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的特色

汉代是我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其文化体现出特有的“大汉气象”。它延续并发展了曾被秦帝国一时中断的传统礼乐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统一的封建文化，统一性与综合性成为其最突出的特色。汉代文学总的特色可以概括为“自觉”创新，汉代史著体例完备，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最高水平。汉代哲学可分自然、道德、宗教三大流派，但主体上重于探讨社会人生、人伦纲常，属“伦理道德”型哲学。这些特色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更与汉代大一统格局的变化相联系。同时，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给汉代文化特色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使它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封建大一统文化的楷模。

导语：汉朝文学是我国文学多元化发展的纪元，出现了汉赋、骈文、政论文、诗歌等多种体裁及内容，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汉朝文学的主要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 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 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 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 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 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 各类人物纷至沓来。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汉代文学 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文人生 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 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 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 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 是主要潮流。“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 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 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

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 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 的代表作。士人的命运还和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 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对于古代士人来 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魄的感慨。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 点。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 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 命运方面，正如扬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由西汉昌盛期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 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

西汉朝廷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短暂的楚汉相争而建立起来的。批判秦朝 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 重要内容。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到司马迁的《史记》，都贯穿着对历史的批判精神。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 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 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从东汉开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 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讠韱讳 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汉代文学以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 一次循环。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 和力度。

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汉初的枚乘、庄忌、邹 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 纵横家的品性。从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创作。东汉时期被外戚招纳的幕僚文人，有时也要牺牲自己的人格 为主人唱赞歌，他们和宫廷侍从文人一样，都是不自由的。这些依附于天子、外 戚的作家，多数是文人兼学者的类型，王褒、扬雄、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此。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独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 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 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人的影子。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 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 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 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 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进入东汉以 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把司马相如、扬雄的 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漫和现实的差异。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 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 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 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 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

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 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 尤为明显。两汉时期存在采诗制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时也用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 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的加以模仿， 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 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 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

汉朝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出现断层后的再次兴起。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汉朝文学的特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1汉代再次出现作家群体

2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

3汉代文学和经学出现双向互动，二者彼此渗透

4汉代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

汉朝在文学史上一般分为东汉西汉。东西之分是国都所在地来命名的。两汉的主要文学成就包括：汉赋，散文，诗歌。从文化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学史家批评汉代文学的双向模式，即儒家正统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学观是复古保守的，道家异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学观是创新进取的。

两汉散文以历史散文和政论散文最为突出。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是汉代最辉煌的成就。东汉班固的《汉书》与之齐名。政论文中名篇佳作叠现，其中包括：贾谊的《过秦论》、《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桓宽的《盐铁论》，王充的《论衡》，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从文化上看，汉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因袭复古之风，此与整个汉代以五经为祖祢，以圣贤为准则，和重师法传承、章句治经的学术风气有关。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学史家批评汉代文学的双向模式，即儒家正统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学观是复古保守的，道家异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学观是创新进取的。

两汉诗歌以乐府诗和五言诗成就最为显著。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种新诗体。著名的《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中的叙事长篇，后人把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古诗十九首》则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汉赋乃两汉一代之文学，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它兼收并蓄《诗经》、“楚辞”、先秦散文等诸种文体。形成了一种容量宏大且颇具表现力的综合型文学样式。贾谊的《吊屈原赋》是骚体赋，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司马相如的大赋是汉赋的顶峰。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都为汉大赋力作。张衡的《归田赋》还开启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汉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散文，上继先秦，与战国的散文一道共同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它和唐宋的诗歌、元代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分别雄踞于各个时期的文坛。汉代散文中一类是叙事文，代表是《史记》和《汉书》;另一类是论说文，主要是指名臣的奏议和文人的哲学、政治学专著如《盐铁论》《论衡》《潜夫论》《政论》等。

不过相比之下，汉代散文都是有为而作。在汉代真正“为艺术而艺术”，并且风靡一时的是辞赋。这种文体直接继承了战国纵横家的辩术和屈原、宋玉的“楚辞”。它们在屈原、宋玉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越来越不重视思想，而一味在文字、在形式上下功夫，争奇斗艳。汉代人写赋成为一种时尚，似乎不写赋就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才华。汉代的诗坛是相对寂寞的，除了楚歌之外，几乎找不到激动人心的文人诗歌作品。不过，汉武帝建立乐府机构，搜集了许多民歌。这些诗歌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汉代乐府以其光荣的现实主义传统直接而极其巨大的影响着我国后代文人的诗歌创作。汉末的《古诗十九首》，曹家父子及建安七子直接承袭了汉代乐府的衣钵。而汉代乐府中的五言体、杂言体，直接影响着文人五言诗的形成，影响着南北朝及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

拓展内容：

史学巨著

《史记》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生于史学世家，其父司马谈是一位博学者，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近十岁时随父迁居长安，以后拜董仲舒为师学习《春秋》，拜孔安国为师学习《古文尚书》。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地漫游，游历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此次漫游中，他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孔子、屈原、韩信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结束后，任郎中一职，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此后，他曾侍从汉武帝巡狩、封禅而到过更多的地方，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漫游生活使司马迁大开眼界，他接触了各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尤其收集到了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为后来《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其父司马谈去世，父亲历史的未竟之业便落在了他的肩上。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自此，他读遍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着手著史。未曾料到，一场巨大的灾难从天而降。天汉二年（前99），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消息传到京城，汉武帝为之震怒，朝臣顺水推舟，斥骂李陵。司马迁以为这对李陵不公平，挺身而出，陈说李陵投降实出无奈。他的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加之他写就的《景帝本纪》，直言景帝、武帝过失，武帝借此对他两罪并罚，处以“宫刑”。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司马迁想到过死，但著史之业未竟，只得隐忍苟活，继续写作。对此，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详细申述，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在太始四年（前93）左右，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辉煌巨著。此后，他的事迹不详，约在武帝末年去世。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130篇。在体例上，《史记》分为5大部分，即本纪，记帝王之事；世家，述诸侯之事；列传，叙人臣之事；表，即表格形式的大事记；书，即典章制度。《史记》通过这5个部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国历代史书的基本形式。所谓的“二十四史”，即以《史记》为首。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是无愧的。就《史记》的文学性而言，首先表现在它的叙事方式上，它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实际是“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它叙述了漫长的三千年历史，再现了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中的很多传记，用一系列故事展开。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由完璧归赵、渑池相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同时《史记》中的故事，还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如《项羽本纪》中著名的“鸿门宴”故事，就犹如一场精彩的戏剧演出，剧中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剧情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极富戏剧性。其次，塑造了众多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帝王将相、贵戚富商、文人隐士、游侠刺客、平民百姓。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廉颇、蔺相如等，就有近百人。如项羽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可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给以精心描绘，写出了项羽威武壮烈的悲剧命运。《史记》中所描绘的人物，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得益于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段：人物外貌和神情描写，生活细节的刻画，人物对话的运用，戏剧性场景的设置。上述这一切在司马迁笔下运用自如。再次，《史记》的语言艺术是精湛的。司马迁将史料中艰涩难懂的语句，改写成汉代通行的语言，使古文变得浅显流畅。如叙事语言精练简洁、人物语言个性化等。

司马迁的人格和实录精神，深刻影响到后世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它的笔法直接影响到唐宋古文家，成为他们行文遣词的规范；它对唐传奇乃至明清小说和戏剧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

《汉书》

班固（32—92），字孟坚，今陕西咸阳人。其父班彪写有《史记后传》65篇。父亲死后，班固继承父业，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撰《汉书》，历时二十年。《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只写一个朝代）著作。其体例基本上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创“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并将“世家”取消，与“列传”合在一起，统称“传”，使《汉书》形成一种新的面貌。《汉书》共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100篇。这部断代史以后成为官修史书的范本。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富有散文文学特色的史学巨著。其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霍光传》、《朱买臣传》、《东方朔传》，都是公认的名篇。特别是《苏武传》，并不逊色于《史记》。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但他坚持斗争，不屈服于敌人的逼迫，不为劝降而动心，一个可歌可泣的爱国者形象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另外，《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相比，对照鲜明，它显得典雅古奥，比较艰深。

政治散文

西汉前期作家，他们生当新王朝建立之初，胸怀雄心壮志，把自己的写作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这类政论文的中心论题，无外乎总结秦朝的经验教训，为新王朝提供治国安邦的良策。其中最杰出作家是贾谊。在他任汉文帝太中大夫的十年时间里，写下了一系列政治散文，最著名的是《过秦论》。此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首先采用渲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描述了秦国逐渐走向强盛的过程，当时六国诸侯集中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最优秀的人才想消灭秦国，结果自取灭亡。秦国可谓天下无敌，然而它“仁义不施”，最后反而被反秦的农民起义军所灭亡，反差十分强烈。中篇和下篇指出秦二世和子婴一意孤行，暴虐无道，以致失去民心，实际给西汉王朝提供教训。晁错是继贾谊之后又一位重要的政论散文作家，他的名篇《论贵粟疏》对贾谊先已提出的重农抑商的观点，作了更集中、更详尽的发挥，切合实际。

韵文杰作

西汉初年，汉乐府民歌尚未唱响，民间的歌谣还很少见，韵文沿袭着楚声、楚歌的余续。楚汉相争的主角项羽和刘邦的楚声短歌《垓下歌》和《大风歌》是汉初的韵文杰作。

《垓下歌》

项羽的《垓下歌》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其辞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诗用的是楚歌“兮”字体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塑造了项羽这样一个失路英雄的形象，具有感人的力量。沈德潜评其“呜咽缠绵”（《古诗源》卷二）。

《大风歌》

刘邦的《大风歌》，比起项羽《垓下歌》的悲凉慷慨，刘邦的《大风歌》则在雄壮中带苍凉情怀：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诗是刘邦在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十月，讨伐叛乱后归师路径故乡沛县时所作。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但最后一句却隐隐透露出一种悲凉的意味。《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自歌之后“慷慨伤怀，泣数行下”。篇幅虽短，感情却丰富复杂。

其他韵诗

汉武帝有《秋风辞》，乌孙公主有《悲愁歌》等，此时已非汉初。

另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也有其独特之处。他虽有楚辞的形式，但表现的却是屈、宋作品从未有过的招隐的内容。诗中极力渲染山林幽寂凄凉、阴森恐怖的气氛，说明“王孙兮归来，山中不可久留”的主题，用于冷峭，“音节角度，浏漓昂激”（王夫之《楚辞通释》），是后世招隐的诗赋之祖。

乐府诗歌

乐府机构

乐府，本是政府的音乐机构。这种名称大约从秦代开始就有了，在出土的秦代编钟上就铸有“乐府”二字。西汉立国以后，沿袭秦朝体制，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武帝时，乐府机构的规模和职能被大大扩大，其中“采诗”是乐府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职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这类诗歌源自民间，为了区别于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习惯上称为“乐府民歌”。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中，可以知道当时所采之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所谓的汉乐府诗歌，主要指这一类诗歌。

乐府民歌

现存汉乐府民歌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广泛，尤其多反映下层民众生活和情绪之作。诸如民众的悲惨生活，战争和兵役带来的灾难，封建官僚的无耻，家长制的罪恶，爱情的坚贞，弃妇的痛苦等。《十五从军行》写一老兵，十五从军，八十才归，性命苟全了，但家园破败，亲人凋零，不胜悲苦。《上邪》的爱情誓词是：海枯石烂，真爱不变。《陌上桑》中，罗敷美貌动人，有勇有谋。反之，“使君”则好色、贪婪、霸气十足。

汉乐府民歌的主要艺术特色是以叙事为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叙事领域。《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叙事诗的代表作，尤其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叙事诗，各种艺术手段在此都作了完美的发挥。无论人物对话、动作，还是心理刻画，都十分成功，形象地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诗中故事情节的展开和矛盾冲突的起伏，以及浪漫色彩的结尾，在铺排上也都恰到好处。另外，汉乐府民歌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杂言诗句式，字数不一，有整有散，灵活多变。五言诗则形式十分整齐，如《十五从军行》等。这种诗体较《诗经》、“楚辞”的四言诗和骚体诗都有明显的进步，代表了当时的诗歌形式发展的新趋势，此后几百年间，成为文人创作的主要形式。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别名，是汉乐府诗中最长的一篇，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罕见的长篇叙事诗。诗中写了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貌美贤淑，勤于家务，可苛刻的焦母却不喜欢儿媳，婆媳关系颇为紧张。焦仲卿夹在母亲与爱妻之间，处境尴尬，最后因母命难违，劝说妻子暂回娘家。刘兰芝在娘家又不见容于兄长，逼她再嫁，她只得以死相抵，“举身赴清池”。焦仲卿闻此消息，幡然醒悟，也“自挂东南枝”，用自己壮烈的死来抗议封建家长的专制。

汉赋

枚乘的《七发》

《七发》是一篇讽喻作品，揭露了贵族子弟骄奢*逸的腐朽生活。在这篇赋里，作者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来问疾，在主客的问答中巧妙地表述自己的见解。赋中以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为题，反复申说纵情享乐、荒*无度的生活乃致病之由，只有听从圣贤的“要言妙道”，才能消灾祛病。此赋用铺陈夸张的手法描绘各类事物，词采华丽，想象丰富，寓讽喻于其中。此赋问世后，因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文坛仿作者很多，有时以主客问答形式、用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物的赋体文章几乎蔚成风气，“七体”几乎成为文章形式中的一个门类。

司马相如的赋

司马相如是汉赋全盛时期成就最大的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最为著名。《子虚赋》假设楚国的子虚和齐国的乌有先生展开对话，子虚夸耀楚国的云梦泽之大和楚王游猎盛况；乌有先生则赞美齐国山河壮丽、物产丰富。作者在两个人物的对答之中，运用华丽辞藻作了铺陈夸张的描写，伟貌奇观，光华璀璨，使人如临其境。《上林赋》则用虚构的亡是公的话来夸赞皇家苑囿，以压倒齐楚两国，赋中对皇权的歌颂寓于景观的描绘之中。司马相如的赋想象力丰富，描写细腻，辞藻华丽，结构谨严，建立了汉赋固定的模式，卓绝汉代。

五言诗的产生

五言诗萌芽于民间歌谣，其形成受到北方少数民族音乐和军乐的影响，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的发展更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写作，于是产生了文人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被许多文学史家认为现存最早的一首文人五言诗，当然此诗尚不成熟，但它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里程碑。自此以后，东汉许多作家都有五言诗传世，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辛延年的《羽林郎》等。《羽林郎》一诗描写了一个酒家女胡姬不畏强暴，勇拒贵族豪奴调戏的故事。诗中的少女胡姬，貌美若仙，又坚贞纯洁；豪奴冯子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此诗与乐府民歌《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了乐府民歌影响下的文人创作的成就。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中最杰出的代表。东汉末年涌现出一大批文人五言诗，其作者不明，后人泛称为“古诗”。这类作品中的十九首，至梁代被萧统选编入《文选》，后人遂以“古诗十九首”称呼它们。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组诗歌并非一人所作，产生的时代大致在东汉后期。其表述的内容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抒写相思之情，诉说离别之苦的诗作。如《行行重行行》一诗，写一女子思念远行异乡的情人。首先追叙初别，次说路远难会，再述相思之苦，最后以宽慰之词作结。又如《迢迢牵牛星》一诗，描写了织女隔着银河思念牵牛的愁苦之情，抒发了爱情受折磨时的痛苦。此外，也有表现生命短促，慨叹人生无常的作品。如《生年不满百》等。其他如对功名不就、宦海失意，身居贫贱、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知音难遇的描写也见诸诗端。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于诗人把自己真切的感情坦然抒发出来，毫不矫饰，并用特定的景物衬托人物的感情，达到情景相生、情趣天成的境界。其次，它的语言朴素明快、精练生动、耐人咀嚼，有高度的概括力。它对后代五言诗的写作影响深刻，其后五言诗开始获得空前的发展。=

《建安文学》

东汉末年，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亳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核心是三曹，它包括：曹丕，曹操，曹植。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以下是我整理了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点，希望你喜欢。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性

　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 故事 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汉乐府民歌艺术性(一)：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

　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活细节如“头多虮虱”、“拔断蒺藜”、“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汉乐府民歌艺术性(二)：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汉乐府民歌艺术性(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样。

　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诗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陌上桑》这样完美的长篇五言。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可惜现在我们已看不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

　汉乐府民歌艺术性(四)：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更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并不只是《铙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 方法 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 经验 ，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达了汉代民众的心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汉乐府民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表现民众的悲苦、怨恨与反抗。汉代数百年间，豪族日富，黎民百姓日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妇病行》是反映这一内容的典型作品。诗中描写病妇托孤、丈夫乞求、孤儿啼索母抱的情景，惨绝人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孤儿行》则反映了私有制下道德沦丧导致的一幕悲剧。孤儿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父母在时，他“乘坚车，驾驷马”。父母死后，他成了兄嫂的私奴，备受虐待，长年被驱使外出行商，回来又被使唤去办饭、视马、汲水、养蚕、收瓜。如此辛劳，却“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他痛不欲生，“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这不只是一个家庭悲剧，还是严重的社会悲剧。《东门行》则表现了百姓困不可忍之后的反抗。诗写了一个城市贫民，面临生活绝境，被迫铤而走险的情景。诗中的男主人公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出东门，却又转回，再看家徒四壁，无食无衣，难以活命，于是决计“拔剑东门去”。妻子用天道和人情劝阻，也全然不顾，毅然走上反抗道路。这种对剥削压迫的自发反抗，正是汉代“群盗并起，国之将亡”的预兆。这类民歌，远超先秦民歌“怨刺”的界限，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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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汉代乐府诗最开始是两汉乐府音乐机关的所创作的作品，融合了民间艺术和当时的官方艺术，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很多都是丰富乐府的乐章，用作娱乐，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

魏晋六朝时,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创新性的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乐府诗诗歌正式出现在文学史上，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与南方大相异趣的粗犷豪放的气概，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情民俗的画卷。

到了唐朝继续将乐府诗发扬光大，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乐府诗，称之为新乐府诗。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都是新乐府诗的代表人物，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后来出现了韩愈 、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真正的将新乐府诗渐渐被大家熟知并且接受。

乐府诗歌体裁对后世的歌行体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在很多优秀的诗篇中都可以见到乐府诗的影子，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诗仙李白，李白的乐府歌行更是空前, 李白的诗风格想象力极为丰富，可以说是天马行空，这都是受到乐府诗歌的影响，它们在艺术形式上所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思想内容：汉乐府

原是汉初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武帝时乐府规模扩大，成为一个专设的官署，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歌谣，以供统治者观风察俗，了解民情厚薄。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即被后人称为乐府诗。东汉仍设有乐府。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乐府采集的各地民歌共有一百三十八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三四十篇，加上东汉民歌和文人的作品，现存汉乐府有一百多篇，散见于《汉书》、《后汉书》、《文选》和南朝时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等书，而以宋人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所收最为完备。《乐府诗集》是根据音乐类别分别排列作品，与汉乐府有关的凡四类，其中《郊庙歌辞》中首列的《汉郊祀歌》是西汉文人为宗庙祭祀作的乐歌；《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题下标明“古辞”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西汉民歌。《杂曲歌辞》收录的文人作品中有一些出自东汉。

汉乐府以民歌居多，民歌也正是其中精华。人们提到汉乐府，就一般意义而言，往往是指汉乐府中的民歌。这些民歌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战城南》、《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上山采蘼芜》等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有所思》、《上邪》等篇，则是感情真挚的情歌；《陌上桑》赞美了一名劳动妇女对权贵人物的蔑视和反抗，体现了人民的愿望；以批判封建礼教、歌颂高尚情操为主题的《孔雀东南飞》，又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前所未有的长篇叙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居有较高的地位。汉代文人所写的乐府诗也有佳作，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饶》等，但这些诗歌也是在民歌的影响下创作的。

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对后世的许多诗人起过示范性的作用，它的以五言和杂言为主的形式，也推动了诗体的发展。

汉乐府

汉乐府民歌，在我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它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

汉人称乐府机关所演奏的诗为歌诗，魏晋六朝时开始称诗歌为乐府或乐府诗，于是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变为诗体的名称。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自汉至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一、郊庙歌词，二、燕射歌词，三、鼓吹曲词，四、横吹曲词，五、相和歌词，六、清商曲词，七、舞曲歌词，八、琴曲歌词，九、九曲歌词，十、近代曲词，十一、杂歌谣词，十二、新乐府词。汉贵族乐章载在郊庙歌词一类，全部是文人所作；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词、鼓吹曲词和杂曲歌词3类中，相和歌中尤多。相和歌是南方的民间俗乐，鼓吹曲是北方民族的乐曲，多用于军乐。杂曲歌词是一种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乐曲歌词。

汉乐府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所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就是说，乐府民歌的作者面向现实生活，根据人们在各种各样的遭遇中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而进行创作的。它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诗经》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现存下来的汉乐府民歌，不过40余首，但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有的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反抗斗争，如《妇病行》描写一个贫苦家庭的妇女，贫病交加终于死去，临终时叮嘱丈夫照看孩子，但在残酷的剥削压榨下，劳苫人民无以为生，父子不能相保，最后不得不违背妻子的遗言，忍心抛弃了自已的孩子。《东门行》则写出了贫苦善良的人民在无衣无食、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官逼民反铤而走险的过程。有的揭露战争和徭役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与痛苦，如《十五从军征》写诗中主人公15岁从军，80岁才返回家乡，遥望故家，只见坟冢累累，回到家里，满目荒凉，空无一人，这时，老人万念俱灰，倚着门呆呆地远望，不知如何度过这孤苦的残年。短短的十几句诗，写得凄楚感人。有的写出了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和被压迫妇女的命运，《有所思》和《上邪》写的是热恋中的女子为爱情所折磨的痛苦复杂心情和专一执著的深情。《上山采蘼芜》写的则是妇女无辜被弃的不幸。此外还有写官家豪富对人民的欺凌和上层社会的腐朽与无耻等等。胡应麟《诗薮》卷一说：“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后世言诗，继自两汉，宜也。”这几句话意思是说，两汉乐府来自民间，它运用通俗自然的语言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爱憎，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陌上桑》是汉乐府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和称颂。这首诗最早录于《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玉台新咏》也收有此诗，题为《日出东南隅行》。

汉乐府

中国诗歌史上楚辞（诗）向汉赋（非诗）演变发展过程中，汉乐府填补了这一时期诗坛的一段空白。“乐府”本是古代音乐机构的名称。据考，最早在秦代就已有乐府的设置。乐府兴起则是在西汉武帝时代，乐府官署大规模收集民间歌辞，据《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乐府就是指汉时乐府官署所采制的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用犀利的言辞表现爱恨情感，较为倾向现实主义风格。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的浪漫主义手法，它开诗歌现实主义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斜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斜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587580html

艺术成就：汉代乐府诗

何谓乐府

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汉书 艺文志》记: 「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赵,代之讴, 秦,楚之风, 皆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 除为考察民隐外, 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 以供娱乐六朝时, 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汉代乐府诗的类别

从其内容来看, 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

「郊庙歌辞」, 为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所用今存者有《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

「燕射歌辞」, 为朝廷宴飨所用

「舞曲歌辞」, 分雅舞,杂舞雅舞用於郊庙,燕飨; 杂舞用於宴会

军乐

「鼓吹曲辞」, 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

「横吹曲辞」, 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民间的歌辞

「相和歌辞」, 为汉世街陌谣讴, 起初只是人们随意吟诵,「后渐被之管弦, 即为相和曲」

「清商曲辞」, 源出於相和三调, 内容多为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杂曲歌辞」, 有写心志, 抒情思, 叙宴游, 发怨愤, 言战争行役, 或缘於佛老, 或出於夷虏兼收并载, 故称杂曲

汉代乐府诗的题材内容

反映战争的痛苦

《战城南》反映汉代人民那种惨痛的战争生活非常深刻诗的前幅描写激战的荒凉恐怖,

后幅则写平民为战争而荒废耕作, 因而发出怨言, 诚为暴露战争苦痛生活的写实诗篇又如《东光》一篇, 反映出武帝征讨南越, 军士流露出的悲怨感情「仓吾多腐粟, 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 早行多悲伤」, 也是一篇反战的作品

反映徭役的痛苦

《十五从军征》诗中描写一个在外面征战六十五年的军人, 到了八十岁的高年, 回到家乡

来, 房屋破坏不堪, 成了鸟兽的巢穴, 亲故凋零, 一无所有, 肚皮是饿了, 於是采著野谷葵草煮著作羹饭, 但是在这种情景之下, 怎能吃得下去呢 出门望著天边, 眼泪不住地流下来了诗中对於那种不合理的徭役制度和人民所受的苦难, 作了无情的控诉

反映贫困

《妇病行》描写一个贫民家庭的悲惨景象诗中写病妇临终托孤, 丈夫对亲友哭倒, 孤儿

在空舍中啼号索母的情况, 真实动人, 令人凄酸《孤儿行》描写了孤儿受虐待的遭遇他的兄嫂把他看成奴隶和仇人, 尽量折磨他, 必欲置之死地《东门行》描写了一个穷老汉为穷困所迫, 铤而走险, 起来造反的过程

反映漂泊/游子他乡

游子在外的生活艰苦, 不易还乡, 是以此类羁旅之作每多慷慨激烈之音, 表现强烈的悲痛,

如《饮马长城窟行》: 「远道不可思, 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 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 辗转不相见」, 便是写一个妻子为了寻求好的丈夫而辗转流徙他乡的

爱情题材

《有所思》写一个女子知道爱人有他心的时候, 恨得立刻把正要送给他的礼物摧毁了, 表

示一刀两断的决心, 但是当好忆起当初定情幽会时的甜蜜生活时, 便又觉得不能一刀两断, 显出作者的痛苦矛盾《上邪》抒发一个女子对爱人的热烈表白, 表明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她以火一般的热情表白: 除了山川崩竭, 天地毁灭之外, 爱情不会终止!

婚姻/妇女悲惨命运/封建礼教束缚

《上山采靡芜》叙述一个弃妇和故夫偶然重逢时一番简短的问答它不从正面写弃妇的

悲哀, 反而写故夫的念旧, 更显出女主人家的被弃是无辜的尽管她的劳动比人强, 颜色也不比人差, 她还是不免於被抛弃她的不幸仅仅由於男子的喜新厌旧罢了

《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 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同时热情地歌

颂了二人忠於爱情, 宁死不屈的精神

统治者的荒*

《鸡鸣》,《相逢行》和《长安有狭邪行》都描写当时富贵人家的奢侈享受, 黄金为门, 白

玉为堂, 堂上置酒作乐, 中庭华灯煌煌, 舍后珍禽罗列子弟人人做官, 贵者至二千石年轻妇女无事可做, 调丝弄弦而已《陌上桑》则叙述了一个太守侮弄一个采桑女子遭到严词斥责的故事诗中揭露了官吏的荒*无耻面目, 同时塑造了坚贞,勇敢,美丽的女性形象秦罗敷

人民的劳动生活

在汉乐府中, 有不少是表现当时人民的劳动生活的如《江南可采莲》是江南青年男女

采莲时所唱的歌谣, 一面工作, 一面歌唱, 表现了乡村男女集体劳动生活的快乐, 和江南农村的美丽的自然风光

饮酒求仙/人生无常

汉乐府诗亦有饮酒求仙的思想, 是那些受有神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的反映,

如《善行哉》,《西门行》,《王子乔》等篇, 都是这类作品至於人生无常的作品, 如《怨诗行》,《驱车上东门》, 主题都是怨叹人生无常, 鼓吹「游乐当及时」,「游心恣所欲」,宣泄颓废没落的情绪

汉乐府诗的语言及形式的特点/艺术特色

(1) 语言朴实自然

汉乐府民歌多用生动的口语, 亲切朴素, 叙事同抒情结合, 感情真摰动人如《孤儿行》写孤儿受兄嫂虐待, 诗句虽参差不齐, 而情与境会, 孤儿口状心计之状, 活现笔端

诗句句式长短不一, 二至八言都有; 有句式整齐的齐言诗, 也有错综参差的杂言诗

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和句法, 长短随意, 整散不拘, 灵活自由有继承《诗经》四

言体的如《公无渡河》,《善哉行》; 有杂言体的, 句法自由多变, 整散不拘如「鼓吹曲辞」里「铙歌」中的《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二,三,四,五,六,七字也有, 变化极为自由汉乐府还有不少完整的五言诗, 如《江南可采莲》,《孔雀东南飞》等, 比四言诗多了一个音节, 适应当时社会语言的发展, 又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篇幅长短均有, 最长的达三百五十馀句, 短的则数句

汉乐府民歌篇幅长短均有, 最长的如《孔雀东南飞》, 便长达三百五十馀句, 短的如《杂

曲 枯鱼过河泣》只得四句;《江南可采莲》便是只有七句

押韵灵活

汉乐府民歌的押韵自由, 灵活多变有句句押韵的, 如《平陵东》:「平陵东, 松柏桐, 不

知何人劫义公」,「心中恻, 血出漉, 归告我家卖黄犊」便是; 有隔句押韵的, 如《东门行》,《燕歌行》,《梁甫吟》等; 也有隔两句和三句押韵的, 如《陌上桑》的「日出东南隅」和「自名为罗敷」相隔两句押韵, 又「照我秦氏楼」和「桂枝为笼钩」更隔五句押韵这都显出押韵的变化多端

用对话/独白形式叙事

汉乐府诗巧妙地熔铸对话刻划人物, 声情毕肖, 使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如《上山采蘼

芜》甚至几乎全由弃妇同故夫的问答构成, 表现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采用独白的, 如《孤儿行》中用独白写出孤儿所受的痛苦

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乐府民歌虽多抒写现实, 但亦有不少作品运用了浪漫主义色彩如《上邪》如山洪爆

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乌生》中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枯鱼过河泣》中腐臭了的鱼会哭泣, `会写信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 显示了浪漫主义的特色

排偶句

排偶句也可以说是汉乐府在形色方面的特色, 如《陌上桑》中的:「头上倭角髻, 耳中明

月珠缃绮为下裙, 紫罗为上襦」便是

回环往复, 音韵和谐

在当日的民歌中有不少优美小诗, 如《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

叶间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此诗回环往复, 形象鲜明, 音韵和谐, 文字活泼, 正是民歌的本色

汉代乐府对后世的影响

现实主义的发扬

汉乐府民歌继《诗经》之后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如建安时曹操父子,王粲,陈琳等以

描写社会乱离疾苦为内容的诗篇, 正是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於哀乐, 缘事而发」的精神它们多用乐府旧题, 运用叙事的方法和通俗的语言, 在形式上也见出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唐代杜甫虽不用乐府旧题而「因事立题」, 诗的精神和体制实与汉乐府民歌一脉相承, 直接受到乐府民歌的影响白居易,元稹效发杜甫做「因事立题」的社会诗, 而且提出「诗歌合为时而作」的口号, 也正是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传统

语言通俗朴素/风格清新

汉乐府诗的风格多样, 有清新明朗, 有深情婉转, 也有慷慨悲歌, 但都统率於质朴自然的风格下所谓质朴自然, 表现在诗歌语言上, 矢口成言, 绝无文饰, 故浑朴真挚, 独擅古今后世诗人多受汉乐府的影响

奠定五言诗的基础

汉乐府以五言和杂诗为主杂言诗於建安之后大盛, 曹操,曹丕,李白等杂言诗莫不源於乐府民歌乐府对五言诗的影响更大, 东汉时摹仿者甚多, 至建安已出现「五言腾踊」的局面, 取代《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 而成为一种主要的诗歌形式

乐府诗歌体裁对后世歌行体的影响

乐府诗歌体裁对后世的歌行体的形成亦有影响六朝诗人鲍照的五言和杂言乐府都是杰出的, 唐代李白的乐府歌行更是空前, 它们在艺术形式上所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用对话/独白形式叙事

汉乐府诗巧妙地熔铸对话刻划人物, 声情毕肖, 使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如《上山采蘼

芜》甚至几乎全由弃妇同故夫的问答构成, 表现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采用独白的, 如《孤儿行》中用独白写出孤儿所受的痛苦这些手法, 对后世诗歌的修辞手法亦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