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娥的详细资料

　　李燕娥是广东中山人，从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陪伴了宋庆龄整整53年。她虽然没有文化，但爱憎分明、性格爽朗。解放前，在重庆、上海等地，国民党特务多次用金钱收买她，用介绍对象诱惑她，想通过她来刺探宋庆龄的情况，但李燕娥对宋庆龄忠心耿耿，丝毫不为所动。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解放后，她尽心竭力地照看着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那些孙中山留下来的遗物。

　　宋庆龄从不把李燕娥当作“下人”，而视她为家中的一员。李燕娥比宋庆龄小了近20岁，但却一直被称着“李姐”。吃饭时宋庆龄与她同桌，并且让她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自己则坐侧座。李燕娥身体比较胖，宋庆龄又让人专门改制了一张矮床，方便她休息。

　　解放后，宋庆龄住北京时间居多，为了抚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庆龄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楼的照片寄给她。李燕娥把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随时都能看到。有一次李燕娥受了伤，宋庆龄十分担心，专门指示上海的同志抓紧为李燕娥疗伤，还专程赶到上海看望。

　　宋庆龄为李燕娥想得非常周到、细致。她经常送一些小礼品给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员，每次总是专门准备一些火腿、广东腊肠等家乡食品，带给李燕娥。

　　1971年11月8日，宋庆龄专门给上海寓所的管理员周和康写信说：“现在委托你办一件事：旧历10月10日是李燕娥的生日。她在我处服务快40年了，我应该对她忠心耿耿的工作有些表示。请你在9日那天代买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送给她（连同这张贺片）。多谢你！”

　　1979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从上海接到北京，不仅请人照料她的生活，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像对待她一样来照顾李燕娥。

　　她还请来最好的医生为李燕娥诊治。当医生确定她的癌变已到晚期时，宋庆龄十分伤心。她压抑着悲痛之情，尽可能抽出时间陪李燕娥聊天，以缓解她的痛苦。当时北京的青菜很少，她怕李燕娥不习惯，就请人想办法多买些新鲜蚕豆来补充。为了增加营养，宋庆龄特别吩咐每天要让李燕娥吃鸡肉，喝鸡汤。

　　对于病重的李燕娥，宋庆龄心情十分沉重。她曾给马海德写信说：“我亲爱的管家患了可怕的疾病，使我十分心烦意乱。她跟随我50年了，她是那么的忠诚，也是我最可信任的朋友。我害怕她很快会死去……她躺在床上全然不知真正折磨她的是什么病痛！我是如此悲伤和六神无主……”

　　第二天，她又写信给爱泼斯坦：“近日来我为李姐（我50多年的伴侣和管家）病重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如果不是亲眼读到这些信件，简直难以想像，在任何巨大的压力面前都不曾惧怕、不曾退缩的宋庆龄，为了李燕娥竟会流露出如此强烈的悲伤。

　　1981年2月，在焦虑的煎熬中传来了李燕娥病逝的消息，宋庆龄顿时热泪盈眶。当李燕娥的骨灰盒被送到宋庆龄住所时，她迎上去，把脸紧紧贴在骨灰盒上，不住地抚摸着，亲吻着，泪水点点滴滴洒落……

　　在李燕娥骨灰移送上海那天，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自把骨灰盒从自己的卧室里抱出来，步履蹒跚地从楼上一直送到门口的汽车上。事后，她给一位友人写信说：“我痛心地告诉你，我亲爱的管家和同伴李燕娥……因患癌症逝世……我可怜的燕娥在几天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心的同伴旁边。”

　　为了李燕娥的后事，宋庆龄特意写信给秘书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并要求：墓碑“和李姐要做同样的”。为此，她还专门画了一张草图。

　　就在李燕娥去世100多天之后，宋庆龄亦不幸病逝。宋庆龄的骨灰被送到了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就是今天的宋庆龄陵园。陵园中间，是宋庆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合葬墓，东侧是宋庆龄墓，墓碑上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西侧对称位置，是形状相同的李燕娥墓。墓碑上刻着“李燕娥同志之墓——宋庆龄敬立”的字样。

6点，晚餐开始，李姐宣布“末位淘汰”计划。

7点，晚餐结束。7点20分，李玉查和李佑至拉拢李湖夸。7点40分，李玉查和李佑至离开，开始下雨。因雨势过大，李佑至暂时没有回自己的住处。

8点10分，李姐在微信群通知大家，李佑至从李玉查住处前往李姐别墅。

8点15分，李佑至到了李姐别墅，得知自己被开除，愤然离去。

8点35分，李扎蓝来到李姐别墅，在门口遇到了离开的李佑至。

9点，李辛基散步至李姐别墅附近，听到李扎蓝和李姐的争执声。

9点10分，李扎蓝离开李姐别墅,15分回到自己住处，而后，去找李湖夸,20 分达到他的住处，发现没人，看到群里的消息，返回李姐别墅准备逮人。

与此同时,9点15分，李湖夸到达李姐别墅,10分钟后离开。

9点25分，李湖夸和李扎蓝在李姐别墅门口相遇，但没有过多交流，两人分别回到自己住处。

9点30分，李辛基来到李姐别墅，与李姐发生冲突。9点55分，李辛基离开，Q群:7 10点05分，李玉查来到李姐别墅， 无分 10点20分，她在管家的注视下离开。与此同时，李佑至偷偷潜入李姐别墅，并给李玉查打了电话，对方没有接听。

10点30分，完成行凶的李佑至携带沾血的纸巾，来到李玉查的住处，将血迹抹在奖杯上；同时，故意给李玉查拨打了几通电话，但因为李玉查在洗澡，依旧没有接听。

10点40分，李佑至回到自己的住处，换下被水打湿的外套，故意不接李玉查打来的电话。

10点50分，李玉查来找李佑至，后又返回自己别墅。

11点，管家发现李姐死亡，让人通知五人来到案发现场。

问题解答:

1李辛基和李姐是什么关系

根据第二轮搜证中的照片线索。首先，照片已经泛黄发卷，说明有些年头了。

李辛基不可能是上面的那位父亲，只能是儿子。结合“属于我的东西”这个用词，以及“那个女人”的叫法，最有可能的是父亲留下的遗产被某个女人夺走了。

李扎蓝的剧本中提到李姐现在的财富是从亡夫处继承来的，而且亡夫比她大30岁，可以合理猜测就是李辛基的父亲。因此，李姐从法律上来说，算是李辛基的后母

李燕娥是广东中山人，从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陪伴了宋庆龄整整53年。她虽然没有文化，但爱憎分明、性格爽朗。解放前，在重庆、上海等地，国民党特务多次用金钱收买她，用介绍对象诱惑她，想通过她来刺探宋庆龄的情况，但李燕娥对宋庆龄忠心耿耿，丝毫不为所动。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解放后，她尽心竭力地照看着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那些孙中山留下来的遗物。

宋庆龄从不把李燕娥当作“下人”，而视她为家中的一员。李燕娥比宋庆龄小了近20岁，但却一直被称着“李姐”。吃饭时宋庆龄与她同桌，并且让她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自己则坐侧座。李燕娥身体比较胖，宋庆龄又让人专门改制了一张矮床，方便她休息。

解放后，宋庆龄住北京时间居多，为了抚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庆龄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楼的照片寄给她。李燕娥把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随时都能看到。有一次李燕娥受了伤，宋庆龄十分担心，专门指示上海的同志抓紧为李燕娥疗伤，还专程赶到上海看望。

宋庆龄为李燕娥想得非常周到、细致。她经常送一些小礼品给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员，每次总是专门准备一些火腿、广东腊肠等家乡食品，带给李燕娥。

1971年11月8日，宋庆龄专门给上海寓所的管理员周和康写信说：“现在委托你办一件事：旧历10月10日是李燕娥的生日。她在我处服务快40年了，我应该对她忠心耿耿的工作有些表示。请你在9日那天代买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送给她（连同这张贺片）。多谢你！”

1979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从上海接到北京，不仅请人照料她的生活，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像对待她一样来照顾李燕娥。

她还请来最好的医生为李燕娥诊治。当医生确定她的癌变已到晚期时，宋庆龄十分伤心。她压抑着悲痛之情，尽可能抽出时间陪李燕娥聊天，以缓解她的痛苦。当时北京的青菜很少，她怕李燕娥不习惯，就请人想办法多买些新鲜蚕豆来补充。为了增加营养，宋庆龄特别吩咐每天要让李燕娥吃鸡肉，喝鸡汤。

对于病重的李燕娥，宋庆龄心情十分沉重。她曾给马海德写信说：“我亲爱的管家患了可怕的疾病，使我十分心烦意乱。她跟随我50年了，她是那么的忠诚，也是我最可信任的朋友。我害怕她很快会死去……她躺在床上全然不知真正折磨她的是什么病痛！我是如此悲伤和六神无主……”

第二天，她又写信给爱泼斯坦：“近日来我为李姐（我50多年的伴侣和管家）病重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如果不是亲眼读到这些信件，简直难以想像，在任何巨大的压力面前都不曾惧怕、不曾退缩的宋庆龄，为了李燕娥竟会流露出如此强烈的悲伤。

1981年2月，在焦虑的煎熬中传来了李燕娥病逝的消息，宋庆龄顿时热泪盈眶。当李燕娥的骨灰盒被送到宋庆龄住所时，她迎上去，把脸紧紧贴在骨灰盒上，不住地抚摸着，亲吻着，泪水点点滴滴洒落……

在李燕娥骨灰移送上海那天，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自把骨灰盒从自己的卧室里抱出来，步履蹒跚地从楼上一直送到门口的汽车上。事后，她给一位友人写信说：“我痛心地告诉你，我亲爱的管家和同伴李燕娥……因患癌症逝世……我可怜的燕娥在几天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心的同伴旁边。”

为了李燕娥的后事，宋庆龄特意写信给秘书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并要求：墓碑“和李姐要做同样的”。为此，她还专门画了一张草图。

就在李燕娥去世100多天之后，宋庆龄亦不幸病逝。宋庆龄的骨灰被送到了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就是今天的宋庆龄陵园。陵园中间，是宋庆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合葬墓，东侧是宋庆龄墓，墓碑上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西侧对称位置，是形状相同的李燕娥墓。墓碑上刻着“李燕娥同志之墓——宋庆龄敬立”的字样。

“起夜急的李姐”是“企‌‌‌‌‌‌‌‌‌‌业级理解”的谐音。“企业级理解”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理解事情的角度刁钻。

起源于贴吧，有人在吧里请吧友们在手上P点东西，结果有人就地取材，直接在上贴上贴吧的logo发了上去，纯属逗比行为。后来把这种大智如愚或者大愚若智的理解方式称为“企业级理解”。

其他谐音梗

得E门生

是‌‌‌‌‌‌‌‌‌‌‌‌‌‌‌“得意门生”的谐音，表达的意思与其正好相反，指考试评级中得到最低等级的学生，多用于自嘲调侃。

起源不明，在网上流传已久。类似还有“得E洋洋”“E马当先”“EE不得志”等。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1907年①去美国求学，那时还不到15岁。她先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一所高中上学，不久就到南方，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她在学校里还有一个名字“洛士文②·宋”，她的亲密朋友则称她“苏西”——对她的姓氏英文拼法简化而来的昵称。那个带点浪漫色彩的名字“洛士文”后来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了，但另一个朴素的名字“苏西”，她却继续经常用于给新老好友们英文信的署名，直到生命的终结。　①她赴美求学的年份常被写作1908年。这是她进威斯里安学院的年份，在此之前她在萨米特市上过一段时间学。　②此名英文为Rosamonde，现音译为“罗莎蒙德”，但过去译作“洛士文”，各种史料中均用此译法，故仍其旧。——译者　前面所说的那张照片，就是她20岁在威斯里安毕业时的照片。它同她后来的许多照片不一样，那些照片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娴雅——有时显得柔弱——美丽的女性。但如果仔细看，人们也能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坚强的力量在那张毕业照里表现得最早、也最明显，所以它被选来作为向读者介绍宋庆龄的第一张照片。　当然，年轻时的面容，不论如何显示本性，不能说明一个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变，有时会改变得很厉害。但宋庆龄性格中的力量却是始终不变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样，特别从后果来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龄和姐姐宋霭龄，她们的坚决不下于她——前者后来嫁给了国民党的独裁者蒋介石，后者则成为蒋的财政部长、聚敛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们的同胞们中间所流传的那句话说的那样：宋氏三姊妹中，一个爱权、一个爱钱、一个爱国——这最后一个指的是宋庆龄，她爱国爱人民。她的声望来自她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始终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战斗经历。至于说到财富，她是一无所有的。　在拍摄毕业照那个时候，宋庆龄已经显示出她未来的品质和人格。从校刊中不难看到有关她的兴趣和才能的线索。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宋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社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①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不只是给人印象深刻，而且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①关于采自威斯里安学院出版物和档案的材料，本书作者首先要感谢他的朋友、《中国建设》老同事张彦，张在1981年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期间曾赴梅肯市收集有关宋庆龄的史料。还要感谢纽约州立思派亚学院的A．汤姆·格伦斯菲尔德教授、西佐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的傅伍仪和张爱荣女士，她们去访问了威斯里安学院和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带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许多她当时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　在1911年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①一文中，她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和教育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　①见《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页。这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显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前写的。她署名宋庆龄（“庆”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见她的父母虽给她取了“洛士文”这个英文名字，她的同学也这样称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场合（如载入学校纪录的正式发表的文章）却不用。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即使如此，宋庆龄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也都尽快回来。1949年前，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来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在回归祖国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来目标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

当我再次回到那个我熟悉的地方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我熟悉的地方了。

时隔多日，我再次回到这里，为了友情，为了自己的思念，回到了我熟悉的地方，最怕空气突然安静，也最怕没有了熟悉的背影，接受着瞬息万变，也懂得了审时度势。

一个人回到熟悉的地方，与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兄弟们再次相聚，内心的感受一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愿有一天，我能再次回到这片生长了那么多年的地方，回到这片熟悉的环境。

转了一圈，几年了、再次回到这个曾经熟悉的地方，感觉特别陌生，但是有些记忆还是那么记忆犹新。

好想再次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离开了一段时间又好似从没离开过，每一处景每一寸阳光都记得，记忆力在这刷出了一个新的高度。

时隔四年我再次回到了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岗亭里再也不是之前熟悉的身影了，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

再次回到度过少年时光的地方，熟悉而又陌生，曾无数次走过的公园，再走一次，恍如如昨日，美景依旧然而更美。时间带走光阴的故事，带不走记忆的痕迹。

去到陌生环境用生涩的目光四处张望喜欢这种生疏的距离美以及再次回到熟悉地方重新认识欣赏这个环境的不同心境。

终于还是回去了，过程经历了很多曲折，总算结果是令人比较满意的，再次回到这个陌生而熟悉的地方，见到了期盼已久的你们，想我的人主动跑过去给我一个大拥抱，比一切话语都显得更加有分量，我想的人也差不多都见到了，这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