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段耳熟能详的历史奇闻轶事写出真实感、新鲜感

如何将一段耳熟能详的历史奇闻轶事写出真实感、新鲜感,第1张

创造对比,寻找细节。

1、创造对比:通过创造对比,突出历史事件的新奇之处。将历史事件现代生活相比较,突出其独特性和新鲜感。

2、寻找细节:通过寻找历史事件中的细节,如人物形象、情感表达等,可以生动还原历史。通过详细的描写,读者可以更加感受到历史事件真实性和新鲜感。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诞生于莱茵河畔的小城市波恩。

贝多芬的父亲是当地唱诗班的男高音,是一个经常酗酒的蠢汉。他的母亲是女仆,这是个清贫的家庭。

贝多芬是一个典型的神童音乐家。由于他在音乐上的早慧,十二岁时就被人拿来同名垂青史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相提并论。他愚蠢的父亲急切地想利用这一点来赚取名利,逼迫小贝多芬整天练琴和演出,稍不如意就毒打他。在贝多芬的记忆中,他根本就没有享受过父爱。上天又偏偏赐给贝多芬一副粗陋的外表,外加身材矮小粗壮 ——即使成年后也不过158米,他的外貌使他从小就遭人讥笑,成年后也难于幸免。

清贫的家庭,粗暴愚蠢的父亲,不惹人喜欢的外貌,所有这些构成了贝多芬不愉快的童年,形成了他以后的反叛性格和强势作风,也造成了他成年后粗俗的言谈举止。贝多芬被许多同时代的人描述成“粗鲁、固执、脾气暴躁,只要心情稍有不好,就随时随地乱吐痰。”

大约在十二岁左右,小贝多芬在波恩遇见了一位相当好的导师——尼弗。正是尼弗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使他在不幸的童年中没有厌恶音乐,并奠定了他的最初的音乐风格,使他十三岁就成为管风琴师,并创作了三首奏鸣曲。

1787 年,贝多芬动身去当时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并拜见了莫扎特。当时十七岁的贝多芬默默无闻,而莫扎特早已名满欧洲。可能贝多芬的相貌太一般了,连莫扎特也看走了眼,对这个年经人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给了一段音乐让他用钢琴即兴发挥,自己却到隔壁屋子和别人聊天。然而邻屋充满灵感和气势的音乐使得莫扎特不由自主地又跑回钢琴旁——作为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对于音乐的感悟力是非凡的。他从这个年经人的琴声中听到了无穷的创造力和灵感,因此一俟演奏完毕,莫扎特便对屋内的人说:“注意这个年经人!……有朝一日,他会震惊世界!”

接着似乎该是一段“千里马遇伯乐”的传世美谈,然而却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随后传来了贝多芬的母亲辞世的噩耗。这使两位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令人遗憾地分手,从此再未谋面。四年后,一代音乐大师莫扎特以35岁的年龄英年早逝,而此时二十一岁的贝多芬尚在波恩肩负着家庭的重担。

在贝多芬不幸的童年中,母爱可能是他唯一的美好记忆,十七岁丧母对贝多芬的打击非同一般。与此同时,他还要担起这个无人照管的家庭——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和一个不争气的父亲。

在艰辛的日子里,只有在与布朗宁一家的交往中,贝多芬才得到一点安慰和支持。伊丽奥诺·布朗宁是他的学生,比他小两岁,贝多芬对她怀有温柔的感情。当她后来与一位善良的医生结婚后,贝多芬就将这种感情转为永恒的友谊并保持终生。贝多芬也从乡野景色中找到了安慰——波恩那鲜花满枝,绿树成荫的小径,经及壮丽浩瀚的莱茵河,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个日渐忧郁的年轻音乐家。贝多芬终生对大自然充满热爱的情感,他音乐中宽广的意境和淳朴的旋律直接发源于此。 1792年贝多芬被帝侯亲王派到维也纳继续深造,此后就在那里永久定居下来。

作为卓越的钢琴家,贝多芬受到维也纳上层社会的热情欢迎,同时他在维也纳拜师学艺,其中有著名作曲家海顿。海顿尽管喜欢贝多芬的才能,但心中并不十分喜欢他的性格,因为年轻的贝多芬有太多的热情和怪异的念头了。同时,贝多芬也并不喜欢海顿。这也难怪,全身都是叛逆的贝多芬,怎么能和幽默轻松的“海顿爸爸”谈到一起来呢?

贝多芬1802年以前的创作,被音乐史上称为贝多芬的第一期风格。这些作品大都是些小型曲目,著名的只有钢琴奏鸣曲《悲怆》,《月光》,小提琴奏鸣曲《克罗采》和《第三钢琴协奏曲》。此时的贝多芬处于创作的准备阶段——为了密切地观察生活中的伟大变革,为了总结18世纪的音乐成果并运用它来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为了选择适合于他的个性的新的创作手法,所有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紧张的探索。这个时期仿佛是“十年面壁”,是贝多芬音乐创作的酝酿期。

这种酝酿有外在的条件——1789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当时的波恩大学是各种进步思想的摇篮,贝多芬经常在波恩大学旁听,并如饥似渴地学习人类自古以来伟大的精神成果:从历史文献到哲学,从荷马、莎士比亚到席勒、歌德。在学习的岁月和革命的年代中,贝多芬奠定了他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深信人类平等,追求正义和个性自由。

法国大革命催生了众多的历史巨人,贝多芬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法国大革命就像一条巨大的山脉,将贝多芬和另两位古典音乐大师海顿、莫扎特分隔开来。正是由于继承了前辈深厚的传统,同时又得到了自由气息的滋养,贝多芬得以创造出音乐史上又一风光无限的高峰。 就在贝多芬一心准备投身音乐大干一场时,命运向他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就发现自己的听力急剧下降,对于一位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钢琴家和音乐家来说,听力的衰退不啻于世界末日。但贝多芬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并说出了那句传送千古的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屈服。”

当时的贝多芬还爱恋着一位叫朱丽叶塔的姑娘,著名的钢琴奏鸣曲《月光》就是献给她的。然而幼稚风流的朱丽叶塔辜负了贝多芬的一番情意,后来竟与一位男爵订了婚。 耳聋的治愈日渐渺茫,又痛失心仪已久的恋人,这双重的打击使顽强的贝多芬支持不住了。

1802年他写下了一封绝笔信,即现在被称之为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在信中他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内心深处的理想和痛苦。凡是误解贝多芬的人,如果仔细总结了他的遗嘱,都能发现其中真实的原因,从而原谅他的种种缺点。

不过他还是重新振作了起来,他那坚强的个性不可能屈服于命运摆布。还是那篇遗嘱中,贝多芬说道:“是艺术,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我是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 经过十年的艰苦探索,战胜了命运和感情的双重打击,应和着欧洲革命的蓬勃发展,从1802年开始,贝多芬仿佛浴火的凤凰,焕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开创了音乐史学家称为“第二期风格”即“英雄时代”的辉煌业绩,向19世纪的黎明吹响了革命的号角。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包括第三到第八交响曲,第四,第五钢琴协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黎明》,《热情》钢琴奏鸣曲,歌剧《菲德里奥》等。

贝多芬在音乐创作的“英雄时代”的主要特点为:以斗争的主要思想作为这些作品的构思,反映了英雄生活的各个方面,充满了对人的理性和力量的炽热信心,阐明了生活的目的和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上述作品都可以归入人类艺术文化的伟大成果之列。

贝多芬1803年开始创作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这部交响曲的创作灵感来自拿破仑·波拿巴。当时贝多芬将拿破仑看作自由之神,希望他能在法国建立一个英雄的共和国,并把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传遍欧洲。他怀着热烈的心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命名为“英雄交响曲”,并准备题献给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因此当他得知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时,其愤怒和失望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咆哮着吼道:“……他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罢了!”他愤然撕掉了封面上的波拿巴字样,由于情绪激动甚至将稿纸也撕破了。贝多芬重新在封面上写道:“‘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英雄而作。” 这部交响曲的手稿,甚至那张被撕破的封面,至今仍保存在德国波恩的贝多芬故居纪念馆中。我们应当理解的是,这部伟大的作品,拿破仑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贝多芬音乐中那种自由的精神,斗争的意志,慷慨悲歌的葬礼和人民的胜利,早已超越了时代的界限,成为音乐史上的里程碑和人类精神不朽的象征。

《英雄交响曲》首演后不久,贝多芬就开始创作歌剧《菲德里奥》。剧情大意是:主人公受冤入狱,他的妻子装扮成男子并成为看守的助手,拯救了丈夫,并使陷害丈夫的监狱官判了罪。贝多芬感兴趣的是其中包含的道德观念和夫妻的爱情,并为他这部唯一的歌剧呕心沥血,三易其稿,终于使它成为歌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这时,幸福的生活仿佛又向他招手。1806年贝多芬与苔莱丝·德·勃伦斯克订了婚。这种宁静愉快的心情,反映在他同年创作的《第四交响曲》中。在这之后的四年里,他还创作了《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田园”》,钢琴奏鸣曲《热情》等几部代表作。

从 1804年开始,贝多芬就在酝酿一部非凡的交响曲。这部《e小调第五交响曲》成为贝多芬最受欢迎,在某些方面也是最有特点的作品,它向我们揭示了作者天才中几个最动人的特征。由于贝多芬将音乐刚开始那猛烈的三连音解释为“命运之神在敲门”,这部交响曲又被约定俗成地被称为《命运交响曲》。

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孤独的。在炎热的创作和奋斗生活中,贝多芬总是从大自然中寻求慰藉。童年时代的莱茵河,青年时代写遗嘱时停留过的海利根施塔特村郊外的田野,以及德国一望无际的原始大森林,都促使贝多芬于1808年完成了不朽的《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向世人描述了英雄心中的大自然。

尽管1810年贝多芬放弃了与苔莱丝的结合,但生活和艺术创作给了贝多芬更为深沉博大的内心,也给了他自信与勇气,他的不可战胜中已经出现了伟人般的光荣感。因此这时候的贝多芬对于社会习俗不屑一顾,对于旁人的意见也毫不在乎。他在别人的眼里显得不尽人情,傲慢自大。这里有两件事情可以充分反映当时贝多芬的个性:

第一则:维也纳的李匹诺夫斯基亲王在贝多芬早年时,曾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有一次,亲王的母亲想听贝多芬演奏,不惜跪在他的脚下请求,而贝多芬竟不理不睬,连头也不转一下。后来加上别的理由,贝多芬与亲王反目。他临走时留下的字条写道:“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第二则:贝多芬年轻时代非常崇拜歌德,而歌德对贝多芬也心仪已久,因此两人在波希米亚的见面显得非同寻常。当他们并肩散步时,远远走来了当时奥匈帝国的皇后,太子和一大群重臣。这时贝多芬背着手径直向人群走去。皇后向他打招呼,太子向他脱帽致敬,大臣们让开了一条路。而歌德却摘下帽子,毕恭毕敬地躬着腰,在路边向皇亲贵族们致意。

这给惟妙惟肖的图像,活灵活现地反映了贝多芬与歌德不同的性格,这时的贝多芬,找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掌握着最高超的创作技巧,他不断诞生的杰作拖拽着音乐界和听众,使人们都膜拜在他的脚下。他成了当时音乐界和思想界的先驱,声誉日隆。正如歌德的一位女友见到贝多芬时惊呼:“当我第一次看见他时,我觉得整个宇宙都从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你!啊!歌德!我确信此人远远超过了现代文明!”

随着《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的诞生,贝多芬的音乐达到了顶峰。1814年维也纳会议时,他得到了全欧洲的王亲贵族对他的敬意。他被视为音乐之圣,成为备受官方推崇的音乐家。

这时,历经艰苦奋斗而功成名就的贝多芬自信地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的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法振拔的苦难。” 命运的发展总有起伏,紧接着1814年的巨大成功后,贝多芬的命运急转直下,跌入了低谷。这个低谷是如此之深,因此当贝多芬最终走出后就真正永垂不朽了。

首先,他的经济陷入困境,维也纳这个城市从骨子里是轻佻而又浮华的,它从未对贝多芬报有真正的好感。自从1814年维也纳会议之后,维也纳的音乐口味日渐趋向于意大利乐风,他们推崇的是罗西尼,而将贝多芬视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和赞助人,或分散,或故去,现实的经济困难顷刻来临,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听众,没有稿约……没有起码的经济保障,再伟大的艺术家也一筹莫展。贝多芬不得不把他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精打细算的日常生活开支和与女厨的争吵上。他曾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难的神气。”

与此同时,他的耳朵完全失聪,这样他连所热爱的钢琴演奏和指挥工作也不得不放弃。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来自他指挥彩排他的歌剧《菲德里奥》。由于他根本听不见乐队演奏和演唱,整个排练一团糟,重新开始后依然如故。贝多芬从听众难堪的表情中领悟到了原因。回到家中捧着脸一言不发。他的朋友说:“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没有一天能和这致使的一天相比。他的心灵受到的极大的伤害,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

沉重的家庭苦难也折磨着贝多芬。贝多芬的一个弟弟于1815年去世,留下八岁的儿子查理。查理的母亲是个微不足道的女人。贝多芬为了收养查理,不惜和她进行旷日持久的诉讼,一直到1820年才告胜利。

贝多芬将他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查理身上,希望能将他培养成材。但贝多芬明显犯了个错误,查理并不是童年的自己,他根本就成不了音乐家。由于贝多芬过于主观和急躁,养成了查理的逆反心理,不断地给贝多芬找麻烦,使贝多芬伤透了心。终于在1826年,在干了数不清的蠢事之后,查理开枪自杀。但他居然笨得连开两枪也没有成功。自己满腔的心血和感情白白地浪费,还受到别人的误解和嘲笑,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心的了。查理的自杀使贝多芬高傲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难堪,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加上1817年他百病缠身,他的朋友说他“突然变得像个七十岁的老人,疲乏无力,丧失了斗志。”

在无尽的烦恼,痛苦和忧愁中,贝多芬的创作受到严重的影响,作品很少,贝多芬的敌人甚至断言他已穷途末路。

经历了多年的命运的打击,此时的贝多芬已不再是那个充满自信的贝多芬,不再是那个感到自己的才华具有至高无上的力量,能去征服整个宇宙,去把自己的音乐思想布施给每个人,并能取得所有人尊敬的贝多芬。现在的他是一个终于远离尘嚣,独身隐居,不再寻求任何功名的贝多芬。他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艺术,对外界的褒贬无动于衷。他完全沉浸于苦难之中,却微笑着顺从一种毫无反抗的忧郁,有时又以一种惊人的意志力量使自己达到宁静的欢乐之中。

从1815年到1826年,贝多芬的创作进入了他的“第三期风格”。这期间的代表作是《D大调庄严弥撒》,《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五首钢琴奏鸣曲和一些弦乐四重奏。

这时贝多芬把音乐结构放在第二位,他找到的形式更能自然地符合情感上的要求。因此,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是人类天才创作中所从未有过的最杰出的作品。它超越了贝多芬从前所有的音乐作品,向人类想象力所能触及的最高领域翱翔。

《D大调庄严弥撒》被贝多芬称为他最完美的作品,这根本不是为了宗教和教堂的音乐,而是贝多芬本人情感和思想的流露。至今这部弥撒还是西方同类作品中的代表作。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凝聚了贝多芬一生的心血。从1795年贝多芬就草拟了这部交响曲最后乐章的主题,以后他在许多中曾无数次地尝试。经过多年的探索后,贝多芬决定破天荒地在交响曲中加入人声,引用席勒的《欢乐颂》诗句,来表达他毕生的夙愿:歌颂欢乐,欢乐战胜了痛苦,欢乐解放了人类,并把他们引向了上帝。

当时全欧洲笼罩在封建势力摧毁法国大革命成果的黑暗时期。在此背景下,《第九交响曲》于1824年在维也纳举行了首演,从此人类历史上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诞生了。当激动人心的大合唱结束时,狂热的听众不顾一切地鼓掌,相互拥抱,许多人禁不住失声痛哭,仿佛发生了一场骚乱。在维也纳这个讲究礼仪的城市,皇族出场不过鼓三次掌,但贝多芬享受了热烈的五次鼓掌谢幕,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出面干预……

贝多芬已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已经达到了音乐的最高境界。1827年3月 25日下午5时3刻左右,狂风大作,风雨交加,隆隆的雷声震动着贝多芬的屋子。突然,一道闪电划破长空,使贝多芬的屋内充满了奇异的光亮。与此同时,处于弥留之际的贝多芬猛然睁开眼睛,向上举起了右手。当他的手放下时,眼睛半闭着,心脏停止了跳动。

两万多维也纳市民参加了他的葬礼,著名的作曲家舒伯特等艺术家扶着他的灵柩。贝多芬的墓碑上刻着奥地利诗人格利尔巴采的诗句:“当你站在他的灵柩前的时候,笼罩着你的并不是志颓气丧而是一种崇高的感情;我们只有对他这样的一个人才可以说:他完成了伟大的事业。”

鲁迅(18810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1)伟大作家卢梭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都习惯于早晨写作。 (2)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才情方能从笔下 涌溢出来。 (3)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工作台是斜面的,他认为这样可以写得更出色。 (4)俄国作家契柯夫年轻时就不怕环境嘈杂。喜欢在临街窗户旁边笔写 作,借以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并锻炼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他的著名 小说《猎人》据说就是在洗澡房间里问世。 (5)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常常在鸟语花香的林子里“制作”童话。 (6)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善于从梦境中取材,喜欢在依山傍海的渔村写 作。在他的“基督山城堡”的别墅中,饲养了众多的动物,和栽种了 许多珍奇的花草。他说他之所以创作不衰,是因为“每天用心灵和头 脑吸食大自然母亲的乳汁”。他在写不同体裁的作品时,还习惯用 不同色彩的纸张和墨水。 (7)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往往半夜十二点钟起床,一直奋笔疾书到第二天傍 晚。他平时不沾烟酒,但在创作时却拼命喝浓咖啡。 (8)法国作家福楼拜习惯通宵写作,他房间里彻夜亮着灯光竟成了塞纳 河上船夫的航标。 (9)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喜欢站着写作。他说:“我站着写,而且用一 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 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 (10)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喜欢戴着有色眼镜写作。他常常根据创作内容选 戴不同颜色的眼镜,激发自己丰富的情感。 (11)德国杰出的诗人席勒喜欢把两脚泡在人水盆里构思。 (12)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于是,她就利 用干活的空隙,及时把脑子里涌 现出来的情节写下来。 (13)中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豪饮中吟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诗,“人 称太白斗酒诗百篇”。 (14)中国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写文章后,一改再改,用心甚苦。 (15)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是个非常虚心的作家。他的 每一篇作品写完以后,总要反复征求别人的意见,直到满意为止。

林森身居高位,深居简出,一生不嗜烟酒,不近女色,颇多怪癖。在国民党要员中,他是一位“元老”,又是一位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古怪老人。最令人费解的,还是林森鳏居独处的生活方式。他从年轻时起就独往独来,及至当了国府主席以后,仍然孤身一人。堂堂国府主席,不要说是娶一个夫人,就是娶三个、五个的,也没人敢怎么样。按理说,有个夫人在侧,平日生活上便可以有个照料,公开场合也可以做做门面。林森的周围人也曾为他张罗过,可他坚辞不允。对此许多人甚表纳罕,颇觉蹊跷,特别是国民党要员中那些妻妾成群的人,更感到难以理解。是林森不食人间烟火?还是他不懂感情?当然都不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这其中的秘密被揭开了。这要从林森珍藏的一具白骨骷髅说起。林森向来喜爱收藏古董。他的住所里,到处摆设着各种古玩。闲暇之时,常常赏玩再三。在他收藏的众多古玩中,有一件林森极为珍视的东西:一具白骨骷髅。林森并将它摆在居室的显要处,十分刺目。据林森的随从讲,林森对这一具白骨骷髅珍爱异常,视同生命。常独自对其凝视良久,陷入深深的沉思。据说,有人偶然来到国府主席的住所,猛然间看到这个白骨骷髅,不禁毛骨悚然,骇然中诺诺而退,竟至惊悸数日。后来,又有人在国府主席的办公桌上看到过这具白骨骷髅。于是关于国府主席的传闻便纷纷扬扬,神秘中夹杂着恐怖。谜团越来越大,那些专事刨根究底的人,便四下打听,打听不出结果来。某日,一位稍懂一点解剖知识的人看到了这具骷髅,他一眼便看出这是一个女性的头骨。消息一经传出,闻者莫不张口结舌。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国府主席不近女色,何来女人骷髅头?既不近女色,要这女人骷髅头作什么?但是,林森毕竟是国府主席,当时即使是再好奇的人,也不敢、也不好意思向主席当面发问。爱刨根究底的好事之徒,于是把目标对准国府主席的身边人。

国府主席有个贴身随从朱某,跟随林森多年,对林森的生活隐秘了解较多。一天,朱某被熟人请到一座酒楼,宴席摆开后,朱某见在座各位均为挚友,顿时来了豪兴,一阵豪饮之后,朱某已有些微醉,乘着酒兴,众人便向他问起国府主席的白骨骷髅一事。朱某始不肯说,禁不住众友人的再三追问,他披露了这个秘密,解开了谜团。据朱某讲,那具白骨骷髅,是国府主席表妹的遗骨。他带着酒意,断断续续地向众人叙述了国府主席青年时代的一段颇为沉重的罗曼史:福建一带的旧时风俗,小女婿大媳妇很普遍,男子娶妻时年龄一般都很小。林森也不例外。10 几岁还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时,便由家中长辈作主,迎娶比他年龄大的郑氏为妻。婚前他与郑氏素不相识,从未谋面,故婚后并无感情。而他对自己的表妹却十分倾慕,一往情深。他与表妹从小性格相投,处处以大哥哥的身份关心爱护着她。两人虽算不上青梅竹马,却心心相印。表妹从小受家庭熏陶,虽然没有进过洋学堂,却知书识礼。她自幼温柔幽娴,性格内向,对林森的爱始终是默默的、深沉的,于不声不响中蕴含着炽热的情感。她对林森的这种柔情密意,除了林森以外,谁也没有觉察。林森娶妻以后,表妹的这种默默的爱没有丝毫稍减。1893年林森的发妻郑氏突然患病,不久不治而亡。这时林森跟表妹的感情更加浓烈,难舍难分。正当他们热恋的时候,林森表妹的父母突然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婚事是背着表妹悄悄进行的,等到表妹知道时,一切都已成定局,难以改变了。表妹对这门亲事竭力反对,拚死不从,然而木已成舟,她的反抗没有什么效果。在这紧要关头,她不顾众人议论和父母的阻拦,大胆地跑到林森的身边,向他表明了坚贞不渝的爱情,她恳求林森带她一同私奔,远赴重洋到国外谋生。满含热泪哭诉道:“哪怕过流浪生活,也决无怨言。”表妹的一片痴情,使林森激动万分。当得知表妹将要嫁给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时,内心十分痛苦。不能让表妹失望,可是又无法使表妹不失望。带着表妹一道私奔,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当时正好孙中山先生电邀他远赴他乡,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是一想到革命刚刚开始,常年在外东奔西走,带着一个女人有诸多不便。再说当时的环境险恶,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苦思再三,终于没有答应表妹的恳求。就在表妹婚期到来之前,怀着痛苦与深深的负疚,离开了家乡。林森的离家出走,使他的表妹悲愤至极,她感到完全绝望了。眼见婚期一天天逼近。在一天凌晨,她躲开家人的注意,悄悄跑到树林里,吊死在一棵树上。林森在外得知表妹自杀的消息后,内心受到深深的刺激和强烈的谴责。从那以后,发誓终生不再接近女性。 林森在衣着饮食方面都很朴素。他经常身着黑色或蓝色大衣长袍,戴灰绒呢帽或黑色礼帽。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是一身布衣,只有厚薄之分,没有时常变化。在饮食方面,他也很简单,他喜欢清淡素食,几乎烟酒不沾。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更是一切从简。据厨师诉苦说,每天只限买两角钱的肉。初到重庆,还可买得斤把。后来物价高涨,只能买得两个指头这么大的一块。你想,叫人怎样做菜呢?如果采购的人买回来的菜贵了,林森还要批评。

在住宿方面,林森也很简单,他喜欢清静、自然。据其下属、曾居国民党内要职的张群回忆描述:“其南京成贤街故居,十分狭窄。移驻洛阳期间,居处尤为简陋。迨抵重庆以后,初住李子灞,后住歌乐山林园,均只普通房屋。”这与一些国民党内高官住公馆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行方面,林森更是不讲究。他喜欢轻车简从,习惯独来独往,除司机外,平时不喜随带侍从。有一次,林森出席一个重要的集会,他的座车路经一个路口,因未悬通行证,前座没有随从,汽车又这么老旧,警卫人员就予拦阻,不许前进。这时林公把手杖伸出车外,轻轻向警卫人员身上一点。警卫这才警觉到车里坐的是谁,离开敬礼放行。他还经常随意停下车来,自己一个人走下车与旁边的人闲谈;有时一个人走在街头,与市民聊天,或者在田间地头与农民拉话,了解民情民意,那些与他说过话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长须飘飘、衣着朴素的老人家就是国家元首。

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当时国民党派系林立,蒋介石任国家主席遭到各派反对,被迫下野后就将国民政府主席改为虚职,不负实际责任,不兼其他职务,使五院独立负责。林森对此有清醒认识,曾说“我的地位相当于神龛中的神位,受人景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家宅之安康。若神主显灵,则反倒一室彷徨,怪异百出。国家主席是虚君地位,其意义在于垂拱而治,不该去管的就不要去管,让有办法的人放手去做嘛。”林森生性淡泊俭朴,不嗜烟酒,不近女色。他具有一个优良政治家所应拥有的品质:正直宽容,温和稳健,不徇私情。却无心政治,被称为“超然派”,他的官邸十分简陋,如同普通民居,甚至没有卫生设备。而因为房屋少,仅有的一个班警卫只能借住在邻居的空屋里。他因公外出时一般都是轻车简从,而私行则多是独自一人。

林森当了国府主席后,成了蒋介石的一件“摆设”,世人对他不无讥讽,新闻界尤甚。对待蒋介石,处事谨慎,鸦雀无声,才坐稳了国府主席的宝座。林森严格约束自己和手下,如洛阳警备司令陈继承来拜访,他拒绝接见说:“以后武官直接去见蒋,文官去见汪,不必到我这里来啦。”一个熟人找林森要个职务,林森说:用人要经过人事部门,不要找我。林森对手下的要求是:不发表意见,不参加宴会,不写条子。一次,他的秘书想要到一个政府的重要宴会上开开眼界,被他呵斥:当好你的秘书就行了,认识那些要人干什么?林森平易近人,南京浮桥如意里2号是他的公馆,从住处到国民政府不足一华里,林森一向步行,身着长袍马褂,布鞋布袜,持手杖,附近的居民都认得他。除了浮桥的公馆外,林森在南京最著名的住处就是桂林石屋。这栋别墅建在中山陵以东,灵谷以西的高阜上,因周围遍种桂花而得名,在这种地方盖别墅,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蒋介石当初盖小红山官邸,也是打报告,费了不少周折的;林主席可以例外,他不犯嫌,连蒋介石也不会去说他。

林森曾经弹劾过蒋介石,林森对蒋的态度是配合而不迎合,礼貌而不恭敬。一次,散步的林森遇到了戒备森严簇拥而来的蒋介石。林森即在道旁的小庙赏玩古董,并不迎接或避让,直到蒋介石走来致意“主席好”。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返回南京,众人争相向蒋介石致意,林森则站在一边。蒋介石看到后,上前说:有累主席受惊了。林森对秘书说:明明是他受了惊,怎么反倒是我受惊了,他这是做给人看的。可见林森对蒋仍存芥蒂。抗战后,林森迁至重庆,见到蒋介石的别墅如世外桃源,赞叹不已。蒋介石就将别墅赠给林森,称为“林园”。晚年林森渐渐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寄情花草,古玩。他虽然喜欢古玩,却舍不得花许多钱去买,他一般出的价位都在三五元上下,从不出高价。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上千件藏品字画编号,放到一家古玩店抽签拍卖,本来这些古董字画不值什么钱(而且有许多赝品),但由于是林故主席遗物,盖有“青芝老人鉴赏”朱印,这批大多是赝品的字画身价顿升,不到三天,所有藏品即被抢购一空,共卖得银元近万元。而所得之款全部捐献给了福建闽侯(林森故乡)中学作奖学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深造。

1、演讲轶事

名流免不了常被邀请作演讲,鲁迅也不例外。他演讲时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常常被掌声和笑声包围。有一次他从上海回到北平,北师大请他去讲演,题目是《文学与武力》。

有的同学已在报上看到不少攻击他的文章,很为他不平。他在讲演中说:“有人说我这次到北平,是来抢饭碗的,是‘卷土重来’;但是请放心,我马上要‘卷土重去’了。”一席话顿时引得会场上充满了笑声。

2、戏弄特务

有一次,鲁迅在上海的街头蹓跶,身后总跟着一小特务盯梢。当然这对鲁迅来说是常有的事。鲁迅故意将他当成乞丐,坦然地转过身去递过一块银元:“买饭吃吧。”

3、师生之情

日本留学期间,鲁迅与其老师藤野严九郎的朝夕相处,对其走上文坛产生过重要影响。藤野毕业于爱知县立医学校(今名古屋大学),在鲁迅入学前的两个月他才升格为教授。藤野说话时有家乡福井县的口音,鲁迅听着不习惯,却觉得亲切。

决心弃医从文的鲁迅最后向藤野提出了退学申请。《藤野先生》就是鲁迅对仙台时期生活的回忆。后来,藤野才知道曾经的中国留学生周树人成为了作家鲁迅,并将自己的故事写入了散文。

二、鲁迅简介:

鲁迅,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名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与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合称为“周氏三兄弟”。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论文、散文、翻译作品,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世纪中国的主要作家,是中国现代小说、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新文化运动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的精神

  恩,我也喜欢张岱,张岱家世颇为显贵的。高祖张天复嘉靖廿六年进士,官至太仆卿;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状元,官至左谕德侍经筵;祖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进士,视学黔中时,得士最多,杨文笾梅豸俱出他的门下,当时黔人谓"三百年来无此提学";父张耀芳,为鲁藩长史司右长史,鲁王好神仙,他却精导引术,君臣之间,甚是契合。(以上俱见《琅环文集》卷四家传)张岱之能享受那样豪华糜费的生活,如《梦忆》中所写的,正因其生长于这样家庭的关系。

  张岱一生,又以甲申年(1644)为界限,迥然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前则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谲谑,书囊诗魔。"声色之好,耳目之娱,无所不用其极。生活的鲜活乐趣,生命的切肤欢娱,他以身自任,糜不知返。在后则为亡国之民,破家之子,"山厨常断炊,一日两接淅",凄风苦雨,飘零人间四十年。

  《梦忆》成书背景:〈梦忆〉成书于明亡后头一两年,二十多年后他完成「西湖梦寻」(自序做於康熙十年西元一六七一)。然而要正式刻板印行却都在张岱百年之后。一方面张氏家破无财力付梓,另一方面张岱所记载的明末事迹太过敏感了。描写西湖景色的「梦寻」最先在康熙五十六年(西元一七一七)辗转在广东刻印,而「梦忆」却要等到乾隆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九四)年方才出版,至於「琅嬛文集」则要到光绪三年(西元一八七七)才终於刊行。

  在〈梦忆自序〉中说,张岱自述身世及写作背景谓"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不要小看这段话,张岱说"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说"作自挽诗,每欲引决。"都不是故做姿态的矫情话。他一生坎坷放荡,不羁之中却自有真性情,高格调,综观其书其文,少有夸饰语,更少伪词,少惺惺恶态。宗子一生,交友都主张"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作文更不会如附庸风雅之徒,沽名钓誉之辈,故做惊人语。明末,他和王思任祁彪佳,并称晚明"三才子",不但才气相类,而且私从甚密,人格相伯仲。张岱还与祁家兄弟多人,堪称莫逆。明王朝灭亡之后,王思任誓不朝清,绝食僵卧而死。祁彪佳于1645年,清军破山阴后,留下"含笑入九泉,浩气留天地"的《遗诗》,投水身亡。

  晚明三才子中,两人从容赴死而张岱独活,并不是因为张岱不具备这样的民族气节或者人格力量,张岱自己亦是激切义烈,坚贞高标之士,所谓"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绍兴沦陷,他抛弃豪宅资产,带着书稿家人,避入西白山。张岱之不死,是别有原因。

  这原因,他在《梦忆自序》里提及过,是"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他在〈石匮书自序〉中,有个更明确的交代。他说:"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余家自太仆公以下,留心三世,聚书极多。余小子苟不稍事纂述,则茂先家藏三十馀乘,亦且荡为冷烟、鞠为茂草矣。余自崇祯戊辰,遂此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阕勿书。"写成了这部"上际洪武,下迄天启"的明史。

  写到这里,不由人不联想到司马迁,太史公遭腐刑之后,不身死而坚持著书的那段广为人知的话,证与宗子,何其相似。千古文人同命,不过宗子之命运,更为飘零无聊赖而已。为着一个艰巨又重大的历史责任,锐身自任,虽身辱国破犹不辍努力,"留取汗青写丹心",古代文人的使命感和自信自负,由此两人,可见一斑。

  因身负成就有明一代信史的重任而不能死,因国破家破以及人格尊严民族气节而不能朝清,宗子唯一的出路,那就只好是"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也就是在这个过程的惨痛和动荡中,他写成了《梦忆》一书。

  〈梦忆〉写作方式、体例、目的及诸说考:《梦忆》的写作方式和体例,是"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也就是说,这种写作是惟我的,是纯粹以记忆轨迹为线索,以心思流转为脉络的。并且亦是有别与年谱或者志林的。张岱不想把这本书写成高文大册,他的为史为文的才华,有《石匮书》待证;亦不想用年谱或者志林的刻板方式来表述规划某一方面的生活认知,他这方面的敏感,还需要感情的沉淀和冷静,需要足够长的岁月间隔,要等二十年后,才会去仔细的,平静又带点学究的,去编定分门别类《琅缳文集》。而在正史和文集的空挡之中,是他身临亡国破家之痛的激动情思,是他烟尘狼藉的繁华生活,是在这种生活转变和破灭之后的"悟"和"悔"。他是带着炽热的情感体验,来描写,来追忆这一切。这情感,不管是真的彻悟已往之荒唐,还是面对目今之痛楚,都是热辣辣的,新鲜的,放不下割不开的。

  张岱写〈梦忆〉,是"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都可"翻用自喜,"是要乘着那余温,勾勒往日生活的形影。所以,是激切真挚,寓无穷于有限,寓波澜于平和之幽默的。

  但他亦自知这形影已烟消,所谓"昔有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念无所偿,痴坐伫想曰:"得是梦便好!""宗子作〈梦忆〉隐隐亦有担夫意吧?

  然,一直以来,因为这本书的自序里,有"一一忏悔"语,人多在〈梦忆〉到底是"悔"还是"不悔"上考证本书意图。又有「自为墓志铭」中,张岱自省一辈子一事无成,只配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相印证,朱慧深认为可和法国卢骚的忏悔录一比。黄裳则进一步以为梦忆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士族大少爷的忏悔录」。陈万益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张岱是「假托佛教因果报应说自我宽解,对於过去的繁华,不仅没有自我责备的意思,还不时流露依依之情。」因此,梦忆序中的重点不在忏悔,而在那句「痴人前不得说梦」。陈先生说,从梦忆梦寻的书名,可见「张岱执著旧梦,不愿梦醒的意思。」曹志鸿又以为"忏悔"是〈梦忆〉一书之所以完成的原动力。等等。

  综观以上观点,我以为宗子本意,其实正如上文所说之担夫,是失去所有,"念无所偿",痴痴悬想,宁肯这一切都是梦,一梦醒来,若能够河山依旧,庭院静好,该有多好的意思。

  当然,这样说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宗子自序中一连串的"果报",张岱忍死入清,之后,生活困顿,所谓"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而"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这些"果报",宗子一一列叙道:"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

  这段文字,很容易叫人以为是说悔恨旧日生活之奢侈繁华,而今日之凄苦困顿,皆为往日之报应,所谓以前有多享受,而今有多痛苦。

  但是,做这样理解的同时,不应该忘记一个心理背景,那就是:国破家破之后,张岱根本就以为自己的继续生存,是忍死,是不应该的,如果不是因为明史未完,他一定会选择一死殉明朝。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他对一己残身,渴望用种种艰苦困顿的景遇来平复不能死殉的遗憾,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明王朝,自己的家国天下之内,种种繁华,种种讲究,是乐趣,是享受,是对生活的感念和热爱,在王朝覆亡之后,再做如此种种,则只能教人"仇",所以宁肯苦。此时之甘苦,并不就是对以往之奢华的全盘否定或者说是"悔"。何况〈梦忆自序〉,是写于全书完成数十年后,所感所想,去当日已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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