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仙境》中杨朔散文的诗化现象

蓬莱仙境是一篇以描写蓬莱仙境为主题的散文，作者是杨朔。在这篇散文中，杨朔运用了大量的诗化手法，使得整篇文章具有了浓郁的诗意和想象力。

首先，杨朔在文章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和拟人手法，使得蓬莱仙境更加神秘和美丽。比如，“白帆如鹤翅，青山似屏障”、“蓬莱宫殿，似乎有灵性，仿佛随时会飞升，与天相接”等等。这些比喻和拟人手法，使得蓬莱仙境的形象更加生动，读者也更容易产生共鸣和感受。

其次，杨朔在文章中运用了大量的形象描写和景物描写，使得蓬莱仙境更加具体和真实。比如，“山间瀑布，飞珠溅玉，如同银河倒悬”、“小溪曲折，如同少女的腰肢，轻盈婉转，令人陶醉”等等。这些形象描写和景物描写，使得读者仿佛亲身置身于蓬莱仙境之中，感受到了那里的美丽和神秘。

最后，杨朔在文章中运用了大量的抒情手法，使得蓬莱仙境更加富有情感和思想性。比如，“我不禁陶醉在这美丽的仙境之中，仿佛忘却了人世间的烦恼和纷扰”、“蓬莱仙境，是人们心灵的避难所，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等等。这些抒情手法，使得蓬莱仙境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更是一个富有思想和情感的象征。

综上所述，杨朔在蓬莱仙境中运用了大量的诗化手法，使得整篇文章具有了浓郁的诗意和想象力。这些手法不仅仅让蓬莱仙境更加美丽和神秘，更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了共鸣和思考。

杨朔让散文向诗靠拢，把散文“拿着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他常常精心选择一个中心意向，巧加铺垫，由实而虚，逐步展示其象征意蕴，然后在结尾处出人意料地揭示主题，戛然而止，显得曲折有姿，晶莹剔透。 杨朔的散文构思确实比较精巧，有人评价曰“杨朔的每一篇散文如同一幅幅扇面画，小巧典雅，布局得体，都是经过‘精心结撰’的”。他善于在小巧的“园林”里巧布楼台亭阁、水榭山石，曲尽其意，别有一种潇洒美。著名作家徐迟1962年的《说散文》中对杨也有相当好的评价，在《现代散文鉴赏辞典》中只说：杨、刘过于“诗化”，过于追求“意境”和“形散神不散”的结构模式，有时就难免显得做作，夸张、渲染得过了头。

抒情散文与杨朔散文模式

在60年代初的“散文复兴”中，杨朔、秦牧、刘白羽被认为是成就突出、且对当代散文艺术作出贡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分别构成了五六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三种主要“模式”，在一个时期产生广泛的影响。

杨朔(注：杨朔(1913-1968)，山东篷莱人。30年代开始发表散文、小说。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革命。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主要有《帕米尔高原的流脉》、《红石山》、《北黑线》等中短篇小说。50年代初，写有表现朝鲜战争的通讯报告，和长篇《三千里江山》。5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力量转向散文。出版的散文集子有《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亚洲日出》等。另有长篇《洗兵马》上卷。)50年代中期发表《香山红叶》起，转向散文创作。他的《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赋》等，在发表的当时，以及80年代的一段时间，被看作是当代散文名篇，选入各种选本和中学语文课本中。“拿着当诗一样写”——是他这个时期的创作追求。“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注：杨朔《东风第一枝小跋》，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他所讲究的“诗意”，包括谋篇布局的精巧、锤词炼字的用心，以及“诗的意境”的营造。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注：杨溯《东风第一枝小跋》，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的那种思维和感情方式。如见到盛开的茶花而联想祖国欣欣向荣面貌，以香山红叶寓示历经风霜、到老愈红的革命精神，将劳作的蜜蜂比喻只问贡献、不求报酬的劳动者等等。在杨朔写作的年月，寻常事物，日常生活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只有寄寓、或从中发现宏大的意义，才有抒写的价值。杨朔的散文，在贯彻这种从一切事物中提取宏大政治性主题的写作模式时，靠某种带有“个人性”特征的取材，也靠与古典散文建立的联系，给这种已显得相当僵硬的文体增加了一些“弹性”，使观念的表达，不至那么直接、简单。这种“弹性”，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因此得到广泛的赞扬；而在写作的个人想像空间有了更大拓展的80年代中期以后，杨朔散文的“生硬”(注：周立波在《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中，谈到杨朔这个时期散文是，“笔墨简洁，叙述明白，是作者的特长；然而也许因为过于矜持吧，文字上微露人工斧凿的痕迹”。这种矜持和斧凿的生硬，不仅是艺术追求上的“过度”，而且来源于当代这一时期，诗和散文创作在提炼政治意识形态命题，建立一种寓意、象征关系上的紧张心态。)在读者的阅读中便急速凸显，“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模式，也转而为人们所诟病。

　　作者：杨朔

　夜来落过一场小雨，一早晨，我带着凉爽的清气，坐车往一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蓬莱去。

　许多人往往把蓬莱称做仙境。本来难怪，古书上记载的所谓海上三神山不就是蓬莱、方丈、瀛洲民间流传极广的八仙过海的神话，据白胡子老人家说，也出在这一带。二十多年来，我有时怀念起故乡，却不是为的什么仙乡，而是为的那儿深埋着我童年的幻梦。这种怀念有时会带点苦味儿。记得那还是朝鲜战争的年月，一个深秋的傍晚，敌机空袭刚过去，我到野地去透透气。四野漫着野菊花的药香味，还有带水气的蓼花味儿。河堤旁边，有两个面黄肌瘦的朝鲜放牛小孩把洋芋埋在沙里，下面掏个洞，正用干树枝烧着吃。看见这种情景，我不觉想起自己的童年。我想起儿时家乡的雪夜，五更天，街头上远远传来的那种怪孤独的更梆子声;也想起深秋破晓，西北风呜呜扑着纸窗，城头上吹起的那种惨烈的军号声音。最难忘记的是我一位叫婀娜的表姐，年岁比我大得多，自小无父无母，常到我家来玩，领着我跳绳、扑蝴蝶，有时也到海沿上去捡贝壳。沙滩上有些小眼，婀娜姐姐会捏一根草棍插进去，顺着草棍扒沙子。扒着扒着，一只小螃蟹露出来，两眼机灵灵地直竖着，跟火柴棍一样，忽然飞也似的横跑起来，惹得我们笑着追赶。后来不知怎的，婀娜姐姐不到我们家来了。我常盼着她，终于有一天盼来，她却羞答答地坐在炕沿上，看见我，只是冷淡淡地一笑。 我心里很纳闷，背后悄悄问母亲道：“婀娜姐姐怎么不跟我玩啦”

　母亲说：“你婀娜姐姐定了亲事，过不几个月就该出阁啦，得学点规矩，还能老疯疯癫癫的，跟你们一起闹。”

　婀娜姐姐出嫁时，我正上学，没能去。听说她嫁的丈夫是个商店的学徒，相貌性情都不错，就是婆婆厉害，常给她气受。又过几年，有一回我到外祖母家去，看见炕上坐着个青年妇女，穿着一身白，衣服边是毛的，显然正带着热孝。她脸色焦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怀里紧紧搂着一个吃奶的男孩子。我几乎认不出这就是先前爱笑爱闹的婀娜姐姐。外祖母眼圈红红的，告诉我说婀娜姐姐的丈夫给商店记帐，整年整月伏在桌子上，累得吐血，不能做事，被老板辞掉。他的病原不轻，这一急，就死了。婀娜姐姐把脸埋在孩子的头发里，呜呜咽咽只是哭。外祖母擦着老泪说：“都是命啊!往后可怎么过呢!”

　再往后，我离开家乡，一连多少年烽火遍地，又接不到家乡的音信，不知道婀娜姐姐的命运究竟怎样了。

　这许多带点苦味的旧事，不知怎的，一看见那两个受着战争折磨的朝鲜小孩，忽然一齐涌到我的脑子里来。我想：故乡早已解放，婀娜姐姐的孩子也早已长大成人，她的生活该过得挺不错吧可是在朝鲜，在世界别的角落，还有多少人生活在眼泪里啊!赶几时，我们才能消灭战争，我可以回到祖国，回到故乡，怀着完全舒畅的心情，重新看看家乡那像朝鲜一样亲切可爱的山水人物呢一时间，我是那样地想念家乡，想念得心都有点发痛。

　而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石榴花开时，我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车子沿着海山飞奔，一路上，我闻见一股极熟悉的海腥气，听见路两边飞进车来的那种极亲切的乡音，我的心激荡得好像要融化似的，又软又热。路两旁的山海田野，处处都觉得十分熟悉，却又不熟悉。瞧那一片海滩，滩上堆起一道沙城，仿佛是我小时候常去洗澡的地场。可又不像。原先那沙城应该是一道荒岗子，现在上面分明盖满绿葱葱的树木。再瞧那一个去处，仿佛是清朝时候的“校场”，我小时候常去踢足球玩。可又不像。原先的“校场”根本不见，那儿分明立着一座规模满大的炼铁厂。车子东拐西拐，拐进一座陌生的城市，里面有开阔平坦的街道，亮堂堂的店铺，人烟十分热闹。我正猜疑这是什么地方，同行的旅伴说：“到了。”

　想不到这就是我的故乡。在我的记忆当中，蓬莱是个古老的小城，街道狭窄，市面冷落，现时竟这样繁华，我怎能认识它呢它也根本不认识我。我走在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是谁。本来嘛，一去二十多年，当年的旧人老了，死了，年轻的一代长起来，哪里会认识我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只剩一个出嫁的老姐姐，应该去看看她。一路走去，人们都用陌生的眼神望着我。我的心情有点发怯：只怕老姐姐不在，又不知道她的命运究竟怎样。

　老姐姐竟不在。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迎出屋来，紧端量我，又盘问我是谁，最后才噢噢两声说：“原来是二舅啊。俺妈到街上买菜去啦，我去找她。”

　等了好一阵，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走进屋来，轻轻放下篮子，挺温柔地盯着我说：“你是二兄弟么我才在街上看见你啦，我看了半天，心想：‘这可是个外来人’，就走过去了——想不到是你。”

　刚才我也没能认出她来。她的眼窝塌下去，头发有点花白，一点不像年轻时候的模样。性情却没变，还是那么厚道，说话慢言慢语的。她告诉我自己有三个闺女，两个大的在人民公社里参加农业劳动，刚拔完麦子，正忙着在地里种豆子，栽花生;刚才那个是最小的，在民办中学念书，暑假空闲，就在家里给烟台手工艺合作社绣花。我们谈着些家常话，到末尾，老姐姐知道我住在县委机关里，便叫我第二天到她家吃晚饭。我怕她粮食不富裕，不想来。她说：“来嘛!怕什么”便指一指大笸箩里晾的麦子笑着说：“你看，这都是新分的，还不够你吃的去年的收成，就不错，今年小麦的收成比往年更强，你还能吃穷我”

　我只得答应。原以为是一顿家常便饭，不想第二天一去，这位老姐姐竟拿我当什么贵客，摆出家乡最讲究的四个盘儿：一盘子红烧加级鱼，一盘子炒鸡蛋，一盘子炒土豆丝，一盘子凉拌粉皮。最后吃面，卤子里还有新晒的大虾干。

　我不禁说：“你们的生活不错啊。”

　老姐姐漫不经心一笑说：“是不错嘛，你要什么有什么。”

　我们一面吃着饭菜，喝着梨酒，一面谈着这些年别后的情况，也谈着旧日的亲戚朋友，谁死了，谁还活着。我忽然想起婀娜姐姐，就问道：“可是啊，咱们那个表姐还好吧”

　老姐姐问道：“哪个表姐”

　我说：“婀娜姐姐呀。年轻轻的就守寡，拉着个孩子，孩子早该长大成人啦。”

　老姐姐说：“你问的是她呀。你没见她那孩子，后来长的可壮啦，几棒子也打不倒。那孩子也真孝顺，长到十几岁就去当学徒的，挣钱养活他妈妈。都说：‘这回婀娜姐姐可熬出来了!’——不曾想她孩子又死了。”

　我睁大眼问：“怎么又死了”

　老姐姐轻轻叹口气说：“嗐!还用问，反正不会是好死。听说是打日本那时候，汉奸队抓兵，追的那孩子没处跑，叫汉奸队开枪打死，尸首扔到大海里去了。”

　我急着问道：“后来婀娜姐姐怎么样啦”

　老姐姐说：“她呀，孩子一死，丢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就像痴子似的，一个人坐在大海边上，哭了一天一夜，哭到最后说：‘儿啊，你慢走一步，等着你娘!’就拿袄襟一蒙脸，一头碰到大海里了。”

　我听了，心里好惨，半天说不出话。

　老姐姐又轻轻叹口气说：“嗐!她从小命苦，一辈子受折磨，死的实在可怜。”

　这时候，我那最小的外甥女瞟我一眼说：“妈!你怎么老认命我才不信呢。要是婀娜表姨能活到今天，你看她会不会落得这样惨”

　说的对，好姑娘。命运并非有什么神灵在冥冥中主宰着，注定难移。命运是可以战胜的。命运要不是捏在各色各样吃人妖精的手心里，拿着人民当泥团搓弄，而是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人民便能够创造新的生活，新的历史，新的命运。且看看故乡人民是怎样在催动着千军万马，创造自己金光闪闪的事业吧。

　他们能在一片荒沙的海滩上到处开辟出碧绿无边的大果园，种着千万棵葡萄和苹果。葡萄当中有玫瑰香，苹果里边有青香蕉、红香蕉，都是极珍贵的品种。杂果也不少：紫樱桃、水蜜桃、大白海棠等，色色俱全。海上风硬，冬天北风一吹，果树苗会冻死半截，到春天又发芽，再一经冬，又会死半截。人民便绕着果园外边的界线造起防风林，栽上最耐寒的片松、黑松和马尾松，以及生长最泼的刺槐和紫穗槐，差不多一直把树栽到海里去。于是公社的社员便叫先前的荒滩是金沙滩，每棵果木树都叫摇钱树。……

　他们还能把先前荒山秃岭的穷山沟，变成林木苍翠的花果山。蓬莱城西南莱山脚下的七甲公社便是这样的奇迹之一。原先农民都嫌这里没出息：要山山不好，要地地不好，要道道不好——有什么指望水又缺，种庄稼也会瘦死。莱山下有个村庄叫郭家村，多年流传着四句歌谣：

　有姑娘不给郭家村

　抬水抬到莱山根

　去时穿着绣花鞋

　回来露着脚后跟

　可见吃水有多难。不过这都是旧事了。目前你要去看看，漫坡漫岭都是柿子、核桃、山楂、杜梨一类山果木。风一摇，绿云一样的树叶翻起来，叶底下露出娇黄新鲜的大水杏，正在大熟。顺着山势，高高低低修了好多座小水库，储存山水，留着浇地，你一定得去看看郭家村，浇地的水渠正穿过那个村庄，家家门前都是流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盘着腿坐在蒲垫子上，就着门前流水洗衣裳，身旁边跑着个小孙女，拿着一棵青蒿子捕蜻蜓。说不定为吃水，这位老大娘当年曾经磨破过自己出嫁的绣花鞋。我拿着一朵红石榴花要给那小女孩。老大娘望着小孙女笑着说：“花!花!”自己却伸手接过去，歪着头斜插到后鬓上，还对水影照了照。也许她又照见自己当年那俊俏的面影了吧。

　顶振奋人心的要算去年动工修筑的王屋水库，蓄水量比十三陵水库还要大，却由一个县的力量单独负担着。山地历来缺雨，十年九旱，有一年旱的河床子赤身露体，河两岸的青草都干了。人民便选好离县城西南七十多里一个叫王屋的地方，开凿山岚，拦住来自栖霞县境蚕山的黄水河，造成一片茫茫荡荡的大湖。我去参观时，千千万万农民正在挖溢洪道。水库李政委是个热情能干的军人，领我立在高坡上，左手叉腰，右手指点着远山近水，告诉我将来哪儿修发电站，哪儿开稻田;哪儿栽菱角荷花，哪儿喂鸡子养鱼。说到热烈处，他的话好像流水，滔滔不绝。结尾说：“再住几年你回家来，就可以吃到湖边上栽的苹果，湖里养的鱼和水鸭子蛋，还可以在水库发电站发出的电灯光下写写你的故乡呢——不过顶好是在那湖心的小岛子上写，那时候准有疗养所。”

　说着，李政委便指着远处一块翠绿色的高地给我看。原是个村儿，于今围在湖水当中。我问起村名，李政委又像喷泉一样说：“叫常伦庄，为的是纪念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英雄。那英雄叫任常伦，就出在那个村儿。任常伦对党对人民，真是赤胆忠心，毫无保留。后来在一九四三年，日本鬼子‘扫荡’胶东抗日根据地，任常伦抱着挺机枪，事先埋伏在栖霞一个山头上堵住敌人，打死许多鬼子，末尾跟鬼子拚了刺刀，自己也牺牲了。人民怀念他的忠烈，还在当地替他铸了座铜像呢。”

　我听着这些话，远远望着那山围水绕的常伦庄，心里说不出的激荡。这个人，以及前前后后许多像他同样的人，为着掀掉压在人民头上的险恶大山，实现一个远大的理想，曾经付出多么高贵的代价，战斗到死。他们死了，他们的理想却活着。请看，任常伦家乡的人民不是正抱着跟他同样的信念，大胆创造着自己理想的生活

　而今天，在这个温暖的黄昏里，我和老姐姐经过二十多年的乱离阔别，又能欢欢喜喜聚在一起，难道是容易的么婀娜姐姐死而有知，也会羡慕老姐姐的生活命运的。

　那小外甥女吃完饭，借着天黑前的一点暗亮，又去埋着头绣花。我一时觉得，故乡的人民在不同的劳动建设中，仿佛正在抽针引线，共同绣着一幅五色彩画。不对。其实是全中国人民正用祖国的大地当素绢，精心密意，共同绣着一幅伟大的杰作。绣的内容不是别的，正是人民千百年梦想着的“蓬莱仙境”。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时光五载已过，我们又在此基础上精编出这套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十六种。经再次遴选，本丛书不仅每册新增加五万余字，而且每册还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杨朔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计有《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海市》等四篇。直到今日，杨朔散文仍被数百万中学语文教师作为教授作文的典范，仍被数千万的中学生虔诚地奉为写作的标本。然而，杨朔模式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以单调的叙事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损害着刚刚拿起笔的孩子们鲜活的心灵。 记得我在学习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杨朔的《香山红叶》时，老师这样分析：文章以物喻人，用凝聚着“北京最浓的秋色”的香山红叶，喻老向导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精神面貌，从而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对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记游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然而写红叶并不是记游的目的。老师反复讲杨朔的“转弯艺术”，使行文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而“卒章显志”，乃全文点睛之笔。我所在的是一所一流的重点中学，授课的是一位一流的语文老师，她讲得声情并茂，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到了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这些西蜀的孩子无缘到香山，笔下的题目便都是《峨嵋山绿叶》、《青城山的竹子》、《神女峰的松树》，老师夸奖说：“大家学得真快！” 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扣，似乎一气呵成。 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模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倡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红叶来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地作为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 为了深入剖析杨朔散文，我引入杜撰的“单调散文”的概念。这是受文艺理论大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而来的。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陀氏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 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要求文学世界也要具有多元性。在陀氏的小说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意，贵族的宫殿与贫民窟的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写作方式的壁垒和封闭性。陀氏的小说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因为他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一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思想希望被人听到，被人理解，“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所以“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讲是对话的”。 与巴赫金论述的复调小说恰恰相反，在散文领域，杨朔散文是典型的“单调散文”。一是单调的叙事模式：由物及人、以物喻人。如《荔枝蜜》这篇极受推崇的典范之作，中学语文课本的“预习提示”中这样分析说：“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记叙文，文章由荔枝蜜的香甜，联想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再由蜜蜂辛勤的采花酿蜜，联想到劳动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热情歌颂了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文章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组织材料。‘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这个感情变化的过程，是作者对蜜蜂仔细观察和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烧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流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要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夹模式。 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茶花赋》标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连赋》曰：“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钟学语文备课手删写道：“《茶花赋》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打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茶花。”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野草》中的感情象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一元化的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庄子》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哪年代，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我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的、对“革命”的反动。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象的能力、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受的事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锥心的创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