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生的简要概括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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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学术贡献：

1、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2、目录学

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3、图书馆学

梁启超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

4、文学

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这篇政论，其鲜明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它强烈的批判性。此文以主要篇幅用于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其中心扣住一个“老”字。而在备述“老大帝国”的种种“老大”现象之后，特别去着力揭示当时那些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的卑微的人格，空虚的灵魂，尸位护权的自私心理。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老”“少”，主要表现在灵魂、精神的“老”“少”，而国家精神的“老”“少”，又主要取决于“握国权者”其人如何。他说，西欧、日本之所以称中国为“老大帝国”，首先“则以握国者，皆老朽之人也。”而这些人本来就无德无能，“自其少壮之时”，就不知亚洲、欧洲为何地，汉祖、唐宗为何人，再加上封建伦理、官场倾轧的“搓磨”“陶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其肉体已非盲则聋，非跛则瘫，“步履”须左右扶捉，“言语”更“不能自了”，而将“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交于其手，国家精神怎能不老，民族气血怎能不衰!更严重的是那些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们，在极端自私心理的支配下干出来的坑害民族、贻误国家的种种行为。在中国古代的散文作家中，很少有人以冷静、客观的心理分析见长，而梁启超在这里几乎是借用了欧洲小说家描摹人物心理的手法，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解剖。他说这些人，“积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才弄到“红顶花翎”，“中堂名号”，自然要“出其全副精神”“以保持之”。这些人，“既七十矣，八十矣”，“今日且过”，管它明日；“今年且过”，管它明年!为自己能够“快活”地了结余生，自然甘愿“割三头两省之地”，“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人民”、“赎我一条老命”!“以此为国，安得不老且死”!这真是入木三分的精彩刻画!梁启超以“老”为中心，对清帝国所作的系统批判，确实抓住了封建政体的痼疾。但是，他对于“少年中国”的本质、特点、精神、追求的描述却是朦胧的、肤浅的，而把一切希望不加分析地寄托于中国新起的一代少年，也是片面的进化论观点。他对于少年中国的未来，于字里行间，虽然充满了炽热的情感，但他到底也没能指出一条奔赴未来的可行之路。

　　《少年中国说》的另一特点是其形象的丰富性。形象性是中国古代政论文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早就有贾谊《过秦论》那样的传诵千古的名篇。梁启超的散文则把传统散文创造出的意象体系，大大地扩展了、丰富了。其写“老”则不仅用“夕照”，用“瘠牛”、用“秋柳”、用“陨石”，用浔阳江头的琵琶妇，西宫南内的白发女等等民族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形象，作多侧面的揭示，而且大量地运用了新时代、新生活、新知识、新事物提供的丰富形象。诸如“死海”“金字塔”“西伯利亚大铁路”，拿破仑的流放，阿剌飞（或译阿拉比帕沙）的幽囚，玛志尼的革命等等，自然而然地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中华帝国之外的广阔世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要使古老的民族恢复青春，就必须以欧洲为师。更值得赞赏的是，梁启超使用丰富的形象，不仅围绕着一个思想中心，而且在众多的形象之中也是有主有从，突出了中心形象。这个中心形象就是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如果没有这个中心形象，前面的形象虽然丰富，但难免杂乱，有了这个中心形象，前面丰富的形象就与之共同构成了有机的整体，集中地为批判、揭露腐败的清廷服务了。

　　“笔锋常带情感”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又一特色。而他写政论文，也往往以抒情之笔出之。《少年中国说》通篇就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着情感的奔流，纵笔而成。一落笔，“欲言国之老少，请言人之老少”。就像久遭禁锢的情感的火山，突然爆发，一气用了十个排句，将“老年人”与“少年人”的两种生理状况，心理特征，精神状态，思想方法，反复地进行对比分析。开头是两个长句，长句中又包括几个短句，分述相关相异的几层意思，气势稍缓；但越往后，句式越短，节奏越快，奔腾直泻，一发难收。开头好像是火山的熔岩滚滚外溢，而往后则是短促的、猛烈的、势不可挡的连续喷发了。以后的几大段情感的节奏渐趋平缓，而情感的力度却伴随着论题的开展而加强、而深化了。最后以一段四言韵语作结，把情感再次推向高潮。但这不同于开头那久遭禁锢后的情感爆发，而像江水出峡后的汪洋恣肆，其中充满了对“少年中国”的未来的热切追求，美好向往，让人觉得天空海阔前程无量，文虽终而情未尽，悠远绵长，耐人回味。

　　《少年中国说》文学语言上的独创性，在梁启超的散文作品中也很有代表性。就词汇来说，这里有“俚语”如“赎我一条老命”，“走无常当医生”之类；有韵语如末段“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有外国语法，如“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一段。这三者，细辨似有不同，但又共同构成一篇文章的有机整体，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的重大改革。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在西汉以前基本上是口语型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书面语基本上是规范化的口语，“言”与“文”大体一致。两汉以后，书面语脱离了口语，而逐渐变成一种人为的文字型的文学语言了。它的极端形态就是骈俪文。唐宋古文运动使接近自然语势的单行散体，恢复了在叙事、议论、写景、抒情之文中的统治地位，但在公私文翰，科场应制等领域，依然为骈体留下生存的空隙，而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言”“文”一致的问题。宋、元以后，白话文学虽然越来越兴旺发达，但却只能占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领域，而作为文学正宗的“古文”的写作，还是继续排斥口语。待到梁启超的“新文体”出世，古典散文中的千年禁地就被一举攻克了。在他使用的散文语言中，不仅大量地吸取了口语的精华，而且还融进了外来词语和外国语法。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而梁氏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做到“平易畅达”，挟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也正同他所创造的新的词汇系统的表现力不可分割。这个新的词汇系统，虽然还没有实现“言”“文”一致的历史要求，还保持着旧有的文字型文学语言的基本形态，因而对文学创造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的变革，还很不彻底；但是，在中国散文和中国文学语言演化更革的历史上，它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从文字型文学语言复归于口语型文学语言的过渡形态。它适应了历史本身对文学语言变革提出的要求，所以难怪梁启超的“新文体”一出现，学者竞相仿效，而使“文界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了。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卓越的宣传家，而且是赋予新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新的语言文字形式的杰出的文学家。这篇《少年中国说》，不妨作为鼎中一脔，推荐给当代读者去细细品味。

写作思路及要点：真情实感表达，结合《少年中国说》主题

正文：

从思想上来说，《少年中国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方面，文章极具批判的力度，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并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批判。

另一方面，作者反复描述的“少年中国”则又寄托了作者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爱国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民族自信心，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质。因此，梁启超的“新文体”政论文往往以抒情之笔出政论之说。《少年中国说》通篇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看情感的奔流，纵横“诗”笔而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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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说》创作背景：

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

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的原配李惠仙得知丈夫出轨的事情并没有情绪失控，反而帮助丈夫理性的分析事情的坏处，让梁启超知道自己另娶偏房对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没有一点好处，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梁启超在国外宣传思想时，对一个女子产生了好感

七年之痒。是许多夫妻由古至今都很难过的一道坎。就连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都遇到这样的事情。在梁启超到国外为维新政策做宣传的时候，邂逅了美丽大方的才女何惠珍。何惠珍从小生活在国外，一直是以英语作为母语，在梁启超向国外宣传维新思想的时候，何惠珍一直陪伴在梁启超的身边担当翻译的职责。

梁启超在进行演讲的时候经常会用引用一些中国经典的古诗文，谈古论今。但每次何惠珍会可以准确无误的翻译出来，就连许多不懂汉语的外国人都可以听的有滋有味，这点让梁启超十分佩服，甚至刮目相看。随着逐渐的接触，梁启超对何惠珍产生了异样的情感，而何惠珍也对这位博学多才，又谈吐文雅的学者有了好感。

梁启超与妻子是媒妁之言，一心想要追求自主恋爱

对于这段感情梁启超没有想要掩饰，反而写信告诉妻子自己爱上另一个女子的事情，并表示何惠珍不在乎名分，只想跟自己在一起。梁启超的原配妻子李惠仙本来满心欢喜自己的丈夫来信，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封”绝情信”。李惠仙和梁启超的婚姻是包办婚姻，虽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但两人一直都相敬如宾，尤其是李惠仙十分孝顺深得公婆的喜欢，特别是生了男丁之后，李惠仙在梁家的地位也越来越好，梁启超的事业也越来越成功。

不过对于新时代人的梁启超来说，没有经历过自由恋爱就进入婚姻，难免心中会有些遗憾。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捕于是跑到国外宣扬维新主义，也因此认识了美丽有才华的何惠珍。

李惠仙没有采取偏激的行为，反而用平和的方法解决问题

李惠仙没有想到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尽心尽力帮丈夫开创事业，打理家务，最后丈夫却在事业起色之后换来丈夫喜欢上别的女子，并且写信告诉李惠仙自己想要纳妾的想法,如果换成其他的女子第一个反应会大发脾气，大哭大闹，将家里弄得鸡犬不宁。但是李蕙仙没有这样做，因为李蕙仙并不是更普通的女子，是一位智商卓绝的女子，在接到梁启超这封信之后表现的非常理智，并且用迂回和平淡的方法进行处理，可以说是完美的典范。

李惠仙只是平淡地回了一封信给丈夫，心中大概的意思是现在的社会没有限定婚姻是一夫一妻制，以丈夫的身份和地位来说想三妻四妾也是正常的事情。如果丈夫真的喜欢这个女人，自己可以让公公做主让丈夫娶这女子回来；但是如果丈夫没有这个想法就不要将自己弄得神魂颠倒，保重身体要紧。

李惠仙非常了解丈夫，知道丈夫最重视什么并帮助丈夫分析

李惠仙写这封信的口气说得非常平和，但是态度却十分坚决，有策略有自己的想法，并且言语得当，梁启超收到妻子的回信陷入了沉思当中，在思考之后打消了娶偏房的念头。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启超作为民国时期一夫一妻制的提倡者，如果自己却纳妾将会被人们耻笑，就像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一样，也提倡一夫一妻制，却娶了多位太太被人们诟病。

虽然李惠仙并没有不让丈夫纳妾，但是这件事情肯定会让妻子不愉快，现在李惠仙在家里的地位越来越高，也深受公婆的喜欢和依赖，如果妻子不允许的事情，那么公婆也一定不会允许。梁启超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绝对不会让这件事发生。

梁启超知道自己在事业上升期，不会因为感情而影响事业发展

梁启超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全家人也在无条件地支持梁启超的工作，如果因为感情的事情影响事业梁启超自己都无法接受这种事情。再说梁启超喜欢何惠珍也许是因为欣赏对方的才华，也许是因为身边没有妻子的相伴想找一个女子，又或许是一时冲动，无论是哪一种都经不起详细的分析。

要知道爱情是不可以理性的去分析，如果将爱情一层一层地拆解开来，那么最终会少了一些激情。爱情里面没有大多可以容忍，另外一半爱上别人，如果假装大度帮助了梁启超娶其它的女子，一定会引起家庭不和，所以最终梁启超选择与何惠珍断了关系。

李惠仙用自己的智慧让梁启超打消另娶的念头，保护了家庭完整，这样的女子让所有人敬佩。梁启超可以说是近代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精英家庭，一门三院士，九子都是俊良之才，能够有如此殊荣与女主人的智慧是分不开的，有才德的女子才能将丈夫的事业和家庭都打理的出色。

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少年中国说》是作者梁启超写的。 本文通过描写了（少年中国）和（中国少年）的关系，讴歌了少年中国的英姿及其关辉。

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梁启超（1873—1929）所作的散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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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

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被公认为梁启超著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从思想上来说，《少年中国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方面，文章极具批判的力度，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并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批判。

另一方面，作者反复描述的“少年中国”则又寄托了作者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爱国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民族自信心，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质。因此，梁启超的“新文体”政论文往往以抒情之笔出政论之说。《少年中国说》通篇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看情感的奔流，纵横“诗”笔而成”文”。

您好，爱国是一种情感，是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祖国利益的高度关注。我觉的，爱国不仅仅是口号，更需要付诸实践行动。

我认为，爱国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是每个公民应该承担的基本责任。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应该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的荣誉和尊严而奋斗。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事情。

此外，爱国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历史担当。我们应该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自己作为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怎样体现出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注呢？以下是我对此问题的一些思考。

1 学习爱国知识

首先，作为大学生，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和了解有关爱国主义的知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相关的书籍、文章、观看纪录片等方式来增强自己的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例如，可以阅读《中国近代史纲要》、《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关注一些有关国家政策和社会热点的新闻报道，了解国家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2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其次，作为大学生，我们也应该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可以通过参加志愿服务、社区服务、环保活动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可以组织一些志愿者团队，到贫困地区进行帮扶和服务；也可以积极参与环保活动，保护环境和生态，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3 弘扬中华文化

此外，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也应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风貌。可以通过学习中华文化的经典著作、传统艺术、民俗文化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可以学习中国书法、绘画、音乐等传统艺术形式，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可以了解一些传统节日和习俗，如春节、中秋节等，感受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情。

4 增强国际视野

最后，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也应该增强国际视野，积极参与国际化交流和合作。可以利用寒暑假期间到国外留学或参加国际交流项目，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发展现状；也可以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比赛等活动，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龄人交流和合作。

5 培养良好的品德和道德观念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品德修养。我们应该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帮助他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我们也应该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做到言行一致、诚实守信、勤奋努力、自律自强。只有具备了这些优秀的品质和道德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

6 支持国家政策和发展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支持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可以通过关注国家政策、参与选举投票、支持国家品牌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可以关注国家的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积极参与相关的活动和项目；也可以支持国家的品牌产品和服务，如华为、小米等，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7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们应该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也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维护和反恐防范等工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例如，可以参加志愿者队伍，参与社区巡逻和安全宣传等工作；也可以关注网络安全、反诈骗等问题，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总之，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积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对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新时代的优秀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力”作为审美范畴之一，在艺术活动中有很强的承载性，不仅对艺术创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艺术欣赏中也有积极的意义。本文意在通过研究“力”在现代艺术美学思想中的具体表现和变化，探讨“力”的现代艺术审美特征和作用。

在中国古代的艺术和文论中，“力”主要与“骨”、“风”、“气”等术语相联，构成了“骨力”、“风力”、“气力”等范畴，常作为品评艺术作品好坏的标准之一，指称艺术形象的审美风格和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西方先进思想传入，中国传统美学开始转型，“力”在这样一个文化思想碰撞的时代下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审美内涵，在艺术活动中表现出独特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意义。梁启超、王国维和鲁迅是促成中国传统艺术“力”理论向现代性审美转换的关键人物，他们的美学思想代表了20世纪初中国现代艺术精神的重要特征与基本走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艺术审美和文化的蜕变、新生。

梁启超倡导“心力”说，尤其是强调情感力量，他认为生活的原动力是情感，“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进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进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门，别无他路。所以情感是宇宙间一种大秘密。”而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艺术是“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握住了。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它令它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梁启超以艺术情感为中心，突出“力”与“移人”的审美过程与艺术功能。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从艺术欣赏和审美心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体现了艺术活动中情感极强的感染力、渗透力和持久力。文学艺术的表现力实质上也是情感的表现与传达，梁启超总结的五种情感表现法（“奔进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蕴藉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写实派的表情法”）生动地表现了艺术创作中的情感张力。梁启超希望通过艺术作用于个体，从而浸润“小的自我”以通向“大的自我”，这种群体精神正是“力”的崇高体现。艺术和美是由情感通向人生的，人格修养、人生境界也在情感之“力”中得到艺术化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