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诗》表达了张华什么样的情感

《念奴娇·闹红一舸》是南宋诗人姜夔的一首咏荷词。词对荷塘景色的描绘把读者带到了一个光景奇绝清幽空灵的世界。姜夔以这首托物比兴的咏物词借写荷花寄托了他对自己的超凡脱俗的生活理想的追求。 作品原文 念奴娇 余客武陵。湖北宪治在焉：古城

　韩公沦卖药，梅生隐市门。范晔后汉书曰：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药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梅生，梅福也。汉书曰：梅福一朝弃妻子去，其后人见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张华励志诗曰：荏苒代谢。汉书，广陵王胥歌曰：人生要死，何为苦心当学卫霍将，建功在河源。卫，卫青;霍，霍去病。陆贾新语曰：以义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经曰：昆仑之东北隅，实河海源也。珪组贤君眄，青紫明主恩。汉书，夏侯胜曰：士病不明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终军才始达，贾谊位方尊。汉书曰：终军至长安上书，武帝异其文，拜为谒者给事中。又曰：贾谊为博士，文帝悦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也。金张服貂冕，许史乘华轩。左思咏史诗曰：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又曰：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汉书，刘向曰：王氏乘朱轮华毂。王侯贵片议，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欢娱，飞盖东都门。张景阳咏史诗曰：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顾念张仲蔚，蓬蒿满中园。曹子建赠徐干诗曰：顾念蓬室士。赵岐三辅决录注曰：张仲蔚，扶风人也。少与同郡魏景卿隐身不仕。明天官，博学，好为诗赋。所居蓬蒿没人也。

　张黄门苦雨协

　丹霞蔽阳景，绿泉涌阴渚。曹子建情诗曰：微阴翳阳景。张景阳杂诗曰：丹灵启阴期。又诗曰：阶下伏泉涌。水鹳巢层甍，山云润柱础。郑玄毛诗笺曰：鹳，水鸟，将阴雨而鸣。巢层甍，未详。淮南子曰：山云蒸而柱础润。广雅曰：础，礩也，音楚。有弇兴春节，愁霖贯秋序。张景阳杂诗曰：有弇兴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赋。燮燮叙叶夺，戾戾飔风举。楚辞曰：溢飔风余上征。高谈玩四时，索居慕畴侣。曹子建求通亲表曰：高谈无所与陈。礼记，子夏曰：吾离群索居，亦已久矣。张华杂诗曰：安知慕畴侣青苔日夜黄，芳蕤成宿楚。张景阳杂诗曰：青苔依空墙。又诗曰：密叶日夜疏。又诗曰：芳蕤岂再馥。又诗曰：荒楚郁萧森。说文曰：芳蕤，草木华盛貌。岁暮百虑交，无以慰延伫。仲长统诗曰：百虑何为至安在我延伫。

刘太尉伤乱

       

        琨臧荣绪晋书曰：琨卒后赠太尉。

　皇晋遘阳九，天下横氛雾。刘琨答卢谌诗曰：厄运初遘，阳爻在六。哀我皇晋，痛心在目。班固汉书曰：阳九日初入，百六阳九。音义曰：易传所谓阳九日厄会也。郭璞山海经注曰：横，塞也。楚词曰：望时风之清激，愈氛雾其如尘。秦赵值薄蚀，幽并逢虎据。薄蚀、虎据，喻群盗也。京房易飞候占曰：凡日蚀皆于晦朔，不于晦朔蚀者名曰薄。战国策曰：苏秦说楚威王曰：王兴师袭秦，战于蓝田，此所谓两虎相据也。伊余荷宠灵，感激殉驰骛。刘琨劝进表曰：荷宠三世。左氏传曰：薳启彊曰：宠灵楚国。刘琨诗曰：邓生何感激。解嘲曰：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虽无六奇术，冀与张韩遇。汉书曰：陈平自初从至天下定后，常以护军中尉从击臧荼、陈豨，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封。奇计或颇秘，世莫得闻也。张，张良;韩，韩信也。宁戚扣角歌，桓公遭乃举。淮南子曰：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举以为大田。高诱曰：大田，官也。荀息冒险难，实以忠贞故。左氏传曰：初，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无猜，贞也。空令日月逝，愧无古人度。论语，阳虎曰：日月逝矣。卢谌赠崔温诗曰：古人非所希。饮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古有饮马长城窟行。卢谌赠崔温诗曰：北眺沙漠垂，南望旧京路。千里何萧条，白日隐寒树。投袂既愤懑，抚枕怀百虑。左氏传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愤懑。刘琨重赠卢谌诗曰：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百虑，已见上文。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刘琨重赠卢谌诗曰：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陆机东宫诗曰：柔颜收红藻，玄发吐素华。时或苟有会，治乱惟冥数。刘琨重赠卢谌诗曰：时哉不我与。陶渊明经曲阿诗曰：时来苟冥会。冥，幽冥也。数，历数也。孙子兵法曰：治乱数也。范晔后汉书乌丸论曰：天之冥数，以至于是乎!

轻薄篇原文：

末世多轻薄，骄代好浮华。志意既放逸，赀财亦丰奢。被服极纤丽，肴膳尽柔嘉。僮仆余梁肉，婢妾蹈绫罗。文轩树羽盖，乘马鸣玉珂。横簪刻玳瑁，长鞭错象牙。足下金鑮履，手中双莫邪。宾从焕络绎，侍御何芬葩。朝与金张期，暮宿许史家。甲笫面长街，朱门赫嵯峨。苍梧竹叶青，宜城九酝醝。浮醪随觞转，素蚁自跳波。美女兴齐赵，妍唱出西巴。一顾倾城国，千金不足多。北里献奇舞，大陵奏名歌。新声逾激楚，妙妓绝阳阿。玄鹤降浮云，鲟鱼跃中河。墨翟且停车，展季犹咨嗟。淳于前行酒，雍门坐相和。孟公结重关，宾客不得蹉。三雅来何迟？耳热眼中花。盘案互交错，坐席咸喧哗。簪珥或堕落，冠冕皆倾斜。酣饮终日夜，明灯继朝霞。绝缨尚不尤，安能复顾他？留连弥信宿，此欢难可过。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促促朝露期，荣乐遽几何？念此肠中悲，涕下自滂沱。但畏执法吏，礼防且切磋。

轻薄篇注释

1文轩：有彩饰的车。2珂： 上的装饰。3金鑮履：贴金箔的鞋子。4莫邪：春秋时吴国的宝剑。5芬葩：盛多的样子。6素蚁：酒上的浮沫。7「北里」两句为「献北里奇舞、奏大陵名歌」的倒置。8珥：女子耳上饰物。9信宿：再宿。

轻薄篇鉴赏

　 魏晋 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 ，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 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 」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 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拚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

诗词作品： 轻薄篇 诗词作者： 魏晋 张华 诗词归类： 乐府、叙事、生活、劝诫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父张平,曹魏渔阳郡太守。张华年幼丧父,家境清寒,孤贫无以自立,不得不为人牧羊为生。他并未因此自甘暴弃,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谨,博览群书,故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恪守封建道德礼法,为人豁达,勇于赴义,笃于周急,造次必以礼度。他气质深沉,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彭城刘讷有人伦鉴识,曾见张华而感叹说：张茂先我所不解。

曹魏后期,张华仍居乡未仕。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同时,他目睹了在曹马斗争中荣辱不定、诛黜无常的政治现状,又受到广为流传的玄学思想的影响,难免产生出愤世嫉俗的情绪。

名士陈留阮籍看过之后,赞扬张华可谓王佐之才也！张华由此声名鹊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书卢钦见到张华后,十分器重他。同乡大族曹魏左光禄大夫、方城县侯刘放亦夸其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张华。

张华在25岁左右时,被范阳郡太守鲜于嗣推荐为太常博士。吏部尚书卢钦在辅政的司马昭面前对张华倍加推崇,张华又转为佐著作郎,参与编撰国史。不久,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他才识过人,思维敏捷,朝议表奏,多见施用,深得司马昭赏识,遂正式任命他为中书郎。

晋武帝禅代曹魏,转张华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张华接近皇帝,位居要冲,具有相当大的实权。他习于吏事,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他史识渊博,善谈史汉,谙通封建典章制度。晋武帝曾问他汉代宫室制度和建章宫的千门万户,张华应对如流,听者忘返。画地如图,左右属目,使人大有亲临其境之感；他博通礼乐制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泰始五年,晋武帝修定礼乐,命张华与太仆傅玄、中书监苟勖等人创作正旦行礼、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共十三篇,张华一人即写了冬至初岁大会歌、宴会歌、命将出征歌、劳还师歌、宗亲会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

诗歌采用四言或五言诗的形式,内容主要是盛誉司马氏功德、粉饰西晋太平盛世,宣扬皇道德教,虽音韵逗留曲折,诗句庄重典雅,但与鹩鹪赋相比,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语。

但张华也创作出一些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他著博物志十篇。博物志闻见甚广,取材宏富,是张华渊博的知识、剪裁取舍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坚实的文学功底的集大成。只是博物志中因多载怪异,而在某些方面不那么切实可信。他还创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诗,流传至今的虽寥寥可数,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负。在杂诗一首中,他慨叹晷度随天运,四时互相承,遂伏枕终遥昔,回顾了历代兴来隆替的历史,不由得永思虑崇替,慨然独抚膺。

一个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憧憬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的政治家的形象,跃然纸上。在情诗二首中,张华用苍凉苦楚的伤感笔调,表达了与佳人离别后的闲愁哀怨的心情。

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不曾远离别,安知慕俦侣等佳句,虽只是个人悲欢离合的抒发,却反映了他对爱情忠贞不贰的信念和情操。

张华所著的四言诗励志诗气宇不凡,颇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诗文带有一定的老庄思想色彩,同时又仍以儒家思想作为最高的行动准则。它对仗工整,又不枯燥无味；它引经据典,却不流于晦涩。诗文一开头的大仪斡天,天回地游,四气鳞次,寒暑环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几句,即让人感到逝者如斯,曾无日夜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这种日与月与,茬苒代谢的形势下该如何立身处世呢？他的回答是：懂尔庶士,胡宁自舍应以儒家经典作为座右铭,即先民有作,贻我高矩用玄学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荡,栖志浮云。

他告诫人们不要放心纵逸而是要像耕耘南亩一样去修身修德,力、来既勤,必有丰殷他用水积成渊土积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川广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事物之理,墨牵之长,实累千里等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只有矢志不渝,才能达到理想境界的辩证关系。他勉励人们要戒骄戒躁,做到山不让尘,川不辞盈用若金受砺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进德修业以隆德声实现复礼终朝,天下归仁的政治抱负。励志诗是张华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完全成熟的标志。儒玄并用,以儒为主,是张华世界观的基础和核心。

在这种十分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张华在从政过程中披肝沥胆,政绩突出,不仅深受晋武帝赏识,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评,时人比之为子产。不久,40岁左右的张华就被擢为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成为西晋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

张华在任中书令期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促成并制定了伐吴大计,从而加快了南北统一的步伐。

咸宁初年,距西晋代魏已有十年,距灭蜀也已过十二年。时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边境战事不多,经多年休养生息,国力强盛,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而割据江南一隅之地的孙吴,则在暴郡孙皓的统治下,各种矛盾急剧激化。在孙皓毫无限制的横征暴敛下,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老幼饥寒,家户菜色,可谓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西晋攻伐孙吴,取乱侮亡,统一全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当时,镇守江汉地区的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羊枯上疏晋武帝,陈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武帝召集群臣朝议。司空、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苟勖和左卫将军冯_等人同共苦谏不可,郡臣亦多附合,以当时关陇地区氐羌少数族屡叛,官军屡败为由,多不赞成羊祜的建议。只有张华据理力争,与羊枯、杜预共同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虽密有灭吴之计,却因朝议多违而未做出伐吴的决断。

一、东晋南北朝诗歌的风格经历了如下变化：

在东晋时期，诗歌风格是注重语言的华美、对仗的工整。而在风格方面，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完全不同，后者温柔缠绵、婉曲华丽，而前者豪迈雄壮、质朴粗犷。

二、简介东晋南北朝诗歌

由于长期的分裂，政权更迭频繁，这一时期战乱不断，矛盾复杂而尖锐。但分裂也不是全部的分裂，也有局部的统一；战乱也不是永久的战乱，也有短期的安宁。再由于生产领域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扩展，各民族文化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融合，加上佛教的发展、道教的兴盛，因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异常活跃，艺术也得到初步的繁荣。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对文学的重视，对文学基本性质的新认识，对文体区分的进一步明确，把美的创造看成是文学的首要任务。文学团体，诸如“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的首次结集，给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魏晋南北朝的诗歌正是在这种气候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和南北两个地区。

其中，建安时期的诗歌尤为引人注目。建安时期的文人打破了两汉以来四百多年辞赋独盛的一统局面，第一次兴起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诗歌创作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建安时期文人毕集，优秀作品大量涌现，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五言诗的形式在他们的诗歌中被普遍采用，“居文词之要”，成为这一时期文人诗歌的主导形式。七言诗也在这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以后的诗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155--220）、曹丕（187--226）、曹植（192--232）父子，是建安诗坛的领袖。三曹及建安七子，吸取乐府民歌中的精华，把感叹人生无常、忧时势伤战乱、渴望建功立业作为他们诗歌的主题。建安诗歌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较好的统一，以充实的内容、真切的感情、明朗刚健的风格，写下了许多富有时代精神的优秀诗歌，形成了慷慨悲凉的诗风，后人称誉为“建安风骨”。

曹操的诗歌，现存的有二十多首。他的诗歌，明显地受到汉乐府诗歌的影响，几乎全部是乐府诗。他的诗歌，把反映现实作为自己诗歌的重要内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他的诗歌中都有所反映，诸如《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作为一个政治家，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必然要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如《短歌行》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苍海》、《龟虽寿》等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曹操的诗歌，常常从大处落笔，气势宏大，慷慨激昂，跌宕起伏，而情调雄壮，语言古朴，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特色。

曹丕的诗歌，流传下来的有四十首，大多与民歌的风格更加相近。他常常沿用民歌题材，将思妇怀远、游子思乡的情慨委婉而细致地表现出来，语浅情长，清新流利。如《燕歌行》、《杂诗》、《善哉行》、《陌上桑》、《秋胡行》、《钓竿》、《清河作》等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而《饮马长城窟行》、《至广陵马上作》虽然也记述军旅生涯，但风格远不及曹操的苍凉悲壮。其中《燕歌行》是现存较早也是比较完整的七言诗歌，应该说曹丕对七言诗歌的形成是有贡献的。

曹植在政治上是个失败者，但他在文学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诗歌，现存的有九十多首。以五言为主，大多是抒情诗歌。他的诗歌，尤其是他后期遭受兄长曹丕的迫害之后的诗歌，在当时及以后影响之大，评价之高，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诗人。

他早期的诗歌以描写社会乱离为主，如《送应氏》和《泰山梁甫吟》、《门有万里客行》等；有时也抒发个人的远大志向，如《白马篇》。他后期的诗歌，则主要抒写内心不甘闲置的欲望和不得重用的苦闷，如《美女篇》、《吁嗟篇》、《七哀诗》、《杂诗六首》、《野田黄雀行》等，最有代表性的是《赠白马王彪》。当然，处在政治高压之下的他，很难直抒胸怀，只能以比兴、象征的手法，如以美女不被人容、蓬草四处飘荡自喻，曲折地表达内心的不平与不甘。

在曹植的诗歌中，半数以上的是乐府诗，这是他模仿乐府诗歌的结果；但他在模仿的同时，能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诗歌中注入个人的情感，对乐府诗歌加以改造和发展。最值得注意的是，曹植的诗歌不仅注意华美的辞藻，而且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应用对仗、警句等艺术手法。

除三曹外，在他们的周围还集结着一批诗人，如孔融（153--208）、陈琳（？--217）、王粲（177--217）、徐＊（171--217）、阮＊（？--212）、应＊（？--217）、刘桢（？--217）等七人，史称“建安七子”。其中以王＊最有成就，前人常常与曹植并称，他的代表作是《七哀》二首。《七哀》把社会的苦难与诗人的不幸结合起来，既记下了当时战争的惨况，也抒写了诗人内心的苦闷。其他如刘桢的《赠从弟》、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的《驾出北郭门行》、徐＊的《室思》较为有名。

除此而外，女诗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长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歌。诗人以纪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多种手法，记述自己被掳入胡的痛苦经历，犹如血泪染成的历史画卷，读来催人泪下。它是建安诗坛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杰作，与《孔雀东南飞》一起，历来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三国时期的东吴与西蜀并没有什么诗歌流传到今天，一般的说法认为两地的文学不够发达。我们以为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绝不可能成为诗歌流传的空白之地；而是由于频繁的战争，资料散失，今天已经无从考查罢了。

建安之后，以曹废帝曹芳的年号正始（240--249）为起点，至西晋立国（265）为止，文学史上称为正始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集团是“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贤”，前者是何晏、王弼、夏侯玄，后者则是阮籍（210--263）、嵇康（223--263）、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

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阮籍，而他的主要代表作是八十二首《咏怀诗》。在这些诗歌中，既有伤时之作，又有讽今之吟，也有人生短促的感叹，还有渴望建功立业的抒怀。阮籍已经完全摆脱对民歌的模仿，把蕴含深刻哲理的诗句、表达真诚激切的感情以及曲折委婉的表现手法引入诗歌之中，在中国诗歌史上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它对后世影响不小，如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人都无不受到他的薰染。

嵇康四言诗的成就较为突出，诗歌主要有《酒会诗》、《答二郭》、《幽愤诗》等。

从西晋统一中国北方到它灭亡的五十年间，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诗人除了早期的傅玄（217--278）、张华（232--300）而外，还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以及后期的刘琨（271--318）和郭璞（276--324）。

其中潘岳（247--300）、陆机（261--303）的文学成就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在当时并称“潘陆”。陆机文章的成就高于诗歌，他诗歌的主要作品有《拟古诗》十二篇、《招隐诗》、《猛虎行》、《苦寒行》、《赴洛道中作》等。陆机诗歌注重语言的华美、对仗的工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朝的诗风。潘岳的最著名的诗作是《悼亡诗》三首，以真切的感情、传神的笔法、浅近的语言传誉当时影响后代。潘岳还有《关中诗》四言十六章，也是晋代诗歌中的名篇。

除此而外，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杂言》、张华的《情诗》、张协（？--307）的《杂诗》十首、左思（250？--305？）的组诗《咏史诗》八首、《娇女诗》、刘琨的《扶风诗》、《答卢谌》、郭璞的《游仙诗》十四首等也各有特色，引人注目。

西晋灭亡，氏族纷纷南渡，东晋在建康建立国都。东晋最有名的诗人是陶渊明（365--427），这位作过彭泽县令最后挂引而去的诗人，曾亲自参加过体力劳动。在他的思想里，既有“猛志逸四海”的政治抱负，又有“性本爱丘山”的平民志趣；既有“大济苍生”的远大理想，又有“淡然忘世”的隐士心态。

陶渊明的诗歌，可以分为两类：咏怀诗与田园诗。前者如《杂诗》、《饮酒》、《拟古》、《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但他最有名的诗作还是寄托他人生理想的田园诗，如《归园田居》、《怀古田舍》、《西田获早稻》、《桃花源诗》、《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我国的古典诗歌，咏怀抒情诗可以说源远而流长，从《诗经》的《小雅》、《楚辞》的《离骚》和《古诗十九首》以及三曹、“七子”、阮籍、左思的诗歌，都是咏怀抒情诗歌。它的写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具备相对成熟的艺术表现手法。

而田园诗歌，除了《诗经》中有几首农事诗以外，在这以前可以说找不出田园诗歌的其他例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陶渊明是我国诗歌史上开拓田园诗的第一人。陶诗开启了后世的山水诗的滥觞，唐代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就显然是受了陶渊明诗歌的影响。

无论是陶渊明的咏怀诗，还是他的田园诗，质朴自然是他的艺术风格。用宋代苏东坡的话来说，则是“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他的田园诗自然平淡，而他的咏怀诗却往往豪放有力。

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历史上称为刘宋。刘宋的诗人，代表人物是谢灵运（385--433）、颜延之（384--456）、鲍照（？--466）三人，他们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东晋时期由于玄言诗的笼罩而出现的倒退现象，在他们的手下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兴起了山水诗的新潮，完成了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重要转变，意义非同寻常。

以谢灵运为例，他吟成了如《登池上楼》、《游南亭》、《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石门岩上宿》、《七里濑》、《登江中孤屿》、《登上戌石鼓山》这样的名篇，写出了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石浅水潺氵爰，日落山照耀”这样的名句。以平淡自然的语言，描摩真山真水，给人于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的山水诗，对唐代诗歌，尤其是山水田园诗的影响，应该说超过了陶渊明。

刘宋时期另一个有成就的诗人是鲍照，他出身贫贱之家，为人倔强，人生欲望极强，并不掩饰自己对荣华富贵的追求。曾任参军，世称“鲍参军”，最后死于乱军之中。他的诗歌，分为五言古体与乐府诗歌两大类，但主要的成就在他的乐府诗歌，如《拟行路难》十八首、《代堂上歌行》、《代结客少年场行》、《代放歌行》、《代贫贱苦愁行》、《代东武吟》、《代出自蓟北门行》、《代苦热行》、《拟古诗》等。他的乐府诗，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近结合起来，并以强烈的激情、优美的文采灌注其中，使乐府诗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发展。他的《拟行路难》是当时文人诗歌中比较成熟的作品，为此后的七言诗发展作出了贡献。

刘宋之后的齐朝，立国虽然只有二十多年，但因为永明新体诗的出现和艳体诗的露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阶段。

永明是齐武帝的一个年号，所谓“永明体”诗歌，概括起来说，就是对诗歌提出的关于声律方面的要求：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平声为平，其余为仄。在五言诗的两句中，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相对。除此而外，又规定必须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一般以十句为一首，除首尾四句外，中间的六句必须两两对仗。创造这一体制的是当时的“竟陵八友”中的沈约（441--513）以及声韵学家周＊，竟陵八友中的谢＊（464--499）等人也积极参加了这一古体诗向格律诗转变的活动，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新体诗。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变化，对此后的诗歌，尤其是唐代的诗歌有着重要意义。

所谓“艳体诗”，就是以华美的词语描写女性之美男女之爱的诗歌。它是上承汉代女性美之赋，近学南朝民歌的结果，下启后代宫体诗的先声。

齐朝的诗人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大多还延及到后代，所以这儿只介绍谢脁。谢脁出身于显赫的谢家氏族，但由于过多地卷入政治斗争，年仅三十六岁就被诬而死。

谢脁与他的同族前辈谢灵运都擅长山水诗的写作，后人称他们为“大小谢”。他的诗歌以写景见长，如《入朝曲》、《玉阶怨》以及含有“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之句的《游东田》和含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句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都是传诵千古的名诗。

梁代立国时间较长，而以梁武帝为首的社会上层又对文学的特别爱好与重视，加上刘勰、钟嵘等文学批评家的出现，在文学上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在诗歌方面，宫体诗、边塞诗的兴起，七言诗的发展，对后代影响都很大。

在梁代的太子萧纲（503--551）周围，活跃着一个以东宫僚属为主的文学团体。他们的部分诗歌，以艳丽的辞采，专门描写男女之爱及女子的容貌、举止和情态，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宫体诗”。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萧纲还让徐陵编了一本《玉台新咏》。不仅收录了本朝的“宫体诗”，而且还把自汉至梁有关女性及男女之爱的诗歌都收了进去。

在梁代，活跃着一大批诗人。除了萧＊、萧纲、萧统、沈约而外，还有范云、任＊、江淹（444--505）、刘峻（461--521）、丘迟（464--508）、陶弘景（452--536）、何逊（？--518）、吴均（469--520）等人，也写了不少的诗歌，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陈代诗歌，基本上是沿着梁代诗歌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诗歌的形式方面，五言诗更加格律化，对仗和声律的运用更加严格也更加熟练；七言诗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兴旺的势头。在陈后主为首的宫廷文学集团中，宫体诗仍然十分盛行，但它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

陈代最著名的诗人，是与庾信并称徐庾的徐陵（507--583）。当时所谓的“徐庾体”，就是“宫体诗”的另一种叫法。徐陵的诗歌，流传至今的，大约有四十首。除了宫体诗之外，一些乐府题材的边塞诗，如《陇头水》、《关山月》、《出自蓟北门行》等写得还是很不错的。

除了徐陵，江总（519--594）的诗歌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他的诗歌中，七言歌行就有二十多首。他是陈代善于七言歌行的第一人，如《闺怨篇》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首。他的另一首《宛转歌》长达三十八句，是陈代也是南朝最长的七言歌行，唐人的排律之体，大约就是承此而来的吧！

在陈代，还有两个诗人也不可不提，他就是阴铿与何逊。两人齐名，诗歌的风格也十分相近，都以写景见长，如阴铿的《晚出新亭》和何逊的《临行与故游夜别》就是其中的两首。

在东晋及宋、齐、梁、陈相继更迭的时候，中国的北方政权也在频繁地交替：大分裂造成十六国混战的局面，当混乱局面结束之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又前后统治着北方。

在这一时期，由于包括战乱和资料散失在内的多方面原因，北方的诗坛相对来说显得沉寂一些。温子＊（495--547）、刑邵（496--？）、魏收（505--572）是北地土生土长诗人中的优秀者，他们的诗作有明显模仿南朝诗歌的痕迹，如温子＊的《捣衣诗》、刑邵的《思公子》、《冬日伤志篇》、魏收的《挟琴歌》等就是这样的诗作。

值得注意的是，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庾信（513--581）、王褒（约513--576）却在诗坛上大放异彩。

庾信奉梁代君主之命在出使西魏期间，梁朝被西魏所灭，他被迫留在西魏。并且受到器重，身居显贵，还被尊为文坛宗师，受到皇帝的礼遇。这种特殊的景况使他既有羞愧之感，又有故国之思，他后期的许多诗歌一变年轻时轻艳流荡的诗风，成为苍劲悲谅的作品。如《拟咏怀二十七首》、《寄王琳》、《重别周尚书》、《山斋》等，尤其是《题画屏风》二十五首，开了后代题画诗的先河，理应重视。

王褒的经历与庾信相类，也是梁国大臣被迫羁留西魏、北周，成为那里的文坛宗师。他的诗歌主要有：《燕歌行》、《关山月》、《渡河北》等。

在文人诗歌不断发展的同时，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也有了可喜的收获。

我们这里所说的“南朝民歌”，产生的年代大约在三国时期的东吴至陈朝之间。南朝民歌分为“吴声”与“西曲”两个大类，其中吴声三百四十多首，西曲大约一百三十多首，总数大约在五百首上下。前者产生于六朝古都建业（即今南京）地区，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将它们一起编入“清商曲辞”类中。吴声的主要曲调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独曲歌》等，西曲的曲调主要是舞曲，如《石城乐》、《乌夜啼》、《襄阳乐》、《三洲歌》等。我们应该在这里特别指出，“杂曲歌辞”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以一个少女的口吻倾诉了她四季中的相思之情，在艺术上标志着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汉乐府民歌反映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南朝民歌的内容则以男女爱情为主，很少涉及其他内容。而且，由于地域、经济、思想观念、统治阶级的喜好等方面的原因，这些爱情诗篇的内容以偷情私合为多。语言则明朗而巧妙，大量应用双关隐语。诗歌的形式主要是五言四句，对以后的五言绝句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在风格方面，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完全不同，后者温柔缠绵、婉曲华丽，而前者豪迈雄壮、质朴粗犷。北朝民歌现存六十多首，以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主。诗歌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北地风光和他们的游牧生活、军事生涯以及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故事，有《企喻歌》、《陇头歌》、《折杨柳枝歌》、《慕容垂歌》、《陇上歌》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木兰诗》和《敕勒歌》。《木兰诗》歌颂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它与《孔雀东南飞》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北朝民歌现存六十多首，以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主。诗歌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北地风光和他们的游牧生活、军事生涯以及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故事，有《企喻歌》、《陇头歌》、《折杨柳枝歌》、《慕容垂歌》、《陇上歌》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木兰诗》和《敕勒歌》。《木兰诗》歌颂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它与《孔雀东南飞》异曲同工，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