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彭牡丹谱表达了陆游什么情感

天彭牡丹谱表达了陆游对牡丹的喜爱和赞美之情。陆游在谱中称天彭的牡丹是四川第一，且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姿色，到了开花的季节引得无数的人来欣赏，惊动了整个长安城。陆游对牡丹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运用拟人、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

（一）浇水。盆栽因其容量较小，装土少，持水量有限，必须及时浇水，方能保持牡丹的正常需水量，栽好后应马上浇透水1次，以后每隔3～4天浇水1次，以保持盆土湿润为宜。

若土壤过湿。易使枝叶徒长，长时间过湿或积水还会烂根。尤其夏秋季节，更应控制盆土的湿度，做到不干不浇。过湿芽旺秋发，翌春不开花。

（二）施肥。盆土养分有限，只有适时追肥，才能保证牡丹正常生长发育。

追肥可以在翌年春季开始，将芝麻、花生、豆饼水泡经发酵后使用。

施用时要对水，生长期每周施肥水1～2次。开花前和花期可每天浇1次。花谢后宜养花进行叶面喷肥，冬季休眠期可不追肥。

变色牡丹怎么养的漂亮

变色牡丹花要选宽敞通风、上午有阳光、土壤肥沃疏松的地方，不可种在积水地、阴湿地、瓦砾地。筑台种植时，台的大小应根据植株多少及大小而定，高度应视该处原来的地势及地下水位高低而定。

一般高度为 50—100厘米，以石块或砖块砌成台基，并铺些碎瓦片或碎砖。

若土壤粘重，应换用培养土。

培养土以6份国土、3份腐叶土、1份砻糠灰混合使用。 牡丹的种植与其他花卉不同，牡丹栽种后不需要灌水，更不能浇粪水。人冬壅土即可防寒，春暖后扒开壅土，以利生长。

施肥经验是：基肥要足，定植时施入堆肥、饼肥，粪肥。

肥上要盖土。追肥要控制，春季花后可追肥一次，肥料必须腐熟．不可过浓。

夏季不追肥。

施肥以冬肥最重要，施冬肥要结合培土。

新种牡丹不宜施浓肥，尤忌浇浓粪，否则肉质根会发霉烂死。养分来源以基肥为主。花后虽处于生长季节，也仍不宜施液肥。种植一年以后，也要以冬施固体基肥为主。

牡丹（学名：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是毛茛科、芍药属植物，为多年生落叶灌木。

茎高达2米；分枝短而粗。

叶通常为二回三出复叶，偶尔近枝顶的叶为3小叶；顶生小叶宽卵形，表面绿色，无毛，背面淡绿色，有时具白粉，侧生小叶狭卵形或长圆状卵形，叶柄长5-11厘米，和叶轴均无毛。

花单生枝顶，苞片5，长椭圆形；萼片5，绿色，宽卵形，花瓣5或为重瓣，玫瑰色、红紫色、粉红色至白色，通常变异很大，倒卵形，顶端呈不规则的波状；花药长圆形，长4毫米

花盘革质，杯状，紫红色；心皮5，稀更多，密生柔毛。蓇葖长圆形，密生黄褐色硬毛。花期5月；果期6月。

花色泽艳丽，玉笑珠香，风流潇洒，富丽堂皇，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在栽培类型中，主要根据花的颜色，可分成上百个品种。

”牡丹品种繁多，色泽亦多，以黄、绿、肉红、深红、银红为上品，尤其黄、绿为贵。

牡丹花大而香，故又有“国色天香”之称。唐代刘禹锡有诗曰：“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在清代末年，牡丹就曾被当作中国的国花。1985年5月牡丹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二。是中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

在中国栽培甚广，并早已引种世界各地。牡丹花被拥戴为花中之王，有关文化和绘画作品很丰富。

植物学史

牡丹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

在甘肃省武威县发掘的东汉早期墓葬中，发现医学简数十枚，其中有牡丹治疗血瘀病的记载。

牡丹原产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诸省山间或丘岭中，人们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而变野生为家养。

从南北朝“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至今，栽培历史也有1500年了。

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牡丹发生了变异，出现了许多花大色艳的品种，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其栽培范围由长江、黄河流域诸省向全国扩大。

如今已扩展到中国东北、东南，以及内蒙、新疆、西藏、台湾等地。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则始于南北朝。据唐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记载：“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久矣。

”又据《太平御览》谢康乐说：“南朝宋时，永嘉（今温州一带）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这一名称的出现，标志着牡丹栽培历史的开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牡丹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牡“（意谓可无性繁殖），其花红故谓“丹”。”

隋代，牡丹的栽培数量和范围开始逐渐扩大，当时的皇家园林和达官显贵的花园中已开始引种栽培牡丹，并初步形成集中观赏的场面。

《隋志素问篇》中说道：“清明次五时牡丹华。”这又足以说明牡丹作观赏植物则规模更大。

据唐《海山记》记载

“隋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今洛阳西苑公园一带），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赫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

隋都西苑种植牡丹与隋炀帝广泛收集民间的奇花异草有关。

唐朝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唐都长安的牡丹在引种洛阳牡丹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当时已出现了种植牡丹的花师。

据柳宗元《龙城录》记载：“洛人宋单父，善种牡丹，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不能知其术，唐皇李隆基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本，色样各不同。

“当时的“艺人“因受社会所限，生活所迫，所掌握的“绝技”是不外传的。

所以，宋单父种植牡丹的“绝技“使后人“不能知其术”。但是，从“植牡丹一万本（株），色样各不同”来看，牡丹的栽培技术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在唐代，宫廷寺观，富豪家院以及民间种植牡丹已十分普遍。

据《杜阳杂记》记载：“高宗宴群臣赏双头牡丹”。《酉阳杂俎》载：“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

《剧谈录》载：“慈恩寺浴堂院有花两丛，每开五六百花，繁艳芬馥，绝少伦比”。

当时，刺激牡丹种植业发展的原因，不仅是牡丹被众多的人们喜爱，有一定的观赏价值，而且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唐国史补》载：“人种以求利，本有值数万者“。在唐代的大量栽培下，繁育出众多的品种，使牡丹花瓣化程度提高，花型花色增多。

在栽培方面角度说，唐代已开始尝试牡丹的熏花试验，据《事物纪原》记载：

“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

这虽为传说，但从中可以分析出“牡丹独迟”的原因，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真正掌握其生长规律而造成熏花的失败，使其不能与其它花卉同放。

作为唐代东京的洛阳，从初唐到五代十国的后唐，牡丹种植业都在不断的发展，其规模不亚于西京长安。

据宋《清异录》记载：“后唐庄宗在洛阳建临芳殿，殿前植牡丹千余本，有百药仙人、月宫花、小黄娇、雪夫人、粉奴香、蓬莱相公、卵心黄、御衣红、紫龙杯、三支紫等品种”。

宋代，牡丹栽培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

这其中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

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其中包括择地、花性、浇灌、留蕾、防虫害、防霜冻以及嫁接、育种等栽培方法，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成熟经验。

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载：“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蔹末一斤和之“、“白蔹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

《洛阳花木记》中载：“凡栽牡丹不宜太深，深则根不行，而花不发旺，以疮口（根茎交接处）齐土面为好”。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栽培牡丹十分严格，从选地到种植都十分讲究，这也许是洛阳牡丹能够甲天下的原因之一。

北宋时，洛阳牡丹的规模是空前的。

当时洛阳人不单爱花，种花，更善于培育新品种，牡丹“不接则不佳“，他们用嫁接方法固定芽变及优良品种，这就是北宋时最突出的贡献。

南宋时，牡丹的栽培中心由北方的洛阳、开封移向南方的天彭（四川彭县）、成都、杭州等地。

在这些栽培地，首先引种了北方较好的品种，并与当地的少量品种进行了杂交（天然杂交），然后通过嫁接和播种的方法，从中选出更多更好的适宜南方气候条件的生态型品种。

陆游著的《天彭牡丹谱》中记述了洛阳牡丹品种70余个。

明清时，中国牡丹的栽培范围已扩大到安徽的亳州、山东的曹州、北京、广西的思恩、黑龙江的河州等地。

《松漠纪闻》记述了黑龙江至辽东一带种植牡丹的情况：富室安居逾二百年往往辟园地，植牡丹多至三二百本，有数十丛者，皆燕地所无。

另据《思恩县志》记载：“思恩牡丹出洛阳，民宅多植，高数丈，与京花相艳，其地名小洛阳”。

这说明当时牡丹北至黑龙江，南至广西。

明清时关于牡丹著述更多，薛凤翔著《亳州牡丹表》、《牡丹八书》，从牡丹的种、栽、分、接、浇、养、医、忌八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乾隆年间编纂的《洛阳县志》列古代和当时品种共169个。

清代熏花已十分普及，据《曹州牡丹-附记七则》载：“右安门外草桥，其北土近泉居人以种花为业，冬则温火煊之，十月中旬，牡丹进御矣“。

再据《五杂俎》载：“朝迁进御常有应时之花，然皆藏之窖中，四周以火逼之，隆冬时即有牡丹花，道其工力，一本数十金“。

这时的催花技术己达到相当的水平，此技术至今还在采用。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牡丹种植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牡丹的栽培数量不断增加，栽培技术水平逐年提高。

洛阳、荷泽等地先后成立了牡丹专业的科研机构——牡丹研究所。

在前人的栽培管理的基础上，使牡丹的栽培技术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如刘淑敏等编著的《牡丹》，喻衡著的《牡丹花》，魏泽圃等主编的《洛阳牡丹》等等。

这些著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发展，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新探索。

牡丹不仅是中国人民喜爱的花卉，而且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珍爱。

日本、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朝鲜、荷兰、德国、加拿大等二十多个国家均有牡丹栽培，其中以日、法、英、美等国的牡丹园艺品种和栽培数量为最多。

海外牡丹园艺品种，最初均来自中国。

早在公元724-749年，中国牡丹传入日本，据说是由空海和尚带去的。

1330年至1850年间法国对引进的中国牡丹进行大量繁育，培育出许多园艺品种。

1656年，荷兰和东印度公司将中国牡丹引入荷兰，1789年英国引进中国牡丹，从而使中国牡丹欧洲传播开来，园艺品种达100多个。

美国于1820-1830年，才从中国引进中国牡丹品种和野生种，后来培育一种黑色花的牡丹品种。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喻衡先生在他所著的《牡丹花》一书中这样写道：“牡丹在国外也用于庭园栽植，植株高度可达2米，花径达20-30厘米，每天暮春时节，花朵盛开

硕大无比，清香四溢，冠居群芳，虽远离故国，也大有一副'花王'的气派。”

陆游（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尚书右丞陆佃之孙，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

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熏陶。宋高宗时，参加礼部考试，因受秦桧排斥而仕途不畅。

宋孝宗即位后，赐进士出身，历任福州宁德县主簿、敕令所删定官、隆兴府通判等职，因坚持抗金，屡遭主和派排斥。

乾道七年（1171年），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投身军旅，任职于南郑幕府。次年，幕府解散，陆游奉诏入蜀，与范成大相知。

宋光宗继位后，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不久即因“嘲咏风月”罢官归居故里。

嘉泰二年（1202年），宋宁宗诏陆游入京，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官至宝章阁待制。书成后，陆游长期蛰居山阴，嘉定二年（1210年）与世长辞，留绝笔《示儿》。

扩展资料：

陆游代表作品介绍：

1、《老学庵笔记》

《老学庵笔记》是南宋陆游创作的一部笔记，内容多是作者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之事、或读书考察的心得，以流畅的笔调书写出来，因此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兴趣盎然，是宋人笔记丛中的佼佼者。

此书是放翁晚年作品。它记载了大量的遗闻故实， 风土民俗，奇人怪物，考辨了许多诗文、典章、舆地、方物等等。 其突出的特点，一是所录多属本人或亲友见闻，二是特别关心时亊人物，三是所述人事多有议论褒贬。

2、《渭南文集》

《渭南文集》是南宋词人陆游自编的一部词文集，共五十卷，分为文集四十二卷，《入蜀记》六卷，词二卷。陆游曾封渭南县伯，故集名《渭南文集》。

陆游既是南宋诗词大家，其诗稿在生前已有付刊，而文集虽已编就，却未付诸剞劂。到嘉定十三年(1220年）游幼子遹知溧阳县，始刻《渭南文集》五十卷于学宫。

——陆游

刘禹锡《赏牡丹》借赏牡丹抒发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牡丹的喜爱和尊宠。

《爱莲说》中以牡丹喻富贵，以莲喻君子，他要在尘世中当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这种在污世保持清白与独自避世求真的心态，与众人皆羡富贵（牡丹）的从众心态是有着思想境界上本质的区别的。

插花，狭义地讲，是将植物的一部分从母体上截取下来，按照一定规则插贮在容器内。至于选择哪些植物，插在什么样的容器里，遵循怎样的取势规则，就成了不同插花艺术的主要区别。

插花大概是少有的明明以静态立体实物为作品，却无法长时间保留的艺术形式之一。一件插花作品，长则一二旬，短则一二日，最美的姿态即如烟花归于寂寞。这一特性导致我们对古代插花作品的解读和梳理，不得不依据间接材料，求诸图像与文字留存。

驻足插花作品前，将自己融进植物与器物、空间、心绪彼此交织所营造的氛围里，乃东方人共谙的美学智慧。然而，回望插花艺术诞生之初，这份艺术自觉却来得较迟。人类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绘制了花瓣、叶片的形状，却未留下插花图案。先秦《诗经》《楚辞》中有大量的植物吟咏，它们或是先民们的生活必需品，如采葛采艾，或是借物言志，如香草香木。汉以前尚未出现插花活动的记录。

一、汉代插花

已知最早的插花图像发现于河北望都一号汉墓。墓主人是东汉显赫一时的宦官孙程，因拥立汉顺帝有功而被封侯。在记录墓主人生平的前室壁画上，出现了一个陶盆，内盛净水，六朵红花鲜明地插在陶盆里。旁边有隶书“戒火”二字。“戒火”为红景天的别称，虽然汉代墓室壁画笔触尚显粗糙，但仍旧捕捉到了红景天的植物特征。陈直先生在《望都汉墓壁画题字通释》中考释为：“本壁画描绘戒火，画一

瓦盆，上有花叶六茎，红花绿叶……取绘其象征性也。”该红花陶盆意象，很巧合地预示了日后中国插花的发展特征：起源于宫廷贵族之家，自上而下普及传播，且对插花作品象征的重视高于单纯对视觉美观的追求。

二、魏晋南北朝插花

时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土花卉文化已十分成熟。若要选出这一时期推动插花艺术发展的代表人物，非梁元帝萧绎莫属。萧绎提出对节气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二十四番花信风”，还曾作：“昆明夜月光如练，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春别应令四首·其一》），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花朝节”的文字记载：人们在春季的这一天出门赏花、插花、簪花、约会、拜花神。民间花朝节的出现，说明中国人对花卉的认知，已经从最早的生殖崇拜和实用依存，转而成为共同的文化纽带和情感寄托。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还记录了萧绎的绘画成就：“元帝萧绎，字世诚（中品），武帝第七子。初生便眇一目，聪慧俊朗，博涉技艺，天生善书画……《芙蓉蘸鼎图》，并有题印传于后。”众画之一《芙蓉蘸鼎图》已佚，但从画题来看，“蘸”是一种插花手法，类似“贮”“浸”“渍”，所以画的内容应该是以鼎为花器，以荷花为花材的一幅插花图。时人若得一见，当可一睹南朝宫廷插花的靡丽风华。

如果说南北朝时期本土的插花文化在不疾不徐地生长发展着，那么佛教的大流行无疑给这株幼苗浇灌了一瓢营养丰富的灵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相汇流，演变出新的插花样貌，虽不同于佛教来源地印度的供花艺术，却也多少保留了佛教的影子。

不同于原始佛教供花的那部分，涉及中国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核。首先是礼制，主要体现在用器上。中国的插花但凡可盛水的容器都可选用，花器必须符合一定规制，而以承袭上古玉器和青铜礼器的瓶（包括尊、觚、琮等各式瓶器）为正途，因此“瓶花”也称“瓶供”，此外兼有盘花、钵花、筒花、篮花等。

其次是格物，体现在花材的拟人化。中国人将大量的主观观念投射在花材身上，给花材排尊卑位次，给花材赋予性格人品，甚至到了一件插花作品就能透露心迹、传情达意的程度。这一点在宋明之际表现得更加明显。

最后是中国文化最看重的生机，体现在插花的造型上。虽然隋唐时期仍可见印度佛前供花才有的团花、堆花、花蔓等形式，只摘取艳丽的花头，排列在托盘里，或串成串装点佛身与道场，但最终这种块面艺术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而在西方接受度却比较高，比如大家喜闻乐见的婚礼手捧花、筵席桌花等。我们讲究插出枝条本真的样子，不过多艺术加工，喜欢用自然的线条营造空间。中国插花正是凭借以上三点，将外来艺术本土化，转化为供给本土艺术的养分。

反观佛教供花对中国插花的渗透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着佛教传播，插花也得到了极大普及。这与后来中国插花被日本遣唐使随佛教一并带回日本，并直接促成池坊花道诞生是同样的道理。佛教传入之前，插花活跃于宫墙之内，苑囿之间。而今更广泛的阶层乃至底层人群开始接触到插花这种新形式，佛窟与墓室内出现带有插花形象的壁画和造像。与此同时，有了佛教义理与供养规则，人们开始慎重地对待插花这件事。佛教“推波助澜”的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有插花爱好者误以为中国插花起源于佛前供花的传入。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最早的瓶花记载。南齐皇子萧子懋，在母亲阮淑媛病重期间，许愿铜瓶中莲花若不枯萎，母亲便能痊愈。《南史》卷四十四《晋安王子懋传》载：“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时称其孝感。”罂泛指圆腹的瓶器。南梁萧景墓神道刻画中有比丘手捧类似瓶花的形象，说明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瓶花范式。

除了瓶花，盘花的第一次亮相也在南北朝时期。大文学家庾信有句：“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杏花诗》）诗人将仔细折来的杏花插在铜盘里，用以待客，正谓之南朝风雅。

一项独立技艺的形成，通常需要代表人物、理论基础以及明确的范式。插花在南北朝时期已基本具备了这些要素。

三、隋唐插花

隋唐经历了大动荡到大一统的社会重塑，经济周期上又逢“大业盛世”与“开元盛世”先后两个国力高峰，李白一句“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道尽财富积累下的花事盛况。插花也开始深入唐人的日常生活。

元稹盛赞西明寺插在琉璃瓶中的牡丹花而作：“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西明寺牡丹》）李商隐同情花叶的不同命运，感慨只有荷花可以花叶常相伴：“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赠荷花》）杜牧亦有一句家喻户晓：“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杏园》）这里的插花人一说是折下杏花插戴在头上，也有认为是用杏花来插花，足见风靡。

晚唐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篇插花理论《花九锡》。“九锡”乃《礼记》中的“九锡之礼”，是皇帝赏赐臣子的九种物品。作者罗虬借用这一说法，总结了插花必备的九个条件：挡风、工具、用水、花器、摆放、画图记录、配曲、酒赏、作诗。首次提到了用花剪刀来剪枝，对花的伤害更小。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很多条件已经不具备了，今人对插花的关注多集中于插花作品本身，至多扩展到周围环境，画图可以用摄影取代，至于行酒配乐作诗，无一能事。有趣的是，唐代的“酒赏”到宋代变成了“茗赏”，亦有人从中辨出浪漫与理性，窥得不同的王朝气质。

四、五代十国插花

五代十国时期只有短暂的几十年，承唐启宋，似乎存在感不强。但在文学艺术领域，依旧有所成就。南唐后主李煜不仅是诗词音律大家，还是一位插花艺术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插花大赛——锦洞天。“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做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清异录》）

“梁栋窗壁，柱拱阶砌”，不同的摆放位置，暗示了不同的插花类型。“梁栋”需用吊花，“窗壁”“柱拱”指壁挂花，“阶砌”是可直接放置于台阶上的插花，三种类型，皆以竹筒为花器，并张贴作品名单。以插花游戏作为一年一度的宫廷盛会，是这一时期插花艺术繁盛的一个缩影。李煜选用了文人偏爱的竹，以竹筒为花器，既是竹筒花在历史上的首次亮相，也为普遍华丽富贵的“院体插花”增添了新的审美可能，一种雅致、明净的新风格。

此时期还出现了插花“黑科技”。曾经，为解决敞口盘中花材无法站立的问题，唐代出现的“春盘”用蔬果、假山石作为临时固定花枝的工具。然而不足是场合与时令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插花都适合出现蔬果和假山石，而且这种办法只能固定短小花材，并不牢靠。五代郭江洲发明的“占景盘”，是历史上第一件专门为插花而发明的工具，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郭江洲有巧思，多创物，见遗占景盘，铜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许，底上出细筒殆数十，每用时，满添清水，择繁花插筒中，可留十余日不衰。”（《清异录》）

目前出土的占景盘未见铜器，只有陶瓷残器，亦尚未发现达数十细筒之多的，通常只有五筒或七筒。细筒越多，可造型的余地越大。后世出现的多孔花插、多管瓶、连体瓶、多孔盖，恐有占景盘的启发在先。

五、宋代

宋代是插花艺术当之无愧的黄金期，上至官家世家，下至市井商铺、寒门小户，普遍插花。

官方上，有政府筹办的“万花会”，形式类似李煜的“锦洞天”。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言：“西京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文人士大夫爱花成风，范成大曾“满插瓶花罢出游，莫将攀折为花愁”。陆游夜里“藤纸静临新获帖，铜瓶寒浸欲开花”。苏辙壶插菊花，“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酒壶”。杨万里怜惜梅花寂寞，采回书房插在胆瓶里：“胆样银瓶玉样梅，此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

寻常人家也爱插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出于大众的喜爱，商家也靠时令插花招徕顾客。“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梦粱录》）杨万里诗中还写到路边小店：“路旁野店两三家，清晓无汤况有茶。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清明上河图》中既在“孙羊正店”门口画了卖鲜花的小摊，也有客栈一扇窗内可见桌上的瓶花。“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东京梦华录》）

我们在分析日本花道昌隆背后的原因时，常会提到一个关键因素——插花人口。日本有三分之一人口长期从事插花活动或至少曾专门学习过插花。插花人口就如同金字塔的底层，共同托起了塔尖上各流派争鸣、理论完备、组织有序的局面。宋代虽未发展出日本那样的插花流派，但插花的金字塔尖上站着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宗大师们。“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文人四艺的约定俗成，可视为宋人对插花艺术最终的定位。时至今日，插花爱好者在把握作品格调时，宋代美学仍是重要的参考标尺。

在选器上，受史上第一次金石热的影响，宋瓷烧造形制十分讲究出处，文人们选择花器时，亦青睐复古器型，甚至直接用上三代青铜器来插花，从格调上奠定了高古、高雅的气息。选花上，宋人首开为花卉排列等级、赋予人格的先风。先是由后蜀入宋的张翊作《花经》，按照朝廷品定人才的“九品九命”，再根据花的象征意、外观、气味、气质等指标，将花也按照“九品九命”由高到低排序。能用来插花的花材，通常必须是入品之花。《花经》之后，颇有效法者，陆续又有了“花十友”“花十二客”“花三十客”等说法。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范村菊谱》，王观的《扬州芍药谱》……林林总总，宋人对花卉的品评似乎总是那么饶有兴致。

如果说唐代罗虬的《花九锡》只是概括地提出九点插花必备要素，那么宋代则是实实在在地留下了具体的插花方法。周密《癸辛杂识》中记录了插枝前先要捶碎柄的做法，今天在处理一些不易吸水的木本花材时，也要稍微捶碎柄部。苏轼的《格物粗谈》录有自己的插花心得，比如荷花以乱发缠折处；栀子花将折枝根捶碎，擦盐再入水；插海棠花用薄荷水更好；蜀葵、芙蓉、凤仙花则要蘸过石灰并干燥后，插在滚水里。林洪《山家清供》也有类似记载。

六、元代

元代的插花流变与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周密有句：“深深门巷老翁家，自洗铜瓶浸杏花。唤起承平当日梦，令人转忆旧京华。”汉族不仕文人借插花追忆前朝，表达个人情怀，出现了重在表达个人主观心理的“心象花”。心象，即人在想到某种抽象内容时，脑海所浮现的与其相关的具体形象。心象花，即将这种形象外化为插花作品，从创作动机来讲颇有些当代艺术的意味。心象花的创作主体仍是文人，审美上仍承接宋代的典雅中和，但却不再受到束缚，呈现出随性风格，往往花型简单，有一枝凸显的主枝。除花材以外，搭配与插花主题相关的装饰品，如灵芝、翎毛、如意、珊瑚、卦符、蔬果，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清供文化逐渐形成。

七、明代

明代插花诞生了“理念花”“十全花”“双体花”等新花形，出现“堂花”“斋花”之分。理念花以宋明理学为基础，强调人伦关系，注重秩序与规律。在“主”“客”“使”三主枝的基本架构里，“主”象征君权、父权，是一件作品中位居正中的最稳重的花材，周围常有点缀的从枝；“客”为傧相、母亲，有包容、辅助之感；“使”象征使者、子女，远远伸展出去。而堂花与斋花，指插花不同的摆放环境。中堂用花高大端正，有仪式感，而书斋清赏，以小瓶小器为主，突出趣味感。

有区别。

1、描述区别。天彭牡丹谱是唐代文学家孟浩然创作的一首诗，主要描绘了牡丹的盛开之美。而爱莲说则是宋代文学家曾巩以抒发对荷花的喜爱和赞美之情而创作的一首诗。

2、内容区别。天彭牡丹谱整首诗以豪放豪华的语言描绘了牡丹的美丽和威严。而爱莲说则以清新、素雅的语言，表达了对荷花的深深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