教育者的一个高级技巧：教育机智。

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对教育者是个很大的考验。所要遵循的原则是： 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对症下药，实事求是。

我们作为家长，也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这时我们不要慌张， 要懂得运用教育机智，让这一事件变成孩子的教育契机，帮助孩子从中收获更多的成长。

邓亚萍在《不要小看我》节目中的短暂亮相，让我们看到了如何给3-6岁孩子立规矩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冷一热，一柔一刚，缺一不可。

规则需要在爱的基础上建立，而爱也需要规则的约束和守护。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3-6岁，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成长为更加优秀的少年。

由于音乐以声波振动的非语义性组织结构与人类的情感、意志活动直接同构对应，所以音乐中的意志表现形式起着组织与协调社会成员意志行为的作用，音乐中的情感表现形式承担着传达与交流社会成员情感体验的职能，使音乐常能在某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或具体的社会交往场合发挥某种带有实用效益的功能。音乐之所以能作用于人类的生理、心理状态,其最底层的物质基础是声波对听觉器官的刺激会引起人体内的生理反应（如呼吸、脉搏、血液成分、内分泌、脑电波的变化）以及动作、情绪反应;在此基础上,按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的乐音则以其形态样式的整体对应于社会生活的情景、民族心理的特质、阶级意识的显现等等,因而能把这类反应导入意志行为和社会情感的轨道，并最终导入人格、情操的范畴。因此，音乐所唤起的人类理性并不停留在语言符号的、抽象的、精神性层次（如知识领域里的概念体系，道德领域里的律令训条）上，而已经落实到调动一整套生理活动的、实践的、物质性的层次上，是一种充满热血激情的实践理性。原始氏族用于图腾祭祀、庆功禳灾的乐舞，就具有这类组织交流功能；在社会发展早期阶段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各种歌曲都有这类实用功能。在漫长的手工业时代，各种劳动号子都以自己特有的节奏、音调、句法协调集体的劳动动作，并起着消除疲劳、鼓舞意志的作用。进行曲和军歌统一步伐、鼓舞士气的功能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古代有“梁红玉击鼓助战”的故事。各类抒情性的歌曲则以音乐表达与交流情感，使社会成员的思想感情互相引起共鸣，达到一致。各种严肃的颂歌、赞歌和仪典音乐表达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庆祝、歌颂、祝愿、憧憬；葬礼上的哀乐和悼歌则表达共同的悲痛哀思。

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对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由于音乐能把千锤百炼、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性凝聚呈现为明显直观、灵活多姿的感性形式，因此它在提高审美感受能力的同时就给人以教育，不仅对智力开发给予有力的促进（提高联想、幻想和创造性想象能力，提高抽象思维、敏慧推理的智能，提高对于外来信息的记忆、反馈能力），而且对各种非智力因素（如自制力、毅力、细心、 专注、 适度）的培养，以及性格、情操方面各种良好素质的塑造，都具有深远持久的作用。在原始公社时期形成而以后保存在奴隶主子弟教育项目中的“乐”，是音乐发挥其审美教育功能的古老而朴素的形态；它是古代乐教思想产生的土壤，在古希腊柏拉图和古中国儒家的政治理想中都包含这一成分。在欧洲，自从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审美教育主张以来，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因素更广泛发展。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和音乐学家王光祈也都提出过美育和乐教的主张。在当代生活中，高尚音乐的演出和传播，是以社会教育形式出现的审美教育活动，它可以对社会成员发生道德伦理的陶冶和教化作用；如果这些演出和传播不按照健康的审美理想加以规范，音乐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塑造将发生反面的效果。萎靡、粗野、丑陋的音乐，只可能导至社会精神生活的贫乏、低级以至于混乱。

音乐还可以提供有教养的娱乐，有文化的休息，通过松弛的审美享受来积蓄精神的素养和活力。从原始氏族的集体歌舞，后来的儿童唱游，到各民族现存的集体歌舞，群众聚会上表演的歌舞节目，都发挥这样的功能。通俗轻松的娱乐音乐，在古代社会中常作为宴饮音乐出现，在后工业文明的条件下，则常作为餐厅、茶座、商场、候车室等及其他休息场所的背景音乐来播放，以增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情趣。从这种社会功能的反面表现来讲，娱乐音乐中格调低下、趣味庸俗的部分可能对人类精神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和腐蚀作用，这是有必要抵制和克服的。

音乐的另一种实用功能是用作保健和治疗的手段。无论在古中国或古希腊，还是在中世纪的阿拉伯，都曾有著名的学者医师用音乐治病，提倡音乐治疗。有些民族长期以来保持着用舞蹈、歌唱和演奏打击乐治疗精神抑郁症的风俗。在工业生产条件下，在一些噪声很大或过于寂静的劳动环境中，劳动者特别需要佩戴附有耳机的耳罩，边劳动边欣赏音乐，这种文明保健设施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颇有裨益。随着工业文明走向成熟，音乐治疗在近几十年来已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音乐治疗的诊所、书刊、协会、专科学校纷纷成立。

音乐能不能表达精神理念，能否在欣赏过程中传达给人们一些美善的教益，在目前的音乐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不同认识。个别音乐理论工作者对音乐在表现形象、传达思想、教化灵魂方面的功能提出了质疑。他们沿用19世纪的奥地利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提出的“音乐不可能表现情感”，“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的观点，强调音乐“传达的是一种超乎社会和阶层的物质性音响”，认为音乐是没有社会内容的，无善意、无雅俗，既不可能传达作曲家的思想感情，也不可能影响受众的思想情操，它就是一连串流动的音响。这种否认音乐的社会功能、背离古往今来音乐研究和实践的积极成果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

音乐是一门特征鲜明的艺术，它诉诸听觉器官，主要表现手段是音响。我们研究文艺，既要把握各门艺术的共同规律，又要窥探不同艺术品种的特殊规律。不研究个别，就不可能把握一般。研究具体事物的特殊性，是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文艺都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种反映是能动、形象、审美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视剧、舞蹈……不论哪个艺术门类，不论叙事还是抒情，不论写人和人的关系还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都离不开社会化的人。文学是“人学”，其他姐妹艺术也是“人学”。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文艺的共同反映对象，而反映的手段、途径、方式、方法则是千差万别的。正是这种特殊性和共同性的矛盾统一，构成了绚丽璀璨的文艺景观。

让我们上溯历史源头回望历史，从音乐观念的历史流变来看一看它与社会内核的深层关系。两千多年前，哲学家们就提出，音乐起源于摹仿。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的唱歌。”大名鼎鼎的亚里斯多德力主摹仿说，他认为各种艺术的差别在于摹仿的“媒介”、“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古代的摹仿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但尚未能科学地揭开音乐的本质。音乐包含摹仿，但主要不是通过摹仿生活中的音响来表现社会生活。古今中外写月光的乐曲多不胜数，西方有《月光曲》，我国有《春江花月夜》，而月亮是无声的。如果只能通过再现生活中的音响来表现生活，那么明月是无法进入音乐的表现范围的。音乐所表现的不仅是音响世界，而是人的心灵所触及的大千世界。绘画通过写形达到写神，音乐则无需通过再现达到表现，它可以“直抒胸臆”。作为听觉艺术，音乐通过什么途径来表现社会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又很复杂的问题。

古今中外许多学者把音乐称为表情艺术。《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生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说：“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这些说法都触及到音乐的实质。如果说，状物和叙事不是音乐的强项，那么揭示情感和心灵则是它的特长。优秀的音乐作品，总是具有强大的感情冲击力，使人如痴如醉，心潮起伏。可以这么说，音乐反映生活，主要不是展现生活的外在风貌，而是侧重于体现人对生活的感受。马思聪的《思乡曲》，写的是山乡还是水乡？这首乐曲主要是体现了人的思乡之情，它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告诉人们家乡是什么样子的。音乐靠什么手段来抒情？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指出，音乐中的旋律和语言有密切关系，而人的语调和人的思想感情也有密切联系。已故苏联音乐理论家阿萨菲夫系统论述了“音调”问题，对语调—音调—旋律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使音乐界同仁耳目一新。“音调”理论对人们很有启迪意义，但旋律也不是简单地在那里再现人的说话音调。音乐为什么能够那么微妙地表现人的心灵和感情？应当说，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未知王国”。如果说高科技的发展使人类能够观察到几亿光年之遥的天体，那么对于近在身边的音乐，现有的理论还不能把它的奥秘解释得一清二楚。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艰苦而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正从音乐艺术的实际出发，找出它的内在规律，揭开它的奥秘。

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美学在我国逐步形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学者们在梳理古代和外国的思想资料、探讨音乐的特殊规律上做了许多工作。新时期以来，音乐专门家们继续在这个领域进行开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们在纠正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的同时，也初步梳理了机械唯物论对音乐研究的影响。应当承认，机械论对过去的音乐美学研究确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它的主要表现是：无视音乐艺术的特殊性，无视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原则区别，把反映论简单化，把“标题性”当作器乐创作的普遍原则。它不适当地强调音乐的描写和再现功能，忽视了它的表现和抒情功能。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继续防止音乐研究中的简单化、庸俗化。把反映论的术语简单地套到音乐研究中去，用解释造型艺术的一套方法去解释音乐艺术，不可能真正揭示音乐的本质。

当然音乐不使用概念，不可能通过概念进行推理判断。但这不能成为否定音乐作品具有思想内涵的理由。概念是语言文字的专利，它只能通过语言文学来表达。除了文学以及涵盖文学的综合艺术外，绘画、雕塑、舞蹈、摄影等，也都是不使用概念的。难道它们都不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思想感情并非只能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言乃心声”，音乐也是“心声”。这个道理是被无数实践所证明了的。

回顾历史，面向现实，我们坦然承认，人们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甚至截然不同的感受。这也不能作为否定音乐具有特定内涵的理由。创作和鉴赏之间的矛盾，不但存在于音乐领域，一切文艺领域都存在这种现象。鲁迅在谈到鉴赏《红楼梦》时就曾列举读者的种种眼光：“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难道因为读者感受的不同，就可以否定《红楼梦》的特定思想内涵？难道因为“道学家看见*”，就可以把《红楼梦》归为诲*之作？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音乐作为交流思想感情的手段。如果音乐什么也不能表达，那么历史上带着神圣使命进行创作的进步音乐家，岂不都成了徒劳之徒、自欺欺人之徒？论者也正是这么看待这类作者的。贝多芬因为主张用音乐点燃人类精神的火花，就被嘲弄为“事与愿违”，甚至引用他人的话说他“口是心非”。

对于音乐的本质、音乐的特殊规律，应当鼓励人们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大胆探索、大胆争鸣。对于音乐家要不要有社会责任感，要不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则必须有起码的共识。因为后者不仅牵涉到思想认识问题，还牵涉到职业道德问题。如果作曲家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如果社会对于音乐可以根本不问崇高或低俗、有益或有害，那么我们的音乐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礼记·乐记》说：“乐者，德之华也”。贝多芬说：“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我们应当把它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