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二小松原文_翻译及赏析

一双幽色出凡尘，数粒秋烟二尺鳞。 从此静窗闻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唐代·李群玉《书院二小松》 书院二小松 一双幽色出凡尘，数粒秋烟二尺鳞。

从此静窗闻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 咏物松树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双幽暗的松树在尘世出现，数粒稚嫩而翠绿的小松初生的枝叶挂在二尺高的松树上。

从此静静的书窗外可以听这细微的松声，如琴声一般常伴着读书人。

鉴赏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或将苍松联想为飞龙，或赋贞松以比君子，这类诗篇数量不少。而李群玉的这首诗，却别开生面，是其中富于独创性而颇具情味的一首。

第一句是运用绝句中“明起”的手法，从题目的本意说起，不旁逸斜出而直入诗题。句中的“一双”，点明题目中的“二小松”。这一句，有如我国国画中的写意画，着重在表现两株小松的神韵。诗人用“幽色”的虚摹以引起人们的想像，以“出凡尘”极言它们的风神超迈，不同凡俗。如果说这一句是意笔，或者说虚写，那么，第二句就是工笔，是实写。“数粒秋烟”，以“秋烟”比况小松初生的稚嫩而翠绿的针叶，这种比喻是十分新颖而传神的，前人似乎没有这样用过；而以“粒”这样的量词来状写秋烟，新奇别致，也是李群玉的创笔，和李贺的“远望齐州九点菸”的“点”字、有同一机杼之妙。张揖《广雅》：“松多节皮，极粗厚，远望如龙鳞。”诗中的“二尺鳞”，一方面如实形容松树的外表，其中的“二尺”又照应前面的“数粒”，切定题目，不浮不泛，点明并非巨松而是“小松”。首二句，诗人扣紧题目中的“二小松”着笔，写来情味丰盈，以下就要将“二小松”置于“书院”的典型环境中来点染了。

在诗人们的笔下，松树有远离尘俗的天籁，如储光羲《石子松》诗的“冬春无异色，朝暮有清风”，如顾况《千松岭》诗的“终日吟天风，有时天籁止。问渠何旨意，恐落凡人耳”。“从此静窗闻细韵”，李群玉诗的第三句可能从前人诗句中得到过启发，但又别开生面。庭院里的两株小松，自然不会松涛澎湃，天籁高吟，而只能细韵轻送了。“细韵”一词，在小松的外表、神韵之外，又写出它特有的声音，仍然紧扣题旨，而且和“静窗”动静对照，交相映发。“琴声长伴读书人”，结句的“琴声”紧承第三句的“细韵”，并且将它具象化。“长伴读书人”，既充分地抒发了诗人对小松爱怜、赞美的情感，同时也不著痕迹地补足了题目中的“书院”二字。这样，四句诗脉络一贯，句连意圆，构成了一个新颖而和谐的艺术整体。

李群玉（808～862），字文山，唐代澧州人。澧县仙眠洲有古迹“水竹居”，旧志记为“李群玉读书处”。李群玉极有诗才，他“居住沅湘，崇师屈宋”，诗写得十分好。《湖南通志·李群玉传》称其诗“诗笔妍丽，才力遒健”。关于他的生平，据《全唐诗·李群玉小传》载，早年杜牧游澧时，劝他参加科举考试，并作诗《送李群玉赴举》，但他“一上而止”。后来，宰相裴休视察湖南，郑重邀请李群玉再作诗词。他“徒步负琴，远至辇下”，进京向皇帝奉献自己的诗歌“三百篇”。唐宣宗“遍览”其诗，称赞“所进诗歌，异常高雅”，并赐以“锦彩器物”，“授弘文馆校书郎”。三年后辞官回归故里，死后追赐进士及第。

李群玉

君家云母障，时向野庭开。自有山泉入，非因采画来。——唐代·王维《题友人云母障子》

题友人云母障子

君家云母障，时向野庭开。

自有山泉入，非因采画来。 咏物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赛诸花。——唐代·刘禹锡《思黯南墅赏牡丹》

思黯南墅赏牡丹

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

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赛诸花。 咏物 ， 牡丹赞美自别西风憔悴甚，冻云流水平桥。并无黄叶伴飘飘。乱鸦三四点，愁坐话无憀。云压西村茅舍重，怕他榾柮同烧。好留蛮样到春宵。三眠明岁事，重斗小楼腰。——清代·陈维崧《临江仙·寒柳》

临江仙·寒柳

清代 ： 陈维崧

婉约 ， 咏物柳树

（1）注重整体利益，国bai家利益du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zhi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dao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使各族人们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之一包含情感、思想和行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中情感是基础，思想是灵魂，行为是体现。爱国情感是人们对祖国的一种直接感受和情绪体验。爱国思想是人们多祖国的理性认识。爱国行为是人们身体力行、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落脚点和归宿。只有做到爱国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爱国主义不仅代表了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情感，更体现为现实的义务和责任。脚踏实地做一个忠诚的爱国者，就要做到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增强国防观念，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自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中华文

化，加强精神纽带。把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把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体现在真实的爱国行动中。

（2）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

当今，我们一直在强调，倡导要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社会。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我们大学生作为年轻的一代，意气奋发的一代，是这一主旨的先锋者。同学间我们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在人和人的相处过程中，应当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强调社会和谐，讲求和睦相处，倡导团结互助，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现在的大学生绝大部分都是住在学校的，我们和同学相处的时间远远多于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在家里，父母会照顾，谦让我们，但现在我们是和同学相处在一起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谦让，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了。而且，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我们成人的开始，是我们远离父母的开始，大学四年之后我们会踏上工作岗位，到那时，越来越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着我们去处理。所以在平日的空闲时间，我们可以广泛阅读诸子百家的文章，特别是儒家学说，这对我们深刻理解“和谐”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中华民族始终相互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推行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

（3）讲求谦敬礼让，强调科克骄防矜。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谦敬礼让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谦敬即是个人自身修养的美德，也是为人处世的道德要求。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这些是我们小时候父母就教我们的道理。人一定要谦虚，不要骄傲。和别人相处时一定要礼貌。作为一名大学生，更是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大家对于我们标准就越严格。在平时乘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会起身让座给年纪较大的人，会让座给怀抱婴儿的人 这些行为，让我们看到了国民素质在某一方面的提高。但有时在食堂买饭的时候，仍旧会看到一些同学插队的情况，所以希望这些同学可以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不妥，以后改正。

（4）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

在中国古人看来，诚是指一种真实无妄，表里如一的品格，也是道德的根本，故“养心莫善于诚”。信是指一种诚实不欺，遵守诺言的品格。诚信的内容和要求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事以诚为本，取信于人。诚信之德在于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究信用，遵守诺言。大学的集体生活中，是人际关系的磨合十分重要，大学是个小社会，我们需要在四年生活中结交朋友，这些朋友中或许其中部分人会成为你终生的好友，所以诚信在这其中担任了很重要角色。朋友之间，最重要的莫过于——诚信。假如双方连诚信都没有的话，何谈友谊呢？所以在人际交往中，我们一定要——恪守诚信！

（5）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

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是个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有道德，因而，人们除了有物质需要外，还有精神需要，而一切精神需要中最高尚的需要就是道德需要。道德需要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要实现这种追求，就应当明智。在我们大学生活中，其实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就是一种对于自身精神境界的高层次的需要。

中山书院里有著名的文人如张苏堤、彭湃、欧阳中石等许多，而朱自清也是其中一位，他是中山书院的骨干创始人之一。

从事艺术的人都有结缘的习惯，结缘后形成了联谊会，朱自清也不例外，朱自清在上海结了许多联谊会，其中之一就是中山书院。中山书院是一个以崇尚文学、注重学术的社团文学社，成立于1922年，在上海形成了许多深厚的人脉。

在中山书院的会上，他分享自己的文学作品，与会者都受益匪浅；也参与到书院的评论会、文学讨论会中，深入探讨书院中文学作品，令大家受到启发。此外，也与书院成员一起编辑书院中的文学作品集之类，为上海文学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

朱自清也与中山书院成员积极合作，成为书院中众多文人的榜样，使书院及其文学研究成果更丰富了。

朱自清，原名朱自华，号实秋，后改名自清，字佩弦。他以散文著名，情感真挚；他致力国学研究，恪守治学传统；他坚守气节和情操，忧国忧民。

50年人生匆匆，朱自清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平淡中流动着感人至深的情韵；他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国文化长河里熠熠生辉。

太行书院的四大板块位于书院门口。书院成长导师立足于学生成长从生活、学习、兴趣、情感、职业规划等多个维度通过自身的人格、学识和人生经验对学生的个人成长和专业学习进行充分指导激发学生的自学能力。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是《书院二小松》；

作者唐·李群玉

一双幽色出凡尘，数粒秋烟二尺鳞。从此静窗闻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

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写松树、赞美松树的诗篇不少，但李群玉的这首诗，却别开生面，不仅富于独创性而且颇具情味，先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诗中需要注意的一个词，秋烟特指的是植物，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说，两株小松为这普通的小院，增添了一抹幽趣之色，小松初生的枝叶，如堆烟般挂在松树上，从此静静的书窗外，便有了松声竹韵，如古琴般悦耳，在读书之余更增添了一份清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诗，先来看诗的前两句，一双幽色出凡尘，数粒秋烟二尺鳞，第一句是运用绝句中明起的手法，从题目的本意说起，不旁逸斜出而直入诗题，其中一双点明题目中的二小松，这一句有如我国国画中的写意画，着重在表现两株小松的神韵，如果说这一句是虚写；

那么第二句就是实写，数粒秋烟以秋烟比喻小松初生，稚嫩而翠绿的针叶，这种比喻是十分新颖而传神的，前人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用过；

接下来这首诗的第三句，可能从前人诗句中得到过启发，但又别开生面，从此静窗闻细韵，细韵一词，在小松的外表、神韵之外，又写出它特有的声音，仍然紧扣题旨，而且和静窗动静对照；

最后一句琴声长伴读书人，这里的琴声，紧承第三句的细韵，长伴读书人既充分地抒发了，诗人对小松怜爱、赞美的情感，同时也不着痕迹地，补足了题目中的书院二字，这样四句诗脉络一贯，句连意圆，构成了一个新颖而和谐的艺术整体；

“读《诗经》可以触发人们的感情志意，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可以团结人，可以抒发怨愤不平。”（这几句话可以说）把诗的意义说尽了。辨别汉、魏、唐、宋的诗的雅还是俗、是得还是失，就是以这几句话为准，读《诗经》三百篇的人必然会有此体会！（夫子所说得）“可以”云云，是随“以”（按，指读的《诗经》中的诗）而“可”（按，指产生的“兴、观、群、怨”）的。（《诗经》中的）可以触发人们的感情志意的地方，必然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这种“兴”会寄意深远；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的得失的地方，必然可以触发人们的感情志意，这种“观”就洞察明晰。代表可以团结的人抒发怨愤不平，这种怨愤不平越加不会忘记；因抒发怨愤不平而被团结起来，这种团结越加诚挚。超出于（各自孤立的）“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之外，就会产生（不各自孤立而互有联系的）新的“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在“兴、观、群、怨”的四种情感之间遨游徜徉，（看到它们互相可以转化）情感就不会滞涩。作诗的人运用他的一种思想感情（作诗），读者却各以自己的情感（经历），而（从诗中）获得各自的感受。所以《关雎》（并非仅是颂美或讽刺）可以说是“兴”（按，此即王夫之所谓“兴而可观”之例）；（所以齐、鲁、韩三家诗）以《关雎》为讽刺周康王晚朝的诗，使之成为（统治者的）借鉴。（《诗经大雅抑》）“訏谟定命，远猷唇告”，可以说是“观”；谢安欣赏这几句（谓此偏有雅人深致），激发了他的高远之心（按，“观”却可以激发人的意志，是“观而可兴”之例）。人之思想感情遨游不定，没有涯际，诗歌能以自己抒发的情性与读者的情感谐合，这才是诗的可贵之处。因此，颜延年不如谢康乐（因为他的诗与读者情感谐合比不上谢灵运），而宋诗唐诗也因此有升降高下的变化。谢枋得、虞集他们说诗，拘泥守旧，画地为牢，追根究底，自谓解人，哪里知道（我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呢！（卷一《诗绎》）

提示：这一节里，王船山认为“兴、观、群、怨”四者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互有联系、互相转化的，这是他论诗的特点和要点之一。读诗不要拘泥和割裂诗意。作者之意虽然无，读者之意却可以有，强调读者阅读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无疑是正确而通达的观点。

“兴”在有意和无意之中（不必着意经营），“比”也容不得雕琢刻画。最与情有关系的是景，（景）自然与情互相感发。情和景虽然一个在心里、一个是外物，但景感人而生情，情被感动而产生出带有感情的景，情感哀乐的感触，景色荣枯的触目，互相融汇。天生的情感和自然的景物时或可哀时或可乐，无穷地运用它，（就会）变化流动而不滞涩；思想贫乏而窒碍的人不会知道其中的道理。杜甫的（《登岳阳楼》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读时好像气势雄豪，然而正好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互相融汇谐浃（就会带有一种忧愁的情绪）。故而应当知道《诗经》中的“倬彼云汉”这句诗，既可以歌颂广育人才的周文王，增益他的光辉形象；又可以忧念旱灾的严重，加重旱情炽热的感觉，（从中可以领会）字句不可专主一意，而是可以在各种不同场合都能用得很合适。唐末人不懂这个道理，为“玉合（盒）底盖”的胶柱鼓瑟之说，孟郊、温庭筠诗把情和景分离开来。但天生之情和自然之景能用抓阄来划分的吗？（同上）

提示：这则是要说明情和景要互相融合，而且互可变化流动，作诗不可预先规划词句，为“玉合（盒）底盖之说”。六朝之后就有人编辑类书分类比次用词置字、排比旧典故事，为“玉合（盒）底盖之说”，使作诗者胶柱鼓瑟、画地为牢。王夫之对此深恶痛绝，故在其论诗著作中屡加批评痛斥。

无论诗歌和长篇文章，都是要以思想意思为主。思想意思是(诗文的)主帅，没有主帅的兵，叫做乌合之众。李白、杜甫之所以称为大家的原因，是(他们的)没有思想意思的诗，十分里没有一、二分。（描写）烟岚、云霞、泉水、石头，花草、飞鸟、苔藓、林木，华美的铺榻、锦绣的帷帐，有寓意就是好诗。像齐、梁时代的诗（只会）用华美的诗句，宋朝人（只会）用前人现成的字句组合成诗，宋朝人论诗，字字要求有出处，役使自己的心，向它们中间去摘取索求，而不顾及自己的感情是从哪里发出的，这就叫做小家子路数，总是只能在一个圈圈里寻求（作诗的）方法了。（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提示：这是说明诗文应以意为主。所谓“意”就是作者做诗作文时所赋予诗文的思想内容。认为李、杜的诗大多能做到“以意为主”，批评了齐梁诗和宋诗，或是专意于辞藻的华美，或是专注于锻炼字句，缺少作者的真情实感，未做到“以意为主”。

（贾岛诗《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的到底用“推”字还是用“敲”字），只是别人凭空妄想，无端揣摩，就像替他人说梦，即使形容得特别相似，又何尝（与那人事实上的梦境）有一丝一毫的关系？知道这样的人，因为作者沉吟着“推”、“敲”二字，就替他作揣想（替他确定用哪个字）。如果触目眼前之景而内心有所感发，那么或者是“推”，或者是“敲”，（实际情形）二者必居其一，（作者身临其境）因景感人而生情，因情被感动而产生出带有感情的景，这样（写出的诗）就会自然生动，灵动美妙，何必有劳别人揣摩议论呢？（王维《使至塞上》诗）“长河落日圆”，（在作者心里）起初并无一定之景；（他的《终南山》诗）“隔水问樵夫”，也不是（作者在心里）预先想好了的（只是触目即景而已）：这就是禅家所谓的“现量”（的境界）啊！（同上）

提示：明朝一些学者诗人有妄替别人改诗的恶习，这段文字正是借贾岛、韩愈“推”、“敲”的故事批评这种风气。作者强调作诗要“即景会心”，根据作诗时的实际情景置辞造句，替别人揣想，妄议妄改，只能是替人说梦。在这段文字的结束处，王夫之提出了诗歌创作中的“现量”说这一新的理论，以禅喻诗，其大意是说，作诗时应即景会心，闻言得意，不劳思索比度，便能领略其情味的艺术表现。

情和景名义上是两个事物，而实则不可分离。对作诗能出神入化的诗人，诗中的情和景融汇谐浃，妙合无垠。巧于作诗的的人则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景中有情的，如（李白《子夜吴哥》）“长安一片月”，自然（在长安月夜之景中）有一种（女子）独自栖息，思念远征夫君的情怀。（杜甫《喜达行在所》）“影静千宫里”，自然有（诗人长期流离后）终于到达天子所在之地的欢喜之情。情中有景的，特别难以曲折地表达，如（杜甫《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了诗人才子纵情挥毫，驰骋笔墨的自我欣赏的欣喜之景。大凡此类诗句，有欣赏智慧的读者可以体会它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读者，也就糊里糊涂随便看过，只当作平常的话头了。（同上）

提示：这段论述情和景的关系：在王夫之看来，最好的是情景“妙合无垠”，结合的天衣无缝，无法划分；其二是“景中情”，在写景中蕴涵有情；其三是“情中景”，在抒情过程中让读者看到诗中带有感情的形象。总之，写景定为生情，写情必寓于景，这就是他所说的“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的意思。

近体诗的中间二联，一联是情一联是景，（这只不过是）一种作法而已。（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李憕《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御柳已争梅信发，林花不待晓风开”，都是景语，哪里有情语？至于说四句都是情语，而没有景语的，更是数不胜数。这能够说不也是一种作诗之法吗？景与情融合谐浃，情因景而生，从来不能分离，随诗人意之所之（自然生成）而已。把情与景断然分成两截，那就情不能因景而感发，而景也不是含情的那个景。况且如（沈佺期《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二句，以一情一景作对仗；（李颀《题璇公山池》）“片石孤云窥色相（清池皓月照禅心。指挥如意天花落，坐卧闲房春草深）”四句，句句都有情有景：更从何处分成情、景两截呢？浅陋的人标示浅陋的作诗格式，竟说（杜甫《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四句，上二句是景，下二句是情，是律诗的宪章典范，真是不顾及杜甫会在九原（疑指九泉）大笑。愚蠢之病已是不可救愈了，谁能治好他们呢？（同上）

提示：这段举例驳斥把情景加以割裂的“浅人陋格”，指出所谓“一情一景”只是一种作诗之法，不是都应该依从的通例。对情和景的处理可以有各种方法，但都应做到“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

作诗建立门庭宗派的必然会堆砌辞藻典故，不堆砌辞藻典故就不能建立门庭宗派。由于心灵是各人自有的，不能互相借换，不能（就如何使用心灵）开出方便的入门方法，让浅陋的人任意地支使借用。人们讥笑西昆体堆砌熟语典故为“獭祭鱼”，苏辙、黄庭坚也是堆砌熟语典故的“獭”。不过“西昆体”所堆砌的是如“肥油江豚”似的浮丽熟烂的辞藻典故，苏、黄等人所堆砌的是如“吹沙跳浪之鲿鲨”似的生涩稀僻的辞藻典故：(他们)除了书本上的典实故事就再也不会作诗了。像刘炳（字彦昺）(《早春呈吴待制》)诗:“山围晓气蟠龙虎，台枕东风忆凤凰。”贝琼（字廷琚，一字廷臣）（《寄内弟陆熙之》）诗：“我别语儿溪上宅，月当二十四回新。如何万国尚戎马，只恐四邻无故人。”（虽然用古人典故和成语，但与西昆体和苏、黄不同，仍然能委曲巧妙地描写自己的心灵感情）用不用典故，总之要能委曲详尽地描写人的心灵，发动人的“兴、观、群、怨”的感触，这就使浅陋的人无法支使借用。唯其不可（让浅陋的人）支使借用，所以没有人（因用描写人的心灵的方法进行创作来）建立门庭宗派；（用描写人的心灵的方法进行创作）就能振兴四百年来诗歌创作的衰退景象。

提示：这段文字主张作诗要直寻自然，反对生硬地套用前人的成语和典故。生硬地堆砌前人的成语和典故，会形成一种僵化的“方便法门”的作诗套路，这就给建立门庭宗派者以可乘之机。但是王夫之也并不反对能巧妙地抒发诗人自我性灵的使用成语典故，他举了刘炳、贝琼的诗句为例，认为二人的诗都用了前人的典故或者成语，但却能“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所以仍然是好诗，与西昆派的“肥油江豚”式的用典和苏辙、黄庭坚的“吹沙跳浪之鲿鲨”式的用典故成语不同。在王夫之看来，用典、不用典不是褒贬的界线，一切以与作者的感情有关、无关为分界标准。

《古诗评选》（选录）译文

诗有叙事的、对话的，与写史书相比，尤其觉得不容易。写史的才能固然要櫽括事实，使其生动增色，但是（写史）从事实着笔自然比较容易。诗歌创作则要面对眼前的事,

即刻产生抒情的愿望,立即用语言描绘出事物形状，如果一用写史（櫽括事实）的方法，则事实对诗人的感发就不能体现在诗的语言和韵律之中了，（如此）诗歌创作的道路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上山采蘼芜》一诗之所以妙夺天工的原因啊！杜甫仿效它作《石壕吏》，也接近酷似了，而每在刻画之处也描写逼真，但终觉其描写超过了史，于诗却嫌不足。论者用“诗史”称誉杜甫，就好像见了骆驼就恨马背不够肿大，这真是可怜悯的啊！（《古诗评选》卷四《上山采蘼芜》评语）

提示：此则论史与诗的区别，一重在櫽括事实，一重在“即事生情，即景绘状”，实即一重在事，一重在情。对于杜甫《石壕吏》与《上山采蘼芜》的比较，认为前者“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就是说，《石壕吏》过分重于对事实的刻画了。因此，对于论者以“诗史”称誉杜甫，王夫之是不以为然的了。

谢（灵运）诗，有的（看似）内容极容易明晓的，而引发的联想却无穷无尽；有的（看似）寓意极不容易寻绎的，而（实则寻绎的）路径却很明显，只不过是不懂谢诗的人，不能明察其中的奥秘罢了。谢诗言情的则（读者）可以在诗的来往动静之中、飘渺有无之间获取诗人的心声，并把握鲜明的形象；写景的则在（作者）精心刻画之中显现景物固有的形貌，真实可信。而且情不是矫饰之情，都是通过景表现出来的，景也不是死景，景中总是含情。谢诗的神理流动在情与景之间，天地间的一切都在诗人的观察之中，（谢诗蕴涵的境界）可以大到无限之大

小到无限之小，（诗人）落笔之先、构思之始，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精神活动。岂只是如沈约所说的“兴会标举”呢？（《古诗评选》卷五谢灵运《登戍石鼓山诗》评语）

提示：此则论谢灵运诗有情景交融之妙，但说得过于玄妙。就事实言，谢诗语言已渐趋华丽，刻画也过于精细，真正如“池塘生春草”那样的情景交融的“出水芙蓉”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

以议论入诗，自然会适得其反。因为诗的主旨要含蓄蕴藉，借以产生议论的道理，所以解说诗的人可以从诗中得到兴观群怨的不同感受。如果（诗人）先就在诗中发议论，那话还未说完，诗意就已经穷尽了。诗本身意已经穷尽，还要想感发读者之心，必然是不能胜任的。（这就好比）以鼓击鼓，鼓不会响，用鼓槌击鼓槌，也只会发出枯木相击之声罢了。唐宋人诗，爱浅显短小，但反而可以有足资标示解说的地方，其下流却也有如胡曾《咏史》一派的，真可以做乡下私塾的先生教孩童的课本材料，这足可以知道以议论入诗就不会有诗，这句话是正确的了。

提示：此则主张“诗立风旨，以生议论”，即道理要蕴涵在诗的形象的描写之中，反对以议论入诗。（ 韩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