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内心独 白。 急急急急急

从最后三章看，时局是构成《阿Q正传》典型环境的主要因素。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作者突出了时局对人物思想的影响Q平时有一种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而当举人老爷的船给未庄带来了大不安。人心摇动，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的思想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对革命党由深恶痛绝而转为“神往”，并要“投降革命党”。而当他公开宣布造反，未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这情景，“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得意地飘飘然起来，因而思想更加兴奋，喜不自胜，于是就产生了要在政治、经济以及婚配问题上获得翻身的一系列“革命思想”。而当“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政权仍然被“原官”把持，也就是说，革命形势趋于低潮的时候，阿Q就变得“很容易闹脾气”，“总觉得自己太失意”，特别是当他到静修庵去革命碰了钉子，去“结识”假洋鬼子遭到了挫折以后，其情绪更是一落千丈，觉得“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甚至由忧愁转为恼怒，产生了一种强烈而奇特的报复心理。阿Q思想的每一个变化无不深受时局变化的影响。作者正是在阿Q思想变化的过程中生动而形象地刻画了阿Q迫切要求“革命”而又始终不觉悟这一基本的性格特点。同样，小说中的反动人物也因时局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在革命风声高涨时，他们一方面感到惶恐不安，一方面机关算尽，施展阴谋，或讨好自认为是革命党的阿Q，或相互勾结投机革命。时局趋于平稳时，他们一个个摇身一变，以革命者自居，“目空一切”，甚至挥动“哭丧棒”镇压革命。作者正是通过心态的变化刻画他们奸狡、阴险的性格特点的。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也是鲁迅惟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为时化背景，虚构了“未庄”这个旧中国农村的缩影，以贫苦农民的生活为题材，表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从创作动机来看“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整篇小说共九章。

作品通过对阿Q生活处境和不幸遭遇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和阶级关系。阿Q勤劳却依然一贫如洗，他不仅物质上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甚至连姓赵的资格也被地主赵太爷剥夺了。地主阶级对于农民不仅进行物质上的剥削，而且在精神上实施奴役和摧残。

小说通过阿Q与革命的关系，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所谓的革命党人对于阿Q的革命行动的排斥，深刻地揭示出“辛亥革命”没有启发广大民众的觉悟，从而在实际上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

此外，本文揭示了阿Q那种以虚伪的优胜状态逃避现实的“精神胜利法”，中国国民的自我麻醉、自我欺骗的病态心理。小说通过暴露国民的这一病态心理特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国民性的弱点，意在引起疗救的注意。

扩展资料

《阿Q正传》主要内容：

作品描写了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阿Q。在旧中国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只得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失掉了自己的姓。他的现实处境悲惨之至，但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靠着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战胜”了很多人，可终究拯救不了自己的性命，丧生在封建统治者的屠刀下。

创作意义：

《 阿Q正传》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间，最初分章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鲁迅创作出阿Q这么一个典型形象，代表的不是一个而是千万个，是为了唤醒旧中国的无数麻木的中国人的灵魂。

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作者不但从中国的现实社会出发，以农民的实际生活为基础，概括出阿Q的典型性格，而且着眼于辛亥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设计未庄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江南农村，作为阿Q生活的典型环境。阿Q这个形象，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主要内容：

简单的说就是鲁迅先生以其锋利的刀笔！痛批中国人麻木不仁的性格特征！以及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恶疾！而阿Q则是哪个年代下层劳动人民的缩影。

感想：

读了《阿Q正传》后，我体会到了阿Q在那时社会地位很低，只能靠卖劳力生活，连房屋都没有，还要忍受有钱人的欺负与村里人的戏弄和侮辱，让我感到很无奈，但这些现象也发生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有钱人就是老大，没钱没利的人只能被玩弄。这是我看完这本书所思考的问题。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虽然被讽刺得一文不值，但是却告诉我们要走出封建社会，不然永远都不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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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越详细越好啊！

解析:

本周学习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研读本篇小说，要在欣赏的基础上，培养研读文学作品的能力。通过分析阿Q的思想性格，理解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透过小说表层的风趣幽默，体会作者深层的严肃与悲哀；在品味小说语言的基础上，把握这部小说语言的独特风格。

鲁迅通过阿Q神往革命，又被窃取了革命权力的反革命势力所杀害的艺术描写，深刻地揭示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它严重的危害性，启发人们振奋起来，砸碎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同时也深刻地批判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从而对辛亥革命失败的不可避免性作了艺术的总结。

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 ，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本已十分可悲，但是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 ，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其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

1、喜剧的外套，悲剧的内核。《阿Q正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用喜剧的外套，包装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的下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日常生活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

2、白描的手法。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最经济、最简练的笔墨，把描写对象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的场面，寥寥数笔，就把赵太爷这样一个土霸王的横蛮霸道的嘴脸活画出来了。

3、杂文式的笔法。这篇小说的杂文式的笔法，给读者非常突出的印象。首先，小说处处使用幽默、尖锐、诙谐的语言，进行讽刺、挖苦、调侃。或反话，或夸张；或大词小用，或庄词谐用。其最终目的，就是撕下假面，揭露真相。作者对待不同的对象所运用的讽刺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像阿Q这样的被压迫者，他的讽刺是善意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而对统治者的讽刺却是无情的，是匕首，是投枪，他要把这些丑恶的灵魂挂在十字街头枭首示众。

阿Q的性格是复杂的，但其核心是“精神胜利法”，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两章，集中刻画了阿Q的这一性格。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尊自大。阿Q是个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进了学，阿Q也不表示推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来比你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甚至瞧不起城里人。当别人嘲笑他头上的癞头疮疤时，他以此为荣，还说：“你还不配……”

第二，自轻自贱。阿Q在未庄被闲人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而且要他自认为“人打畜生”时，他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而且他还自以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胜利了。

第三，自欺欺人。阿Q在与人打架吃亏时，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好像被打的是“另一个”，他在精神上又一次转败为胜。

第四，欺软怕硬。阿Q最喜欢与人吵嘴打架，但必须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对抵抗力稍薄弱的小D，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

阿Q的如此种种的取胜法宝，如同麻醉剂，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了不觉悟。

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机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

1921年12月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作品通过雇农阿Q这个典型，鞭挞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52页)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注：《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参考资料：

http://wwwno8msbjcn/czlt/Article/xkzb/lishi/200508/2284html

鉴赏《阿Q正传》展示阿Q心理的手法

内容摘要《阿Q正传》在“革命”和“不准革命”两章中，对阿Q的心理描写：既有直接描述的对话，也有人物自语自唱和独白；既注重幻想、梦境的心理描绘，也注重运用联想回忆。其描写心理活动的手法多种多样，丰富多彩。

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作者成功塑造的阿Q形象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个典型。阿Q这个封闭落后农村的流浪汉，有农民的憨厚、质朴的一面，但更明显地具有偏狭、愚昧、盲目、无知、落后的一面。其最突出的性格是自欺欺人、自轻自贱、自甘屈辱，而又妄自尊大、自我陶醉、自我麻木的“精神胜利法”。我们截取文中七、八两章“革命”和“不准革命”，来分析作者通过怎样的心理描写来刻划阿Q这一性格特征的。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来鉴赏作者是如何展示阿Q的心理活动，从而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艺术形象。

一、运用直接描述，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刻划性格

直接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就是作者出面直接描述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或者剖析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让读者透视到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例如，作者为了反映阿Q对革命的不理解的愚昧性，对革命党的无知的盲从性，在“革命”一章中，对阿Q的心理描写有这样一段直接描述：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这段心理描述，写阿Q先认为“革命便是造反”而一向“深恶”，后来革命使“举人老爷”怕而“神往”，“鸟男女”慌张而“快意”。这段直接描述心理的文字，直接反映了阿Q的落后愚昧和对革命的不理解而盲从得意。

在“不准革命”一章中，阿Q在向假洋鬼子“投降”革命而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的前后也各有一段直接心理描写。在“投降”之前，阿Q心里“不平”“感着冷落”，分析原因“第一要着”是“要和革命党去结识”，“和假洋鬼子商量”。这不仅写出了阿Q对革命的自发性和自觉性，而且也反映了他对革命的无知性和盲从性。在“不准革命”之后，阿Q的心里就从“忧愁”“无聊”以至“渐渐的高兴起来”。作者对阿Q的这一心理揭示的非常细致、深刻，不仅揭示了阿Q被抛弃、被打击后的颓唐，也表现了阿Q缺乏对革命和革命党最起码的认识，反映了阿Q糊涂、落后和健忘的“精神胜利法”。

这些直接描述人物心理的语句，不仅直接揭示了人物的心理，而且成功地刻划了人物的性格。

二、通过自语自唱和对话揭示人物心理活动达到刻划人物性格

自语自唱，就是作品中人物的独自的说话和吟唱。阿Q宣布“投降”革命之后，有一段自语自唱：

“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得得，锵锵 ！

悔不改，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悔不改，呀呀呀……

得得，锵锵，得，锵令锵！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这段《龙虎斗》中的戏文写出了阿Q飘飘然的心境。其中前面的一句自语揭示了阿Q心中革命的目的：“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反映了他对革命的不理解；而带鼓点的《龙虎斗》这段戏文吟唱，表现出了阿Q内心中的得意和盲目性，也揭示了他对革命的无知和盲目乐观。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阿Q的无知、盲目的“精神胜利法”性格是他的精神领域的主导，而且这一性格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的躯体。

通过文中的对话，来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反映人物的性格特点，也是本文的一个特色。阿Q和赵秀才父子的对话，反映了他对革命的认识的幼稚、盲目和自得心理；阿Q静修庵革命和老尼姑的对话，他语言的含胡、情态的诧异和错愕，反映了他内心的糊涂和无知；阿Q向假洋鬼子“投降”革命时的对话，吞吞吐吐，结结巴巴反映了他内心的自轻和懦弱；阿Q和小D的对话，虽然各一句，他的“不平”和心跳，反映了他的欺软而又懦弱的心理以及对革命的糊涂思想。

对话，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刻划人物性格，是小说中常用的手法。鲁迅在这两章中运用对话，揭示人物心理活动而刻划人物性格，简练、深刻而又有侧重，是我们阅读时不可不注意的。

三、运用幻觉、梦境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从而达到刻划性格

在“革命”一章中，阿Q在土谷祠里对革命的设想和愿望，是一绝妙的幻觉描写，也可以说是一段近似梦境的描写。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物的幻觉、梦境，能够比较直接地反映出人物的追求和目标，能够比较准确地揭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阿Q在土谷祠的绝妙的幻觉或梦境，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和内心思想的形象图解。

阿Q的“革命畅想曲”，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他对革命的理解仅仅停留在“造反”认识上，形式也仅仅只是“结伙”打劫。他设想的革命党的衣饰和兵器等也都反映了他思想意识的落后、对革命理解的荒谬与无知。二、他认为革命就是报复欺负过他的人，他设想杀人也就不分青红皂白，而把同样受压迫的小D和王胡也包括在其中，说明他根本不知道革命的目的、不明确革命的对象。三、他把革命当作占有金钱的手段，心目中只有“东西”——钱和物，抢财物是他的目的，而且是自己“不动手”。四、他另一目的，就是对女人的态度——找女人。他在对女人的选择上：有的嫌丑，有的嫌小，有的嫌作风不正，有的嫌眼上长疤，有的又可惜脚太大，这充分反映了他在得意忘形之后的心理状态，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

这些都是通过阿Q如梦般的幻觉描绘表达出来的。在这幻觉中，阿Q的得意之态，贪婪之心，敌我不分，荒唐愚昧，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使我们对阿Q的形象“精神胜利法”就有了更充分地认识和了解。

四、描写人物回忆、独白揭示人物内心活动来刻划性格

在阿Q“投降”假洋鬼子遭打击和赵家遭抢劫后，阿Q回到他的土谷祠里，作者对他有一段心理活动的描写：

“他躺了好一会儿，这才定了神，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并不来打招呼，搬了许多好东西，又没有自己的份，——这全是假洋鬼子可恶，不准我造反，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这段话，前半部分描写的是阿Q的回忆，即刚才赵家遭抢劫的情形，然后是对假洋鬼子的怨恨之情；后半部是阿Q的愤愤地自白，表达了他不满、痛恨、诅咒的心情。在这回忆和独白的表露中，说明阿Q行为和思想上虽遭到打击而精神上却又是胜利的。这段回忆和独白，再一次突出地刻划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

以上是对《阿Q正传》阿Q心理活动展示的几个方面的赏析。在这两章中，作者通过回忆、幻想、独白、对话或者直接描述等手法，去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达到刻划人物形象的目的。读来可以使你全方位地洞察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悟到人物的心理性格个性，也可以使你体察到文章刻划人物多姿多彩。当你在阅读时，作品中的人物却不知不觉地活了起来，走了出来，并且向你畅开了心扉。

阿Q正传之所以受人喜爱，那是因为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他在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然也与它的内容有关，因为它的内容是第一个写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历史，封建立教吃人的历史，他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封建社会本质的探索和对它本质的节奏，也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建立新的文化秩序，建立心中国文化的一种信心和向往，它代表了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人们新的认识，和启迪

《阿Q正传》告诉了我们不要自尊自大、自欺欺人、欺软怕硬、不要有阿Q精神。。

在书里阿Q本身是个非常卑微而且贫贱的人物，但是他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是家乡有钱有势的赵太爷，他也认为，“我的儿子将来比较阔的多”。而且因为去过城里，甚至连城里人也看不起，拿别人的缺陷肆意嘲笑，然后引起为荣。

阿Q能够自己贬低自己，而且在自轻自贱了之后，还能够认为这种轻贱使自己的“地位”更加上上。比如，在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的时候，阿Q就自己说自己是“虫豸”，将自己贬低为“虫豸”希望别人放了自己。

并且在轻贱自己为“虫豸”之后，又犯了自尊自大的毛病，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所谓的“第一个”就是无上的荣耀，于是阿Q又在精神上胜利了。

自欺欺人是阿Q常常用于安慰自己的表现，以让自己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被别人打，他可以想象成自己被“儿子”打了，认为整个世界不像样，没了伦理，于是又按照自己的意愿转败为胜，心满意足。

阿Q正传的创造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