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百合花 赏析

　　《百合花》赏析

《百合花》是一部非战争化的战争小说,故事背景虽然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但描写的却是在战争宏大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读这篇小说时,我脑海里不时浮现一些画面,“小通讯员在前面脚步匆忙的带着路,我在后面追赶” “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缀满百合花的枣红底子的新被子”作者如画家一般将这一切鲜活的展现在我眼前,淡淡的,散发着清香,色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而不高亢

整个故事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用一缀满百合花的新被子连缀全文,用委婉细腻柔美的笔调去描写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那种纯洁美好又微妙含蓄的感情

《百合花》写于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有着这个时代的烙印,但与这期间的其他文章相较,风格迥异十七年文学是歌颂与回忆,百合花也不例外,但他又跳出了这一时期那一种英雄式的人物描写方式

每当读到新媳妇为死去的通讯员缝补破衣服,每当读到新媳妇在棺材里铺上她的嫁妆那一床缀满百合花的新被子时,一种感动深深萦绕在我心头,久久不散

一篇佳作之所以流传于世,就在于它能激起人感情的激荡,能历久弥香,这便是《百合花》区别于这一时期其他小说的地方,这一时期的小说有着太多的激情与梦想,有着太多的斗争与革命,对人与人之间那种纯美的关系描写反而置之于后,那种用激情和口号写成的文字固然让人热血沸腾,但若再次欣赏就味同嚼蜡

当文学遭遇政治,成为其附庸,文学的灵性就会被掩埋,只有抛开这些束缚,重归对人的关怀时,文学才能散发出他的光芒

《百合花》赏析

《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作最初发表在《延河》1958年第3期同年,《人民文学》第6期转载后收入《百合花》、《茹志鹃小说选》等小说集中作家写这篇小说时,正值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她的亲人也未能幸免于此面对冷酷的现实,她不由怀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于是,这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百合花”便在作家“匝匝忧虑”、“不无悲凉的思念”之中灿然开放,给当时文坛带来一股沁人的清香

作品分析：

主题 小说描写了在解放战争的广阔背景下,一个发生在前沿包扎所里的小故事,通过对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两个平凡人物的精心描绘,热情地讴歌了子弟兵对人民的忠诚和人民对子弟兵的热爱,揭示了军民团结,生死与共的深刻主题

艺术风格 《百合花》作为一篇在我国当代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小说,其成功主要表现在作家在表现革命战争、军民关系这类庄严主题时,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显现出清新俊逸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

首先,作者选择的人物都是普通平凡的战士和老百姓,她们有血有肉、个性鲜明,与通常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显然不同小说中的小通讯员年仅19岁,参军才一年他涉世不深、天真质朴,不乏关心战友、体贴群众的爱心,又对生活充满情趣,枪筒里常用树枝和野花来点缀；他憨厚腼腆,与女同志一接触便浑身不自在,但在危急关头却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另一个人物是俏俊的新媳妇,过门才三天,浑身上下洋溢着喜气她尽咬着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善良纯朴,对“同志弟”有着朴素天然的骨肉情深,一旦理解了战争的意义,理解了小通讯员生命的价值,她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唯一的最心爱的嫁妆敬献出来作者写出这样一个鲜亮的形象是想以“一个正处在爱情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从而谱写出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其次,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有许多独到之处（1）从选材上讲,作者将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推为背景,将小通讯员壮烈牺牲情景通过民工的叙述从侧面表现出来,就连小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碰壁的冲突也是做暗场处理,不做正面描写作品仅仅截取几个极为普通的生活横断面,从几件平凡的小事中深入开掘,展开对军民关系饶有诗意的描写（2）在构思上善于以小见大作品以新媳妇“那条枣红底上洒满百合花的假洋缎被面做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以纯洁的百合花象征人物的美好心灵,使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3）作者还擅长通过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活动来刻画人物例如作品中的“我”在刚刚接触小通讯员时,因赶路不及而“生起气来”,然后又对他奇怪的保持距离的作法而“发生兴趣”,以后是对小同乡“越加亲热”,接下去是“从心底上爱上这位傻呼呼的小同乡”,最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就这样,小说通过“我”的一系列心理变化,由远而近、由表及里、由淡而浓地刻画和凸现了小通讯员动人的形象（4）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也是这篇小说的特点如小战士枪筒中插的树枝和野花,他衣肩上的破洞,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以及那条百合花被等细节都在作品中重复出现,前呼后应,这些描写不仅渲染烘托出情境气氛,而且极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的神态和心理,使作品极富感染力,具有浓郁的抒情性

总之,这篇小说以朴素、自然、清新的笔调抒写和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最美好最纯真的感情,创造出一种优美圣洁的意境,读后令人久久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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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意象

小说中含有不少意蕴丰富的意象。新媳妇的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通讯员战士的脸，暗含着农民与战士融为一体，既写出了年轻战士的勇敢与牺牲的伟大精神，又写出了新媳妇对革命的理解及对战士纯洁的感情。

“百合花”的意蕴丰厚，一方面，它指被子上的“百合花”，只是一个图案；另一方面，它又象征了年轻媳妇的朴实美丽、纯洁无瑕。

小说中两次出现了“两个馒头”，三次出现了“布片”，还有“笑”、“枪筒”的意象在文中也多次出现，不仅成为联结情节线索的纽带，而且其丰富的内涵引导情节深入新的层面。

语言风格

《百合花》的语言不论叙述、描写还是对话，都给人一种自然、清新、柔和、优美的感觉，把一个流血牺牲的战斗故事，写得充满诗意。特别是其人物语言个性鲜明、生动传神  。

女性视角

独特的女性视角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主要是通过“我”这个人物形象来实现的。虽然，作品主要写的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但是，“我”却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不可缺少的穿针引线的人物，是故事的叙述人和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扩展资料：

百合花是一篇将政治主题和人性审美意蕴巧妙结合的佳作。它以解放战争时期，某地前线包扎所作为具体环境，讲述了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友情，赞美了小战平凡而崇高的品格，抒发了作者的审美感受，表达了对人性回归和对真善美的呼唤。

通过三个连姓名都没有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谱写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在通讯员和“我”之间，作者让“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

“我”带有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这是一种复杂微妙得无以言表的美好情感，至于维系在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关系纽带，同样也是一种圣洁美好的感情，正如被子的百合花图案一样纯洁。

-《百合花》

茹志娟今年10月7日在上海逝世。她在1958年春天 写了小说《百合花》，这篇美丽的作品40年来美丽了许多人 的心灵。它被纳入中学语文课本，所以我在14岁那年很幸福 很激动地欣赏并咀嚼了它。 茹志娟因为写了《百合花》，自己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 而百合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草本植物，因为茹志娟而变成千古百 合，这都是真的。我觉得现在中药堂里边最动听的药名当推百 合，百合百合，细细品味两遍，真是满口噙香。 10月15日，茹志娟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她的遗照披挂 着白纱，这很容易使我想到一个纯洁的灵魂正从百合花下悄然 离去。她今年73岁，33岁那年写了《百合花》，在此之前， 她还写过话剧剧本及《妯娌》、《关大妈》等短篇小说多篇， 但影响不大。《百合花》之后，又写过多篇：《高高的白杨树》 、《静静的产房》、《三走严庄》等，也未超过《百合花》。 真可以这样说：百合一开四十年，茹志娟清香为百合。 1958年3月号的《延河》，温润的油墨香还没有完全 干透，读者们就发现了这道清鲜的文学佐餐，他们争相传递着 一个信息：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读。 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战争题材小说往往穿着一个裁缝做的 “铠甲”，生硬裹住脆弱。虽然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 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 无法抒情，只好靠描写紧张的场面来烘托主题。而《百合花》 一反“常态”，柔软细腻，剥开外衣，突出灵魂。要的是真性 情。这样，读者的眼界一下子给擦新了、擦亮了。所以，当时 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 清新扑面，这样的小说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刚从山坡上 采摘下来的，还带着晶莹的露水呢，嗅一嗅，鲜润透腹。茹志 娟是谁？人们关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学》第 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谈的主要就 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带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来评说的， 我在这儿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我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 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 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 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 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 “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写两个人物，是不 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 余字，开头两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 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 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 为读者此时抑不住感动的情绪，一半是为了新媳妇，一半也是 为了通讯员———，主要是为了通讯员。 “我想，对于《百合花》的介绍，已经讲得太多了，可实 在还可以讲许多。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 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 茅盾不惜重墨，给我们评析了一篇经典作品，这在文学大 家庭里也是一处感人的细节，而最感人的细节是《百合花》里 边19岁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山菊花。这朵可爱的鲜花在战斗 打响之前还盛开在小战士的枪筒里，战斗一打响，花朵就不见 了，小战士也不见了，战争与和平，美丽和凄婉，茹志娟用她 的笔轻轻一拨，便拨得这样动人心弦。 我记得在中学里读《百合花》时，老师拿出比平时多两倍 的课时，来品评这篇文章，而这个细腻的过程，我的女老师曾 两度流下热泪。小战士和山菊花，这个经典细节是在老师泪水 的浸润下而印入我脑海的。所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 直像块铜像一样璀璨。多年来我也在留心茹志娟，希望从报章 中见到她的身影。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热爱《百合花》的人 们都在热爱她，想知道她。尤其想知道她是怎样创作《百合花》 的。 茹志娟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 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 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 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 放**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 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 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 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 依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 时间地点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 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八月中秋。那时候，我确实在总攻 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 正是去借被子。入夜以后，月亮越升越高，也越来越亮，战斗 打响了。最初下来的，都是新战士，挂的也是‘轻花’。越到 战斗激烈，伤员下来的越少，来的却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 抬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就摆在院子里，皓月当灯，我给他 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我不敢揭开他 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 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 笑’。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我就着那天上 大个儿的圆月，翻看着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 心里不可遏制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 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有秘密的、 未了的心事……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实在用不着小本本，即 便有，也是无从落笔。它们就这样刻在我的心里了，直到现在， 清晰度仍然很好，毫不受岁月的干扰。 “记得大概是在莱芜战役吧！不知为了什么事，在一个夜 晚，我跟一个通讯员要去最前沿。走之前，那位带路的通讯员 告诉我，我们要通过相当长的一段开阔地带，敌人经常向那里 打冷炮，要我注意有时要弯腰前进，但不要慌。他不讲倒还好， 这一番交待，倒使我有点紧张起来。就打定主意紧跟住他，他 猫腰我猫腰，他走多快我走多快。反正绝不在一位战士面前， 丢女同志的脸。可是一上了路，他却不愿意我傍着他走，要我 拉开距离。拉开距离的意思我懂，是为了减少伤亡，这也是军 人的常识。但是走在这一片一无庄稼，二无树木，无遮无掩的 开阔地里，敌人的炮弹又不时地、呼啸着飞来，我不能自制地 要往他旁边靠，在他旁边，就好像有一种安全感。可是他一看 见走近，就加紧步子往前跑，他一跑，我就在后紧追。于是在 星光之下，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在怪叫的炮弹当中，我和他两 个人，默默无声地展开了一场紧张的竞走比赛。走得两个人都 气喘吁吁。不过一旦当我实在喘不过气来，掉了队，落在他的 视野之外了，他就会走回头来寻我。这位通讯员的面貌我已记 不得了，我为什么要去前沿也记不得了。记忆的筛子啊！把大 东西漏了，小东西却剩下了，这本身就注定我成不了写史诗的 大作家。奈何！但是这样一次古怪的同行，无声的追逐，远是 这么色泽鲜明，甚至那野草的摇动，通讯员的喘息，都仿佛还 在眼前，响在耳旁。1958年时如此，现在也如此（——— 指1980年，笔者注）。 “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 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 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 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当然，我还要那一条象征爱 情与纯洁的新被子，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来的。 “作品写完以后就寄出去了，但不久就退了回来。在那个 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 的爱情牧歌。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当时要想得简单 得多。也许想得太复杂了，就没有《百合花》了，说不定。” 茹志娟是上海人，上海是她来去人世的起点和终点。我原 来想象她一定很细高、白皙，结果错了。据儿时跟她在文工团 里战斗生活了好多年的邓友梅先生讲：茹志娟很壮，两肩宽平， 是力量型的女人。 邓友梅说他很小的时候就编在茹志娟的班里，茹志娟是班 长，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他的生活、学习及文学爱好， 受茹志娟的引导、影响很大。他很怀念她，这一次去上海，和 茹志娟的遗体告别，心里很悲痛、很乱。他说他一定要写点什 么，《人民文学》约他写茹志娟，他正在沉淀情绪。跟茹志娟 长别的当天，邓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区，一是出差，二是重温当 年。当年的沂蒙山青山绿水，曾经滋润了茹志娟和她的战友。 毫无疑义，茹志娟是在沂蒙山上采摘了一朵百合花。 说到茹志娟的人格精神，邓友梅讲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行 军途中，有一个女团员走不动了，茹志娟二话不说，背起来就 走。邓友梅说，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还没见到第 二例。茹志娟能干，肯干，吃苦耐劳，而且性情爽朗、大气， 鲜有女性的矫揉，这与革命队伍的锻炼有关，当然与她的身世 也是有牵连的。 她曾经在上海的一家孤儿院里生活过，所以，她的生命力 是够顽强的。1944年19岁的茹志娟跟随其兄参加了新四 军。她吃过苦受过磨难，在革命队伍里她从来不挑捡，不皱眉 头，心红志坚。她读了四年书，全靠自学。写《百合花》的时 候她33岁，文化底蕴已经很厚，尤为厚实的是她的生活。 《百合花》里的前线包扎所，是茹志娟待惯了的地方，面 对伤亡的战友，并给他们擦去尘土和鲜血，也曾经是茹志娟的 工作。月夜里看着自己的战友年青俊少突然就倒地不起，这份 大悲大痛，大场面大事件，浓烟烈火，茹志娟却用诗一般的笔 调娓娓道来，像百合花在山畔畔上含笑春风，自然、清丽，她 算第一人。邓友梅说：这与她的品格有关。 茹志娟从部队转业以后到上海作协开始专业创作，她的创 作高峰在六十年代前后，跟当时写《党费》、《七根火柴》的 王愿坚，并称“南茹北王”。近些年，她写出一个中篇《剪辑 错了的故事》，尝试用现代手法写作，但是不是很成功，而且 作品的魅力不及《百合花》。自从她做了上海作家协会的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以后，工作重心基本定位在行业管理和行政 事务上，这样就极大地占用了她的创作精力和时间。文章要人 写，行政工作也需要人做，这是个矛盾。茹志娟出来担纲行政， 让年轻人致力创作、发展，把机会留给他们。 5年前，她从上海作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了下来，变成了一 位慈祥和气的上海婆婆，鬓发染霜，而她的形象在熟知《百合 花》的人们心中，却永远是那位挑开门帘含羞走出来、高高鼻 梁弯弯眉毛前挂刘海的新媳妇，好看的新媳妇。 让我们在美丽和凄婉里再重温一下《百合花》的芳香—— —“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 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 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