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名词解释

1、九歌，古代乐曲。相传为 禹 时乐歌。《左传·文公七年》：“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

2、《九歌》是《楚辞》的篇名，原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远古歌曲的名称，战国楚人屈原对其进行了重新创作。《九歌》共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所祭之神，分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小司命。有关的五首歌词，多表现对天神的敬仰和赞颂，写得庄严肃穆。地祗有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有关的四首诗歌全是恋歌，借对神的恋爱生活的描写，表现人类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大都清新凄艳，幽渺情深。写人鬼的只有《国殇》一篇，是对卫国战争中牺牲将士的热烈礼赞，激昂悲壮，刚健质朴。

《九歌》多数篇章皆描写神灵间的眷恋，表现出深切的思念或所求未遂的伤感；《国殇》一篇，则是悼念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将士。王逸认为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当时屈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所以通过制作祭神乐歌，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作于放逐之前，仅供祭祀之用。

（约前340年～约前278年），汉族，战国时期楚国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主张联齐抗秦，提倡“美政”。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离骚》、《九章》、 《九歌》、 《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最长的抒情诗。后世所见屈原作品，皆出自西汉刘向辑集的《楚辞》。这部书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中有《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居》《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天问》一篇等等。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位文化名人之一。

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家庭，屈原和楚王一样，芈（mǐ）姓，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屈原楚辞《九章》中的《惜诵》曾说道：“忽忘身之贱贫”。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出生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的结果，大概不出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不遏其巧得很，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在屈原著名的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是说太岁星逢寅[4]的那年正月，又是庚寅的日子，我从母体降生了。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硕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庚寅则说明这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这可是个好日子（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目前一般定为前340年。

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4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东汉王逸在《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

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7]，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8]的天地人三统。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巧合，原无所谓，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好兆头。

以诗歌抒发心情

从顷襄王六年到十八年，楚国基本上被秦国掌握，俯首听命，不敢动弹。屈原对此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眼看着国势日弱，民生多艰，只好以诗歌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

经历时期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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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始性 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 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 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二）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 （三）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四）随意性 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 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扩展资料 先秦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其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 这一时代由天下统一的分封到诸侯异政的分裂，再到中央集权的统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大部分也都体现了华夏范围内由分裂而寻求统一的基本时代特征。 在这一阶段里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先导的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有标志着我国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有作为后代史传体文学和小说、戏剧滥觞的历史散文，有体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局的诸子散文，有我国寓言文学鼻祖的先秦寓言，有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等等。丰富多彩，斑驳灿烂的先秦文学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　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上诗坛。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　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　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上诗坛。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　 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当年韩寒的《独唱团》中， 收录了周云蓬写的《绿皮火车》，后来成了一个同名文集。

周云蓬出生在东北铁西区，青光眼，九岁失明，本来注定了要当个按摩师，却不服天命般当了吟游诗人。他的《中国孩子》、《不会说话的爱情》，都曾经深深地感动过那个时代。

文集中，他写了很多自己的故事，这事情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绝对会让你苦大仇深， 但在他身上，在经受过这一切之后，已经云淡风轻。

他可以随意地出国、买吉他、刷微博、走过大街小巷，还能不怕藏獒，徒步西藏。

他很会比喻，写胡德夫，说他琴声如海水，歌声如巨钟；写某个歌手，说她声音像是飘在风中的丝绸。

他交游广阔，有一段他住在绍兴，依然门前鸿儒不绝，柴静、冯唐、罗永浩、李志……都是好友。

这样的人，也很会谈恋爱，眼盲心亮，如宝剑刺破叠嶂。

几年前，他们到成都来演出，我在旁。看到当时她的女友绿妖跟他在一起，一个在台上唱，一个在台下望。

我去找绿妖签名，她笑笑，不写字，我只好说，恩，我看过你很多书，《阑珊纪》我都看过，于是绿妖拿起笔，端端正正写了俩字。用了一个破纸片，现在再找也找不到了。

绿妖为什么跟周云蓬在一起呢，因为她说，王小波说， 人这一生，还是要找一个有趣的在一起。

然后呢，他们就分手了，到今年，应该是分手五周年了吧。

原因呢，很狗血，男人的通病就是如此啊，有趣不有趣，都不能阻挡。

也没法谴责，因为这是人家的选择，未婚未嫁，述诸法律，无用，诉诸道德，呵呵。

艺术家与诗人，有上帝的眷顾，但终究也是凡人。

周云蓬说，有一次去参加活动，周杰伦，孙燕姿都去了。还没吃饭，跟主办方拿了个盒饭，结果要走红毯了，又怕盒饭放到那里丢了，于是像拿着奖杯一样拿着盒饭走过了红毯，到现场了，放到椅子下面，听上面的光鲜。

光鲜总会散去，能饱肚的，才是饭。吃下去的，才是饭。必须吃的，只有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