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老舍笔下市民世界的文化反思

老舍作品中的文化反思——市民的世界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人。他生于北京城一个贫苦家庭，在大杂院度过了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他的父亲舒庆寿是一个皇城的护军，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时去世了。老舍的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但长成人的只有老舍的大姐，二姐，三姐和三哥。他从小是靠他母亲和姐姐们给人洗衣，缝补衣服才勉强度日。据老舍后来自己回忆说：“苦的时候是一把盐，一点菜和粮食掺在酸豆汁汤里，熬成稀糊糊，一天三顿，就算是饭了的过生活。”在四十岁时，老舍写过一个自传，其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少年和童年的：“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因此他从小就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市井巷里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他的好友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罗常培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老舍打小爱听小茶馆听听书，上天桥看个‘噌儿戏’，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街头艺人屁股后跑熟北京的大大小小的茶馆。”将“北京松人”的那套处世哲学有了经一步的了解：“什么见人下菜碟，见了松人拢不住火，有便宜不沾王八蛋，树叶掉下砸别人脑袋……。北京人爱起哄，爱瞧热闹，那儿有个吵架拌嘴的事，就会有一帮敲锣边的。过路人必然有伸脖子瞪眼上来掺合的。”北京人豪爽的一面，也尽收眼底。在赌场、地摊鸽子市、鸟市、酒馆、茶座，不难听见这样的话：“谁把谁坑，那就得说人家有能耐，谁被谁坑了，谁自认是傻蛋。”这条公理咋听“恶得厉害”，事后也有道理，那年月赌场无父子，买卖无兄弟，见钱眼开，六亲不认，哥们儿之间两肋插筷子……。所有这种阅历多有利于日后他的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风格的形成。

光绪三十一年，八岁的老舍进入西直门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儿两等小学堂读书，不久转入南草厂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学堂。后来老舍考上端王府夹道的北京师范学校，读了四年书。毕业后以其名列前茅的成绩。品学兼优的秉性，加之恩师的推荐，十七岁就做了东城交道口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跨出令所有同辈侧目的一步。四年后，他被派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的一九一九年。南方之行，使得舒庆春的眼界大开，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生活困苦的下层百姓，又使他更多了一份对苦难祖国的忧患意识。一九二六年，舒庆春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了一位中文讲师。在英国期间完成了《老张的哲学》，并由国内的郑振铎发表于《小说月报》，正式署名老舍。一九二九年六月到法国巴黎，写下《二马》和《赵子曰》。不久又从法国到新加坡，在此期间写下《小坡的日记》。到三十年代中期，老舍的创作进入鼎盛时期，《猫城记》（ 1932 年）、《离婚》（ 1932 年）、《牛天赐传》（ 1936 年），其中最出色的《骆驼祥子》（ 1936 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除了这些长篇小说外，他还创作《月牙儿》等中篇小说和《断魂枪》、《柳家大院》、《微神》等短篇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了以后，老舍任总务部主任，积极投身抗敌文艺工作。四十年代最主要的长篇是《四世同堂》。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有话剧《茶馆》（ 1957 年）和小说《正红旗下》

（ 1961 － 1962 年，但遗憾未完成。）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受到残酷迫害，于八月二十四日投平湖自杀。他的一生共写一千篇（部）作品，约七八十万字。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的是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的问题格外的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达到的。他是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和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提高市民阶级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的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另外 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更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俗。他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是独具一格 的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他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已经取得重要的突破。

（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潮对老舍市民世界的反思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初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这一切必然会影响与之共同成长的一代甚至几代作家文学创作，并将时代的烙印深深烙在这个时代的作家的身上。但是老舍的作品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有明显的差异，即他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作为“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蜕变。看重的是“文化”对于韧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国民性的探讨是独特的，格外注重现代文明探索的病源，那是更发人深思的。

1 首先，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对老舍的影响是深远的。据老舍后来自己说：“反帝、反封建这两种认识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虽然我写得并不深刻，可是没有‘五四运动’给了这点基本东西，我便什么也写不出来。这点基本的东西迫使我非写不可！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他的文学创作和作品的文化反思、国民性的探讨是直接植根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的。

2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运动 , 鲜明的提出思想上的“人权、平等、自由的，”文学上的“人的文学”这些都能够唤醒青年和文学作者，于是他们纷纷选择运用西方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手法，以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愿望，表现“五四”时代叛逆、自由、创造的精神。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老舍更多则是以市民世界中活跃着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理想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人物的性格构成来阐释某种文化内涵，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

其中写得最好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是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有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对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度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并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以至穿通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在他于英国完成的长篇《二马》中的老马就是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是人物，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样一个脚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 Q ，因为他们都是落后国民灵魂的勾画。

另外老舍非常注重市民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人生观及其文化根底的展示老派市民形象。《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四，《四世同堂》的祁老人、祁天佑，《离婚》中的张大哥就是这样一类人物。以张大哥为例的话，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变。“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而他的一生“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基于这点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封闭、自足的一面；同时辛辣的揭示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机。这位张大哥也正是这类老派市民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受到巨大冲击“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当日本人达到北京市，他只是认为是准备些粮食和咸菜，堵上家门就万事大吉的一个主。将人严格分了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按祖宗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作家在批判祁老爷子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学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时代环境的变化，当起老人发现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祁老人的孙子祁瑞宣大致属于老派市民系列，不过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在他的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尖锐的矛盾。他受过现代的教育，有爱国心，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大家族的长孙，他身上体现了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在民族危难的时刻，祁瑞宣虽然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然而小说所着重表现他性格矛盾和无穷的精神苦恼，其中显然也表现传统文化负面影响。小说正是通过祁老人，祁瑞宣思想性格的刻画，生壳的反映了北京市民及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

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是，在批判传统文明的同时，对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持非常谨慎以至排拒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描写上。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了那种一味追逐“新”，寻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老舍在写此类脚色就使用的几乎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写可笑的漫画式肖像。《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这种德行“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广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是一种新潮而浅薄的脚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类“洋派青年”，不过更令人恶心的时期“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老舍笔下的这些脚色因嘲讽的意味太浓，刻画的并不算深入，有类型化的倾向。较之老派市民那种批判又同情，而给新派画粗俗的漫画时鄙夷不肖之情则溢于言表。这里就包含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的反思。而且常常把批判传统文明的失落和新潮的愤激之情交织在一起，贯穿在老舍的小说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表现底层市民命运的作品中也贯穿着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中篇小说《月牙儿》是些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故事。小说展示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这一代原始残酷性的生活经验，与女儿从“新潮”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老舍的笔下，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母亲的生活真理向女儿的新思潮靠拢，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老舍对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潮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老舍在《骆驼祥子》里也说过类似的话：“爱与不爱，穷人的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老舍全部作品的描写中，这种批判就或多或少的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而将封建宗法社会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的倾向。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潮在中国这样的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占优势的文明古国，是有着特别深厚的土壤的。较同时代的，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影响下的作家中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价值。

老舍笔下的正派的或理想的市民形象，也是那个时代所呼之欲出的一类的形象。因而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的图景时，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况且老舍的创作很注重社会的教化功能，他写理想的市民是为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更有思想和启蒙意义。不过老舍常常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的性格。无论是《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景纯，还使《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中的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这自然反映中国传统小市民的理想的。以“理想市民”的侠义行动为善良的平头百姓除奸，从而获得“大团圆”的戏剧结局。这也造成其小说这类人物的平庸的一面。但随生活的发展，老舍的创作的深化，特别是抗日时期特殊外部环境，他所写的《四世同堂》中，这类理想人物开始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成功的塑造了天佑太太、韵梅这两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的形象在民族危难一旦降临，他们挺身而出，坚毅沉着而又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柱。看到四面墙的院子外面的世界，把无私的关怀与爱由家庭扩展到整个国家和民族。还有诗人钱默吟也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市民形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物的出现，标志着老舍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与同时代的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关于城市文明并与人性关系的比较。老舍和沈从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两位很具代表性作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共同关注城市文明病和人性关系的阐述者的角度，二者具有很好的可比性，从而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老舍作品中文化反思与众不同之处。

从所描写的作品中的人物而言。老舍笔下有一种属于城市地层的贫民的形象，这里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拳师沙子龙、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老人方宝庆和小文夫妇等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体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而以表现湘西人民特异“生命形式”小说成名的作家沈从文的笔下这是他故乡的农民、兵士、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计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

以老舍的《骆驼祥子》来说，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到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祥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的毁灭，是有社会原因的，是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为背景，是的祥子的悲剧有了社会批判的内涵。同时也揭示了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这一切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而沈从文笔下的《柏子》以写妓女和水手蛮强的性爱闻名，从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哀婉的艺术效果。叫水手的柏子每月一次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钱去与相好的妓女相会，他觉得是满足，像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的前行而不知不觉，便是有一天受到严重的挫折有所悟了，还是脱离不掉生命的“自在状态”。

对比《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沈从文笔下的《柏子》中的柏子，我们可以发现：祥子似乎注定被腐败的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他想向命运搏斗而终向命运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最终原因。而柏子这是对一种肯定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反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反对生命的被戕害，将雄壮和柔顺集于一身的人性的讴歌。从而我们更能理解老舍笔下的人物，在城市文明病、人性关系中深深的忧虑。这是三十年代，象《骆驼祥子》这样批判现实同时又试图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是独树一帜的。

（三）从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幽默”中可以看到对文化反思的痕迹。在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地地道道的“京味”和独有的“幽默”，这个问题初看起似乎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但艘线必须明白的是，情感把握与形式创造的关系：在文文学创造中，情感是推动认识的动力，认识是情感形式的依凭。从内容出发去选者与创造形式，但发挥形式对艺术表现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当内容确定以后，需要用适合的形式去表达它。形式的完美创造能够使内容得到深化和升华，或者说形式具有帮助内容生成的作用。正因为这个理论依据，可以说老舍作品的“京味”和“幽默”这个表达形式更加有利、有助于他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反思的作用。

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是雍熔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事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风俗画卷，画卷中洋溢着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正是由于这“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了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是，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从而达到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北京文化”的精魄渗透于老舍的人物刻画，使得其作品呈现出“连走卒小贩全有风度”

老舍作品追求“幽默”，也同样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更内蕴的“京味”。老舍的幽默具有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小市民趣味时，就流入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创作中。但是从《离婚》开始，老舍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的意味，谐而不虐，是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是幽默成为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和分寸感。产生喜剧和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这种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中市民世界的表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做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又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在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的气息。

总之，老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对“五四”运动也采取旁观的态度，还与二三十年代时代主流保持一些距离，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不苟时尚的自足心态但丝毫不影响他是一位真正试图在文学创造中超越一般感时忧国的范畴，取用文学手段探索现代文明的病原，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伟大作家。在他的笔下许许多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势必列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人物形象走廊之中，老舍也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标志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和个性化追求中取得重要突破的作家。

沈从文笔下的湘女

我们这一代人对沈从文认识并不深。有些人甚至是通过黄磊的一首《等等等》才开始知道翠翠，知道《边城》，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叫沈从文。

这当然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学的“美”与“善”对人性的熏陶。有人却指责他写的都是世外桃源，脱离现实，挖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更有甚者，如那识时务，顺潮流的郭沫若，更是词气纵横地控斥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大势如此，势单力薄的沈从文只能自觉退出文坛，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了。

然而，历史毕竟是公正的。久经患难，也不能使他笔下楚楚可怜的湘西女子真正销声匿迹。无论是《边城》中的翠翠，《丈夫》里的七姑娘，还是《绅士的太太》里的夫人……她们都有着最脆弱最纯洁的灵魂，却在复杂纷繁的人世间作着痛苦的挣扎或者在牺牲掉她们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后沉沦，变成麻木混沌的行尸走肉。

在这之中，给我最深感受的莫过于《萧萧》了。这是一个没有母亲，从小被寄养在伯父种田的庄子上，十二岁就做了人家媳妇的女孩子。丈夫还不到三岁，才断奶不久。情窦初开的萧萧受到工人花狗的引诱，失了身，怀了孕。她寄希望于花狗，一心一意想跟他一起逃到城里去。可是不料花狗自己逃走，丢下萧萧一人，面对或“沉潭”或“发卖”的悲惨命运。幸好伯父不忍把萧萧当牺牲，一时又找不到可卖出去的人家，暂时留了下来。最终生下个得到全家喜欢的儿子，总算可以不嫁别处了。

那些“反沈派”大概觉得这就算是个脱离现实的大团圆结局了吧。当时新娘子上花轿照例要哭两声的，萧萧却没哭，那是因为她并不觉得悲哀。可是我觉得。

萧萧自己还是个孩子，却不得不担任一个三岁小孩的母亲兼妻子的角色，这仅仅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她将一个少女的纯真和全部的希望都依托在对一个男人不可靠的爱情上，这是她悲剧的发展。她羡慕城里的女学生独立自由的生活，她也希望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但这一切都只是奢望，只是终将破灭的幻想。这就是她的命运，早被注定了的悲惨命运。

面对等待着萧萧的惩罚，沈从文用了一种冷冷的，调侃的笔调写了这么几句话：“照惯例，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做出的蠢事。伯父不读‘子曰’，不忍把萧萧当牺牲，萧萧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这是莫大的讽刺呀！读过书的上等人得到地位得到尊敬，却把最基本的人性给失掉了。沈从文是这么深切的同情着受到迫害的脆弱的生命，我很难想象他会被认为是个反动派。我觉得难过，我为萧萧难过，为沈从文难过，更为我的祖国难过。

最终被留了下来的萧萧幸福了吗？我想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而沈从文呢？人如其名。沈从文，从从容容作文，从从容容做人。他温厚，谦和，平易，有古君子之德，又不乏平民气息。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逃脱人性中恶的一面对他的迫害。当他得以平反，他和他的读者都已老去。沈从文说“我已经没有话说了。”

他终于和他的萧萧一样，被人折断了理想的翅膀，在也飞不起来了。尽管如此，他到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到死，他的床头都放着翠翠梦里采摘的，也是他最喜欢的虎耳草。

沈从文八十大寿的时候，他的入室弟子汪曾祺作了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

“犹及回乡听楚声，

此身虽在总堪凉。”

我想现在沈从文一定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了。

浅谈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转] （资料）

[内容提要]

纵览沈从文的小说，可以看到他笔下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中，既有纯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沉沦到生活底层的**、妓女，其人性的善良与纯朴总闪烁着别样的光辉。本文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性的分类、特点、以及作者所采用的塑造手段入手，论述了沈从文笔下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

[关键词]沈从文 女性形象 少女 ** 妓女

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是“五四”以来文学的历史性特征，新旧力量的对比、斗争构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内容，从而也被认为是人物典型化的主要特征。但是，作为“山民艺术家”的沈从文则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发掘出这个世界的另一特质——自然性。其几十年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因此，他怀着无限的爱心去建构了一个美好的理想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塑造了许多士兵、水手、军官等男性形象，其间固然寄托着他的人性理想。但真正光彩照人的，还是他笔下出现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既有纯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生活磨难甚至沉沦到生活底层的**、妓女，其人性的善良纯朴总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一

沈从文小说里塑造了众多的典型人物，其中土里土气的湘西少女特别引人注目，犹如风雨山花别样红。在中国文学史上，因创造深阁闺秀的少女形象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实在不少，但因写乡村少女而成为名著的确实不多。沈从文笔下湘西少女的涌现，无疑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由于描写对象的不同，沈从文的笔墨运用与他写那些多情水手和多情妇人不同，与他对那些军人和地方小妇人的恋情描写也不同。他用含蓄的笔法，在笔端倾注了满腔的温柔和热爱，寄寓着他那由来已久、铭心刻骨的梦想。小说中人物的恋情纯净晶莹，如一块温润透明的碧玉。

他笔下少女的爱情都很简单，没有其他言情小说那种大起大落波澜起伏的曲折情节。作品中的山水风景美则美矣，却又浸染着浓郁的哀愁。沈从文的小说也写生死，但他把那种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生死之事淡淡地处置，平静写来，将人事的哀乐表现得悄无声息。而读者细细品味，又不难发现深掩于其中的作者的情感与意念。

沈从文着意写少女，在他笔下，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象自小生长在溪边单纯而又任性的三三，单纯自然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边城翠翠，谨慎心细、热烈大胆的象姐姐一样的阿黑，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这一群少女犹如山涧的溪流，任情而动，她们天真无邪、纯朴善良的性格是那样相似，他们那份对爱的执著无不体现出一种美，一种向善的美。但由于身世和具体环境的不同，她们又是各自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人生形式。无论是蒙昧的三三，自在的萧萧，还是执著的翠翠、阿黑、夭夭，她们平凡多样的人生历程中，都一样洋溢着生命的热情、自然和庄严。在这个充满生命活力、人性美、和谐宁静的世界里，翠翠们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种朴素动人的人性美，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最为完美的体现。

纵览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她们都洋溢着青春美，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她们的追求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这群少女被韩立群先生称为“自然女性”。

自然女性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性，表现为“自然选择意识”，“人物环境社会性因素的淡化和自然性因素的居于支配地位，反映在人物主体意识中便是社会意识的淡化和自然选择意识居

于主体地位。”

她们不象社会女性那样依据道德原则或政治原则而生活，而是从生存原则出发做出适合生命本体生存的选择，这种选择甚于生命的本能。这一点可以从少女们的择偶标准中看出来，她们的择偶标准有三条：年龄、体魄、智慧。这三个条件中包括了所有生命本体的因素，而不包括其他社会化的因素。翠翠爱上傩送，并非由于他是富有船总顺顺的儿子，在大老二老中选择二老傩送，也全是自然条件比较的结果。夭夭和三三在朦胧的爱情中虽有对新生活的憧憬，但所表现出的却是与物欲绝缘的人性的自然美，最为典型的是苗族少女以对歌为手段的爱情。《月下小景》中的姑娘情愿与小寨主傩佑在歌声中幸福地死去，也不愿受土司王的野蛮而生活。《媚金、豹子和那羊》中的媚金，《龙朱》中黄寨主的女儿，《神巫之爱》中的花帕族女人以及许多作品中都写到的青年“男女之真情”如何在歌声中凝结成纯洁的爱情。对歌这种原始性的配偶手段赤裸裸地体现着自然选择的目的与特点，它既是性本能的冲动，又是两性间生命的自然气质与自然条件相互较量对比，最后达到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目的。如果说对歌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话，那么，灵与肉的交融则是情感的升华，《雨后》中写一对上山采蕨的青年男女四狗和阿姐在山上草棚中“撒野”的故事，粗俗的举止，看来只是一种生理欲望的恣肆，但他们纯

洁天真的灵魂与被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和谐统一，体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沈从文通过笔下人物对自己美丽生命的自由支配，向以金钱、权势、身份为内容的反自然人性的恋爱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

沈从文以其空灵的艺术语言，通过或含蓄或恣肆的描写手段，使一系列湘西少女各有情态，都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

沈从文在塑造妇女形象时，很少涉及社会因素。无论是玉家菜园中少琛母亲玉太太、杨家碾坊主人三三母亲杨太太，还是《泥涂》中的妇人，他们同是寡妇，都是用自己并不坚实的臂膀来支撑着家人的生活。玉太太苦心经营着二十亩菜地，除了白菜，还种了不少其他菜蔬，她还善于把白菜制成各种干菜，根、叶、心各用不同方法制成不同味道。由于自己的勤劳还使儿子能去北京念书。三三的母亲不曾离开过碾坊，一直在劳碌着，用她特有的母性支撑着母女俩的天空。《泥涂》中的妇人则用最低微的当当来医救儿子的病，用辛苦奔波得来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儿子的生命。我们说，劳动是人生存的第一原则，离开劳动，人就无以生存；失去劳动的本能，人就不能成其为人，就是被自然淘汰了的“阉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对妇女的劳动作了近似夸张的描写，以此来突出生命中潜在的自然选择意识，也证明着劳动是人类得以维持生命的手段。

另外，在沈从文笔下的妇女身上也体现出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命运好似偏偏与妇女作对，要么早年丧夫，要么做童养媳。在有着压制人性发展的陋习存在的湘西世界里，古老的习俗似乎专为迫害女性而制定，有惩治女性越轨的所谓世俗法规，有与自由性爱相对立的童养媳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把人身依附关系合法化的制度。女孩“嫁”给比自己小许多的丈夫，而成为婆家的奴隶，可以任意受到处置，人性受到压抑甚至摧残。但在这种习俗下的童养媳却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在童养媳中，萧萧属敢于反抗型的，在一开始便表现出反抗意识，当一群学生路过时，家人都在斥责或讽刺女学生，惟有萧萧投去艳羡的目光。进入青春期的萧萧，掩饰不住已发育成熟的身体，此时，她哄着比她小10岁的丈夫，冒着被沉潭或远嫁的危险与花狗私合，并生了孩子。这正是她的自然欲求向习俗的一次挑战。当无情的习俗威胁到她的生存，她毫无恐惧，而对生存充满信心，这种勇敢与自信正体现了她顽强的生命力。三翠则是坚韧的女性，她的生活如此曲折多舛，生存意志却百折不回，她生命力的顽强正表现在这种顽强的忍耐力和适应力上。事实证明：习俗的残酷，可以剥夺女性的生命，却无法剥夺她们对生命本体的热望。这是自然选择的要求，要求我们珍视生命的自由与延续。

沈从文把妇女也作为一个审美体来看待，因此，他不着力表现辛劳带给他们的苦痛，而是按照人性的标准，欣赏女性的美，并以此表达对她们的尊重。

三

畸形女性是私有制社会的特有产物，她们在人格上不独立，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惨遭蹂躏。许多作家都曾以妓女为题材创作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如曹禺的《日出》就是写妓女（包括高级交际花、低级妓女）的作品，很具时代特色，也将陈白露、翠喜、小东西她们那种生活中或灵或肉的苦痛揭示地淋漓尽致。作者以劳动号子作为背景，来反衬她们生活的沉闷，以男性的活动来衬托她们生活的无奈，作者对她们倾注了无限同情。而同时代的沈从文则从人性的角度赋予了畸形女性另外的色彩。

吊脚楼妓女是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的人，她们缺乏生活自卫与自理的能力，生活赋予她们的只有受蹂躏、受侮辱，唯一将她们当人看的是沅水上的船工水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同是被抛弃的人，即便是在短暂的接触中，也能从对方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并产生一种真挚而热烈的情感。沈从文着力发掘这些人生活与情感撞击而闪现出的火花；并从火花中提炼出独特的人性之美。《柏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妓女生活在这狭小肮脏的吊脚楼里，做着出卖肉体的“生意”，这是具有沉重生活色彩的事实。但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将年轻健壮、吃苦耐劳的水手柏子的婚娶权利剥夺，其爱情天地缩小到了只供卖*而设的吊脚楼上，他们的同病相怜产生了强烈的爱。痴情的妓女对柏子竟是那样的信誓旦旦、感情专一，而城市的柏子对这位妓女也是那样的情投意合、忠贞不二。他们之间与其说是一种金钱和肉体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纯洁灵魂的结合。是一种不受道德羁绊、法律约束的爱的实现。这可以从柏子的感觉中看到这位妓女在非人生活的一点慰藉：

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地象蚂蝗一样钉在心上，这就够了。它的所得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地做工，高高兴兴地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夜所“吃”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个月他可又回来了。

这种爱虽是畸形的处于人生夹缝中的苦涩的爱，但是他在诚实柏子心头唤起的感受确实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不合理制度加于他身上的一切痛苦和不幸……正是这种非人生活中的温情支撑着妓女的精神世界，在生活中有了一份隐隐的牵挂，体现着一种人情美、人性美。

如果说《柏子》中的吊脚楼妓女还有自身爱情追求的话，那么，《丈夫》里的乡下妇人则完全适应了那种卖*的生活。《丈夫》叙述了一个乡下男子到河船上去探望被送出“做生意”的妻子一日夜的遭遇。在这河船上，寻欢取乐的兵士，自称妇人干爹的水保，仗势欺人的巡官，都可以当着丈夫的面，公然声明对妇人的占有。在这里，“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奴隶，人的两性关系成了纯然的商品买卖关系，人的性行为不再是人的行为，而成为金钱的等价物。”

应该看到女主人公老七的卖*行为尽管究其本质已悖于人类天性，但在她及乡下人的眼里几乎就是一种“不与道德冲突”的普通工作，故此这一行为在特定意义上还不具备人性扭曲的属性。但由于她所居的妓船是在“城里”，而是“做生意”的乡下妇人，经过一些时日的耳濡目染，精神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不仅衣着打扮失去了原有的朴素，换上“城里人的神气派头”，而且去了“在乡下做媳妇的羞涩神气”，“变成城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于是妇人毁了”。她由被动地承欢变成主动地适应，内部精神被蚕食，生命已如残烛待尽。所以《丈夫》不仅是男性尊严的复归，而且是女性精神的蜕变。“从《柏子》到《丈夫》清晰地留下了在社会大力挤压下，乡村灵魂的演变轨迹。”

这是许多论者已经论及到的问题。沈从文让老七回家，意在告诉我们纯洁依然应该在农村，也在告诉我们一个未了的理想人生的梦。

四

沈从文充分发挥自己写乡土人民的优势，在乡土王国里，大胆开拓，独辟蹊径，建造了一个最富民族特色的艺术世界。“最重要的是沈从文是大地之子、人民之子，读社会人生内容无比丰富充实的大书，吸取不少有用的‘做人’知识，且深一层懂得社会、人生的正确含义。”

湘西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一些特色，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其中的风俗人情，与他的创作活动也有很大关系。民间流行的未经加工的一些习惯性的文化形态，经过沈从文典型化后，成为创造女性形象的艺术表现形式。沈从文用怎样的手段来创造女性形象呢？这还要从《边城》说开去。

《边城》把边地茶峒独有的山光水色、地域风貌、地方风物、民风民俗等巧妙编制在一起，幻化成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展现出一幅富于浓郁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风俗画。《边城》中塑造的各色人物形象，表现出良好的道德风尚，是理想的人物范型。特别是作品的主人公生活在青山绿水的小溪边上的一条渡船上，祖孙二人渡着过往行人，过着清淡而孤苦的生活，这更具典型意义。翠翠一出场，作品就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的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这里把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写，找到了湘西少女翠翠的生活特点，既根源于自然、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这种恬静的自然环境陶冶了少女们的性情。生活在湘西农村的乡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以风雨为伴，与日月为伍，人与山与土地形成了一种天然联系，凭着双手来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人离不开自然，自然养育了人，形成了人的生命和智慧。文章首先写翠翠常年便随祖父在渡船上生活，披星戴月，皮肤自然变得黑中泛红，显示出力与美。其次以青山绿水与眸子相对映，描绘明亮而幽深的眼睛，勾勒出纯洁而可爱的少女形象。进而以“黄麂”喻人，新鲜而又奇特，找到了善良、精明的同质性。这样，作者选取了自然环境中的三种典型事物，把一个勤劳、善良、精明、纯洁的山村少女形象描摹得像浮雕一样突现在读者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把翠翠与自然山川灵气融为一体，使翠翠更加焕发出青春的气息。

地方风俗的描写，是沈从文塑造女性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虽然是在原始、半原始的背景下完成的，但在沈从文如诗如画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一幕幕场景。《月下小景》的爱情被置于一种野蛮的风俗之下：“女人只许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常常把女子同一扇小石磨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入窟窿里，导致“爱情与死亡为邻”。

其间的女孩却情愿与爱人一同死去也不向习俗低头，用生命给爱情作了诠释。童养媳制度窒息着少女的青春，最终将她们同化为习俗的奴隶，像萧萧，在自己痛苦的经历后，还照样给十岁的儿子娶大五岁的姑娘，使第二代萧萧出现。这种习俗的描写在人们慨叹萧萧开始的自在形态的顽强生命力之后，不由得产生一种悲悯的情怀，使萧萧有了悲剧美的成分。在《丈夫》中我们可以看到乡下妇人外出到船上靠“一技之长”谋生，出卖肉体乃至灵魂，这是乡下人维持生计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更是对女性的摧残，这是陋习压抑女性的极致，女性也由此而异化为金钱的奴隶。

如果说，环境描写、风俗描写还属于外部影响的话，那么，沈从文含蓄的心理描写则揭开了女性心灵的秘密。古今中外描写爱情的小说，其令人百味不厌的是对情人心理的细腻描写。法国小说触及爱情时，笔致往往明快热烈，情男爱女那强烈的性意识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西方文学的突出代表。中国小说更多的是含蓄的暗示，对人物性心理活动的表现与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以及性观念大致和谐。中国现代作家受惠于五四文学传统，创作“人的文学”，在爱情描写上体现着人的个性解放这一时代精神。从郁达夫的《沉沦》、鲁迅的《伤逝》到茅盾的《蚀》三部曲，这一精神上的血缘关系一直被继承着。沈从文小说的爱情描写一方面体现了“人的解放”这一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也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传神含蓄这一艺术传统，小说中的爱情之页既有“放肆”之迹，又有含蓄之笔，根据不同的对象材料、要求变换笔墨。

在描写少女爱情心理上更是含蓄而又热烈，令人回味无穷。翠翠、夭夭、三三、萧萧、阿黑、四姐等无一不是“活”起来的人物。沈从文描写翠翠这个人物，是从心理描写入手，把这个小女孩从情窦初开这一页慢慢翻开，完成了一部爱情心理觉醒之书。诱发她心事多变、情绪恍惚的原因是看划船比赛时因语误而骂了傩送，而傩送非但不生气，反而找人送她回家。沈从文用他特有的含蓄之笔只写了一句，说翠翠为了某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沉默了一个夜晚”，引发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留下了无穷的心理空间。沈从文对少女的爱情心理把握得非常准确。他非常熟悉翠翠式的湘西纯朴的纯情少女心态，人物的一笑一颦，一喜一忧，都含有独特的心理基础。翠翠爱着二老傩送，有时她会无缘无故地突然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爷爷的船当然不会在青浪滩，只有傩送的船才在哪儿呢！一句无意的问话，袒露了一个少女的情怀，一位娇羞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她明明在想着属于个人的故事，但当祖父问她时，她却轻轻地说：“在看水鸭子打架。”一句刻意的回答，证明着恋爱少女的娇羞，只是把心里秘密的故事深藏起来，不愿意倾诉。

沈从文在写到少女们被爱情唤醒的心灵时，用了写梦的手法。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境是人的潜意识不由自主的“告白”，这种艺术手法在《红楼梦》中有多姿多彩的表现，对人物心理、情绪及性格的表现与刻画起了重要的作用。现代小说里，茅盾的长短篇小说中又有着更加真切的梦境再现，对人物潜意识的开掘有了进一步发展。沈从文也写梦，但他笔下少女翠翠的梦境描写完全在于表达一种诗意的情绪，是比喻，更是象征。二老月夜里唱的缠绵歌声催动了一颗少女的心，在梦中实现了平时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飘然而飞，竟至摘下了一把自己非常喜爱的虎耳草：

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肥大虎耳草已极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做伞。

这个梦境一方面说明了人与自然这种相通关系，另一方面说明翠翠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小姑娘，这样就为爱情故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三三遇到城里青年后，也同样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与青年为买不买鸡蛋而争吵，其实那是嗔怒，用自己看似恼怒的表现来表达自己无所适从的感觉。梦带给我们一个更加迷离的世界，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纯情少女。

沈从文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通过或含蓄或恣肆的描写手段，使一系列女性形象各具情态，都有其独有的审美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柏舟》描写的是一个待嫁女子心中有心仪之人,却遭到家人反对,但女子不畏困难,誓死捍卫爱情,满怀愤怒之情与母亲抗争到底。诗歌篇首写到柏木舟水上飘荡,运用比兴手法,表达的含义是女子恋情不被认可难以确定,到底能情归何处,好似水中漂流不定的小舟。

柏树是对于柏类植物的统称，柏树包含侧柏、圆柏、扁柏、花柏等多个属。柏树分枝稠密，小枝细弱众多，枝叶浓密，树冠完全被枝叶包围，从一侧看不到另一侧，多为墨绿色的圆锥体。

树皮红褐色，纵裂。小枝扁平。叶鳞片状，小形。雌雄同或异株，球花单生枝顶。球果近卵形。种子长卵形，无翅。

柏树为常绿乔木或灌木。叶交叉对生或3-4片轮生，稀螺旋状着生，鳞形或刺形，或同一树本兼有两型叶。球花单性，雌雄同株或异株，单生枝顶或叶腋；雄球花具3-8对交叉对生的雄蕊，每雄蕊真2-6花药，花粉无气囊。

扩展资料；

“柏树”名字的由来

柏树，学名 Cupressaceae，系引申自 Zyparissias（赛帕里西亚斯）。希腊神话载，有一名叫赛帕里西亚斯的少年，爱好骑马和狩猎，一次狩猎时误将神鹿射死，悲痛欲绝。

于是爱神厄洛斯建议总神将赛帕里西斯变成“柏树”，既不让他死，又让他终身悲哀，“柏树”的名字即从少年的名字演变而来，“柏树”也就成了悲哀和哀悼的象征。

柏树斗寒傲雪、坚毅挺拔，乃百木之长，素为正气、高尚、长寿、不朽的象征。柏在国外是悲哀和哀悼的情感载体，所以柏树总是出现在墓地。

古罗马的棺木通常用柏木制成。希腊人和罗马人习惯将柏枝放入死者的灵柩中。而中国人在死者的坟上及坟地栽柏是寄托一种让死者“长眠不朽”的愿望。

-柏树

作者表达了一种渴望，是失望与绝望之间的渴望，作者是六月清泉，是城堡，在遇见对方之前，六月清泉结冰，尘埃掩埋城堡，作为一只羽翼丰满的飞鸟却无法在天空翱翔，究其原因，可能是一次次感情的挫折和长久的积郁认为眼前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气泡，从而封闭自己，认为安静和独处是最好的，即使有散落的欲望带来的快感，愈是缱绻愈是害怕失去。然而自从遇见了之前从未有过想象的绚烂如彩虹般的她，作者不再封闭自己的情感，从前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如今渴望未知的疯狂，都是因为那个令作者惊艳的她，可是最后作者还是失去了她，失去了那个作为绿水浇灌了她孤独内心的那个她，那么为何呢？为何她们之间的感情竟变成了被人所诅咒的，见不得光的秘密呢？是由于世俗的偏见，世界对于她们之间感情的迟疑，那延续了近百年的“love is love"的口号，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处境从未得到关心，那口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被忽视的，他们发声的通道是静音，无声的。错乱的记忆与疯狂的思念仿佛扰乱了时间，给她一种她们仍在一起的假象，虽然脸像一池波澜不惊的湖水，内心却已经荒凉；虽然表现出无所谓的神情，生活仿佛依然如旧，仿佛已经接受独自一人生活，犹如置身孤岛。但是心中往日的欢乐仍历历在目，空灵的内心仍然弥漫着四个字的回音：“我想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