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儿是陆游的绝笔诗吗

《示儿》是宋代诗人陆游创作的一首诗，是诗人的绝笔诗。此诗传达出诗人临终时复杂的思想情绪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表现了诗人一生的心愿，倾注了诗人满腔的悲慨，既有对抗金大业未就的无穷遗恨，也有对神圣事业必成的坚定信念。全诗用笔曲折，行文多变，语言没有丝毫雕琢，直抒胸臆，浑然天成，以极朴素、平淡的语言表达极深厚、强烈的情感，自然地达到真切动人的艺术效果。

原文：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白话译文：

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后，人间的一切就都和我无关了；唯一使我痛心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统一。

因此，当朝廷军队收复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你们举行家祭，千万别忘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的父亲！

赏析：

此诗是陆游爱国诗中的一首名篇。陆游一生致力于抗金斗争，一直希望能收复中原。虽然频遇挫折，却仍然未改变初衷。从诗中可以领会到诗人的爱国激情是何等的执着、深沉、热烈、真挚。也凝聚着诗人毕生的心事，诗人始终如一地抱着当时汉民族必然要光复旧物的信念，对抗战事业具有必胜的信心。题目是“示儿”，相当于遗嘱。在短短的篇幅中，诗人披肝沥胆地嘱咐着儿子，无比光明磊落，激动人心。浓浓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陶渊明在诗歌、散文、辞赋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其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1．平淡与醇美的统一：前人常用平淡概括陶诗的风格，这是不错的。我们在陶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甚至连形容词都很少用。一切如实说来，平平淡淡。然而，如果仅仅是平淡，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的外表下，含蓄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正和陶渊明的为人一样。因此读来韵味隽永，越读越觉的它美。试看《劝农》诗中的一节：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这里呈现出一幅和平的农作图，实际是把中国农村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以美化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 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 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 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 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平淡醇美、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 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 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2情、景、理的统一：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平淡醇美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 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 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继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 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 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 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做到了情、景、理的统一。

就义诗具体如下：

　　1、就义诗：杨继盛诗

　　《就义诗》是一首五言诗，为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临刑前所作。

　　原诗没有题目，诗题是后人代拟的。就义，是为了正义而付出生命的意思。作者在诗中表示，自己报国之心不但至死不变，即使死后也不会改变。

　　杨继盛（1516年[7] －1555年）明代著名谏臣。字仲芳，号椒山，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北河照村）人[8]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兵部员外郎。坐论马市，贬狄道典史。事白，入为户部员外，调兵部。疏劾严嵩而死，赠太常少卿，谥忠愍。[9] 后人以继盛故宅，改庙以奉，尊为城隍。著有《杨忠愍文集》。

　　2、就义诗：杨超诗

　　诗文

　　就义诗

　　——杨超

　　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2注释

　　①这首诗，是杨超烈士就义时高声朗诵的。

　　②杨超（1904－1927）：江西德安人。1923年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1926年由党派回江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后赴德安担任中共县委书记。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杨超同志曾经转往南昌、武昌、河南等地工作；10月，党任命他为特派员再回江西，不幸在九江被特务逮捕。1927年12月27日在南昌市德胜门外下沙窝牺牲。

　　③这句有时也被写作“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④春秋时代，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没有一点罪而被楚平王杀死。伍子胥逃到吴国，取得了吴王的信任，起兵打进楚国京城。当时楚平王已死，伍子胥掘墓鞭尸，报了杀害他父亲和哥哥的仇恨。这里是说革命必将获得胜利，烈士的鲜血绝对不会白流，具有英雄气概的革命同志一定会向敌人讨还血债的。

　　3、就义诗：夏明翰诗

　　夏明翰,字桂根,祖籍湖南衡山县，1900年农历八月生于湖北秭归。1917年春，夏明翰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他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湖南，夏明翰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宣传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8年初，夏明翰被党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于叛徒的出卖，同年3月18日他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3月20日清晨，他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敌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夏明翰写下了上述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 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夏明翰悲壮地牺牲了，时年仅28岁。

杜甫的诗风特点是现实主义，作为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心系苍生，胸怀国事，留下1400多首描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的诗词巨作，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江山不幸诗家幸，战争和苦难，往往催生伟大的诗篇和伟大的诗人。

公元757年五月十六日，唐肃宗亲授杜甫左拾遗职位，故世称杜甫为“杜拾遗”。然而，拥有一官半职的杜甫，并没有因此感觉心安，相反，当身处沦陷区的杜甫，目睹了长安城一片萧条零落的景象后，百感交集，写下这首传诵千古的名作《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春望》前四句写春日长安凄惨破败的景象，饱含着兴衰感慨；后四句写诗人挂念亲人、心系国事的情怀，充溢着凄苦哀思。全诗格律严整，对仗精巧，声情悲壮，充分表现出杜甫的爱国之情。当国家之殇、生民之苦与个人之痛联结在一起，才有了杜甫这感人肺腑的千古名诗。

公元759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大战于邺城，今河南安阳，结果唐军大败。此时，杜甫正从洛阳探亲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和“三别”。此时，长安虽已收复，安史之乱却还在继续，大唐早已不复开元盛世的繁荣。至于杜甫，他年近半百，体弱多病，对仕途已然绝望。

公元770年冬，在洞庭湖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船上，杜甫写下人生的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后，溘然长逝，时年五十九岁。“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俗九州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哪怕到了人生终点，杜甫仍然忧国忧民，心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