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感人至深的真实的爱情故事?

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从槐荫树土地公公做媒的《天仙配》到《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中国的四大民间爱情传说。感人的爱情故事反应了古人的爱情观以及在爱情追求上的向往。但说到历史上真实感人的爱情故事，老渔想到了《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和《霸王别姬》的一文一武两个故事。先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古代，等级森严，作为富甲蜀地的富商之女卓文君无论如何是不会嫁给一穷二白，仅有才情的穷书生司马相如，尽管文君新寡。

一曲《凤求凰》拉近了一对有情人的距离，除了“异性相吸”的才气相融，这对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并演绎了一段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再说《霸王别姬》，应该说项羽和虞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直到生死相随的一对。

《霸王别姬》说的是垓下被汉军包围的西楚霸王项羽与虞姬的生死离别的爱情故事。当项羽感叹无颜面对江东时。随项羽征战多年的虞姬感到了丈夫的无奈和消沉，她不想拖累丈夫，希望项羽能够突围，于是她选择了自刎，希望以死激发丈夫的斗志。项羽悲恸万分，埋葬了虞姬，最后虽成功突围

，却被刘邦追至乌江，羽自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放弃了逃生。于是历史上多了一个自刎乌江的民间传说。老渔认为，如果说司马相如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是一生相知相爱的婉约，

那么霸王虞姬的爱情就是荡气回肠的感天动地。

周恩来与邓颖超：志同道合的爱情故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革命伴侣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周恩来赴法留学，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所以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毕生的革命伴侣。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开国总理的家庭

1925年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私自做主打掉了孩子。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孩子。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方式进行沟通。邓颖超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两人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工作人员都在一旁看着笑。但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志同道合的美好婚姻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

1925年8月8日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但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当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3月，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不得不离开正要分娩的妻子。邓颖超独自承受了难产和婴儿夭折的巨大痛苦，直到5月才辗转来到上海与周恩来重逢。

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面临着新的分离。直到晚饭前，周恩来才告诉邓颖超，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

……

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样的离别贯穿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活。这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充满了动荡和感伤。然而，像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如何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早已确定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并要为实现这共同信念相互扶持地共度此生。他们的结合也许因为过于理性而缺乏浪漫色彩，但相互的理解、共同的事业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依然充满了温情、美满和幸福。这一点，在1944年11月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邓颖超给他的家信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在这封家信中，邓颖超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它朴素而真实，却让她那殷切的挂念赫然在目。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邓颖超的心底发出的，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1、陆游大约在二十岁左右，与唐琬成婚后伉俪相得，感情很好料唐琬的才华横溢与陆亲密感情，引起了陆母的不满（女子无才便是德，陆游为孙姓女子写墓志时也说过，才藻非女子事也）。并且，唐婉一直无所出，引起了陆母的不满，后陆母认为唐琬把儿子的前程耽误殆尽，遂命陆游休了唐琬。陆游曾另筑别院安置唐琬，其母察觉后，命陆游另娶一位安守本分的王氏女为妻。没想到，王氏在第二年就生下一子，四年里共生三子，另有一妾。数年后，陆游去游览沈园，正巧遇到唐琬夫妇也在园中。唐琬征得丈夫赵士程同意，亲手向陆游敬了一杯酒。陆游饮后，在沈园题写了那首《钗头凤》，写罢，搁笔而去。沈园一会后，唐琬悲恸不已。回家后，反复玩味陆游的词，便和了一首同样的曲牌的词,不久即怏怏而卒。陆游直至晚年，仍常常凭吊遗踪，追忆当年，不能忘怀旧情，为此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篇，人们在感动于这些诗句时，也便记住了他与唐琬的故事。

2、唐伯虎在青楼中认识了官妓沈九娘。九娘很敬重这位才子，为了使唐伯虎有个绘画的良好环境，她把妆阁收拾得十分整齐，唐伯虎作画时，九娘总是给他洗砚，调色，铺他画的美人，大都是从九娘身上体会到的风姿神采。九娘见唐伯虎不把她当作官妓看待，就益发敬重他了。天长日久，两人产生了爱情，成了夫妇。过了两年，九娘生了个女儿，取名桃笙。1509年，苏州水灾。唐伯虎的卖画生涯自然艰难了，有时连柴米钱也无着落。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九娘苦心撑持。九娘终因操劳过度病倒了，唐伯虎请来医生，医生诊断后，告诉唐伯虎，九娘已经病入膏肓。唐伯虎尽力服侍九娘，无心于诗画。1512年冬至前，九娘紧紧握着唐伯虎的手，说道：“承你不弃，要我作你妻子，我本想尽我心力理好家务，让你专心于诗画，成为大家。但我无福，无寿，又无能，我快死了，望你善自保重。”听了这番话，唐伯虎禁不住泪如雨下。后来的日子里，唐伯虎一个人带着刚刚5岁的女儿桃笙过着艰难的生活。桃笙是唐伯虎和爱妻沈九娘唯一的女儿，她的名字取自唐伯虎在苏州自建的住所桃花坞，著名的《桃花庵歌》描写的就是那里的逍遥景致，沈九娘死后，唐伯虎再也没有继娶妻室，晚年皈依佛法，号称六如居士。

3、司马相如所写《子虚赋》得到汉武帝赏识，又以《上林赋》被封为郎（帝王的侍从官）。不久打算纳茂陵女子为妾，冷淡卓文君。于是卓文君写诗《白头吟》 给相曾经患难与共，情深意笃的日子此刻早已忘却，哪里还记得千里之外还有一位日夜倍思丈夫的妻子。终于某日，司马相如给妻子送出了一封十三字的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聪明的卓文君读后，泪流满面。一行数字中唯独少了一个“亿”，无忆，岂不是夫君在暗示自己已没有以往过去的回忆了。她，心凉如水，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回《怨郎诗》 旁敲侧击诉衷肠。相传卓文君又附《诀别书》 给相如。司马相如看完妻子的信，不禁惊叹妻子之才华横溢。遥想昔日夫妻恩爱之情，羞愧万分，从此不再提遗妻纳妾之事。两人白首偕老，安居林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