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训：庸人逃避问题，能人解决问题，高人消除问题！

对待问题的态度，决定你人生的高度。庸人逃避问题，能人解决问题，高人消除问题。遇事怎么做，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一、庸人逃避问题

庄子里有一则“畏影恶迹”的故事：

一个人害怕自己的影子，讨厌自己的脚印。

他想要摆脱影子和脚印，于是快步奔跑起来。

可跑得越快，地上脚印越多，身后的影子也追得越紧。

最后，这个人被自己活活吓死了。

面对未知的事物，逃避是人的本能。

俗话说：“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

逃避不仅可耻，而且毫无意义。

“生态”盖指生命体与其环境的有机联系。生态伦理就是人们对生命存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道德观念、基本规范和道德实践。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环境危机的广泛体认，生态意识猛然走出专业圈囿，置身公众舞台，被赋予影响人类环境实践，维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任，成为世界显学。道教不是生态学，但其生态伦理精神因其独有的特色而为其他学说和宗教不可替代，否则就不可能衰而复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在伦理认识上，道教以其重视生命的喜乐、宁静、恬淡、朴素和心灵的充实与扩展为特色，关注自我与自然的协调，以人为本，内容简而深、博而约，具有无穷的趣味；在伦理实践上，道教致力于体玄修道，韬光养晦，淡泊名利，求得生命在 情感 、行为、自然、人伦与文化的互动中长存长立，因此它在对自然生态和人的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开发生命活力的自觉能动性、与自然对象的同一性以及伦理认识的整体系统性。用道教的话来说，就是“自然之道不可违” 1 、“顺乎自然之道”。此自然所指是事物本质之自然、人生之自然、 社会 之自然。参悟事物、人生和 社会 之本质，求得生命与本性应有的风格、态度和气象，就是道教伦理追求的目标与精神支柱。 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体现在它的精致深刻的内容和吸引世人的内涵中，蕴涵在使它延续、发展久远的生命力中。具体而言，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万物一体的精神。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对象是“道”。道教的宗旨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所谓得道，就是通过修炼与大道一体化，因此，道教在中国诸多宗教中是最注重现实生命的宗教。在它看来，世间万物是一体的，自然万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应当以生为乐，重生恶死，使生命不断升华。人类也要以平等意识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个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 2 ，认为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与各个层次的自然事物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世界。在道教思想家葛洪那里，万物一体的平等意识也非常明确和丰富，他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实现“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的理想，这个理想也就是与自然齐一或万物一体的境界。道教还有“生道合一，重人贵生”思想，老子指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物我一也。”这表明道教注重从宇宙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意愿。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精神告诉人们，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 社会 。二是生而不有的精神。与万物一体的精神相关联，道教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和准则是产生万物而不占有万物的道德。道教认为，人的肉体修炼、精神完满的最高境界是“道”。“道”是如何产生的呢葛洪提出：“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 3 并且自认为这是对老子智慧大道的发挥。老子曾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的要义是：“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由之，只有“道法自然”才符合道德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在于繁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它们。唐代道教学者、医学家孙思邈就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他的医学理论以天人一体、生而不有说为基础，谓“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支五藏”，“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4 孙思邈本人“学殚数术，高谈正一”，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品德高尚。道教的这种生而不有的精神具有相当的实践性和普世意义这种实践性和普世意义，提出了世间事物持续平衡发展的观念，揭示出人类要顺应自然，效法自然法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才能得心应手，取得成果；如果强行索取，则会适得其反，破坏和谐，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三是曲成万物的精神。在道教以前，《周易传》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这里指出天道与地道是相对峙而又相协调的，其协调是由人来作中介的。老子将人提到重要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既然“人亦大”，那么人就不是仅依附于自然，受制于自然，而要驾驭自然规律。因为人要依靠自然而生存，要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道教于此进而提出：人要三思而行，审时度势，求仙问道而不强作妄为；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势必败坏心性，甚至危害人类自身。道教的修习者认为人与宇宙万物是互相感应的，感应的基础在于人和万物都有灵性，人与物资讯相通。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为宇宙共同体中的一员，应该以促进整个宇宙更加和谐完美为目标，而不应该以毁灭各种自然物的行为来扼杀宇宙的生机。因此，道教不仅给人以一种思想信仰，以安身立命或将注意力放在教义教规的完善和遵守上，求得祭祀、祈祷的肃穆和虔诚，而且将信仰或教义教规具体化为各种道功、道术，进而形成操作体系，引导众信徒去实践力行。可以说，道教是重视道、术、行的宗教，既重视“道”的提升，又积极提倡功法和炼养术。真正的道徒对道教真谛的切实掌握，在于不仅要懂得它的基本宗旨，或具备其虔诚的信仰，还要作道术的训练，努力积累道功，日进无疆，不断深化和纯正信仰。这样，就充分强调了人类活动的主体能动性，以及人与自然的适应性。人作为天地的中介与协调者，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制约自然变化，加以引导，以曲成万物。四是合而不同的精神。道教合而不同的精神是与传统伦理学中的“和合”精神相承接的。道教《太平经》提出：“中和者，主调万物者也”，认为自然界与人间 社会 各层次的事物，皆包含阴、阳、和三种基本要素，合而构成一物，故名三名同心。“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5 三名同心就是理想的太平世界。阴阳之道体现天意，所以人要顺应阴阳之理，从各个方面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顺，才能消灾去异，致力世界太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道教在信仰系统、丹术符箓、仪式规范中发展了和合的思想。合而不同的生态智慧，帮助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多样性存在的意义。保护了事物的多样性，就有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五是循环再生的精神。在关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方面，传统的中国人确立了“大”和“久”的目标，并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要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节制人的无穷欲望，不造成对自然与人类的伤害。《周易》指出了两个途径，其一是“九二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天下，不伤财，不害民。”道教也发展了类似的思想，强调对生命以及生命存在条件的确认是圣人之智、圣人之德，是圣人之业，人的理想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物我同一的美好 社会 ，认为在那样的 社会 里，生命可以循环连续、周流罔停、生生不息。早期道教认为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卓然特立于一般人的本性之外，甚至化身异形，有似雀之化为蛤，雉之化为蜃。后来的道教吸收了更多的人伦日用思想，从生命循环再生的角度出发，把“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入任意” 6 作为神仙之道。五代时期的道教学者谭峭以“化”的观点看待宇宙、人生和 社会 ，提出：“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眄，而顾眄化揖让……” 7 整个人生和 社会 的兴盛就处在变化统一的过程中。道教在利用物资的观念上，主张人类要多多节制欲望，保持万物的生机与发展活力，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依时令进山伐林，夏以前禁采樵，禁捕幼兽幼鸟、禁杀鱼蟹，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等观念是相当一致的。人与生物资源相处，要进行物质交换。进行物质交换不是强行占有，而是对自然作顺应与调适。六是融通万有的精神。道教思想一向把大自然看作是一个充满生命的超巨大系统，其中的所有事物都相互有机地联系着，宇宙在其历程中运行，是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的交叉线。从老、庄之始便探其玄机，以揭示自然界中固有的整体关系。老子说：“大道泛合，其可左右。万物持之持生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8 也就是说，大道像广阔的河水一样滋润着万物，毫无私心，毫无偏意，像伟大的母亲一样爱护着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依靠道的养育而生。对自然界要善意对待，这是因为在根本上“人与天一也”。9 既然如此，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庄子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10 也就是说，万物都来自特定的物种，但在不同物质的物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和转换，如同圆环一样，分不出始终和次序。这种自然的联系性，可以叫做“天均”。道教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是创造一切生命的总源泉，是融贯万物生成的总动力。唐代道士吴筠说：“通而生之之谓道，道固无名焉。畜而成之之谓德，德固无称焉。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知其终。探奥索隐，莫窥其宗，入有之末，出无之先，莫究其朕，谓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纲也。” 11 这里立足于物象世界的固然之理，推理道德本体对于物象世界的意义，其中蕴涵着通生无匮、品物有方的生态伦理智慧。大道是宇宙的本原，也是观察天地万物的出发点；站在大道的角度观察人世，天地同一，万物一齐，物我无分，无此无彼；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人间诸事虽然各有其理，但说到根本上，则各顺其情，各尽其性，各自自然，各自皆安，这就是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体悟到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也就体悟到了大道，也就融入了大道。总而言之，上述诸方面，落实到现实中以保持生物物种、绿化美化生活环境，可以为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道教生态伦理必然并且能够进行现代性转换。而转换的契机，则在于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现代性人格的塑造。因为根据道教的观念来看，人经过修炼而达到的崇高境界并不神秘，遥不可及，至高的神仙也是人在世的造化和修行的体现。我国宗教史专家牟钟鉴先生把道教的神仙人格特征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生命力深厚旺盛，因此能够 健康 长寿；二是精神境界高超，摆脱“小我”而成就“大我”，所以精神可以不死；三是智慧超群，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却又大智若愚，和光同尘；四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功德在世；五是潇洒自在，豁达从容，善于化解烦恼，始终保持喜乐心情。能够做到这些方面，就可以称为活神仙。所谓神仙境界，除了幸福快乐的人，便是优美宜人的环境。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人民和平幸福地生活着，其乐融融，这就是人间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12 我们认为，人们只要努力建设，把中国道教的这种万物一体、生而不有、曲成万物、合而不同、循环再生、融通万有的伦理精神，融会灌注到现代人格的塑造中，用以推进我们的物质和文化建设，人间的仙境是可以在眼前出现的。

因为逃避，只能暂时地拖延时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天的问题拖到明天，只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越是逃避，越要日复一日地生活在恐惧当中。

逃避问题，就是在拒绝成长。

只有勇敢地迎上去，才能战胜自己，变得强大而从容。

二、能人解决问题

对于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事件，我们必须冷静解决。

遇到棘手的问题，只管镇定从容。

千万不能急躁，因为人一急躁就冲动，一冲动就会把事情办砸。

有些事，当下搞不明白，不妨暂且搁置。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有的人，眼前得罪了你，不妨随他去。

“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置乎？”

“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恶人自有天收，何必让他打扰你的生活。

姜子牙一生等待明主，80岁时悠然坐在江边垂钓。

虽然满怀五岳江山之才，却甘愿固守清贫。

妻子不愿跟着他过苦日子，要求姜子牙把自己休掉。

姜子牙也不急于追赶，只说：“等我被重用之时，你自会回来。”

不要让周围的环境，绊住你前进的脚步。

当你变得足够强大，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三、高人消除问题

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人没有长远的打算，忧患一定近在眼前。

《左传》有这样一则故事：

扁鹊初见桓公，说：“您皮肤有点小毛病，若不及时医治，恐怕会变严重。”

桓公说：“我没病。”

十天后，扁鹊再见桓公说：“您的病已深入脏腑，若不及时医治，恐怕会变严重。”

桓公仍旧不以为然。

又过了十天，扁鹊最后一次见桓公。

不过远远看了一眼，掉头就跑。

桓公很生气，命人质问扁鹊为什么要跑。

和谐是民众一直都在孜孜以求的。在和谐的 社会 里，不仅人人心情愉快、处处温暖融洽，而且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社会 秩序稳定而协调。在中国各个朝代几千年的 历史 交替中，和谐不仅是先人们为人处世、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绵延几千年的政治理想。和谐也是中华民族的人文主题，天时地利人和、家和万事兴……都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的共同梦想。安宁、稳定的和谐环境是人类 社会 进步的基础，也是人类活动和生活的必要条件。离开和谐， 社会 无从发展，个人也得不到幸福。现在中国的发展处在一个黄金期，但也是矛盾突显期。要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善于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环境。发展是硬道理，和谐则是硬道理后面的硬道理。构建和谐 社会 作为一项 社会 系统工程，需要最广泛的 社会 动员，需要人心向善，人心思和，广纳群言，广谋良策，多方发动，多种努力。其中值得去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从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和"的文化内涵，古为今用。儒、道、释是中国文化的三个支柱，它们都倡导和谐，然而各自和谐的内涵是不同的。儒家重视的是 社会 秩序，主张和而不同，以倡导“非寡"、“非乱"、“非同"为前提，追求以“多元和谐"为目标的理想和谐境界。佛教重视的是宗教与 社会 的关系，强调奉行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和敬"规则。而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关注的是天、地、人全面的和谐发展，以“道"为最高信仰，倡导人们信道、修道、行道，一切以道为事，生成容纳万物、自然平和无私、无为柔弱不争的环境。可以看出，道教之和不仅是最完整的，也是最贴近人、最具人性的。

扁鹊说：“臣初见您，您病在皮肤，仅需外敷就能治好；

再见您，您病在脏腑，需要内服汤药才能治好；

如今见您，您病在骨髓，怕是神仙也难救了，因此逃跑。”

果然，又过了十天，桓公病死了。

古人云：“上医治未病。”

好大夫，总能疾病发生之前掐灭病灶。

等到疾病爆发，一切就为时太晚了。

正所谓，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高人解决问题，往往是赶在问题发生之前，预见问题，消除问题。

“亲其师而信其道”这一古训源自我国古代最早的教育学著作《学记》,概言之:师生关系和谐,学生愿意亲近老师,才能信任老师,心悦诚服地接受老师的教育。是所谓,欲使学生信其道,教师必以人格感染、情感交流使之亲其师。而高校辅导员在和学生的亲密接触中,更要谨言慎行,努力构建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切实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之正道,而非“情感贿赂”之个人之道。一、解读古训“亲其师信其道”“亲其师信其道”这一古训取自孟子的学生乐正克的《学记》。《学记》是我国先秦时期儒家教育思想的总结性教育著作,世界历史上成书最早、体系最为完整的一本教育学著作。“亲其师信其道”为原文的截取,抑或说断章取义。《学记》原文中载:“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大概是说:“唯其这样,才能安心学习,亲近师长,乐于与同学交朋友,并深信所学之道,尽管离开师长辅导,也不会违背所学的道理。”原文中“夫然”之前,讲解的是学生正式作业与课外作业相辅相成的重要性。作者认为,这里大可不必吹毛求疵地考究此语的历史意义,而应顺应现实的情况,进行解释、提炼以及发展运用。

“隔代亲”是指尊重和关注长辈与后代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对于祖父母与孙子辈之间的特殊情感。这一概念强调了家庭中不同代际之间的相互关爱与支持，它反映了中华文化中尊重长辈和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古训“君子抱孙不抱子”传达了几个核心思想：首先，它强调了尊重长辈与关心下一代的重要性。君子应该关注后代的成长和发展，尽可能地给予他们关爱和支持，以传承家族的价值观和智慧。其次，这句话也表明了一种智慧的观点，即长辈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自由和空间，让他们有机会独立成长和发展。

《道德经》里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上天不会偏袒谁，但他总是眷顾善良的人。很多人求仙问佛，想要得到鬼神的庇护。

但其实，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一个人的祸福从来不是在外面求得的，而是要通过自身的修养获得。

让自己成为吉人、善人，自然就有上天的眷顾和帮助。

所谓吉人、善人，不一定是伟人、圣人，生活中就存在着很多吉人，那些行善的人，自强的人，大气的人，就是上天要帮助的吉人。

吉人，行善之人

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人心本善，就像水自然而然地向下流淌一样。

吉人，就是把内心的善良发挥出来，通过行善来帮助别人，增加自己的福报。

扶危济困，帮人难处，记人好处，都是行善。

行善会改变一个的气质，进而改变一个人的容貌，有慈悲心、有爱心的人，往往有亲和力。

他们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让人越看越顺眼，所以善良的人走到哪里都有人欢迎。

拥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从小的好事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上天一定会善待你，帮助你。

吉人，自强之人

《周易》上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意思是说，只要自己努力，上天也会护佑你，如果自暴自弃，上天就不会眷顾你。

陷入困境时，人不能只是祈求别人拯救，而要先努力自救。

自强、自佑，是天助天佑的前提。

中国人喜欢讲天人合一，天佑加上自佑，当然心想事成，吉无不利了。

吉人，必定自强不息，在人生路上，他们不怨天不尤人，日新其德，孜孜不倦，一步步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如有神助。

吉人，大气之人

大气之人，拿得起放得下，不会在得失、情感之间纠葛，对人对事，更不会小肚鸡肠。

他们有大眼界，大格局，能想人所未想，见人所未见，能进能退，稳重沉静，坚韧不拔。

他们威而不猛，光而不耀，庄重而温和，他们威严却不凶猛，和人相处，不会让人觉得盛气凌人，咄咄逼人。

大气之人淡定从容，遇事沉稳中又积极果断，胜不骄，败不馁。

他们正道直行，做事光明磊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从不违背道义，背地里损害他人利益。

这样的人，怎能不让人心悦诚服，尽心竭力？

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大吉大利，想要得到上天的帮助。但其实，重点在自己，在修身、修行，不在别人，也不在别处。

你是吉人，自有天相；你是善人，自有天助。

仅供参考：

论鲁迅的“古典情怀”

--------------------------------------------------------------------------------

作者： 目前阅读257人次

内容提要：本文对蕴含在鲁迅创作中的“古典情怀”作了探幽抉微而又简略的论述，指出鲁迅的“古典情怀”在现代性的解读；承传与择取；自出新裁、别立新宗等几个方面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具有深厚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对于文学创作是何等的重要。

关键词： 古典情怀 现代性 承传与择取 别开新面

鲁迅是伟大的创作家，也是卓越的文体家。鲁迅的文章深刻厚重，尖锐犀利，不同凡响。这与蕴含其中强烈的“古典情怀”紧密相关。

这里所说的“古典情怀”， 是指鲁迅的创作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下，以改造国人灵魂和文化痼疾为职志的激情，以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将古典元素糅合到现代文学思潮之中，使深邃博大，深刻犀利的创作更增添底蕴深厚，历史感厚重的特色。

鲁迅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并且拥有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丰富经验。他始终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上，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发展的走向。在鲁迅看来，只有“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才能“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才能“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的“古典情怀”，正是建立在这种视野开阔，学养深厚，融合新机，别开生面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自然表现。其丰富的内涵，集中表现在现代性的解读；承传与择取；自出新裁、别立新宗几个方面，并且具有摧枯拉朽的巨大的艺术力量。

现代性的解读

鲁迅的“古典情怀”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鲁迅毕生做着审视“中国的灵魂”的工作。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是因为粉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鲁迅说，看历史特别是看记述五代，南宋，明末的野史和杂记，与现在的中国一比较，就可以惊心动魄地发现，“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因此，他在解读“中国的灵魂”时，能够从复杂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入手，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从而得出深刻有力，引人思索的结论。他以简练有力的笔墨，运用透彻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丰富知识，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去粉饰、去废话，笔挟风雷，刀刀见血地揭出这种灵魂的真实。我们看到，针对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翩而至和中国学者“保古”的论调，鲁迅指出，“不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因为“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老大的国民尽站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华盖集·忽然想到·六》）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例如中国人往往以“听任天命”和“中庸”作为自我辩护的法宝。鲁迅指出，这不仅仅是一种惰性，其实乃是“卑怯”。他们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但又往往无往而不合于圣道。”（《华盖集·通讯》）鲁迅八十年前说的话，以其犀利的穿透力，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抱住“听任天命”和“中庸”作自我辩护者们的灵魂的真实，也同样可以作为镜子，让我们用来照见现在“国人灵魂”的“卑怯”，照见现在腐败分子五脏六腑的肮脏和追求权势、迷恋金钱者的灵魂的丑恶。

鲁迅以高度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审视“中国的灵魂”，早期是如此，后期也是如此。我们看他的后期杂文特别是《且介亭杂文》一、二、三集，包含着他对中国文化的集中表现——“中国的灵魂”多么广泛而深刻的思考。《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由历史而现实，指出赞扬“放火”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劣根性。秦始皇烧书和项羽焚烧阿房宫而得以天下闻名。现在也是，“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这对那些劳民伤财，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穷兵黩武者罪恶灵魂的揭露真是洞若观火。而谈“王道”也是纵横古今，证之以中外言论，将历代统治者“王道”与“霸道”杂之，用“王道”掩盖“霸道”的阴暗心理揭露得纤毫毕现。这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的参考。《买〈小学大全〉记》是考察清代文字狱的一篇杂文，也是考察“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一篇沉痛至深的文字。《病后杂谈》对于所谓“雅”与“凶残”、对于“春秋笔法”、对于“彼此说谎，自欺欺人”这些历史与现实相通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了透辟的考察与分析，也给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了解其真实提供了一把钥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也是这样的篇章。

鲁迅说过：“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能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在这一方面，鲁迅主要做的是割除“肿瘤”和烂疮，剔除封建文化糟粕的工作，是要抛弃“古训”，踏倒阻碍“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华盖集·忽然想到·六》）等等散发着腐朽灵魂的东西，反对那些心理阴暗，用中国文化的“软刀子”，使人“割头不觉死”的阴谋家、野心家；反对那些满脑子的旧思想却要附庸风雅，“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的旧人物（《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反对那些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要沽名钓誉之徒；反对那些“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的提倡者。（《小品文的危机》）他指出，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迷恋“闲适”的小品文一途，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学问，根底浅薄，而且“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鲁迅书信集· 致杨霁云》193456）

鲁迅当年指出的所有这些现象和问题仍然在现实的学术界和文学界重演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能不惊叹鲁迅对于“国人灵魂”认识的深刻。而现在那些希望对于中国文化做出反思的学者和创作者们，在做出这种努力的时候，仍然需要听听鲁迅的这些警告，掂量掂量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理解的程度，不要以浅薄的学识，拿出鲁迅指出的“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种“沽名的老手段”来才好。

即使是直接取材于历史的《故事新编》，鲁迅也是依据典籍记载，用现代思想照亮古代，采取“古今杂糅”的方法，以揭露古代的人和事的真相，目的仍然是揭示古人与今人在精神、气质、思想和性格上的相通之处。其中穿插现代人的语言、行为、作风的描写，使得《故事新编》在幽默、庄严和“荒诞”的叙述中高度有力地揭出了国民灵魂的某些真实。

鲁迅的“古典情怀”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的灵魂”的现代性解读，在深邃的思考中体现出来，具有极其广阔、极其深刻的特征。

承传与择取

“承传”与“择取”，使鲁迅的“古典情怀” 散发出一种特别深刻的意蕴。

他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且介亭杂文· 〈木刻纪程〉小引》）他说：“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的城〉后记》）他指出，这种“承传”与“择取”，必然是“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且介亭杂文· 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的这种认识，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这种“承传”与“择取”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这种“承传”与“择取”的过程，就是逐步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过程。这种“承传”与“择取”越是深入，就越会不断地获得深刻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文化要素不断地诞生，旧的文化要素不断地被淘汰。因此是在流动中创造，在流动中发展，是如鲁迅所说的是：“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馏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准风月谈·由聋而哑》）

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这种“承传”与“择取”显示出来的艺术魅力。在他的笔下简练地概括着对于中国文化的透彻认识和理解。他熟谙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在《狂人日记》中用“吃人”二字，就惊人地概括了数千年封建礼教的弊害和本质。在《药》中，他以悲愤的心情，透过用“人血馒头”治病这种浸透迷信色彩的精神状态，揭出其中掩盖着的民众的愚昧麻木和烈士的壮烈牺牲的真实，描绘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人生悲剧。这又是他观察多少现实的和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形象化的概括！同时，在他的笔下也揭开了“诗礼传家”的诸多道学先生道貌岸然的假面，揭露了他们极其虚伪和“屠夫的凶残”的嘴脸。那鲁四老爷不是在维护“祝福”的礼仪声中，眼睁睁看着祥林嫂惨死在风雪交加的除夕之夜吗；那程四铭满口礼教，*荡的心思却摆在脸上，拿百姓的痛苦当作开心取乐的对象，不是要用“肥皂”给那个乞讨的女孩子洗一洗吗；那辫子盘在头顶上的赵七爷不是在听到“皇帝做了龙庭”的风声时，就举起“丈八蛇矛”了吗？如此等等，都显示出直指封建礼教的核心，揭出上层的堕落和下层的悲哀的深刻的艺术力量。

而对集中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这“国人的魂灵”的概括，则是调动了鲁迅全部丰富的历史经验、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的结晶。鲁迅说他创作《阿Q正传》是处在现在是人人隔离，无从心心相印的国度，因此，要“能够写出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不是很容易。现实是古代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这样的“鬼魂”仍在四处游荡，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并且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人们变得更加麻木，更加隔膜，使得“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再加上“难到可怕的”方块字，“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他们听到的不过是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只能“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因此，《阿Q正传》的创作，是鲁迅调动了他对于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用全力写出的他“所经过的中国人的人生”，才“画出这样沉默的国人的魂灵”来的。这样创作出来的《阿Q正传》当然是不朽的经典之作，阿Q形象当然是不朽的文学典型。学识浅薄者难以望其项背，当然是在情理之中。

我们在鲁迅的杂文中，更可以看到他“承传”与“择取”所发挥的优势。他用杂文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展示出他以古证今，以古论今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见解。他用杂文这面小小的显微镜，“也照秽水，也照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在高超的学者看来，这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集外集拾遗·做“杂文”也不易》）他在杂文中，对于“扶乩，静坐，打拳”， “保存国粹”这些所谓“老中国的遗产”，对于所谓“国学家”，包括“叭儿狗”及其主人以及阔人，太监，太太，**这些“老中国的儿女们”，投去蔑视的“匕首”和锋利的“投枪”。而这些也恰恰是需要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有精深的认识和观察，才能办到。例如，《坟》中《看镜有感》一文对于古铜镜的考察，提出了历史兴衰的大问题。从汉代的“海马葡萄镜”来自西域，“遥想汉人多少闳放”。唐人也不算弱，长安的昭陵上“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简直是前无古人。而自宋以来，直至民国，国势逐渐式微，大体上是“每遇外国的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从而得出了“一个壮健者无须思索什么是能吃的食物”，而衰病者才会“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的关系国家命运兴衰的令人深思的结论。《准风月谈》中《晨凉漫记》一文由《无双谱》专载好人，想到外国《伟人论》等著作的好与坏俱载，也希望写出一部好与坏俱载的“人史”，写出苏武、孔明、王莽、玄奘、王安石，包括张献忠等人在内的真实来。因此对如《蜀碧》一类书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载，指出，张献忠杀人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只剩了没落的一条路时，于是就开手杀，杀。鲁迅说：“张献忠的举动，一看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这是他的本性决定的。古怪的是那些伸着头被杀的人不反抗，一定要充当清朝的奴才。鲁迅看透的是国人灵魂的懦怯。《花边文学》中《清明时节》一文针对热闹一时的“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指出“坟有这么大的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便随手举出元朝的国师八思巴深信掘坟的利害，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曹操设“摸金校尉”专门盗墓、又害怕自己死后坟被掘而遍设疑冢的事实，就有力地揭穿了扫墓同“死人的安危，生人的祸福”相关的虚妄，以及鼓吹“扫墓救国术”不会有什么灵验的荒谬。以上都说明，鲁迅善于化腐朽为神奇，从现实的人们认为是正常的传下来的“老古董”，看清“国人灵魂”的渊源，“枭卢成技喝成采”，生动，形象、深刻有力。而我们看《北人与南人》这篇短文又是何等的笔力遒劲。这一篇是从“京派”与“海派”的议论生发出来的。鲁迅写作此文的目的是要“京派”文人奋起直追，不要大言空论。意忧未完，想到了“北人鄙视南人”这一传统观念，又写了《北人与南人》这一篇。鲁迅指出：“北人鄙视南人”，并不视南人为同类的原因是：“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这种偏见，一直到了清朝，到了三十年代“还流着余波”。鲁迅目光四射，从迷离混沌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中，对“北人鄙视南人”作了举重若轻的历史考察，证据确凿地解开了一大谜团。

以上这些告诉我们，鲁迅“承传”与“择取”所透露出来的“古典情怀”具有相当深刻的力量。我们可以在他的大部分杂文中看到这种令人惊叹的表现。这又告诉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是何等重要。

自出新裁，别立新宗

自出新裁，别立新宗，是鲁迅“古典情怀”另一方面的重要表现。在这一方面，有着更多的独创性。

鲁迅说：“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反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坟· 看镜有感》）

鲁迅无所拘束，无所顾忌，给我们贡献出了至今仍然难以超越的《野草》、《朝花夕拾》两部散文集，贡献出了《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夜颂》、《我的第一个师父》等众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魅力无穷的精美散文。

一部《野草》，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从而“更加丰满”的艺术的结晶。他采用波特莱尔和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象征笔法，以一个个的“小感想”作为“具象”的载体，开出了一朵朵开在“废弛的地狱边缘的惨白色小花”。他要“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野草·题辞》），以达到寓意深远的主旨的目标。《野草》同时又是“择取”中国遗产，“别开新面”的产物。他在《三闲集· 路》一文中说到《野草》时说：“现在的人间也还是‘大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处所”。它针对的是应该灭亡的“废弛的地狱”，仍然贯彻的是他的一贯主张，贯穿着他的全部“哲学”，即，“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以揭出“老中国”的人生的真相。他“愿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从而焚毁这用野草装饰的虚伪的地面。他认为，必须失掉这地狱。他寄《希望》于青年，希望他们摆脱消极，让心充满如同“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也“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他欣赏“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大欢喜中”的“复仇”，而不是干枯到失了生趣的“无聊”（《复仇》）。他要以愤火照出人间鬼魅的丑恶嘴脸。他赞赏“这样的战士”，举起投枪，走进无物之阵，揭开那些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的卑劣伎俩，掷向“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而且正中他们的心窝。因此，在《野草》中凝聚着他对于中外历史和中国现实深入思考的心血。他以神话、传说、传统意象，借助理想、幻想、梦境、象征、变形，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这是戛戛独造，诗意盎然的艺术，这是更为深刻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艺术。

这在《朝花夕拾》中体现得更为鲜明。他取用研究中外文化的最新成果，运用人类文化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观点，将文化的和习俗的、民族的和地域的、环境的和心理的、历史的与现实的等等，怀着喜悦和热爱的情怀，纳入他的“旧事重提”之中，使得这一部情感深刻，独具文化品格的散文集永远放射出耀目的光芒。

在《朝花夕拾》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小角落里的大天地。《阿长与〈山海经〉》是对于阿长发自天性的质朴母爱的深切体验，同时也使我们领略到丰富的文史知识在鲁迅笔下绽放出本原面目的魅力。那四本小小的“三哼经”中的“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和“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与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给儿时的鲁迅带来了多么大的惊喜与快乐。一篇《二十四孝图》也是“自出心裁，别立新宗”的有力的作品。这篇作品将现实与历史紧密联系起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随意采取。先是诅咒“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由北京人用口语“马虎子”即“麻胡子”吓唬小孩子，指出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要比《开河记》中记载的“麻胡（祜）子”麻叔谋蒸死小孩子的危害要广大得多。又由儿时最感兴趣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上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想到“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又联系到现在是“流言治下”而又大谈“言行一致”的时候，随手举出哈巴罗夫对于阿尔志跋绥夫关于自杀的诘难的前车可鉴。经过这样举一反三的铺垫以后，再写看了《二十四孝图》，说是“想做孝子”竟然会难到几十几百倍而不成，而且会陷入到时时有首先被“家人”埋了的恐惧和绝望之中。这样来揭露旧道德的残忍，就十分有力而深刻。其中又贯穿着分辨与思考，引用师觉授《孝子传》关于老莱子稍近人情的记载以及刘向《孝子传》说郭家要埋郭巨时掘得黄金一釜，郭巨并未被活埋的记载，说明《二十四孝图》是那些儒者编了来骗人的，是用来摧残儿童心灵的。这是一篇掷地有声的批判封建意识的宣战书。《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琐记》等在我们眼前展开的虽然是他儿时的生活际遇，但也都是在风俗学、民俗学意义上的对于摧残儿童天性的旧道德、旧伦理、旧制度的审视、抗议与批判。一篇《无常》，一篇《后记》，时而现实，时而历史，时而传说，时而神话，挥洒自如。在《无常》中，鲁迅将现实中手拿大算盘主持歪曲公理的“活无常”与阴司里公正、有情的“活无常”对应起来，采取民间传说以及《玉历钞传》和《陶庵梦忆》的记载，写活了各种与人们情感相通的阴间的“活无常”。那“浑身雪白”，活泼诙谐，手拿破芭蕉扇的“白无常”，黑脸黑衣的“死无常”，目连戏中那个“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的眉黑如漆“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以及“送无常”、“走无常”的种种表现，使我们在深沉思考与愉快享受的同时，又教给了给我们多少文化学、民俗学方面的知识。在《后记》里，鲁迅对于“活无常”做了考证。鲁迅说“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仅此一篇，也可以看到他的见解的深邃幽远。其阅读范围之广，令人叹为观止。这也是今人仍然难以超越《朝花夕拾》的一个主要原因。

《野草》和《朝花夕拾》建立在检视中国文化之上的“古典情怀”，具有深邃的自出新裁的魅力和鲜明的独树一帜的品格。

简短的结语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的“古典情怀”是血肉一体地融会于创作之中的，不是外加的，更不是刻意为之。

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与深刻的教训。这种深刻的启示是，必须对于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才能谈得上深刻理解“中国的灵魂”，才能获得上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内在底蕴的把握，才会有融会到创作中的深邃博大、高雅幽远的情怀，才能产生真正超越前人的卓越的艺术。

这种深刻的教训是，没有“于学无所不窥”，博极群书，且融会贯通的深厚的学养，也就不可能创作出超越前人的精品力作来。

200411－12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