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GDP的提升最重要的产业

服务业确实应该成为拉动gdp最重要的行业。

但是房地产产业有其特殊性，尤其在中国。

第一、房地产占银行贷款比重大，有关国家的金融安全。

第二、现在中国地方政府收入中绝大部分是卖地来的钱，就是所说的“土地经济”。如果房价下跌，地产商不愿意买地，地方政府风光无限的吃喝拉撒，立刻就大幅缩减，他们肯定不愿意。

第三、老百姓比较关注，因为大家都想拥有自己的住房。中国人的心理就是有房才有家，有家才安定。当然租房可以结婚，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心理还是想买房结婚，这是内心情感的需要。

第四、房价贵，所以已经买房的人打死也不愿意房价下跌这个可以理解，而且这部分人比起没有买房的人处于更高的阶层。

第五、中国这些富豪很多都是房地产业的，难道人们不去关心富豪，而是关心门口饭店的小老板么？

第六、房地产滋生了大量的腐败。人民很痛恨。所以关注。

综合以上，所以房地产成为了最受关注的行业。

但是、以上所有原因并不代表以后房价的走势不会下跌。因为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周期，任何人和政府都无法改变，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我不预测未来会怎样，我只想按照常识来说几个事情。

1、我去过很多城市，看到很多交付的楼盘已经卖完了，很长时间都没人入住，外面也没挂空调，一个楼盘又没人住其实很容易看的，就是看外面有没有空调就行了，能花100多万买房子，就不会舍不得2000块钱买空调。这种楼盘我相信大家都经常看到。专业词语叫做空置率。

2、随便一个城市，假如一对小夫妻，比如我和我老婆，我老婆家有房子，我家有房（当然父母住）我们都是独生子女。我们结婚也买房子。以后我们最多生一个吧。请问我们还需要多少房子？假如30年后父母不在了，我们就有3套房子。所以我认为这几年那么多买房子是多年来压抑需求的一个爆发。最后出现很多炒房客时，就一定存在泡沫了，以后会回归需求面。这就要看人民收入能提高多少了。

3、指望农民进城买房子，那就要问农民子弟了，我总觉得要是我能在自家宅基地上花10多万就能盖小楼，打死我也不到城里买房子。除非脑袋坏了。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房价会涨还是会跌，如果你说未来还会延续上涨，那么哪里来的需求呢？

gdp 包含的内容是职工薪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各部门营业利润。 GDP 是国家生产总值，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结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价值、收入和产品三种表现形式。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常住单位在会计期间创造新价值的一种方法，即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在会计期间生产的总产品价值中扣除生产过程中投进的中间产品价值。以上就是 gdp 包括哪些内容的相关内容。

GDP 增长的好处

1 、 GDP 的增长是反映每年社会生产所创造价值（或称财产）的增量的重要指标，是反映一个国家地理边界内一年日期里全部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的一个宏观指标；

2 、 GDP 增长有利于国家调动更多资源推进社会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

3 、 GDP 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家经常账户盈余的增加，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集中精力做大事。

本文主要写的是 gdp 包括哪些内容的有关知识点，内容仅作参考。

GDP不公布月度数据，只公布季度、半年度、年度数据，每年4月、7月、10月、来年1月15号左右，具体日期可查询国家统计局的信息发布日程安排。

在季度GDP核算时，将所有可以在核算时获得的、适用的经济统计调查数据都用于GDP核算。资料来源主要包括两部分：

一是国家统计调查资料，指由国家统计系统实施的统计调查获得的各种统计资料，如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等统计调查资料、服务业抽样调查资料、人口与劳动工资统计资料、价格统计资料等。

二是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记录资料，主要包括：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等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数据，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分行业的税收资料等。

扩展资料

一国的GDP大幅增长，反映出该国经济发展蓬勃，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也随之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该国中央银行将有可能提高利率，紧缩货币供应，国家经济表现良好及利率的上升会增加该国货币的吸引力。

反过来说，如果一国的GDP出现负增长，显示该国经济处于衰退状态，消费能力减低。这时，该国中央银行将可能减息以刺激经济再度增长，利率下降加上经济表现不振，该国货币的吸引力也就随之降低了。

因此，一般来说，高经济增长率会推动本国货币汇率的上涨，而低经济增长率则会造成该国货币汇率下跌。例如，1995--1999年，美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1%。而欧元区11国中除爱尔兰(90%)较高外，法、德、意等主要国家的GDP增长率仅为22%、15%和12%，大大低于美国的水平。

这促使欧元自1999年1月1日启动以来，对美元汇率一路下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贬值了30%。但实际上，经济增长率差异对汇率变动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一是一国经济增长率高，意味着收入增加，国内需求水平提高，将增加该国的进口，从而导致经常项目逆差，这样，会使本国货币汇率下跌。

二是如果该国经济是以出口为导向，经济增长是为了生产更多的出口产品，则出口的增长会弥补进口的增加，减缓本国货币汇率下跌的压力。

三是一国经济增长率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成本降低，因而改善本国产品的竞争地位而有利于增加出口，抑制进口；并且经济增长率高使得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被看好，因而该国货币汇率会有上升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GDP

 2020年3月1日，抗议印度新国民法的活动人士在加尔各答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新德里发生宗派骚乱。Indranil Aditya/NurPhoto通过盖蒂拍摄

在一个充满愤怒和恐惧的时代，我们可能会梦想一种纯粹理性的政治，但这是对我们人性的否定。

当今的生活让我们日益不安。传染病、气候变化、性侵犯、制度性种族主义、零工经济工作的压力、自由民主的危机——这些现象造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脆弱感。这种脆弱感是发自肺腑的，因为情感体验源于我们的生理器官——从内脏、肺到心脏和荷尔蒙系统——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反应。它们也是政治性的，因为我们的感情会影响政治决定和行为，也会受到政治决定和行为的影响。

因此，政治语言充满了情感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人们把当前时代称为一个充满焦虑、恐惧还是愤怒的时代，内心的状态和感受都出现在政治对话的前沿。这很难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相一致，即人类是“天生理性”的生物——“政治动物”，政治社区或“城邦”使其繁荣发展。城邦，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写的，“为生活而生，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为了提高美好生活，人们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因什么是最佳管理方式而产生的分歧导致政治概念应运而生。那么，在21世纪的“情感政治”中，成为“政治动物”意味着什么 什么才算是“美好的生活”

我称之为“本能政治”的答案来自于对人类历史上新颖的科学理解，与其说人类是一个理性的生物，不如说人类主要体验和情感的生物。本能政治是身体生理和政治行为的交集。它结合了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人类情感的产生和体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它接纳人性的内在基础，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它还揭示了我们的情绪如何塑造我们的需求和决定，以及社会政治力量如何利用生理因素来影响行为。

这并不意味着本能政治是新的观点;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总是来自本能。我们的身体状态以及我们调节身体状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和社会结构是这样的。例如，霍布斯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使他们远离自己最糟糕的冲动，这可以被解读为对人类极端情绪表达方式的回应。然而，尽管情感是人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但民主政治理论关注的是理性和理性作为驯服情绪的手段。因此，目前的条件为理解内心状态的社会政治意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并表明情感及其生理根源如何与逻辑推理一样对决策至关重要。观察人类生理学与当代政治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会有这样的感觉。

人类是生物有机体，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生物体存活的关键方式是通过体内平衡——通过保持身体过程在维持生命和福祉的“安全范围内”来维持稳定。例如，体内平衡包括调节温度、心率和血压，以及饥饿和饱腹感。但是，如果大脑只是被动地等待这些生理周期进入危险区域，那是低效和危险的。相反，为了实现动态调节，它试图预测身体的未来状态。例如，预期到压力将至，身体会改变血压，新陈代谢和荷尔蒙水平，以满足这些需求。换句话说，大脑努力预测调整身体状态，以响应实际和预期的需求。这种恒定的校准被称为异位平衡，通过生理或行为的改变实现稳定(内稳态)的过程。

为了取得应变成功，有机体必须能够监控其当前状态，并预测即将发生的变化并为其提供预期状态所需的资源。这种自我调节依赖于一种被称为“内感受”的能力，即我们感知内心状态并意识到自己感受的方式。当你考虑到认知发生在一个身体里，首先，它需要活着，其次，它需要健康时，内感受的价值就很明显了。根据心理学家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的说法，大脑主动管控健康的身体的所需: 为机体提供危险警告。持续试图监测外部环境，也积极地监测体内变化，包括内脏器官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导致情感状态的产生。

情绪在此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呢？正如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指出的，情绪是身体状态的心理表征，让我们能高效施展自我调节能力。情绪是一种推断、预测或“最佳猜测”，是关于这外部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影响我们产生这种感觉的。为了帮助我们维持稳态应变，情绪通常比耗时费力、有意识的“理性”反应更快、更有效。例如，一声大喊会引起生理上的反应，我们可能会从心理上解释为恐惧或愤怒的感觉。恐惧或愤怒的经历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也许是逃跑或攻击，从而恢复安全感。

这种行动的动力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情绪，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会意识到它们。虽然情绪能帮助我们有效地做出反应，但它们也能促进更细微的认知形式。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情绪时，我们可以检验我们感觉的原因，考虑如何应变的各种选择。通过这种方式，情绪帮助我们解释我们自己的生理状态对我们自己的意义，从而以一种保持异位性的方式行事。对生物体未来状态的不确定性，如因受到父母在身心上的虐待，或在社会和经济匮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状态，将阻碍调节生理和情感的过程。

社会是有机体环境的关键部分，对其认知功能和健康有重大影响。人类的新生儿不能靠自己来维持体内平衡，必须依靠照顾他们的人来做到这一点。即使我们成长为独立的个体，在我们的一生中，稳态应变控制仍然依赖于社会关系。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大脑的进化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处于安全的“平衡之内”，而且主要是为了在社会环境中对其进行调节。通过意识到我们的感受，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感受传达给他人——通过分享经验，作为一个社会来规范我们自己。

那么，考察20世纪政治的一种方式，就是将其视为一种创造条件的方式，使人们的身心能够保持在“安全范围内”。从《世界人权宣言》到福利国家和司法制度，社会机构和规范来限制着人类的行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们可以推断社交对他们和他人产生的感觉，从而预测自己的行为。令人震惊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之后，维护人类身体平衡和完整性的挑战持续不断，

西方国家的决策者重新使用了古老的“政体”隐喻，这一观点引人注目，史学家史蒂芬诺斯·杰洛拉诺斯和人类学家托德·迈耶斯（Todd Meyers）对此作了解释。

国家或政体是一种有机实体，其成员本身都有身体需要，这种观点对社会科学和福利国家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贝弗里奇报告》(1942年)为英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奠定了基础，正如杰洛拉诺斯和迈耶斯所写的那样，它描述了“一个国家和个人的新联盟，每个人都关心对方的身体”。西方社会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后，通过福利国家的手段，将维持身体健康作为国家行动的目标。作为社会医学之父之一的德国医生和人类学家鲁道夫·魏尔周(Rudolf Virchow)早在1848年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只不过是更大范围内的医学。”

现代生活面临着这些进步倒退的风险，危及到到人类福祉，而人类福祉本来就分布不均。自2007-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英国的预期寿命停滞不前或下降，部分原因是“绝望症”导致的过早死亡，如自杀性抑郁症，酒，毒和药瘾。与此同时，全球精神疾病在1990年至2007年间增加了316%，在2007年至2017年间又增加了135%。抑郁症仍然是造成全球精神疾病的三大主要原因之一。2017年，8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压力。60%的人认为当前的政治氛围是压力的一个来源，70%的人认为医疗费用是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社会信任和凝聚力的下降、政治两极化的加剧以及金融稳定和健康方面的不确定性，都是造成长期压力和健康状况不佳程度上升的原因。

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正如法国人类学家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危机语言已经成为表达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情况的最常见方式”。他说，这种语言的普遍存在“向我们展示了当代现实和想象中社会”。我们主观感受不确定性和危机的方式，对21世纪的政治动物有着切实的影响。它将我们置于一种“非稳态负荷”的状态——一种不断积累的高压力的状态，这种状态来自于拼命地试图将身体保持在其稳态安全区内。这种长期或反复的挑战，个人经历的压力，最终耗尽身体和大脑。如果大脑的关键功能之一是通过维持健康的身体平衡来为身体服务，那么慢性压力就会燃尽保持身体平衡的能量。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平衡的身体，我们的选择就会变少，因为我们的机体不能再依赖它日益枯竭的储备。结果，我们失去了灵活调节身体的能力，而这种丧失会导致健康状况不佳、情绪失调和认知能力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加剧并导致非稳态负荷的条件。与其他美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高血压患病率显著上升，这并不是基因差异造成的; 相反，它反映了这些群体所经历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

人的身体和国家是相互交织的，这一事实意味着系统地消耗我们的身体预算会产生深远的后果。例如，睡眠不足不仅是个人私事，还会影响政治参与，比如公民投票、签署请愿书和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意愿。与此相关的是，一项涵盖170个国家的1980年至2016年的主要研究表明，民主治理的存在比GDP更能解释心血管疾病、交通伤害、癌症、肝硬化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差异。一些实证研究还表明，传染病的人口水平的流行病学概况可以构建个人层面的对威权主义和威权治理的心理偏好。

21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动物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稳定，更不受约束。对医疗保健和经济稳定的担忧一直是造成压力的最大原因。我们的世界也是一个信息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驱动它的是一个全天候信息过量的生态系统，以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经常滋生假新闻和信仰两极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本能状态会出现在最前面，并表现为强大但失调的情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情感需求和内心表达是如何支配社会政治生活的。

人的身体和国家是相互交织的，这一事实意味着系统地消耗我们的身体能量会产生深远的后果。例如，睡眠不足不仅是个人私事，还会影响政治参与，比如公民投票、签署请愿书和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意愿。与此相关的是，一项涵盖170个国家的1980年至2016年的主要研究表明，民主治理的存在比GDP更能解释心血管疾病、交通伤害、癌症、肝硬化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差异。一些实证研究还表明，传染病的人口水平的流行病学概况可以构建个人层面的对威权主义和威权治理的心理偏好。

21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动物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稳定，更不受约束。对医疗保健和经济稳定的担忧一直是造成压力的最大原因。我们的世界也是一个信息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驱动它的是一个全天候信息过量的生态系统，以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经常滋生假新闻和信仰两极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本能状态会出现在最前面，并表现为强大但失调的情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情感需求和内心表达是如何支配社会政治生活的。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解释内心政治的动态，因为历史、政治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中有三个重要的平行发展。近年来，历史学家对情感的研究给予了新的重视，在这里，情感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结果或副产品，而是作为主动的驱动因素或原因。同样地，在对情绪的长期忽视之后，在政治科学中情绪如何影响政治行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最后，社会和情感神经科学的进步现在允许我们从“内而外”地研究情绪，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关注与特定感受相关的生理和神经过程。

最近关于情感的工作为生命科学的机械方法(寻求人性的普遍原则)和社会建构主义的社会科学(质疑人类状况的特定文化历史决定因素)的调和铺平了道路。正如费尔德曼-巴雷特（Feldman-Barrett）所写的那样，这些新的情绪理论的核心是“情绪是对世界的构建，而不是对它的反应”。情绪是建立在身体的感觉，过去的经验和学习的情绪概念，以预测和理解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从而确保我们的生存。

但是身体上的感觉是模棱两可的，某些生理上的感觉，如心率加快或出汗，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大脑从它的工具箱中选择解释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的原因，从而帮助我们理解身体和世界的变化——但它可能会失败。与威胁相关的生理唤起可能会被错误地归结为性吸引力或厌恶。我们可能会把愤怒状态和饥饿状态搞混，任何一个经历过“饥饿”的人都很熟悉这种状态。在政治上，我们可能会把对变化的世界的恐惧理解为对难民的愤怒和仇恨。最后一个例子说明了个人和群体所能获得的政治和社会叙事如何在构建情感体验中发挥作用。

如果情感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情感语言能自我表达吗 它能构建它所描述的愤怒或恐惧的体验吗 这是一个悬而未决，但也是一个及时的问题。重要的是要理解生理状态，加上政治态度的个体差异，可能会使一些人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经历愤怒，而另一些人可能经历恐惧或焦虑。此外，人们真正体验到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实证研究，或者充其量只是初期研究。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不成文的假设，即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至少政治家可以说服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人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感受，这样的政治生活将如何进行 如果政治包含这种情感，情感领域，政治会是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人们不太善于识别或标记自己的感受。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一发现在不同文化中得到了验证。无论是作为一种终身特质还是一种状态，人们往往表现出糟糕的情感洞察力，因为他们无法对自己的生理状态做出正确的推断——他们的内心感受意识很差。因此，我们经常错误地识别、标签或混淆我们的情绪。

述情障碍（alexithymia）的心理学概念(意思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感受”)抓住了识别、分离或口头描述我们感受的困难。作为一种特征，述情障碍在一般人口中约占10%，在有抑郁和焦虑症、身心问题和药物滥用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中上升到20%。它与年龄较大、男性、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年限较短有关，并被认为是导致一些社会缺陷的潜在原因，包括同情心和情感感知能力下降。述情障碍反映了一种难以理解来自身体的生理信号，难以将它们转化为不同的、可识别的心理类别，如我们赖以理解和调节情感体验的概念和词汇。从这个角度来看，述情障碍症代表了人类能力的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极端消极的极点，人类的能力首先是理解，然后是语言表达，最后是控制我们的情绪。

作为一种状态，述情障碍症可能出现在当大脑和身体被非稳态压力消耗殆尽时，一个人要么缺乏体验某些情绪的生理资源，要么缺乏用语言表达这些情绪的能力。与述情障碍相似的非稳态负荷损害了我们将生理状态融入精神生活的能力。在缺乏识别和表达我们生理状态的能力的情况下，人们的失调状态可能更容易受到外部构建的情感意义的影响。我们21世纪的信息生态系统通过不断地对事件进行感性的评论来传播情感标签。这些标签不仅仅是描述人们的反应，它们最终会赋予人们的生理状态以意义，并成为人们情感的容器。

想想愤怒: 我们是真的生气了，还是被告知生气了 增加的压力和非稳态超载可能会阻碍我们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感受状态以及调节情绪的能力。这种紧张状态会让我们容易受到外界对我们情绪的解读的影响。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外部来源提供的情感标签(比如“你生气/害怕”)可能会给我们未知或不受控制的生理状态提供一些背景。通过这种方式，这个标签有助于“构建”那种情绪的意识体验，并改变我们使用这种情绪来推断或预测世界的方式: 所以我被告知，我感觉到但无法识别的不确定性或负面影响最有可能是愤怒。

反过来，这些情绪的外部构建会产生政治后果。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9年政治集会上的讲话为例:

美国人民已经受够了民主党的谎言、骗局、诽谤、诽谤和骗局。民主党可耻的行为造就了愤怒的多数派，这就是我们，我们是多数派，我们愤怒。

不同的人口，由于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态度，暴露在不同的情感标签下。情绪限定叙述 (如“你应该感觉……”)和情感标签(如“生气”)可以作为人们构建情绪的背景，尤其是当我们的内视觉失调时。

尽管学者和记者经常表示，焦虑有助于支持极右翼民粹主义***，但政治心理学中更为微妙的方法表明，对焦虑的不同解释可能导致不同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又与不同的政治行为有关。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对2015年巴黎讽刺杂志《查理周报》(Charlie Hebdo)办公室遭受恐怖袭击感到愤怒的人，更有可能支持一个威权政党(比如法国国民阵线(French Front National))，而对后者而言，对袭击的主要反应是恐惧。因此，我们用来解释焦虑的生理状态并据此作出推断的情绪，可以对政治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恐惧可能会导致人们寻求一个不那么强势、更值得信任的领导者，而愤怒可能会导致相反的模式。因此，情感标签的社会过程催化了情感的社会构建，可以影响我们对自己生理状态的理解——也可能解释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情感小气候。

公民和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调节，也可以相互调节失调。典型的社会关系让人们在群体中比在个体中更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和生理状态。社会支持促进福祉，降低疾病风险和总体死亡率。我们一起表现出社会异位性，因为平均而言，与他人相处比独处耗费的精力要少。社会群体可以分担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负担，比如分担对威胁或资源的警惕。

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对个人来说也是昂贵的: 社会威胁和冲突增加了压力，加重了身体负担。社会关系也可能受到诸如粮食短缺、贫困、社会排斥、暴力和收入不平等等外部挑战的影响，这些挑战的根源是政治。因此，在整个社会中分布的非稳态负荷——社会非稳态负荷——破坏了群体维持其成员聚集的基线的能力。政体与我们对生理和情绪状态的心理感知能力(或缺乏这种能力)之间的关系，可能使非稳态负荷集中在某些群体中——这意味着一方或另一方有可能失去灵活应对压力和不确定性的能力。

但政治参与也可以通过情绪调节来帮助社会异态化。政治互动可以使公民准确地推断自己的情绪状态，并以社会可容忍和适应的方式对其进行调节。与其用愤怒来解释我们的焦虑，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公共对话，以帮助公民了解他们恐惧的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内心的状态，以及它们在情感中被解读的方式，并不是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的被动副产品。相反，我们目前的科学理解表明，情绪对政治决策过程至关重要。因此，认为政治动物可以完全理性是一种幻想。1739-40年，当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除了为它们服务和服从之外，永远不能扮演任何其他的角色”时，他明白了理性和情感是相互关联和不可或缺的。虽然理性可以帮助解决人类的问题，但它本身并不能提供实现集体福祉的动力。情绪，以其基本形式如喜悦和愤怒，以及以其更复杂的形式如同情或愤慨，是更强有力的行动驱动力。

但是，这些情绪能被有效引导到何种程度，取决于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把自己的生理状态带入精神生活——并由此进入政治。正如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所说:“仅仅让人们愤怒是不够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人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让他们的愤怒变成一股转化的力量。”

本能政治的概念将我们的生理完整性以及我们在情感和心理上的体验方式置于政治目的的中心: 创建一个或多或少某些世界对于我们的基本生理需求, 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安全边际”, 让我们正确推断出社会让我们感觉如何, 和使我们的生理和心理产生时灵活地应对挑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让这个世界完全平淡和可预测: 事实上，作为政治动物，当我们暴露在不确定性中时，我们就会繁荣，但在保护我们身体安全感的限度内。

展望未来，人类可能会经历更多生物和社会政治不确定性的压力。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我们如何体验生理上的安全或不安全。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写道, 理想的极权主义政权是谁的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例如, 现实的经验)和区分真与假(即思想的标准)不再存在。“在我们这个充满本能政治的时代，我们至少应该试着去理解21世纪的政治动物是如何感受现实的，从而区分现实中的事实和虚构。”

政治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不安全的身体驱动着我们的政治，这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政治的兴起可能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未能照顾好我们脆弱的身体，也未能使我们准确推断出自己的生理状态以及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感觉。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内心的政治。它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的政治应该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安全，让我们能够容忍和探索人类状况的内在不确定性。我们见证了前者的主导地位，但我们应该争取后者的崛起。

作者

马诺斯（Manos Tsakiris）是伦敦皇家霍洛威大学心理学教授。他的研究调查了自我意识和社会认知的神经和认知机制。他是《互感性思维：从稳态到意识》（2018）的海伦娜·德·普雷斯特（Helena De Preester）的共同编辑。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幸福指数，就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 “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幸福指数A类指标：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B类指标：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C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社会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美国的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效用/欲望=幸福指数。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它分为五种层次，从下至上：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效用是从消费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是对欲望的满足。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可以从答案中得到，以得数1为分界岭。比1小就证明不幸福，等于1或者比1大就证明是幸福的。如果我们的欲望指数高，而在目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来的幸福指数就是零点几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不好，让我们感觉不幸福，而不幸福的严重程度是根据数字来衡量的，数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如果效用比欲望高，得出的得数就比1大，那就证明是个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数也是根据得数来判断，数字越大就证明越幸福。效用也是一种感觉，它的大小与无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欲望是求得满足的愿望，它是由一个人的观念来决定的，每个人的欲望因观念的不同所期望的层次不同，所以在同处一种环境中，幸福与不幸福就因人而异所以，这个方程式得出来的结果也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不是客观的分析。如果想评判若自己幸福不幸福，也可以用上述欲望的五个层次来划分。这五个层次，你想达到几层，而你目前又达到了几层，如果你想的却还有几层没有达到，那你就是个不幸福的人了。如果你达到的已经超过或者等同你目前得到的，那你就得个幸福的人。 幸福指南：1、不要以和人相比判定自己的价值,正因我们彼此有别,才使每个人显得特别；2、不要以别人看重的标准设定自己的目标,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最适合你；3、不要将最贴心的人和事物视若当然,牢牢把握它们,如同对待你的生命；4、不要因为沉腼过去，或憧憬未来而使生命从指缝中溜走；过好今天、把握此刻，你便活出了生命的每一天；5、不要怕遭遇种种危险，只有接受风雨的考验，我们才能学会勇往直前；6、不要借口真爱难觅而将爱拒之门外。得到爱最快的方法是付出爱，失去爱最快的方法是对爱紧抓不放，留住爱最好的方法是为爱插上翅膀；7、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没有梦想就没有了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了目标；8、不要行色匆匆地走过人生之旅，否则你不仅会忘记曾经何处，也会忘记将去何方；9、人生并非一场赛跑，人生是一次旅行，沿途每一部都应细细玩味。

影响幸福的原因：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应该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在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诸多因素和层面之间的密切联系中，以下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

第一，心理参照系。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将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例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开放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开始了外在参照，因此，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现下降之势，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创伤。

第二，成就动机程度。人们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程度，成就动机程度又决定其预期抱负目标。其中人们对于自身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第三，本体安全感。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对于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表现出的信心。这种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对于形成个体的信任感是极其重要的，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却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最近10年，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凸显；在社会心理方面，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此，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些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更倾向于与民生有关的领域，民生问题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最关切的社会问题。这种关注重点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态势的判断。而对于民生问题关注程度的上升，尤其反映了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正在对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切极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即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生活保障需求的增强，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全球幸福指数排名：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近日公布了2009年度《幸福星球报告》，哥斯达黎加荣膺世界最幸福、最环保的国家。中国内地排名第20位，中国香港则位列第84位，美国排在114位，幸福指数比伊拉克及伊朗都更低。 前10名国家中有9个来自拉美。其中哥斯达黎加高居榜首，人民对生活满意度为85分(最高10分，即85%的居民满意)，幸福指数则有761分，远远抛离第2名的多米尼加。越南排名第5位，是前10名内唯一的非拉美国家。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状况比上世纪60年代还恶劣，因为虽然预期寿命和幸福感增加了，但幅度远不及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的增幅。其中美国、中国内地及印度整体评分均逊于20年前。但相对污染度高达94分、排第114位的美国，中国内地污染度只有21分，故能跻身前20名。香港居民预期寿命达819岁，满意度也有72分，污染度却有57分，因此只排在第84位。 津巴布韦由于预期寿命及满意度均低于其他发展中或发达国家，故位列榜尾。

什么是幸福

"新经济基金"成员马克斯说，"幸福星球指数"有助推动大国观念转变，发达国家政府应放弃将幸福感与不考虑环境代价的宏观经济数字联系一起的做法，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在"长久、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和福利上。

幸福标准

报告对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幸福星球指数"的排名，衡量标准是根据各地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满意度计算，但也考虑各地人均消耗资源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越高，排名越低，故排名较前的几乎都是中小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