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结局应如何理解？

《边城》中这句富含深意的结束语：“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如果按照固有的思维来解读，这是一个模糊性结尾，其中蕴含着两种可能性，而可能性的取向则完全交由读者。但如果从细微处分析，或许会发现另一种可能性。

“明天”一词在文中是以双引号的形式进行处理的，这个“明天”可能是否定式的“明天”。从符号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不乏存在这种可能。这一结尾可能就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后一句仅是对前一句的重复，以表现沈从文对傩送“离去”之“难归”的叹息！从上述分析来看，《边城》中傩送归来并与翠翠相聚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这并不是说笔者在刻意地渲染这部小说的悲剧色彩。

扩展资料

《边城》全文原分11次发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1-4期，第10-16期。1934年10月由上海生活书店最先出版。其新题记曾这样写到：“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

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据此，推断其创作时间大致是在1933年的秋季到1934年的春季，且中间因回湘探望母亲，中断了一段时间的写作。

这也难怪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边城》后面一部分的情感色彩略显悲凉。不容否认的是母亲的突然离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心境，作者难以继续前期的温情，使这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世界笼罩上一丝忧伤。

——边城

边城写得就是那个年代作家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叹和对以往美好时光的憧憬，而现实的黑暗时期又使得这种美好 趋于泯没，所以边城的结局必然悲惨，才显得作者对时局的控诉

其实娥眉每个人都有相似的经历，孩提时代的故乡总是美的，得到自己长大了，看不到小时候的风俗了，就觉得世风日下了，魏晋人士感叹世风日下而退隐，距今几千年了还是有人感到世风日下，到底有没有日下，只是自己的感觉，但是作家倾向于表达这个主题，所以结局必然是悲剧

沈从文《边城》的翠翠的命运是不幸的，她不幸的原因有社会和人的各种因素造成。从社会环境的因素看，湘西的自然历史条件恶劣，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从沈从文的稜笭迟蝗侏豪虫通矗坤创作道路和文学取向看，由于创作主体的情感倾向，湘西被理想化了，理想化的湘西世界背后却也隐藏着农村的闭塞和落后，这就构成了了翠翠生活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就的人为的因素，人的因素有翠翠生活的身边的人，还有翠翠自己的性格。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翠翠的不幸。也就说作品中所描绘的环境并不真的如此尽善尽美，当时的生活环境不能让她真正的把握自已的命运，当然还有自身的悲剧。

参考资料：

wwwxgfhxcom/2009/0711/4997html

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云-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虚拟社区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摘 要：沈从文的社会理想是希望用古老的湘西文化给中华民族带来一种蓬勃的原始生命力；然而，他还发现，湘西文化是人们在内心深处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但真正的价值，是他自己一生都在追求理想中的城市和偏远农村的又爱又恨的情感体验与现实的沉浮和沉重，这就导致了沈从文深刻的矛盾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社会理想矛盾

一、沈从文的社会理想

沈从文出生在传说中的风景如画的湘西凤凰县,他身上奔流着苗族、土家族和汉族的血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还有少数民族遭受长期压迫和堆积在心里沉重的悲伤和痛苦。十几岁的沈从文经常会目睹家乡饥荒、骚乱、杀害和抢劫现象，他产生了一种人类的天性:人道主义以及产生到大城市去找到理想的想法。沈从文离家的导火线是本地的几个绅士财主，想纳他作女婿，这其实是一种策略，那些在当地称王称霸的人，以联姻的方式，能建立和巩固上层社会错综复杂的统治网络。但是独立性较强的沈从文拒绝做他们的女婿，拒绝做乡村绅士，他觉得应该有自己的“初恋”。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并深信她也爱着自己。沈从文的思想和《边城》中傩送的思想是相同的，他真正需要的是生命的活动,想出去,不愿意遵循固有的乡村绅士的路混沌的走下去。沈从文最终毅然走出了湘西，思考着更为严肃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

沈从文从乡村到大城市，见证了堕落的上流社会生活，对城里人庸俗、卑鄙、自私有着一种莫名的厌恶。,这引发了他的乡愁,让他对自己家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摧毁了诚实的民风十分向往。回到故乡的所见又令他十分失望。在《长河》的题记中，他说：“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但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葆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这就不难理解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渲染湘西人的简单的风格，作品中有很多章节用显式或隐式批评湘西社会隐患和丑陋和那些美丽的田园的图画经常形成鲜明的对比。

沈从文离开茶峒后，接触了一些社会底层人物，感受深刻的世俗观念和真实的生活有着很大的距离。他感触到的社会现象 ，全是“黑暗”和“邪恶”，但在邪恶的后面,却又有为“人”的东西，还有着耀眼的光。他发现了湘西豪侠、仗义、慷慨、雄健、粗犷等民风中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与湘西人自然不做作、葆有真性情的自然人性。在社会生活中，沈从文强调城市现代文明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人性和伦理的失去，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传统的道德和封闭、保守的粘连，所以他在对“乡下人”的弱点的思考中，提出了如何组织他们去进行新的竞争问题。沈从文反思湘西文化，觉得湘西的人们对自然妥协，表面更加人性化，更自然，但结果却是不能适应潮流，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沈从文对家乡的情感是爱与恨交织，希望与失望兼有。

《边城》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民国初年湘西小城茶峒，外公与翠翠在渡口摆渡，翠翠的婚事成为老船夫最大的心事，老船夫唯一的心事就是要将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船总有四条船的家业且有两个儿子，大佬天宝天性淳厚却木讷寡言，二佬傩送眉目清秀活泼善良。翠翠年方十五，情窦初开，于端午节邂逅傩送，心里产生异样，在二佬面前却躲躲闪闪，这让老船夫很苦恼。船总家派人来给大佬提亲，老船夫为难。兄弟俩将话说明，相约山头唱情歌，翠翠听到情歌喉心有所动，老船夫喜极将此事告知大佬，半个月老船夫在未听到过山歌，却得天宝遇难噩耗，天宝一家将天宝的死怪罪于老船夫求亲时的躲闪。时间久了，老船夫明白了翠翠的心事，遇到傩送他招待傩送却被报以冷眼，老船夫不甘，亲自去船总家提亲遭拒。王团总给女儿提亲以碾坊为嫁妆，船总答应了，傩送以出去闯闯为由出门。老船夫心力交瘁，死于雷电交加的晚上。经历了这件事后，翠翠有所成长，常年摆渡守候傩送。在《边城》中的沈从文不是实际存在的时间描绘30年代的湘西社会，而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试图重建他的脑海里对过去湘西的渴望和萌生出的痴迷的感情。沈从文严肃的思考着社会的未来，把握我们民族所有问题的症结，了解民族的人生观的弱点，徒劳的迷信，懒惰和由于历史的不良影响，已有的报应。并且在作品里足以告诫人们，千万不能再糊涂愚昧下去了，否则，会出现更悲惨的场面。作者在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做。

《边城》中作者在浪漫的氛围下，写他的精神积累,难以忘记的一段感情。这是一个既荒凉又有梦想的歌,但是作者也总是关注社会改变,希望找到变革民族精神的良药。可在原始湘西文化中又存在着一些人性的阴暗面，例如迷信、愚昧、笃信因果报应等，而且湘西已不像过去那样纯净，它正在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人们内心深处产生了维实维利的价值观。这些使沈从文的社会理想中有着深刻的矛盾。

二、沈从文的美学追求的矛盾

《边城》是一个著名的讴歌人性美，人情美的小说，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却经历了最不人道的，最缺乏人性的事情。一对真正爱的人——翠翠的父母：一个茶峒士兵和湘西的女人手牵手走进死亡。其实逃去不好吗？为什么要选择结束生命？逃去就毁了一个军人的名誉了吗？直到翠翠长大后，她的祖父仍然自卑和自责交织在一起，当有月老来为翠翠提亲时，爷爷看出了翠翠的心思，作者写道：“他还记得那可怜的母亲的过去，有一点点痛在心里，却带着微笑。”他们的死是不负责任的，是一种逃避，根本没有敢爱敢恨的豪爽。他们对对方的爱没有大于对虚无荣誉的爱和对刻板规则的恐惧。他们的爱是真的，互相吸引的，并有一个结晶，他们应该建立婚姻，是因为他们是在有婚礼之前就怀上了孩子，就让他们失去三条生命？

这并不是美好人性，也并不是对于死的无所畏惧的伟大。

另外在《边城》中对妓女极其宽容，显得茶峒人男女之情的淳朴、真挚。“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在一个女人身体上的贸易，因为民风的诚实，当事人不感到羞耻。这可能表明，沈从文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已经拒绝了这个没有道德约束的，开放的性，但又这种感觉是原始人的本质而加以褒扬。 《边城》中的生和死的自然，爱恨自然，但这种自然只是因为湘西一直经历着动荡的社会，长期不接受新的观点，人们的观念是继承了长辈的，没有什么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激烈冲突，认为这一切是正确的。沈从文在描述这个生死爱恨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浪漫，诗意的风格，是远观，田园情调。给人感觉是一幅画，与自然完美融合，那里发生的真实生活的故事远离我们的边境小镇，所以这平静的残酷背后将很难让人感到和认识。

        《边城》——无法预言的结局

      在湘西一座偏僻的小城里，山上白塔的旁边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他的小孙女，他们的房屋背靠着一片郁郁葱葱的竹篁，他们以渡船为生。不远处的河下游坐落着一栋栋吊脚楼，碧绿的河水川流不息，给人们带来灾难，也给人们带来喜悦。码头的水手勇武也痴情，有人的心里还驻扎着一位更痴情的妓女。在这里有位管总长的组长叫顺顺，他热情慷慨大方，公平无私。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贤人。是船上的争执当地人以习惯法来解决，剩下的就交由他负责。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天宝，寓意上天保佑的人；一个叫傩送，寓意傩神送的孩子。他们勇武、健康、善良，却又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孙女。兄弟两彼此坦白自己的的心声，采用了公正的方法去追求女孩。而女孩渐渐心里早有人选，女孩表面还是一个腼腆、害羞的少女，可到了一定的年纪心里也开出花般的美梦。孩子母亲也是一位痴情的人，他与一位忠厚的军官结合，那个人不愿背叛名誉死了，不久后她也追随着，吃了冷水死了。

      当我读到一半时，感慨最令人喜欢的不是独特的边城风俗、环境优美的大自然的描写，而是处处充满着和谐、淳朴的氛围，飘在人们身上的真善美。这种人性美体现在边城的篇章的每一段中。

    边城的老船父不愿多收好心渡船人多一个子儿，即便让渡客“占了便宜”，他定会聪明的把烟草塞到人家的口袋里。翠翠的母亲因他父亲不愿苟活，不久也凄凉地追随而去。即便身份卑微的妓女，也有钟情的水手，即便兄弟俩爱上一个贫苦船夫的孙女，顺顺也未因为门第问题而阻拦。这里的一切是如此的和谐，人们似乎没有因为什么利益而针锋相对，勾心斗角的陷害。对生活在工业社会的我们来说，人们之间彼此的情谊显得格外美丽，文中处处是“情”，老船夫与翠翠的祖孙情，天宝与傩送的兄弟情，水手与妓女的爱情，边城乡里乡亲的友情。不像生活在工业城市中的人，不得不忍受永无止境的空气污染，忍受金钱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对于生活在城市已久，受过多城市冷漠的我来说，立刻有一种搬家去边城居住的冲动。然而这种冲动在我读到翠翠的爷爷的生命与白塔一同破碎后，也一同破灭了。

      最后的发展仿佛一艘轮船驶进了海洋的旋风中心，随着剧情推进，天保死了，傩送误会了船夫，出走边城，翠翠的心上人在“也许那个人明天就回来了，也许永远不会回来的”答案中举棋不定。

      为什么？为什么如此善良的人最后的结局不像朴素的谚语那样“善有善报”。

    与翠翠相依为命的祖父突然去世了。这位纯朴善良，勤恳一辈子的老船夫，死时都带着一份误会无法解开，带着还未无法实现的心事一夜离开人间，留下一个命运更凄惨的孙女，让她孤苦伶仃的面对接下来的人生。这样的结局与开头的唯美的仙境画面截然不同，使我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这一切的结局进行的却又如此的合情合理。读到这里，我既是愤慨又是悲伤。

    并非作者的刻意安排，好像文中的人物的结局自然而然的走到了迷茫的路口。

    我认为是因为他们都太真善美了，或许是人们说的物极必反吧。

    翠翠的父母太善良、忠诚，父亲不愿意抛弃职责选择自尽，母亲不愿意苟活选择追随。他们身上的道德枷锁太重，砸碎了自己。

      对于婚事，老船夫虽答应，但从未强求；翠翠这个天真的少女，既是有情，在乎爷爷，又害羞不愿明讲；天宝与傩送都重视兄弟情义，所以一个人去了，另一个人又怎能安心的去娶妻，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呢？

    反想一下，如果他们不具备这些优美的品德，或许结局会是否又是另一个样子呢？也许不会是两败俱伤，也许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所以这样的世界真的存在吗？作者只是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乌托邦，是吗？也像如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般。一个人们热情又淳朴，房屋井然有序的桃花源，捕鱼人再去寻找时却了无踪迹，在传诵之中被人渐渐遗忘。

    因此在我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去查找了沈从文书写边城的动机，

    去深究沈丛文写这篇文的背景，不难发现与东晋的陶渊明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于1934年早创作，于1934年4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61期发表了一篇解释《边城》的写作目的文章。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1从这里我们能看到《边城》并非是一本胡编瞎造之书，书中令人动人的情谊也并非简简单单的渲染，而是真人情感的渗透。反映了作者对于乡村的独特而又深厚的情感，但从沈从文接下来的叙述中或许能找到一些《边城》悲剧的原因。

    因为它对于在都市中生长教育的读书人说来，似乎相去太远了。他们的需要应当是另外一种作品，我知道的。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这自然是真事。”2《边城》写于1934年，那时，经过了一些资本的积累，中国的先进地区缓慢的进入城市化进程，在工业时代，低下的生产力的农业社会注定是打不过机器的，半世纪的挨打让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并支持工业化，这也是为什么文学批评家认为“这类小说落后的原因”，但同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原来的道德规范开始失序，沈从文曾说写这篇书的目的“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目前的堕落”与“过去的伟大”，这样的指向已经很清楚了。

    边城或许是对工业文明过度崇拜的一种反抗，近代的屈辱让这个曾今“以天朝自居的”民族开始“反思和学习他人”，改变自己就要不断否定自己，难免会出现不理智的全盘否定的现象，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伴随的是革新也是摧毁，在文化、建筑、政治、道德方面等等，这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但《边城》似乎在诉说：“怎么落后，我们都曾拥有“过去伟大”，在极度狭窄的不平等的国际地位中，都不要失去自己。”《边城》展现出来的淳朴的人性美或许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过去的魅力之处。

      边城或许是对城市化进程中对农业社会的“纪念”，在生产力上，或许城市展现了更先进的一面，然后回归人与人的相处，农业社会倒也不是一无是处，这也是为什么在城市中的人民看完边城后，更渴望那个偏僻的小镇吧。

      至于它的结局为什么如此不明朗，或许把美好的过去摧毁才更让人痛心和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