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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云-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虚拟社区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边城读后感(1)

初识先生是高中节选的<<边城>>,翠翠的故事让我着迷,于是到了图书馆借来看,现在印象还很清晰,是本薄薄的集子<<边成集>>,有<<边城>还有<<市集>>几篇,书是岳麓书社出的,封面以褪了色,纸也变的发黄,放在手掌里有种很特别的感觉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边城>>,即便是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心情,一种很莫明的悲伤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边城里的文字是鲜活的,处处是湿润透明的湘楚景色,处处是淳朴赤诚的风味人情,可每每读起便会不由自主的忧伤,像是触及到什么,是童年某个太阳温暖的下午,还是现在有些把握不透的世界

“由四川过湖南去， 靠东有一条官路。 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 “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先生将这么一个善良的童话描画的这么悲伤,先生出生在19世纪初, 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下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奴役统治,又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最黑暗的时期,一方面受长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让本来就饱经战火的中华民族雪上加霜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先生毅然选择了湘西这片纯朴美丽的土地,这些温良率直的人们,用诗一般的语言一片一片的轻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哀,召唤我们炎黄子孙本性的良知,正是因为爱得深沉才孕育了这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在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都有一座“边城”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寻我的边城,寻心灵的那份宁静,我想我是会有一座边城的

边城读后感二

沈从文是本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边城》是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拔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读后感三

我不知道那是几年前，父亲推荐我看沈从文的《边城》。他告诉我，《边城》写得很美，是一个发生在湘西的故事。一直都不曾看，却一直都在心中留存着一份盼待。我明白我与《边城》是宿世缘深。不必强求，命中注定属于你的终会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出现，终会为你所拥有。而万千错落的情缘便只是匆匆交叉而过，它们不是一季的候鸟，逝去了就不再回来。想起老船夫的一句话：“怕什么？一切要来的都得来，不必怕！”在这样的坚强与勇气背后，不是隐藏着一种对人生的无奈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边城》讲述的故事凄美动人。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感人场面，但他细腻而且真实，像一根轻柔的丝线悠悠地牵动你心灵的一角，使你在不知不觉间已然泪落满面。

湘西拥有那样美丽的风光：清莹的河水映出水底凌乱的碎石；微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轻响；乳白色的雾霭腼腆地在薄暮的夜色里飘浮……景致柔美而宁静，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华，有一种出尘而卓然的清丽，似林泉深处悠然飘出的牧歌。

是的，牧歌，小说里始终洋溢着的牧歌的情调。看多了高楼华厦，看惯了车水马龙，我的心憧憬着一片远方的土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我在心中朦胧勾勒出的天堂。

人说，人情如水；人说，世态炎凉。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多这样多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算计他人，带上伪善的面具，或违心或有意地干着坑蒙拐骗的勾当。人性该是世间最最甘美的东西。然而在物欲横流的石头森林里，我们还保留着多少真正纯净的人性呢？它太剔透，剔透到染不得一丝纤尘。可是，在大城市中终日奔波劳碌的人却无力去呵护，只任由尘埃将它逐渐掩埋。诚信的埋没滋生了欺诈，善良的埋没滋生了邪恶。人性中太多的美德被封锁在心灵的一角，可是疲倦的都市人是否还有闲暇去将它开启？或许很多人已经开始遗忘。遗忘不是罪过，但若任由它们成为回忆，成为昨日的拥有，则将是人类的悲剧！

《边城》里的人情亦如水，却不是如水样淡薄，而是一如湘西的河川明澈纯净。在阅读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人性的芬芳。翠翠和爷爷一起守着渡船，相依为命，彼此关怀。爷爷意识到自己的年老，担心死后翠翠无人照顾，总操心着她的婚事。十五六岁的少女不免带着青春年少的羞涩。爷爷不便明说，只是远远地观望，只是小心翼翼地探问。他是真心地为翠翠好，却不知由于他太过的关心和太深的爱延误了翠翠一生的幸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可是有的时候，爱也可以成为一种负担。父母永远是天底下最爱子女的，含辛茹苦，穷尽一生，只为孩子能避开一切灾祸，拥有灿烂的笑靥。他们的付出无私无怨，然而内心总还是有所希求，渴望着孩子能长伴身侧。看到子女点滴的成长便是父母心底最深的安慰。但是，漫漫人生路最终还是要自己走完。我不相信，那个陪伴你终生的人会真的存在过。于是，当父母的爱逐渐成为子女闯荡世界的牵绊，当至亲之情终于缠绕住我们远行的脚步，我们变得如此懦弱与无助。长期处于父母荫蔽之下的稚弱的翅膀该怎样独自去搏击风雨？而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到彩虹？真的，我们背负不起太深的情！

整篇小说，三年的时光被浓缩进了三个美丽的端午节。三年前的那个夜晚，翠翠与二老傩送不期然的相遇在她心中埋下了情愫。年少的懵懂，初开的情窦，却怎知终于落得孑然一身独守渡船，为了一个未必会归来的人作永无尽期的等待！冥冥之中，是否真的有岁月轮回？母亲的悲剧在女儿身上又一次重演。我们的碌碌，我们的匆匆，是否真的只是徒劳？低头看掌心交错的细碎纹路，心中泛升起一片茫然：我们一路前行，可是又有谁知道前方的路究竟通往哪里？幸而沈从文的结尾还是留给了人们希望。“或许他永远不会回来，或许他明天就会回来。”故事终于哀而不伤，在凄婉中结束。

大老与二老都是茶峒地方的优秀青年，情深似海，却爱上了同一个女孩。湘西的柔水与净土滋养出的是两个坦荡的襟怀，爱已充盈，怎容得下恨去插足？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反目成仇，彼此鼓励，彼此谦让。天保先走了车路，便说什么也要让傩送走马路。两人相约为翠翠唱歌的夜晚动人已极。二老的歌声美妙有如山间的竹雀。自他开口的一刻，大老已经预知属于自己的命运。同去的是两颗紧紧依偎的心，归来时一颗却已破碎。为了成全弟弟，大老决然出走。

两颗双子星，一颗在这头，一颗在那头。无情的洞庭湖吞噬了天保，只留下傩送在岸上遥遥地观望。他一半的热情随着哥哥的死而消逝了，内心的自责又将另一半隐去。在某个寂寞的早晨，二老悄然离开，带着满心的伤痛去寻找自己的命途。

这兄弟两人的情感是多么纯朴而又真挚！我不知道现在的人们面对自己的情敌会采取何种样的措施。是嫉恨？是诽谤？甚或杀人。我们凭什么去剥夺另一个人生存的权利？难道就因为他（她）在爱情上作出了与我相同的选择？爱情应当是纯洁的。为了获取爱情而不惜使自己的双手沾染鲜血的人根本就不配得到爱情，因为他将爱情玷辱了。与天保和傩送相比，这一类人该怎样的自惭形秽！

后来，也就是故事结束的时候了。爷爷的死使翠翠成为完全的孤独，这样彻底，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碧溪的渡船上只剩了一个清寂的身影，她依然在执著地守望……

故事写得这样淡远，骨子里却尽是悲凉。原来离散可以这样迫近，原来一切曾经的拥有可以瞬间成空。时间的触角是那么的细而绵长，都以为我们是被时光照料的孩子呢，等待在远方的，却是不能回头的沧桑！然而，只要有希望，就总会有明天的曙光。任岁月流逝，细数度过的那些在回忆的凝眸里变得淡远而美丽的日子，生活也就这样继续下去了。大仲马不是曾在《基督山伯爵》中如此作结：“请记住：等待和希望！”

边城读后感四

《边城》这本书，以前我并未看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也不曾听过。只是在暑假里，才结识了他和他的代表作。

那一次是我和柯霈昕一起去书城买书，看到了一本比较薄的，而又是中学生必读的丛书，所以就买了。读吧，几天就读完了，便可以写读后感了。

那是在鲁迅的时代，沈从文也同鲁迅一样写起了短篇小说，只不过要比鲁迅的长点。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普通话刚开始是根据北京方言和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修订的，后来又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改进。沈从文的名气当然要比鲁迅小得多了，可是，看他的小说，却觉得那是更标准的普通话。也许，使他歪打正着，恰巧对上了今天的语言吧。可是，那很明显是湘西方言。那或者可以说，改革开放后，普通话受到了南方的影响吧。

小说内容我就不细讲了，因为大家是可以看的，我不比浪费时间。对于看过的人，那我就更不必讲了。读后感唯一有价值的，就是赏析、评论、感想。那事离现在已近八十年了，那时的许多社会状态，现在都已不复存在。但那简洁、朴素的文笔，却可以把我们带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湘西小镇。一个老船夫和一个船家女，在一个小小的渡口上，开始了他们的故事。孙犁用平淡清秀的文笔写景，沈从文却可以记事。平淡清秀的文风从头至尾，不浮不躁，以至于文中没有一处难懂的地方，小说决不显得做作。这样的写法，的确不会 让你心潮澎湃，因为平淡，你不能与书中人物同甘、共苦。但是，你会如同畅饮着甘泉一样，你会如同沐浴着凉风一样，四周都充满了诗意，阅读便成为欣赏。小说中心我还不太清楚，说是反对包办婚姻吧，可那女孩子自己那么不好意思，错过了大好时机；说是为穷人伸冤吧，可那老头子自己放弃发财的机会。也许，小说也并非一定要有中心吧。作者自己也说了，只是把这么一些故事，讲给我们听，喜欢听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他并不强求，也不图销量。

于是，我也和沈从文一样，送你一件平淡清秀，但朦胧不知合物的东西。

边城读后感五

生活是活动的，图画是静止的。生活供以人生命，图画供以人欣赏。

农村山城是一幅静止的图画。千年万年不变。生活里面的人叫画中人。他们在社会上地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画中一切于画外的人永远充满向往。

唐朝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记载：问今是何时，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些无论魏晋的人的生活在别人眼中却是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怡然自乐。

沈从文也有文《桃源与沅洲》说：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既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力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遗民的必多，这文增添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里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

农村的确只是失意人酒后的谈资或闲暇人的雅兴。至于生活在那里的人呢，却无人以为自己是神仙和遗民。他们生存在所谓的世外桃源，承载着图画的完美与历史的厚重。他们无法摆脱如画般静止的命运与生活。这潜在流动的悲剧命运。

《边城》里那一种沉重古老静止的边城风景，以及边城小人物的生活状况，如画。而画中的人物呢？

茶峒，小溪，溪边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家里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太阳升起，溪边小船开渡，夕阳西沉，小船收渡。这生活无形中就够成了一幅图画，有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意象与味道。

它们沉淀了恢弘沧桑，沉寂凄婉的悲壮。

作为图景，有永不退色的鉴赏价值，浓厚的乡土气息。作为真实，却有它无法承载的厚重。作为生活其中的人更是另种悲凉，无奈。

翠翠的母亲与一个军官私生下她就早死去，父亲她刚诞生起就远去。从小相伴翠翠的是黄狗，爷爷，渡船，渡口以及对母亲依稀回忆。成年累月感受的是临溪石头，天光日月，河风。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动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鼬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俨然图景中一道风景。她生活在这亘古不变的图画里。

风和晴朗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往水中抛去，镞的使身边的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张着耳朵听祖父讲城里很多年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的竖笛含嘴里吹迎亲送女的曲子

遇到过渡的是新娘。翠翠必争着做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缘缆索让船缓缓过去。花轿到岸拉，翠翠必战在小山头，目送这些远去，方回转船上，把船靠近近家的岸边。独自哼唱或采一把野花束在头上装扮新娘子

平静，古老而祥和，自然朴实。

然而翠翠却是敏感脆弱，孤独忧伤的。

倘使爷爷死了吊脚楼上的曲声与这幽怨的心思相对应。倘使爷爷死了，会有户人家等着她？这是她唯一透破这图画的路？

引出了翠翠心中隐秘幽暗的一段爱情故事。

笔触冷静平淡，语句没有任何宣染艳丽。白描淡淡的不能再淡。然而白描中仍看到结果的厚重。隐秘忧伤的是他们的爱情没有开始就消失。

翠翠不做声，心中只想哭，可是没理由可哭。祖父再问下去，便引到了翠翠死去的母亲老人说了一阵，沉默了

原来来做媒的是为大老。而站在对溪高岸竹林里为她唱歌的却是二老。二老想做云雀，二老有诗人性格。翠翠喜欢二老不喜欢大老。

文字总在二老是为要一座碾水房还是一只渡船着游动，在渡船上爷爷反复询问中延续。

二老爱翠翠，喜欢翠翠，他在碧溪阻为她唱了一十七个晚上的歌。他认定自己命中就是个撑船的。

翠翠感觉生活太平凡了，感到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

翠翠梦见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来，上悬崖摘了一把虎耳草。

而先说媒的是大老，大老却死去了。翠翠还不知怎么回事就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二老因为家庭的阻力，舍弃翠翠下桃源去。翠翠的爱情破灭。爷爷死了，她仍与黄狗来弄渡船。

整个只在一幅平静沧桑的的图画中。给人无以承受的悲呛，无以承载的重量。

画外多少人对这种白描的图画不感兴趣？不会想象那里是个世外桃源？但有多少人真正去过文中所表叙的生活？

生活不是图画。生活需要流动。

到了冬天，那个塔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茶峒。

凄凉朴素，忧伤结束了。

所有心思浮动，所有山川日月沉静入画中，凝结画中。

沉积它厚重的背景：世外桃源还是小山城？

小山城是世外桃源，可那种生活却不是想象的。

所谓无论魏晋的人从不知自己是神仙和遗民。

傩送和天保两兄弟离开是必然的事。

一方面是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楼主要着重理解“不悖乎人性”几个字，只有不悖乎人性，只有立足小说主旨，贯穿于以人性为主导的线索，故事才会显得更加生动和真实，这是人的天性使然。

另一方面是当时动荡的社会不会允许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以及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表现出来的，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已经让那个时代的人们感到无力了。可以这样认为，是动荡的社会为这部小说画上了悲剧的符号。

翠翠是纯洁美丽的化身，翠翠天真善良、温柔清纯。一个青涩、情窦初开的女孩儿，她的羞涩是自然的、不做作的，但却是中国几千年道德、文化在每一个女人血液中的沉淀，而非原初性的；是属于东方的。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

沈从文先生《边城》里少女翠翠的原形之一是崂山少女。有一次，沈从文先生乘汽车去崂山，在北九水看到了一个清纯明慧的乡村女孩，好给沈先生留下了颇深的印象。此时，沈从文先生正丰酝酿创作小说《边城》，这个崂山少女是一个触机，使沈从文先生脑海中翠翠的形象顿时鲜活了起来。他就对张兆和说："这 个我可以帮你写个小说" 这个女孩子当时是在做什么呢？据刘一友说，是“起水”。金介甫说是“告庙”。“起水”是湘西风俗，崂山未必有。“告庙”可能性比较大。沈从文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提到的“抱庙”，当即“告庙”，全文是经过翻译的，报和告大概是一回事,沈从文正是由此想起了他的遥远的湘西世界从而产生了写<边城>的灵感。

　　2 翠翠的另一个原型是张兆和“一面就用身边新妇做范本，取得性格上的朴素式样"。现实生活中的张兆和是很保守善的1932年复，沈从文到上海去看张兆和，张兆和不在家。张兆和回到家里，张允和劝她去看看沈从文。在兄弟姐妹面前，张兆和脸上有点挂不住，悻悻然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 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张兆和到了沈从文的旅馆的时候就站在门外，仿佛背书似地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去玩玩？！” 说完了再也想不起说什么了到北京以后，张兆和本来还想读书的，但是为了照顾沈从文，她放弃了再读几年书的打算。她的皮肤和性格都和翠翠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3线铺小女孩。沈从文叙述了一个当年行伍中的同伴。在一座小城里，看上了一个绒线铺里的女孩子，于是借买系草鞋的带子，到绒线铺里去了三次。十七年前后，沈从文故地重游，绒线铺子依旧，那女孩一如当年坐在绒线铺里，到后来才知道她是原先那个女孩子的女儿。而她的父亲就是自己当年的那位同伴，其时，妻子已死，他自己也未老先衰。”时间同鸦片烟已经毁了他“。但他的眉宇之间，却透出“安于现状的神气”。沈从文感到了悲凉：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

　　4沈从文的初恋。沈从文在芷江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马泽淮家里回来，不知怎地，沈从文脑海中不断浮现出那个女孩子的影子。伴随初次见面而来的一点惊讶，几份羞赧，那女孩子白白的面庞上飞起绯红的笑靥、细腰长身，体态轻盈，身体各部分配置得似乎都恰到好处。胸前一对拳头大结实的小乳房，半害羞似地躲在衬衫里，又半挑逗似的仿佛要从衣缝中豁裂而出……。青春期女孩子那份迷人处，啃啮着沈从文的心。眼下，沈从文已到了18岁年龄，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使他不能不陷入一个年龄相当的女孩子的诱惑。过去在军队里见到那些年长士兵思念家中年轻妻子时那种神情发痴，浑身作寒作热的情状，现在被他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他以为，那个名叫“爱情”的东西，此时正在自己心里发芽生根。”这期间，芷江突然发生了战事。城里人都惶恐不安，关心战事的发展。可是沈从文无暇顾及这些，他正无日无夜地给那个女孩子赶制旧诗。当时的熊捷三亲自和沈从文议婚，但沈从文很干脆的拒绝了“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我得按照自己的计划作去。” 最后那一千块钱连同自己的“爱情”，全进了乌有之乡。沈从文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作了错事，对不起家里，再也无脸见人。我走了，这一去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沈从文胸口酸胀得紧。想到自己的行为不知道连累到母亲有多少气怄，他感到自责的痛苦。同时，他又觉得心里好像有一点委屈。自己并不是不想学好，到芷江以来，自己一心想认真办事，好好作人，却不明白为什么结果偏偏与自己预期的全然相反。这责任似乎不该全由自己负担，可又不知道该怪罪谁。翠翠的爱情的结构和这段经历有相似之处。都是一种自由的独立的意识下支配的爱情，也都在文明中被耍了一把。虽然他将自己在芷江的"女难"视为一种盲目的情感产物,而将后来的婚事成功,看成"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但是,这种感情的挫折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如果从恋爱的模式来说翠翠的爱情而有着他初恋的影子他和他喜欢的女孩子是很少见面的,甚至比翠翠和大老二老见面的次数还少而真正让他们心动的也都是那一刹那的心跳,虽然看起来结局是有所不同的,沈从文是真的失败了,翠翠似乎还有希望可言,但是在很多的读者的心中已经很确定的给了翠翠的爱情的一个最残缺的结局这个结局沈从文也知道,只是不忍说出来而已翠翠从一个侧面来说正是当年沈从文的影子沈从文写<边城>的时候也隐隐有着这种感情的发泄"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

《边城》具有很浓厚的田园牧歌情调,又有或隐或显的现实关注。小说集中地反映了湘西人民的守常,同时用社会历史之变来映衬人性之常,同时又带有一点感伤的情调,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关注中国社会。内部的守常和外部环境的变异是小说的特征。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内在精神的守常,是恒定不变的;二、外在世界的变异,草色遥看近却无。一、内部的守常主要是生命形式的自在自为,无拘无束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本于自然、回归自然,“湘西”代表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追求的是人内心的一种对生命的契合感悟和诚敬的执着;大道就在眼前,不要刻意地去求取,一刻意就会落入有为,一有为就会破坏物我之间玲珑微妙的契会,就会破坏冲和淡雅的意致;超脱世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